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修辞论说略
先秦时期是我国修辞理论的发端期。虽然没有系统的专著专文，但零珠碎玉隐于经传史籍之中，细加剔择梳理，也可握其要旨。
先秦修辞论内容广博。“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矣”是其纲领性观点。在此观点统帅之下，各论家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有意无意表达出各自的修辞观，内容涉及修辞的原则、目的、性质、语体、风格、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诸多方面。现代修辞学的大部分理论领域，我们都可在先秦修辞论中找到它的源头。当然，这些内容当时不可能有科学的分类命名，但我们仍可于混沌一片中把握出各自的脉息。本文拟就文质关系、修辞效果的价值取向、修辞的实践性三方面对先秦修辞论作 一梳理。
一．文质关系上的“辞达”观
强调以内容为核心，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主张文质相宜，言语得体，极力反对言过其实之辞，这是先秦修辞论家在文质关系上的一致倾向。
语言是思想情感的载体，先秦修辞论主张“言之有物”，要求“修辞立其诚”。《左传?昭公元年》说“言之有物”，这里的“物”，王伯祥注曰：“物，类也，言以知物，察言以知祸福之类也”。言语反映出祸福之类，亦即表达了一定的思想内容。这一观点表明先秦时期对语言交际工具的属性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周易?家人》提出“君子以言有物”即是根据语言交际工具的属性，提出的基本要求。修辞不能仅仅停留在“知物”的程度上，而要深入一步确立真实的思想感情，所以《周易?乾》明确提出“修辞立其诚”这一纲领性观点。这里的“修辞”后世一般理解为修饰文辞，“诚”即是真实的思想感情。“立其诚”既是修辞的目的，也是修辞的要求，他确立了真实的思想感情即内容的决定性地位。
在言之有物的前提下，形式与内容即“文”与“质”结合的程度如何呢？孔子明确提出“辞达而已矣”（《卫灵公》）的主张。然而，何谓“达”，后世的理解并不一致。主要分歧在要不要文采上。如宋代司马光认为“辞达”是“明其足以通意”即可，不必“华藻宏辩”（《答孔文仲司户书》）。苏轼则大不以为然，他以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方为“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他主张辞达并非要排斥文采。孰是孰非，我们要根据孔子的一贯主张，佐以孔子本人的言语实践加以判断。
《礼记?表记》记载，“子曰：情欲信，辞欲巧”，孔颖达解释这话是“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巧”。这里讲的“情貌”、“信实”即指言语要表达的“诚”，要达到“诚”，言语形式上便要“和顺美巧”。可见，孔子是旗帜鲜明地主张要有文采的。谈到言语运用时，《春秋左传》也记载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话（《襄公二十五年》）。这说明孔子主张文采是有其一贯性的。事实上，他的这一主张也贯穿到了语言实践当中，综观《论语》，排比、比喻、对偶等等积极修辞手法比比皆是。《论语?宪问》篇中，孔子还介绍了外交辞令的制作：有人起草、有人研究评论、有人修改润色。由此可见，孔子主张文采，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之论。
孔子主张“情欲信、辞欲巧”的同时，也说过“巧言乱德”（《卫灵公》）“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的话，似乎自相矛盾，其实前者指的是“美巧”，而后者指的是花言巧语、夸饰浮华之辞。这正如孔颖达所指出，美巧之辞“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者异”。可见，两者并不矛盾。
由“美巧”之辞到“巧言乱德”，其间有个“度”的问题。如何把握这个度，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质”“文”都是就语言形式而说的。“质”指明白质朴，而“文”指的是华美生动、富于文采；所谓“野”是指粗俗简陋，而“史”说的是华而不实，溺于文采。孔子认为“质”有余而“文”不足就显得“野”，而“文”有余“质”不足，便是“史”，只有“文质彬彬”方为“君子”。这种不“野”不“史”的辞达观，兼顾到了现代所说的“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分野。更为可贵的是，它没有将两者割裂开来，而是从统一的角度提出了达意的原则。这同他“中庸之道”的伦理哲学观也是一致的。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孔子的辞达观是包含了“质朴”与“文采”在内的“辞达”。语言形式文质兼备，“能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方为“辞达”。
孔子的“辞达”观，可以说代表了先秦时期文质关系的基本观点。孟、荀二子继承了儒家的文采观多有公认，自不必说。墨子的“重质”也是从崇尚实用出发，避免“卖椟还珠”式的以文害用的“重质”。在辩说当中，当人们赏其文而忘起用时，他主张“重质”；在“质”不足以达意的情况下，他又主张积极地用譬。比喻的最早定义就是他下的：“辟也者，举也物以明之也”（《小取第四十五》）。他还从反对“多言”出发，指出应该探索语言表达的规律（即所谓“语经”），并具体阐述了“语经”的内容。可见，不能简单断言，墨子是“轻文”。韩非子一般认为是“重质反文”，其实他并不反对“好言”。他在《解老篇》中明确提出，在别人难以理解自己的内心时，要用“好言繁辞”加以申述，甚至连“疾趋卑拜”的体态语也可用来辅佐语言表达，以便充分达意。其《说难》、《难言》两篇概括了进言的多种语言风格，适应题旨情境的种种修辞技巧，更是精妙，显然认定他“反文”也是不妥当的。就是全盘否定语言的作用、否定修辞的老庄也讲究语言技巧，富有文采。老子说过“美言可以市尊”（《老子》六十二章）肯定美辩的言谈可以博取尊敬。庄子还提出“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承认不同表达方式的功用。可见，儒、墨、法、道诸子都不以为辞达要排斥文采。他们或重质、或重文，或文质并用，甚至同一人时而重质，时而尚文，看似模棱两可，但这一切无不以达意为前提，只不过在不同场合，论述的角度不同罢了。更足以资证的是他们的语言实践。诸子散文既富言语的平实明晰美，亦不乏言语的生动形象美，姿态纷呈，达意传情，各尽其妙。由此看来，以内容为核心，根据不同情境，或侧重质朴、或侧重文采、或兼用质朴、文采的达意观，是先秦诸子文质关系观上的一致倾向。
既不片面以文采为修辞要求，亦不以质朴为尺度框定一切语言实践，先秦修辞论注意到了题旨情境的适应性，提出了“变通”的“辞达观”。《孝经》提出孝子丧亲时应该“言不文”，说明“辞达”虽不排斥文采，但文采也有语体的适应性问题。《礼记?祭义》更明确提出“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所谓“各有所当”也就是要得体。《周易?系辞上》谈到“设卦”“立象”离不开“系辞”，卦要“变而通之以尽其利”，辞随卦变而有所当那是为了得体。因此，“得体”才是适应于一切境界的修辞的基本要求。
正如孔子反对“巧言令色”一样，先秦修辞论家普遍反对华而不实之辞。如《墨子?修养》提出“言无务为多”；韩非子也告诫人们，“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亡征》）。可见，先秦修辞论家之于“文”的尺度是掌握得很严格的。
总的看来，先秦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述是有其一致的倾向性的。概而言之即强调内容的核心地位，要求变通语言形式以求得体，力戒华而不实之辞。文质相宜、不偏不倚的“辞达”观，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时期文质关系的基本观点，体现出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二、修辞效果上的社会功利价值取向
从社会功利价值出发评价修辞效果，修辞论中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特征——浓厚的伦理道德倾向，这是先秦修辞论中引人注目的又一特征。
先秦修辞论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修辞”一词的问世便与“居业”联系在一起：“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城，所以居业也”（《乾》）。把修辞看作建立功业的手段。《周易?系辞上》具体论述了君子之言美善与否与民心得失的关系，认为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可见言辞与国家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如此，墨子声称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不是为了“勤劳其喉舌”以使言语顺畅、文章华美，而是“欲为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非命下》）。墨子为国家、社会、人民、政治服务的修辞价值观十分明确。
言辞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危，也关乎个人得失。《春秋左传》记载叔向的话说：“君子之言信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小人因为虚妄之辞而惹祸上身，所以，就是从个人安身立命的角度看，也应该重视言辞的修养。当然，这种修养，更多的是从思想内容出发与“德行”相联系的“修养”，但它也不是与言语形式截然分开的。孔子就特别重视训练弟子运用语言的能力。他给学生开的“四科”中特设言语一科，是与“德行”相提并论的，显然他的“言语”教学与“德行”教学是有分工的。
基于对修辞重要作用的认识，先秦时期特别主张“慎言”，如《小雅?巷伯》说“慎尔言也”；《大雅?仰》提出“慎尔出话”。孔子也强调“慎于言”（《学而》），他认为“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也就是说，君子对于措词说话要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
与社会政治功利观相联系的是先秦修辞论的道德伦理取向。“仁”是当时理想道德的最高概括，修辞要以“仁”为要求，合于“仁”的修辞是好的修辞，违背“仁”的则被斥为“奸言”。孔子主张“言思忠”（《季氏》）、“言必信”、“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忠”即指忠诚老实，“信”指言语信实，“讷”指言语不轻易出口。“忠、信、讷”既有内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既是“仁”在言语中的具体表现，也是判断修辞好坏的三条标准。上文提到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这是从批判的角度提出了“仁”的要求。“仁”的要求在荀子的修辞观中也有明确的体现，他直截了当地说：“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非相》），可谓旗帜鲜明。
当然，什么是“仁”，诸子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从伦理角度看“仁”讲的是人与人相处的问题，“仁”的基本要求是“爱人”，这一点诸子的认识是相同的。语言的运用要合乎“仁”的要求，成为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这是不难理解的。
“礼”是“仁”的具体形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礼节仪式和道德规范，因此先秦修辞论家都很重视言语与“礼”的关系，强调言语要合乎“礼”。孔子告诫他的得意门生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这种以“礼”为“视、听、言”之规范的修辞观，带有明显的道德自律倾向。从这种言语道德自律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文化向内自省，以修身为平天下的起点，以无愧为待人接物守则这一自我完善特点的缘由。
“礼”对语言运用的制约性，在“死”的称谓上可见一斑。同是生命的终结，等级不同，称谓也有别：《礼记》规定天子死曰“崩”，象高山崩裂震惊四方；诸侯死了称“薨”，象许多虫子一起飞起的声音，虽不及山崩，但也引人注目；大夫死了称“不禄”，庶人死了才称“死”。可见，词语的选择，也要约之以礼。违“礼”的言辞自然不会是好的修辞。
先秦修辞论这种以“仁”一以贯之，约之以礼的价值取向，表明修辞活动在维护人伦关系，保证人们和睦相处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反映出东方式的人文主义特色，这就是中国人所理解的“人”是社会的群体的“人”，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以言谈举止各方面要多从对方着眼，讲人情味，先秦言语交际论着重考察接受者的心理也说明了这一点。而西方所理解的“人”则是个体的人，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由此观之，从先秦修辞论中我们可以把握到传统文化道德人本主义的脉络。
三．实践的修辞论
先秦修辞论不是“僧侣主义”的修辞论，而是实践性很强的修辞论。它的实践性强突出表现在重功利，重实用、重语境、重口语几个方面。
“出言陈词，身之得失，国之安危”（子贡语）的事实，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语言的社会功用，修辞的功利色彩十分鲜明，正如前文所述。
重实用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这时的修辞论往往因事而发，主要用来指导人们的具体言语活动。如“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讲的是外交活动。再如避讳修辞方式就谈到了避讳的对象内容：“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春秋谷梁传?成公二年》）。场所：“凡祭不讳，庙中不讳，教学临文不讳”（《礼记?玉藻》）。这些阐述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实用的第二个含义是要求言语简洁。《论语?卫灵公》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尚足以达义，义之至也”这句的中心意思是说，文在达意的前提下，要力求简洁。
先秦修辞论没有明确提出“语境”的概念，但对题旨、文化背景、时间、地点、交际对象特点等等语境因素的言语制约作用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提出了言语要切合文化背景、切时、切境、切人、切题的主张。以文化背景为例，《战国策》说到郑人把没有治理的玉叫“璞”，而周人把没有腊制的鼠叫“朴”。周人问郑人是否要买“璞”，郑人说要，周人拿出的却是串老鼠，结果，生意没做成。这故事是说言语交际要考虑语言习惯上的差异，否则交际就不能成功。言语要切时、切境、切人、切题的主张，时贤论先秦修辞者多有阐发，此不赘述。
实践性强也表现在重视口语交际研究方面。无论是修辞的原理还是技巧，大都着眼于口语。这与当时以口语为主要交际方式有关。
关于口语交际的论述，诸子言论中俯拾皆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的进言论。先是在《难言》篇中，他指出进说之言富有文采会被认为不够质朴，而质朴信实又会被当作缺少文采。诸如此类的二难境地他列举达十余种之多。对此，他在《说难》中作了冷静分析。他指出，进言成功在于考察、迎合对方心理。比如对方暗地里谋取厚利，明里却装作追求好名声，就该用厚利去打动他，否则就不能达到进言目的。韩非子所论从修辞要适应交际对象的心理看有其积极意义，当然，不问是非曲直，投人所好则是应该摈弃的糟粕了。
韩非子的进言论颇具深度，而荀子论谈说之术则更具系统性。他在《非相》篇中指出，谈话时态度上要矜持端庄，诚恳坚强；方法上要条分缕析，善于用譬：解释说明要和颜悦色，同时对自己的话要充满自信，这样的谈话才能为人所接受。由谈话之论可见，先秦修辞论对口语交际的研究，已经是很具深度广度的了。
先秦修辞论实践性强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线折光。
首先，这一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剧变，社会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期。人们的观念由尊“天道”而变成尚“人事”，战事频伦。臣下的启奏、辩士的游说、使臣的出使无不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孕育于这一言语实践母腹中的修辞论自然带有语用胎记。
第二，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空前繁荣，一方面诸子百家纷纷发表政见、批驳论敌、争取盟友；另一方面历史家也纷纷总结现实，致力于历史散文的创作。这些新体散文追求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先秦修辞论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可能成为“经院哲学”。
第三，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出现了“文化下移”的现象。社会知识层面因而扩大，言语交际对象剧增。当时的知识层虽是知识的拥有者，大多却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不似小农囿于土地之上，而有条件处于相对开放的状态之中周游四方，言语交际范围因之扩大。对象范围的扩大为言语实践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促使人们研究其中的种种语言现象，选择最佳的表达方式，为实践服务。
总之，先秦修辞论以实践性一以贯之，文质相宜、言语得体的辞达观，鲜明的社会功利色彩，利国、忠信、合礼、合于时用的价值取向，所有这些构成中国修辞理论发端期的基本面貌，积淀着丰富的上古社会文化内容，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