作者：成中英
从重新理解人性到重建伦理
历经超过半个世纪中国哲学家与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反复辩难与探讨，我深信当今从事儒学的研究者都已获得一个深沉的共识与确认:儒学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道德发展与世界和平的建立必然能作出重大的贡献。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我们对它已有什么样的认识与体验?我们能对它作出什么样的预测与评价?显然，我们眼见耳闻的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纷争冲突、弱肉强食的世纪。对此，我们能不坚定对人性与理性的信心，并在此信心下运用人类的历史的与道德的双重智慧来化解强权与不义，变干戈为玉帛，建立真正持久与安定的世界和平秩序，实现一个丰富多彩，不同而和，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人的生活世界?诚如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的问题不在理解世界而在改变世界。然而，在人类经济、社会与政治急速重组与全球化的今天，理解世界必需重新理解人性、改变世界必需强调重建伦理。理解人性与重建伦理是与理解世界与改变世界一样重要或更为重要。更有进者，改变世界必须始于理解世界，重建伦理又必须始于理解人性。至于理解世界与重建伦理的最好方法是什么?我想这一方法不能外于掌握实际人性的核心与发扬理性互通的精神，建立人类所以存在繁衍的整体价值。而此一进程也正是儒家哲学的精髓所在。
我们必须指出，儒家孔子学说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它深入普遍而潜移默化地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和语言中。但儒学也是很早就已传入了西方。事实上，现代西方自十七世纪末期就已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多有所闻，所以我们不必把当代哲学的潮流看成只是开始于西方的。今日西方又开始另一波对中国哲学的重视，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因之，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孔子与西方哲学的关联，同时也可以借此彰显孔子思想独特的精神以及儒家哲学在21世纪中可以作出的重大贡献与发挥的重大影响。

近世中西哲学的分野

如果我们将西方哲学追溯到黑格尔之前，即康德及莱布尼兹时期，我们已可以看到西方的启蒙及理性精神曾受到孔子哲学的影响。进言之，以康德为例，康德对实践理性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对其根植于人性或人心的自我立法的强调，就已隐约透露出孔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致矣”的思想。然而，康德只看到理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形式，却忽视了这种形式内涵的实质及内容以及未能理解形式不可游离于实质的内容之外这个儒家论点。也许这正是中西哲学或康德与孔子的分野所在。此一分野也正好说明西方哲学的发展到了康德(1724-1804)已渐有远离中国儒家哲学的趋势，不但逐渐形成对儒家哲学的纯理性批判的错解，也把西方哲学推向了物质客观主义与心灵主观主义的“二律背反”(antinomy)发展的处境。此即主、客两范畴与心、物两范畴各自愈来愈成为实际西方历史潮流中思想的对立面，而不只是一种笛喀儿所建立的思维方式与哲学观点而已。衡之于西方哲学自十九世纪以来思想的发展，就可以印证此言之不虚。康德哲学中的“二律背反”就隐含着主客之间(即本体与现象之间)、心灵与物质之间(即道德自由与物理因果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循本体与心灵一路发展的就是德国唯心主义与黑格尔精神哲学，循现象与物质一路发展的就是自然科学哲学与马克思唯物主义。两条路格格不相入，除了冲突与对抗之外，除了科学的化约主义或心灵的抽象主义之外，是不是还有第三条路呢?如果有，这第三条路是什么呢?过去西方学者较少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跳不出二元思考的架构。而近代中国学者在崇向西方现代与固守中国传统两大方向中徘徊，也未能正视此一问题的重要性。现在，在中西文化与哲学已有更多的沟通与理解基础上，却正是我们提出此一问题的大好时机。

显然，西方要经历自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叶超过三个世纪的思想摸索与文化探险才真正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并了解其可能的含义了。何以故?首先我们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观点来看世界，不能不认识西方文化所走的两条路正是西方现代化的动力所在:两条路的相互激荡导向了西方重视理性与科技发展的精神。因为只有在理性的辩驳讨论中才能体现以上观点的着力所在并一较长短，而科技的发展却正是最能吸人耳目、改善及掌握现实生活的途径。但科技的发展却又把人的价值中立化了或甚至消除了，人成为只是物，而失去精神价值的依傍，于是舍物欲的追求与市场的偶像或种族的偏见外，人的主体性就所剩无几或别无它物了。这是我们从17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社会的发展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一些归纳的认识。当然，西方哲学家或神学家对精神价值哲学的契而不舍的追求仍为西方人保留了一个神圣的殿堂，但这却不能是西方社会风格的一般写照。在此理解下，西方文化显然必须面对自然中大小宇宙的整合问题、人的心身分离造成的心理荤眩、人格分裂与行为失衡的病态问题，人文与科学、知识与价值的融合问题，理性片面化与中性化的后果问题，生化科技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关联问题、权力意志与道德理性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又导向更具体的环境保护问题、妇女解放与女权运动问题、族群权利确认与保护及发展问题、民权与人权/人性与德性的平衡发展问题、政治民主与经济正义/平等与自由的协调问题、国内民主与国际霸权的冲突解决问题等等。

全面全球化世纪的来临与新理性精神

以上这些问题不是只在一般批判启蒙心态或倡导后现代主义的论说与声音中就能化解的。这些问题的发生象征着一个真正人类全球化的世纪的来临。它们将是人类全体不可逃避的问题。全球化在某一个意义上说是打开了“潘多拉的宝盒”(Padora‘sBox)，让所有的人类问题都暴露出来。这将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只有人类解决了这些问题，人类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道德的强者和智力的强者。但要解决这些问题，人类的每一族群必须自我考验，自我警惕，自我鞭策，而且必须要开放自我，吸收他人之长，反省自我之短。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尤其不能单纯的从一个既定的角度来观察与理解问题，要真正掌握人类问题的缘起与要害就必须具备充分的正确的历史知识与开阔的理性的世界眼光。中国不可能径自到西方取经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西方也绝不可能径自到中国取经就可以解决西方的问题的。我们要追其源头并要找寻一个中西文化与思想的契合点来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这就是我说的寻求人性的原点与界定人性的理想的含义所在。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看到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带来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民主与法制，从而为西方世界创造了财富和强盛。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西方强权的利益争夺为世界带来了两次全面性的浩劫，甚至直至今日我们仍不能不感受到恐怖主义、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有别于后殖民主义)与未来科技战争阴影的威胁。如果十八世纪以来西方理性主义能够全面接受孔子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人道精神以及孔子所强调的“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的胸怀来善待邻邦，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可能已早成天下大势与世界定局。
西方理性主义为何有如此大的威力而孔子思想却为何不能导致科技及经济成果?我认为答案应该是:理性的精致系统将人潜在的知识能力发挥出来，所以能达到一个不断追求的价值目标。然而人们却往往忘记，此一理性的精致系统也只是人类生活的工具和文明建设的手段而已，而并非人类终极的生活价值目标。也许在此一意义下，我更能够掌握孔子的智慧:生活是不能封闭在任何一种或一个理性系统之中的，因为生活永远是要开放的，而人也永远是一个开放的存在，并应不断的在人性的一致与人心互通的基础上追求理性的开放；但人不只要在理性中生活，而且要面对实际的生命需求和生命价值，创造出更好的理性。孔子要求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与仁，游于艺，”并要求君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并为“不器”。这些言论显然旨在提醒人不可忘怀人的生活及人本身的存在，因为人性实体的开放和生命的智慧正是德性之源。这些言论也正是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后仍能生动感人地长存于历史并影响世界的原故。今天我们不仅要把孔子的智慧与卓见理性地重建和释放出来，而且还要进一步将此种活生生的生命智慧用来创造时代所需的新理性精神。换言之，我们不能把孔子的智慧与过时的旧制度混为一谈，而是要能把握孔子的智慧，既能出乎其中又能超乎其外，从而用它来为人类解除种种束缚、开启种种美好价值和创造广大悉被的和谐。此即孔孟所谓仁者之道，亦即是有道者之仁。
就目前世界发展形势来看，我们显然同时面临着人类生活全球化的生机和危机。此所谓“全球化”是指“全球人类社群的一体化”，基本上意涵着人类经济生活的一体化，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体化，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体化。此一全球化的过程体现了人类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全球系统与过程，从而满足全人类的全面需求，亦即以最小的人类资源来满足最大的人类需求。为达到此，除实现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社会全球化，实无更好的途径。这样的时代将是一个人类文化创新的时代，人类族群参与发展的时代，和人类自我转化的时代。此一时代也将把全球化与地方化有机地统合起来以满足多元文化、个别社群诸种福利的需求。同时，这样的时代又将是一个激烈兢争和无情兼并的时代，优胜劣败已形成了新的世界潜流。若要避免世界人类社群的贫富与强弱两极分化，如何消除权力的宰制与如何建立公义的机制就成了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发展课题。无疑，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人类唯有克服宰制欲、征服欲和占有欲才是正确的抉择。为此，我们也必须从儒家的观点提出全球伦理化的设想。 

全球三大文化传统与"全球化伦理"的需求

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经济全球化需要一个全球经济伦理。政治全球化需要一个全球政治伦理。社会全球化需要一个全球社会伦理。然而，什么是全球伦理的模型典范?我们又将如何发展此一模型典范呢?这就需要特别指出，任何伦理实践典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生活实际与生活实践中寻求的，也就是必须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实现的。哪一种生活方式、哪一种思维方式、哪一种行为方式或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具有生命力和典范性，哪一种思维方式、哪一种行为方式或哪一种生活方式就更具有对全球人类的吸引力与说服性。人类全体需要向大同世界迈进，因为和谐的大同世界令人向往，而战争纷扰的乱世却令人怯步。因之，我认为全球伦理的发展既当求之于不同的文化大传统的内在精神，也当诉之于一个现实的世界文化共识是否能够实现于具体的全球的社群和国家之中。

在此，我想举出人类三大文化传统与世界社群以阐述全球伦理理论的可行性。一是欧洲传统，它由理性主义发展为欧洲共同体的理念;二是美国传统，它由实用主义发展为利益集团的理念;三是中国传统，它由儒家哲学发展为天人合一、性理兼顾、知行并重的道义社会的理念。中国传统提供了一个强化和谐的社会图景，显然更能满足人类社会全球化的需要，也因之为人类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政治全球化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然而，问题却在于如何实现和完善这种人类社会的和谐。特别是:如何结合科技及经济、民主与自由的发展来达到此一人类全球伦理的理想及终极目标?在此我想先行分别全球化伦理(globalizedethics)与全球伦理(globalethics)两大概念。全球化伦理有两项含义:一是将世界各大族群的伦理结合为一知识的整体，认识其共通与重叠，保存其丰富的差异，并在此理解下，经过对话与相互学习与自我教育与自我提升，消除其矛盾冲突，形成动态的理解与磋商过程，逐渐提炼出可操作的普遍规则。同时，也逐渐归纳出普遍原则可以相对运作于不同的人类处境类别与范畴之中。在此理解下，全球化的伦理并非一套抽象的原则而已，而为一套世界人类生活与交往的实际秩序规矩与规则；二是强调伦理在全球人类经济、政治、社会交往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是界定人类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精神与动力，也是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可分开的价值修养。至于全球伦理一词则为德国神学家HansKueng在1993年所提出，旨在结合世界六大宗教，寻绎其共同交会之处，形成规则与条文，有如人权宣言，以为各大宗教及其所影响所及的社群遵守实行。全球化伦理是以连合(union)的方式发展，全球伦理则是以抽象与寻求交集(intersection)的方式提出。显然，没有前者的发展，后者往往只流于文字与理念上的宣告，而较难获得实际的应用与发挥实际的成效。因之，在吾人表述全球伦理之际，吾人也必须强调全球化伦理的更为基础的与更为动态的实践性与重要性。

在说明了全球化伦理的特质的基础上，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简略阐述中国儒家文化作为全球化伦理的理性框架与方法论的支柱。

第一，中国儒家文化不仅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且是世界东西两元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选择。如果当代西方文化以“非此即彼、彼此对立”为中心典范，中国文化似乎从来就以“彼此兼顾、对立互补”为中心典范。因之，中国文化(在政治与社会上以儒家为代表)代表了一个人类整体文化的和谐化理想，为世界多元文化所能分享，并提供了一个更切实可行的生活理性的框架。这即是说中国儒家文化既可成为人类多元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也可成为其最小公倍数。因此，中国儒家文化将是一个十分可欲的未来世界文化，或至少是一个十分可欲的潜在的世界文化。中庸所谓“天下日用而不知也。”因而，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与全球的文化人不断地阐明和发挥中国儒家文化的宝贵精华。

第二，讲求儒家文化及其孔子思想正是要讲求(不只是不必要放弃)合情合理的及合乎实际的理性科学方法与知识的发展，因为建立和谐统一的社群本身就是理性工具和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实现终极人生价值的手段。儒家思想过去所产生的问题是为了现实的权力而放弃了并无知于如何进行理性的知识的探求，以至造成中国近两百年来长期的落后与积弱的局面。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价值选择的阶段，表面上似乎徘徊于传统思想与科技现代化之间。然而，深入的看，从传统中精华化了的儒学，作为经济伦理或者是科技伦理以及全面的生命和生活伦理，都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与民主的发展完全没有冲突。相反的，它却原来就潜存于此两价值之中，无论在历史上或理论上都提供了发展科学与发展民主一些人性上的根据。但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形式限制了西方的科技与民主，使其无法去自我超越，自我转化，和自我完善，故而产生了科技与价值、知识和智慧、知识与价值的内在矛盾，并因此常常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与之相较，儒家文化的理性发展在不断发展理性而有不断超越理性。

一般言之，儒家伦理是以人性和仁心为起点，以全体人类的至善目标为终点。过去它缺乏实现其理想的中间一段的过程。如今，我们可以看清这中间的一段正是经济上公平与自由的竞争，政治上民主与法制的发展，科技上知识与价值的同步。如果我们不忘却这一过程的起点与终点，这中间的一段也应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过程。简言之，我们必需将起点、过程、和终点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才能推展人类伦理的全球化，也方能达到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目的。为此，人类需要有一个广大而深入的“人的再自觉”，这一“人的再自觉”并不只是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且意味着全球人类的文化的复兴，世界和平的真正建立。因为它不只是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也是与全球人类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它将是东西方文化共同所需努力以达到的一个新的文艺复兴与新的生活世界。这一“人的再自觉”将标示人类德性与人类知识充分的结合，使人类全体都能认识到人类生活与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的内在性、发展的相互性、多元的差异性、学习的开放性与基本行为规范的普及性。这一自觉从而能够面对世界上的任何危机，并使之转化为生机，从而使世界人类产生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或可称之为“全球伦理的进化”或“全球道德的进化”，或简名为“全球的伦理化”及“伦理的全球化”。所以，探讨儒家的精神、发扬孔子的思想应是当前人类的共同课题，也应是东西方文化共同价值理想的最佳选择，更是人类寻求和平与繁荣的必经途径。以下就儒家伦理学的重建进行一个智性的分析与探讨。
儒家伦理学有一定实现道德真理的内在程序，即是先从整体的人的德性着手，不作违反人性之事。并以发挥人的善性及善的德性为一般行为的规范。但人为社会的存在，固当担当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责，甚至也可进入合法的国家机构负担及履行公共事务的责任。在这种社会职责及国家责任的要求下，儒家伦理也就表现为一种责任伦理，也就是说，儒家的德性自然依具体的职责具体化为不同的责任。履行这些责任就是实现德性的一个管道，但这不是说儒家整体个人的德性伦理就不运行了。事实上，任何责任必须以德性的运行为背景方具有人的特质，否则责任的履行也可看做一个机戒对功能必然性的执行。任何责任也都需要人的理性的整体判断，而且是在具体的事物状态中取得适当的理解后的所作的判断，并能对此判断负起责任。有了具体责任的意识，方能进一步考查履行责任的可能行动的后果问题。所谓后果问题就涉及到任何责任履行中及其后的利害问题。凡行一事必有其利弊，只是利弊有其大小、隐显及远近的分别。形式上的理性程序往往是取大略小，彰显轻隐，看近忽远，但如深入理性结构分析，则有不能不就整体的平衡要求及更广范围及更大时空中作出负责任的后果判断。再此一理解下，如问儒家伦理是不是也是后果主义的功利主义?或以最大的社会公利为决定责任的准绳?回答是:儒家有社会功利主义的一面，但却并非以功利为决定责任的唯一准绳。责任是就名份与职责定的，在一般履行的轨道上有其经验与实践的有效性，并且为系统性所保障，故行为后果的认定是长期评估的成果。然而由于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衡量后果以为行动的斟酌确实是必要的，因而整体与分别功利后果的考查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