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庞朴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的公布，消除了多年来对《礼记》、《家语》中“五至三无”说的怀疑，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将它当做孟庄以前儒家论题来看待，探讨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了。

儒家主张礼乐治国，强调“能以礼让为国乎，何（难之）有”！这个礼乐治国，不是说彼此点头哈腰，整天吹拉弹唱，便能治理国家的；它讲究的是“礼乐之原”。所以书中称引孔子曰：“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他们相信，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通达礼乐之原，然后方能以之“致五至”，以之“行三无”，以之“横于天下”，走向国泰民安，到达世界大同。

若问“礼乐之原”是什么，那算问到儒家学说核心之处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在儒家看来，玉帛钟鼓、揖让律吕，都只不过是些礼之仪和乐之表，远非礼乐之原。据说弟子林放曾向孔子问过“礼之本”，孔子特别夸奖了一句“大哉问！”然后才回答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就是说，与其追求仪式上的浮华（“奢”）与完备（“易”），不如提倡情感上的质朴与本真，这才是礼乐的本原之所在。

在《民之父母》篇中，其“五至三无”之说，对礼乐之原有一番哲学的论证和诗学的赞美，是我们深入认识儒家的绝好资料，有待仔细玩味，慢慢琢磨。

一

简中记载孔子回答“何如而可谓民之父母”说：

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其可谓民之父母矣。

为民父母者必须达于礼乐之原。此所谓的“礼乐之原”，或礼乐之所以为礼乐者，不是玉帛和钟鼓，而是志和气（说详下）。“达于礼乐之原”者，不是说达于志和气，而是说通晓于礼乐之原为志气一事。只有通晓于礼乐之原为志气，方能由之到达“五至”，以之推行“三无”，成为民之父母。

我们知道，礼乐是需要玉帛钟鼓来体现的，但玉帛钟鼓本身并不是礼乐，而是礼乐之器，形而下者也。玉帛钟鼓能以传达出行礼作乐者的志（所谓“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之类），这个志，却又已不是礼乐，而是礼乐之道，形而上者也。这个礼乐之器和礼乐之道统合在一起，亦实亦虚，有形有神，组成为礼乐之气，方才是我们通常笼而统之所谓的礼乐，或礼乐本身。

不仅礼乐如此也，任一事物都有这样的“志（或道。主观者为志，客观者为道）”“气”“体（或器）”三个层面，都是三合之一。三者的关系，正如《孟子》中所描述的那样：“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呈现为上（志）中（气）下（体）或正（志）反（体）合（气）的结构。由于志为气之帅，所以孟子接着说，“夫志至焉，气次焉”（《公孙丑上》），志走到哪儿，气也跟着到那儿；反过来理解便是：哪儿有气在，那儿便有志。当然，这气和志，还得要附着在体上，具体为某某物事，方才成为生活的实在。

志至气次这句话，历来多释为“志为至要，气为其次”。此解确也道着了儒家的某些看法；但《孟子》此处所说的却是另一层意思，是“心之所至，气即随之”（毛奇龄，据焦循《孟子正义》引）的意思。这层意思， 在竹书“五至”之说中，表现得最为淋漓：

孔子曰：“五至”乎，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礼之所至者，乐亦至焉；乐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哀乐相生。君子以正。此之谓五至。

志、诗、礼、乐、哀五者，以“志”为首，逐一“至”去，五而止；是为“五至”。从字面上看，这五者不分轩轾，彼此平等；但在实质上，志却高出一筹，与四者有别。盖所谓的“志”，乃心之所之，是人及其行为的形而上的动机，是统帅。而诗、礼、乐、哀四者，在这里则属于“气”的层面，是受制于统帅跟随着统帅的种种行为。
因之，“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这一句，正是孟子所说的“志至焉，气次焉”的意思。有所不同的是，以下三句，诗至礼亦至等等，却不是诗为礼之帅等等意思。这是必须特别注意之处。

我们知道，诗能言志，诗也总是在言志。正由于此，诗本身遂不是志，也便不能成其为气之帅。于是，“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等三句，与“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那一句，虽然句型全同，含义却大不一样。其中，志至诗亦至，是帅和卒、主和从的关系；而诗至礼亦至等等，却是卒和卒、友和朋的关系。

因此，“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等三句，应该分别理解为“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志之所至者，乐亦至焉”、“志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即理解为实质上的并列关系，而不为字面上的串联所迷惑，方能真正捉住五至的真谛。也只有这样去理解，方能清楚看出，礼乐之原，都在一个“志”字上；而不致遭受字面干扰，误认诗为礼之原、礼为乐之原、乐为哀之原，忽视志的地位，陷入无名混乱。

二

礼乐之原原于志。志之所至致五至。五至之用用于正己。孔子曰：“五至乎，……君子以正。”这个“正”，指的就是正己。正己乃儒家人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功夫，孔子相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孟子认为“其身正而天下归之”，都曾把君子正己视作实现王道的首要大事。
正己的途径很广，招数也很多，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并应该进行。儒学著作中，无处不可碰到正己的有关教训。《民之父母》篇中提出的以五至正己，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儒家认为，心是人的主宰，正己的根本在正心；所以五至的头一至就是“志至”。郑玄为《礼记》作注的时候说，志至，“言君恩意至于民”也。那是儒家学说意识形态化了以后，经师们的套话；并非原著本意。原著里面既无君、亦无恩，只有一个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因而所谓志至，就是心到它所应该到的地方，也就是正心、诚意那一套功夫，属于道德范畴里的事，与政治本无干系。

那么，心何所之而为正？志何所至而后止？孔子于此曾有曰：“志于道”；孟子答“何谓尚志”亦曾云：“仁义而已矣”。可见道或仁义，便是儒家所设置的心的目标，志的归宿，从而，也是他们所理解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地，或人的本质之所在。

简单一点说，“志至”所要解决的，是“质”的问题。志至则诗亦至、礼亦至、乐亦至、哀亦至，诗礼乐哀四至，属于“文之以礼乐”的范围，其所要解决的，是“文”的问题。“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五至要求人们在质、文两个方面都不懈其追求，它与正己关系，大体如此。

与正己相对且相关的是正天下。正己的终结目的也在于正天下。竹书《民之父母》认为，正天下的使命，是要靠“三无”来实现的。书中说：

孔子曰：三无乎，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君子以此横于天下。系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而志气塞于四海矣。此之谓三无。

这段文字有一些版本上的纠葛。“君子以此横于天下”一句，传世本（《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皆无；“系耳而听之”等五句，传世本用于描述五至，而不像竹书这样用于形容三无。

仅就这段文字的三个版本来鉴别这几个句子，是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幸好《大戴礼记·主言》中有一节相似论述，可以用作参照。那里说：

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

与竹书的“五至三无”相仿佛，大戴礼有所谓七教三至。它宣称，明主内修七教乃“可以守”，外行三至则“可以征”；这与竹书的五至“以正”己、三无“以横于天下”，亦颇一致。尤有进者，大戴礼的“三至”（至礼不让，至赏不费，至乐无声），基本上正就是竹书的“三无”。因而，据此来校正不同版本的五至三无说，应能具有相当的可信性。

根据大戴礼的“外行三至”，似可推定：“君子以此横于天下”的“此”，指的应该便是“三无”；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却能塞于四海的，也应该是“三无”中的“无”。竹书的这一节文字，较之《礼记》、《家语》的相关部分，读起来更为顺理成章一些；后者显系传抄致误了。

三

考证既明，再回到三无与正天下，看看三无何以能够正天下。

首先需得澄清的是，他们所理解的三无的“无（無）”，并非不存在，或系非存在；只是由于它不可得而闻，不可得而见，无法以感觉得知，仿佛无有，遂谓之为无而已（参见拙著《说無》）。这是当时人们一般都有的观念，譬如相信神鬼精灵的存在，便是一例。道家人士往往由之更进一步，认为与万有相比，这个无，乃是最高最大最后的存在，是世界的本原；其他学派，从已知的文献中，还很少见有作此否定性玄思的习惯。

现在竹书告诉我们，这样的形而上的观念，也出自罕言性与天道、崇尚仁义礼乐的儒家之口，不能不引起我们瞪大眼睛。

我们看到的是，三无所谓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在思路上，与道家所谓的“大音希声”（《老子》）、“至礼有不人”（《庄子·庚桑楚》）之类，确实同出一辙；都是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抛弃相对去拥抱绝对，突破俗习而诉诸真情的。因而其所谓的三无，便不是说乐不需有声，礼不得有体，丧不能有服；而是说此声、此体、此服，都不过是些现象上的有，是暂存的，相对的，有待超越的。乐声再响，能绕梁三日，也终有尽时；礼仪虽盛，呈文章七彩，亦难得永存。于是他们相信，唯有那藏在诸有背后的决定着诸有的灵魂，那个无，或曰那个气志，才能无远不届，无时不存，塞于天地，充于四海。

由此往后，儒道两家便分道扬镳了。道家认为，既然万有都是有限的，只能充当认识无限的阶梯；那么，一旦认识到了无限，这有限便可以抛弃也应该抛弃了，这叫做“得鱼忘筌”，叫做“以万物为刍狗”，叫做“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儒家却不然，他们虽然也主张以三无而不是以三有横于天下，却并不因之便废弃礼乐本身，相反，他们主张有无双修，强调气志并举，以便从实在的礼乐中去把握无声无体之无；这就是简中所反复咏叹的“五起”的真谛之所在，以及其所以反复咏叹“五起”之用心。作为实践理性主义者，儒家是时刻注意着理论的可操作性的。

道家倡无，意在否定一切，而且首先是为了否定仁义礼乐之类的教化；儒家也跟着主张三无，却欲以此“无”来正天下，即推行仁义礼乐之类的教化于四海；从这一项很强烈的对比中，或许能找到不少理论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