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颂金、姜淮
1993年春，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的西汉后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经过整理和初步研究，这批竹简共计有17种，大致包括：《集簿》、《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东海郡吏员除名升迁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神龟占卜法》、《元延元年、三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衣物疏》、《赙赠名簿》、《神乌傅（赋）》等，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档案，为研究汉代上计制度、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国家兵器制造与贮存以及户口、垦田等等，均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用来补充订正《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的缺漏和讹误，并据以判定前人有关研究的是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并利用复旦大学开发的红外摄像与计算机模糊处理技术，根据原件对释文进行了全面复查，补释和改正了700余字，于 199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更是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纷纷著文加以介绍，阐述这批竹简的学术价值，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1998年8月底，连云港市举办了“东海尹湾汉墓简牍学术研讨会”，与会的40余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分别就尹湾简牍的释文、尹湾简牍对于校订补正史籍的价值、尹湾汉简所反映的西汉时期的武备建设、东海郡的建置沿革、西汉政治制度史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内容涉及到简牍文义的理解、汉代的行政建置、上计制度、地方官吏仕进途径、军事武备、地理沿革、姓氏地名、数术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下面就尹湾汉墓简牍的研究现状做一简要概述。

藤昭宗主持了尹湾汉墓简牍的释文工作，在《尹湾汉墓简牍概述》（《文物》1996年第8期）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出土简牍的内容及其价值。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撰写的《尹湾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96年第10期）中，着重探讨了尹湾简的学术价值。例如《集簿》中所记东海郡户口数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相差一万户，说明《汉志》所载户口数很可能有不实的成分。又《汉志》在东海郡下邳和胊下条，注明“有铁官”，但没有盐官的记载，而尹湾简记东海郡有下邳铁官和伊卢盐官。《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胊有伊卢乡。因此《汉志》胊下注文中“铁官”大概是“盐官”之误。并且简把盐官、铁官的吏员纳入东海郡吏员之中，似乎说明郡国盐铁官是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并非如史籍所载仅隶属于大司农。此外，《汉书·地理志》东海郡属县名记载错误也得以澄清。如将“海西”误作“海曲”，“况其”误作“祝其”，“兰旗”误作“兰祺”，“南城”误作“南成”，“干乡”误作“于乡”，“曲平”乃“平曲”之误等。简中所记侯家丞以下的列侯家吏的建制，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也可补史书记载之缺漏。

谢桂华先生也参加了尹湾简牍的整理工作，他在《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对《集簿》简逐句考述，认为它是郡国向朝廷呈报的上计簿，包括数十个项目的综合统计，如东海郡的行政建置情况、县乡三老和孝弟力田的员数、郡县两级各类吏员设置的详情、人口性别和年龄的构成情况、春季种树、秋种过冬小麦以及“以春令”新增户口和用谷数等，均不见于文献记载，尹湾汉简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在另一篇《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中，分析了西汉地方行政建置，并用表列举了太守府、都尉府、县邑侯国和盐铁官的吏员设置情况，指出汉代太守府实际所用属吏远远超过了定员数。太守、太守丞等佐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太守府的属吏则由太守采取各种方法和名目征聘当地人担任。此外，他还澄清了乡、里与亭的隶属统辖问题，《集簿》将乡、里与亭、邮分别列项进行统计，说明乡统辖里，而亭、邮是与乡、里属于不同性质的行政系统，解决了史学界长期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难题。
尹湾汉墓出土的数术文献，共有《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刑德行时》、《行道吉凶》五种，对中国古代数术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学勤先生在《〈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博局占》的发现，对于研究学术界聚讼已久的所谓“规矩纹”或“TLV纹”，提供了新的启示。六博局上的“规矩纹”，或称“TLV纹”，本来是图解阴阳五行四时的宇宙论的。只是因为这种图形最习见于博局，汉人就把它叫做博局了。刘洪石《东海尹湾术数类简解读》（《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一文，对尹湾汉墓中发现的术数类简牍历谱、日书、六甲阴阳书等作了详细考察，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转向《周易》纯义理方向的研究，而受到沉重打击的阴阳家则转向民间，走上了占卜的普及之路，尹湾汉简中的神龟占卜法就是其中的一个变种。刘乐贤《尹湾汉墓出土数术文献初探》（《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文，也对出土的五种文献的内容和性质作了详细考证，指出它们虽然内容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时间为线索来占测行事的吉凶，属于古代选择类书籍，性质与睡虎地秦简《日书》最为相近。美国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学者曾蓝莹《尹湾汉墓〈博局占〉木牍试解》（《文物》1999年第8期）一文，对《西京杂记》所记许博昌六博术与博局的关系作了分析，并用表复原出尹湾博局占图，说明其操作程序，解开了六博之谜。

高敏先生撰写了三篇读尹湾汉简札记，在《试论尹湾汉墓出〈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中，他认为尹湾汉简中吏员定簿最具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一）定簿所列东海郡县名可以印证、补充和订正《汉书·地理志》关于东海郡的记载；（二）定簿所载东海郡辖县吏员的类别、名称和佚奉，可以印证东海、补充《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的有关记载，（三）定簿所载东海郡诸县设置亭长数量，则可印证亭并非乡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他在另一篇《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中，指出此篇所载诸县“输钱都内”的时间和作用，可以明了汉代地方向中央上缴钱财的制度梗概。简文有“右十三人繇”的记载，这对汉代徭役制度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可确证汉代也存在“赀戍”之制。此外，简中所载东海郡平曲县丞送“徙民敦煌”，有可能是西汉末年谪戍之制的反映。他在第三篇文章《〈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文章中，对《集簿》内容逐一进行句读解释，提出疑问对其在当时的作用和意义加以阐发，认为上计集簿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定，即史书所记载的“户口垦田”与“钱谷出入”两项内容的具体化。

周振鹤教授在《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案例——读尹湾汉墓出土木牍》（《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一文中，就一二号木牍所载资料作了年代断限，然后详细考察了（一）由吏员配备看乡、亭、里制度和县级行政区划的等第；（二）由亭的数目看县邑侯国幅员大小与吏员总数的变化及盐铁官的性质和盐官数目。最后，作者认为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东海郡人口、土地和财政收支材料，与《汉书·地理志》等史籍互相发明，具有重要的证史、补史的作用。卜宪群先生《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就1、2、5号木牍所载内容探讨了东海郡及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中吏员设置的若干问题，认为西汉中后期以后，地方行政机构中属吏的地位上升，侯国的吏员也属于汉代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乡官有乡佐、游徼、亭长，亭的设置与行政组织没有关系，郡国的盐铁官可能直属中央。然后他总结了吏员设置的一般原则：（一）有定员编制；（二）按名目设置；（三）体现了汉帝国行政管理的理性化。最后他称赞汉代官僚制度的整体管理水平相当发达。

高大伦先生在《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作了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尹湾汉墓木牍《集簿》反映了汉代户籍管理制度，是研究汉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但将户口统计数据所暴露出的深层社会问题，如户口及户与口之比例、流民、男女性别比例、老年少儿及老少比、高年受王杖制度及老龄化等，逐一探讨后发现，东海郡当年人口增长率为10‰，获流（国家设法招揽安置流民重新占著户籍）达四万多人，男女人口性别比是102，汉代人口平均年龄估计不会超过70岁。最后作者强调，不但《汉书·地理志》中所记人口数有较多的水分，不能反映西汉末年全国人口的准确状况，连作为考古资料的《集簿》中的户口统计，从年龄段分布、获流数、男女性别比例、高年受王杖人数等都与当时实际情形有很大出入，尤其是少儿和高龄人口数，根本无法令人相信。因此在利用这些统计资料数据时，应该慎之又慎。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一文，列表统计了汉代内郡太守、都尉府和县、侯国、邑的属吏设置情况，着重说明邮亭是独立于乡里之外的另一系统，规模比乡大，吏员却少。亭只设在交通线上，成点、线分布，负责维持治安。郡县少吏多选用本郡人，但太守文学卒史则选用他郡人，并有长吏不在一郡久任之贯制。

刘洪石《从东海尹湾汉墓新出土简牍看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根据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资料，结合史籍文献的记载，分析研究了这批简牍书籍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后世书籍制度的影响。文章分作（一）东海尹湾汉墓简牍的发现；（二）简牍长短、宽窄、厚薄无定制；（三）简牍写字行数多寡不等，字数无固定标准；（四）简牍的书写工具；（五）富有特色的简牍装订技术；（六）卷轴始于简策，“卷”的名称不始于帛书，也不一定指的就是帛书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简策与书籍制度的关系，认为这批竹简对于研究纸发明之前我国古代书籍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它弥补了文献记载的谬误和不足，揭示了简策向书籍发展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武可荣则着重探讨了尹湾汉墓中出土的纺织品，他在《试析东海尹湾汉墓缯绣的内容与工艺》（《文物》1996年第10期）一文中，研究了尹湾汉墓出土的缯绣的内容与工艺，认为（一）在内容与表现手法上缯绣的图案多为流云星辰、仙人神兽，反映了墓主祥瑞避邪和升仙思想；（二）在制作工艺上，缯绣的设色运用不同的刺绣技法和技巧，有许多独到之处；（三）缯绣的出土，为研究我国汉代的经济、纺织和刺绣技艺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这些文章视野独特，独辟蹊径，开拓了简牍研究的新领域。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是第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汉代辞赋作品，它的发现，把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多年，在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大，因此引起研究专家的高度重视，纷纷著文进行讨论。裘锡圭教授在《〈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一文中，首先对尹湾汉简中的《神乌赋》作了释文和注解，除解释某些词语并指出押韵文字外，还对某些字所以如此释的根据加以说明。然后简述此赋的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认为此赋具有独特的风格，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比《孔雀东南飞》要早200年左右，且通篇采用拟人手法，引六句《传》文作结，并将《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里的一些话塞入鸟语中，充分反映出作者是儒学久已确立其独尊地位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全文语言通俗，甚至笨拙，很明显是在民间口语文学的强烈影响下创作的。伏俊连《从新出土的神乌赋看民间故事赋的产生、特征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一文，从《神乌赋》的产地历史上民间歌舞之盛、采用四言获早期民间韵语形式、以骚体结语来阐明主旨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其民间故事赋的明显特征。它的出土，填补了汉代民间故事赋的空白，说明敦煌《燕子赋》一类的俗赋，有其源头和继承系统的，是民间禽兽杂赋的一个样板。王志平《〈神乌傅（赋）〉与汉代诗经学》（《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文，也对全赋作了注释，提出故事中“禽鸟夺巢”类型最早见于《诗经》的《召南·鹊巢》和《豳风·鸱鸮》两篇主题相似。《神乌赋》中所反映的《诗经》学，无论经文还是经说，都与鲁、齐、韩、毛四家有同有异，应是别成一家之学，说明汉代《诗经》学的丰富性，并不限于四家而已。

尹湾汉墓所出《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等，都是与上计有关的资料，对于了解汉代上计制度很有帮助。高恒先生《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谈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一文，认为墓主师饶可能担任过东海郡的上计吏。《集簿》所载上计内容性质有五类：（一）地区面积和行政机构；（二）农业经济；（三）财政；（四）民政（包括户口、流民、赈济贫困、矜老幼、尊高年等项）；（五）置三老孝弟力田以导民。最后指出，这篇上计文书写法上简洁、明确的特点，表明西汉中后期，地方政府在上计方面，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

尹湾汉墓出土的《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是迄今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器物最完备的统计报告，对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李均明先生《尹湾汉墓出土“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初探》（《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文，指出尹湾汉墓6号牍所载武库有两个特点：（一）库存量大；（二）武库官员配置与器材统计皆未见于其他木牍，说明武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有可能是汉朝设于东南地区的大武库。同时他对武库器物种类作了考证，分弓弩类、铠甲类、剑戟类、旌幡钲鼓类、战车类及其他类（包括各式守御器、军需品和杂器），共六类，详细征引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考证细致，精确。

朱绍侯先生《〈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材料》（《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一文，从东海郡都尉官秩高于太守、小县也设两尉、官职提升与镇压山阳铁官徒起义有关、大量获流及武库存有过量兵器等反常情况，认为《尹湾汉墓简牍》所反映的是东海郡反常时期的档案资料，具有特殊性，不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其他文献资料的是非。但卜宪群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也谈〈尹湾汉墓简牍〉的性质》（《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一文中，对《集簿》的性质、太守和都尉的秩次、县尉的设置、长吏的升迁、武库庞大的原因等问题作了剖析，认为《尹湾汉墓简牍》对于西汉历史研究更多的还是资料的补充与佐证，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也确实反映了某种非常时期的特殊性，是西汉晚期历史变化的缩影，而非东海郡个案。

李解民先生《尹湾汉墓6号木牍所书其它文字初探》（《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一文，探讨了《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木牍正反两面所书文字，最后得出几点结论：（一）6号牍第一部分其它文字是关于诸侯爵位继承人的；（二）6号牍第二部分其它文字是关于寡妇家庭户主继承人的；（三）两部分文字在内容上有共同性，都是有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下家庭继承人的，前者针对诸侯，后者针对平民；（四）两部分文字与牍文主体的《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在内容上没有关系，应是墓主后来随手记上的；（五）它对于研究汉代社会的遗产继承婚姻制度、家庭结构等，具有直接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他的另一篇文章《〈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分“文字补释及释文写定”和“关于若干官制问题的探讨”两编，对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作了详细考订和研究。特别是下编，就名籍中所反映的县邑侯国都官长吏的籍贯、官吏任用的类型分析（有以功迁、以科举迁、以捕斩盗贼不道除、以轻诏除、以军吏、国人补及其他）、官吏俸秩及各类任官方式的俸秩变化等，全面探讨了东海郡下属长吏的官职、籍贯、来源、调任等基本情况。

尹湾汉墓简牍载有大量地名，对于订正《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错误，帮助极大。赵平安《尹湾汉简地名的整理与研究》（《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文，对整理者所作的可商榷的隶释，结合汉印封泥玺文，重新作了释文。通过对地名的整理，印证了严耕望先生关于县长吏“不但非本县人，且非本郡，但以临近郡国为多”的结论，是对尹湾汉简地名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整理与研究。

尹湾汉墓简牍用章草和隶书两种字体写成，特别是《神乌傅》草书墨迹，风格独特，运笔细健圆转，字形奇丽多姿，结体舒展自然，布局爽朗悦目，对于研究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武可荣《尹湾汉简〈神乌傅〉草书墨迹的艺术特色》一文，认为由于事务繁忙，官员或书吏既要奏事，又要抄写大量官府文书，只有变革隶书使其草化，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因此草写书体也就逐渐成了日常工作的实用书体。尹湾汉简出现的草书，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此外，1997年，文物出版社以尹湾汉墓简牍书体为主要内容，出版了由连云港市博物馆选编的《连云港市古代书法艺术集萃》，并与扬州博物馆、日本每日新闻社、每日书道会联合推出《江苏连云港、扬州新出土简牍选》等书籍，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临摩的实物真迹，也扩大了尹湾汉简的影响。

于琨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分两部分探讨了西汉官制：（一）对《尹湾汉墓简牍》一书作了文字考释和订补；（二）根据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东海郡辖长吏名籍为主，对各级官吏的姓名、籍贯、官职等问题，分项列表进行了统计与分析，也探讨了东海郡行政区划名称、吏员统计表的差异及部分官吏的秩次、职能统属关系，并以郡太守属下少府机构的设置为例，说明从统一前的秦到西汉，地方行政机构重心有一个从县到郡的变化过程。

尹湾汉墓简牍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所著的《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一书，该书由《汉代仕进制度新考》、《汉代郡县属吏制度补考》、《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补证》、《〈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释证》、《汉书敬丘侯国与瑕丘侯国辨》、《东海郡官文书杂考》等六篇论文组成，考订严密，见解新颖独特。如认为西汉东海郡属吏升迁的途径除传统的荫任、富赀、纳赀、诏征、诏举、公卿举府掾属、举茂材、郡举孝廉、博士弟子甲科、军功等10种外，因功升迁也是主要途径之一，深化了汉代仕进制度的研究。严耕望先生认为汉代地方官吏之任命有籍贯限制，即长吏不用本籍，属吏必用本籍。廖伯源先生除补证严说外，并得出侯家丞及文学无籍贯限制，盐铁官有籍贯限制的新观点。

2001年8月，在长沙举行的“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尹湾汉墓简牍也成为会议的议题之一，与会学者有几篇涉及尹湾汉简的论文。如卜宪群先生的《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考述》一文，通过对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对县令长相和丞尉迁除途径及原因的具体分析，认为汉代地方官僚制度有着一整套完整的升迁管理方式，即所有地方吏员都要遵循按照一定科目升迁的原则。察举制并不能涵盖吏员升迁的全部，还有其他途径，特别是因功升迁在汉代官僚升迁中占有重要地位。廖伯源先生的《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释证》一文，逐条详细考释证明了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和《未到官者名籍》59条牍文，认为简中所记东海郡县佐官输钱都内，说明西汉地方行政之中心在县不在郡。邑除与县一般，得上计于郡外，尚须另向其邑主上计，这是两者的差异。而牍文谓侯国佐官输钱都内，可以推知西汉末侯国所领之户口，有列侯所食户口之外者。此外，该文对齐服官、送罚戍、送徙、送卫士、送保官、官吏有劾等问题也有详细考证。韩国学者李成珪先生的《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一文，通过层层论证，推导出《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武库”为在长安的执金吾之属官无库令所管辖的汉帝国中央吾库的结论，这种“兵器之国家化”现象，是皇权强化的标志，也是强化皇帝独占武力的一种手段。而周锦屏、刘洪石的《尹湾汉墓简牍材质与形制的研究》一文，以出土实物，重点介绍了尹湾简牍的材质、加工方法以及简牍的形制，并对汉代有关简、札、册、编的形制文献，也作了考证，为竹木质文献的抢救与保护提供实践经验。

尹湾汉墓简牍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学术价值极高，它的出土对西汉历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卜宪群先生在《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一文中，总结了尹湾简牍在汉史研究领域的六点价值：（一）揭开上计文书之谜；（二）为研究汉代地方吏员设置和汉代地方长吏升迁制度提供了活的范例；（三）为探讨汉代武库制度提供了突破口；（四）补正《汉书·地理志》之误；（五）填补了汉赋乃至古典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六）为术数研究增添了新资料。此外，简牍对书法史、档案史、社会史、人口史等多学科也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尹湾简牍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也创造了简帛研究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其他出土文物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尹湾汉墓简牍在汉史研究领域所掀起的热潮，至今仍没有消退，反而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但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意两点：（一）如何对待出土文物资料问题。地下发现的考古材料是否就是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已经有学者指出，尹湾汉简存在着统计错误，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真实资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也存在这一情况。因此，即使对出土材料，我们也必须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二）20世纪全国各地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和帛书资料，如何将它们做比较研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如把尹湾汉简与居延、敦煌、长沙走马楼等地出土的简牍材料对比，寻出两汉至三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也是饶有趣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