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书是稷下思孟学派教材
作者：高正
【提要】 本文认为，郭店一号楚墓中的陪葬竹书是一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稷下思孟学派教材，其内容大致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其中，《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者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而《五行》则是思孟后学对《礼运》五行说、竹书六德说和孟子学说的发展。显然，当时还未有后来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这部书。这些竹书资料可能是公元前311年屈原出使齐国时从稷下带回楚国的，它们的被发现可以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残缺了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稷下 教材 屈原 郭店竹书 思孟学派
战国中期的齐国稷下思孟学派是对战国早期鲁国子思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子思后学到齐国稷下与孟子及其后学会合，遂发展成为稷下思孟学派。郭店一号楚墓中的陪葬竹书很像是稷下思孟学派的教材，只有像屈原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才会有这些竹书，而屈原作品的思想深受这些书籍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在郭店竹书中，除了多有通假字之外，简笔字和因形近而误的字也不少，但其书写的笔法却显得非常熟练。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应是由不太理解书籍内容的数位专业抄手抄写出来的。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学者，那里的专业抄手中也可能有楚国人。《郭店楚墓竹简·前言》[2]的作者认为竹书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稷下的楚国抄手抄写的。至于竹简形制的长短，似亦有不同抄手采用不同长度的竹简的可能，而不一定都有分类的含义。至于抄写的时间，则应与孟子同时。具体地说，可能是在孟子于齐威王[3]、齐宣王[4]时游齐之后和屈原出使齐国之前，故应早于《孟子》的成书时间。从竹书中有些异体字似可看出孟子学说的影响，比如：将“过”写作“化”下加“心”，好像是据“所过者化”的意思造的异体字；将“仁”写作“人”下加“心”、“千”下加“心”、“身”下加“心”，则像是据“仁义礼智根于心”、“仁”由“心”中善端发展而来的说法造的异体字。诸如此类，大概是当时孟子学说的流行在文字方面留下的痕迹。公元前311年，屈原出使齐国时正是齐宣王当政，是孟子说齐宣王行“仁政”八年之后的事。当时，楚国学者环渊正在稷下，齐赐之为“上大夫”，屈原是否与环渊有过接触尚不得而知。郭店竹书中的《老子》和其他各篇均与稷下思孟学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被用作了教材，可总称为“稷下思孟学派文献”。《老子》以外的各篇[5]乃是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其写作的时间当在体现儒、道互补思想的子思学派之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和《易传》之后[6]，与孟子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当而早于《孟子》的成书。因此，这些竹书资料的发现可以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残缺了的重要环节。
一 《老子》甲、乙、丙问题[7]
《老子》甲、乙、丙本，其竹简形制的长短各异，甲、丙本的内容有重复，似乃不同抄手抄写的三个不同的选本。其中，甲本和乙本的抄写时间可能早一些。甲本的“过”作“化”下加“止”，未作“化”下加“心”；丙本有“过”作“化”下加“心”、“仁”作“身”下加“心”的情况。丙本与《大一生水》[8]之形制相同、笔法一致，可能为一人所抄写。其抄写时间看来和下面各篇接近，抄于孟子学说在稷下流行之后。丙本的“过”，第四简作“化”下加“心”，而第十三简则作“彳”旁、右边上“化”下“止”，后者应是保留了较早的写法。《语丛二》第四十简的“过”亦如此，这与西周中期《过伯簋》、《过伯爵》以及战国初《侯马盟书》中的“过”字均属用声音相近之声符的同字异构。
《老子》是稷下的教材之一，思孟后学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对《老子》加以改编，增删、改动其内容和前后次序。荀况在稷下曾“三为祭酒”，思孟学派流行于荀况到稷下之前，而黄老之学则流行于荀况离稷下之后。[9]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黄老学派，都非常重视《老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既有甲、乙两种版本的《老子》，又有思孟学派的《五行篇》和黄老学派的《黄帝四经》。稷下思孟学派的《老子》选本中没有反对儒家的言论，看来是用作教材时被删去了；而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则未删。田齐统治者认黄帝为始祖，又推崇老子这个同乡，其尊崇黄老本出于标榜并抬高自己地位的政治目的。因此，《老子》甲、乙、丙三个选本可能是供不同学习者选用的结果。
那么，是否郭店竹书中的《老子》是原本而马王堆帛书《老子》和传世各本是经过太史儋增改的呢？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太史儋见秦献侯是在周烈王二年，即公元前374年。在此前后，如果真的太史儋增改了《老子》，至六十多年以后的公元前311年，屈原使齐时流行的版本恐早该是太史儋的《老子》版本了，而此后即使有人增改了《老子》，那也极可能是稷下学者而不大可能是生活在六十多年以前的太史儋所为。春秋末期的老聃著了《老子》，经战国时的稷下学者增改而传世，我们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
二 《大一生水》问题[10]
《大一生水》[11]在子思学派《礼运》、《易传》等著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吸收了《老子》、《曾子天圆》、《管子·水地》等著作中的思想材料，发展出了稷下思孟学派自己的宇宙生成理论。
《礼运》最先将《老子》中称呼本体的“大”、“一”之名合为“大一”，说：“夫礼，始于大一。”又说：“夫礼，必本于大一。”稷下思孟学派又将《老子》、《曾子天圆》、《易传》中关于阴阳、气、神明等材料熔为一炉，吸收了稷下学者在《管子·水地》中提出的“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的观点[12]，从中发展出了这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以水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杰作。《大一生水》的写作时间当比《管子》中的《水地》、《心术》、《白心》、《内业》稍后，但是对屈原的《天问》、《远游》有很大影响，而屈原《九歌》第一篇即题为《东皇太一》。
《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者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是“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13]。
三 《缁衣》问题[14]
子思学派的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易传》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具有儒、道互补特色的完整的天道、人道思想体系，始于孝、立于诚、行于治国平天下、合于礼而最终通于变是其基本主张。它提倡忠孝合一、义利合一，重视阴阳、三才、大一、太极，崇尚尊贤、选贤、尚贤。
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据《隋书·音乐志》谓，南梁沈约云《礼记》之“《中庸》、《表记》、《防记》[15]、《缁衣》皆取《子思子》”。虽然《缁衣》、《坊记》、《表记》三篇亦出于《子思子》，《礼记》中的《缁衣》与竹简本大体相合，但明显与以《中庸》为核心的子思学派之思想体系不类。若云三篇乃子思早年所作，则《坊记》中引有《论语》，明显作于《论语》编成以后。一般认为，《论语》编成于曾参[16]去世以后。其时，子思年已五十左右，早该有弟子了。此三篇之主题不一，虽多有征引，却基本没有论述发挥。当时，这种简单的语录体已经过时，抄录孔子语与《诗》、《书》相印证颇像是学生的习作，因此，很难说与《中庸》等出自一人之手。看来，这三篇盖是子思后学的作品。
四 《鲁穆公问子思》的问题[17]
在《鲁穆公问子思》中，子思主张“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与《孝经》中主张谏诤的思想相一致。[18]尽管如此，此篇不可能是子思所作。据《史记·六国年表》，鲁穆公[19]于公元前407年～公元前377年在位。[20]此《鲁穆公问子思》当作于鲁穆公死后，即公元前377年以后。而子思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他在鲁穆公死前约25年就去世了。子思生于孔子去世[21]前数年，卒于鲁穆公即位[22]后数年。《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年六十二”，“六”当为“八”之误；至于《孔丛子·抗志》云“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则纯属无稽之谈。由于“鲁穆公”是死后所加的谥号，因而竹书中的《鲁穆公问子思》应作于鲁穆公死后。既然子思在鲁穆公死前25年就去世了，那么很显然，子思根本不可能知道“鲁穆公”这一称呼，这样就完全排除了此篇为子思所作的可能。所以，此篇虽然与孔子之孙子思[23]的思想一致，但其作者决非子思本人，应为子思后学。
五 《穷达以时》与《孟子》、《荀子》问题
《穷达以时》应是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与《孟子》思想相一致，对《荀子》有很大影响。此篇竹书所言百里奚、孙叔敖之事亦见于《孟子》，文中穷达以时的思想与《孟子·公孙丑》所引的一段话相一致。《孟子·公孙丑》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荀子·宥坐》曰：“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这明显受到了穷达以时思想的影响。《穷达以时》曰：“又[24]天又人，天人又分，察天人之分而智[25]所行矣。”这上承《易传》，下启《荀子·天论》。荀况是受到稷下思想的熏陶才形成了“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的思想，并由此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
六 《五行》问题[26]
《五行》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似早于帛书本。其中有“经”无“说”，故很可能“说”是后人所增，也可能是选作教材时被删去了。
竹书中，当早于《五行》的《六德》[27]已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此《五行》中的仁、义、礼、智、圣五行乃是思孟后学对子思学派六德说、《礼运》五行说、孟子四端说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发挥。其中的“五行”，首先是从《礼运》中的“五行”引申、发展出来的。《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对此，孔颖达《疏》说：
“五行之秀气”也者，“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知信，是“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是其气也，“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是其性也。
孔《疏》无意中道出了新、旧五行之间的天、人关系，尽管他并不知道地下埋着《五行》而将“仁义礼智圣”说成“仁义礼知信”。[28]
自然律派生出道德律，自然的五行[29]产生出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30]。思孟后学将子思的五行和孟子的四端糅合到一起，又加上《六德》中的“圣”，牵强附会地创立了自己的作为人的准则的新五行学说，这不妨也算是一个效法自然、光大思孟学说的思想成果。《孟子》中并没有这种新五行说，而其产生又恰恰与孟轲同时，所以这发明权就只能归稷下的思孟后学了。
《荀子·非十二子》曰：“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极像是针对思孟学派改造五行的这篇《五行》有“经”而无“说”的简约文字而言的。试想，《五行》将旧的五行说改造为新的五行说不正是“案往旧造说”吗？所以，荀子批评的对象应包括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和思孟后学新造的五行。
寻得了新旧五行观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线索，荀子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不过，荀子显然并不承认新旧五行之间有天、人联系，故称其“僻违而无类”。似乎，后来的稷下思孟后学部分地接受了荀卿祭酒云其“闭约而无解”的意见而为此《五行》增加了有助于理解的“说”。
另外，《五行》除改造、发展了《礼运》中的五行以外，它还将《易传》中的“形而上”、“形而下”改造为“形于内”、“不形于内”，并吸收了《中庸》、《大学》的慎独思想。因此，《礼运》、《易传》、《中庸》、《大学》、《六德》和孟子学说是其主要的思想来源。
七 《唐虞之道》问题[31]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公元前374年，田午杀齐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是为桓公[32]。田齐取代姜齐之后，亟需寻求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于是便建立稷下学宫[33]，借助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34]
《唐虞之道》认为：“汤[35]吴[36]之道”，禅而不传，乃“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子思学派在《礼运》中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37]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思孟后学发展出这套完整的“禅而不传”的理论正迎合了田齐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唐虞之道》中的忠孝合一观亦与子思学派相一致。因此，它无疑是稷下思孟后学的作品，乃田齐取代姜齐的政治理论依据。
八 《忠信之道》问题[38]
“仁”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曾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39]因为孔子所说的“仁”是指按宗法等级差别去爱人，所以，尽心竭力事上曰“忠”[40]，推己及人待下曰“恕”[41]。《忠信之道》曰：“忠，仁之实也。”这既反映了曾参的观点，又就“忠信”即“仁义”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和发挥。显然，是稷下思孟学派在这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此《忠信之道》首次强调了“积”的作用：“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后来，“积”被荀况发展为关于方法论的重要概念。《荀子·性恶》曰：“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可见，稷下学者[42]的著作对荀况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尽管荀况早期在《非十二子》中对稷下各派尤其是子思、孟轲批判得很尖锐。
因此，此篇竹书是上承曾参而下启荀况，显示了稷下思孟学派与荀况之间存在的思想渊源关系。
九 《君子之于教》问题[43]
此《君子之于教》，《郭店楚墓竹简》整理者拟的题目为《成之闻之》，共十段，其中颇有错简，但末段位置不误[44]。因此，我们对各段进行合并、调整，似可分为三章：第一章包括第四简至第二十简、第三十四简至第三十六简、第二十一简至第二十三简，第二章包括第二十九简至第三十简、第一简至第三简、第二十四简至第二十八简，第三章包括第三十一简至第三十三简、第三十七简至第四十简。其第一章之大意是，君子教民应以身作则；第二章之大意是，君子用民，首先要自己有恒心、讲信用，民才从命；第三章之大意是，人伦之义合于天常，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
今据第一章首简“君子之于教也”一句重拟篇题为《君子之于教》，原“成之闻之”一段当归入第二章，故不作篇题。第三十一简至第三十三简一段与末段共言同一主题，不应割裂开来，故当置于末段之前。
在子思学派中，《中庸》、《大学》的“天命”、“诚之”、“修身”，《礼运》的“夫礼，必本于天”，《易传》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等等，都在此《君子之于教》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而其中的“圣人之性”、“中人之性”等思想则一直影响到西汉的董仲舒。
此篇第三十四简，内容与《坊记》“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朝廷之位，让而就贱”在字面上相似，可能二者的写作时间相近，均为子思后学的作品。
十 《尊德义》问题[45]
《尊德义》曰：“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46]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这明显是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7]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此篇又曰：“凡动民，必训[48]民心。”这乃是《孟子·离娄上》“得其心，斯得民矣”的先声。在此基础上，《孟子》发展出了“保民而王”[4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0]的民本思想。
此篇竹书，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既言“知己”、“知人”、“知命”、“知道”、“知行”，又言“仁义”、“忠信”。从其提法上将“仁义”与“忠信”并列来看，似应早于认为“忠信”即“仁义”的《忠信之道》，盖亦为子思后学所作。
十一 《性自命出》问题
《性自命出》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司[51]于青[52]，青[53]生于性。”显然，这是对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发挥。其“青[54]出于性”的观点被荀况作了充分发展。《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又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性自命出》又曰：“未教而民恒，性善也。”这在《孟子》中被发展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后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
《性自命出》云：“不以其青[55]，唯[56]难不贵。”这在《荀子·不苟》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形成了“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的观点。
因此，稷下思孟学派的这篇《性自命出》在性情说方面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十二 《六德》等竹书的成书时间问题
《六德》以“圣智”、“仁义”、“忠信”为“六德”，又对“六位”、“六职”作了解说。其中，“六位”又见于《君子之于教》，似乃引用此《六德》的现成名词。
此《六德》以“仁义”与“忠信”并列，当早于认为“忠信”即“仁义”的《忠信之道》。
此篇的“六德”和“六位”，《孟子》将其概括为“仁义礼智”，而《五行》中则将其概括为“仁义礼智圣”。它们用“仁义”代替“忠信”，以“礼”代替“六位”。
此篇有“圣智”之说，而《尊德义》则只有“仁义”、“忠信”而无“圣智”的说法，所以《尊德义》可能更早一些。
基于上述几篇竹书在概念使用上的差异，其写作顺序似当排列如下：第一，《尊德义》；第二，《六德》；第三，《君子之于教》；第四，《忠信之道》；第五，《五行》。至于《大一生水》、《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这四篇，其成书时间可能迟一些，因为它们更明显地带有齐国稷下的思想烙印。
十三 《语丛》四篇问题[57]
此《语丛》四篇语录体心得笔记中存在多处因为由不理解内容的抄手传抄而导致的严重错乱，亟待作进一步整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出其内容主要是对思孟学派基本常识、思想观点的记述和概括。比如，《语丛一》曰：“《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便是对《周易》和《易传》的概括。又曰：“《诗》，所以会古含[58]之恃[59]也者。《春秋》，所以会古含[60]之事也。”这亦是对儒家经典基本常识的介绍。《语丛二》“情生于性，礼生于情”和《语丛三》“义，膳[61]之方也”，则是对思孟学派基本观点的阐释。
子思与墨翟同学于鲁，子思学派与墨家思想亦多有相通之处，这可以从《语丛》和《墨子》中得到证明。《语丛四》曰：“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者侯[62]；者侯[63]之门，义士所存。”《墨子·鲁问》曰：“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二者的观点很相近。这种思想产生于战国早期，乃在田齐取代姜齐之前。其流行在客观上对田齐政权不利，这也许是致使《语丛》简册内容如此混乱的一个政治原因。而《庄子·胠箧》的作者很可能就学过《语丛》这类教材，其所云的“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就明显受其影响。
看来，荀况也学过《语丛》这类教材，并且深受其影响。《语丛四》曰：“口不誓[64]而[65]户之闭，亚[66]言复[67]己而死无日。”意思是说，不谨慎地把好你的嘴巴这扇门，恶言将使你自己倾覆，你的死期就为时不远了。《荀子·劝学》曰：“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显然，这在《语丛》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发展。
无论如何，《语丛》这种语录笔记都可以用作启蒙教材。由于竹书各篇大多数[68]是用作教材的节选本，故均无标题。因此，从《语丛》到《老子》，其实是一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材，其内容大致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屈原之所以从齐国稷下引进这套教材，实际上是为了引进稷下思孟学派的思想理论，并在楚国加以运用。当然，也可能屈原打算用它们来作为教太子的教材。[69]遗憾的是，屈原没有成功，于是它们便成了屈原的陪葬品。
十四 郭店竹书与《子思子》的关系问题
《汉书·艺文志》“儒家”条著录“《子思》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子思子》七卷”，而《旧唐书·经籍志》则作“八卷”。此书亡于南宋，其时已有辑本。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
《子思子》七卷，鲁孔伋子思撰。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采之，著于《通鉴》。
这种义利合一观虽符合子思学派的思想特点，但由于子思与孟轲在时代上不相接，故竹书中没有这段内容，此纯属寓言。
《艺文类聚》卷六十九引《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纣不降席而天下乱也。”竹书中亦未见此语。当然，也可能是竹简遗失或教材中本来就没有选入。
另外，先秦典籍从未提到过《子思子》，《史记·孔子世家》亦只云“子思作《中庸》”，故其由稷下思孟学派编定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据《郡斋读书志》所引子思、孟轲对话的寓言，《子思子》之编撰成书显然应在孟轲以后。
齐湣王时，乐毅破齐，稷下学者离散。齐襄王恢复稷下学宫，荀况三为祭酒，思孟学派业已消沉[70]，故思孟学派的文献多亡佚散失。屈原使齐并从稷下得到竹书的公元前311年，《子思子》是否已经成书还大有疑问，而当时还没有后来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这部书倒是可以肯定。因此，《子思》这部书很可能像《孙卿书》[71]那样，经过长时间单篇流传，至西汉刘向时才编定成书。只是，我们尚缺乏相关材料而无法定论。
[1] 作者高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生于中国泰州。著作有《诸子百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荀子〉版本源流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月版）等，主要论文有《郭店竹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定位——兼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2 期，对此文中排印讹误的《更正》见该刊2000年第3期第124页）、《〈楚辞〉窥管》（《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老子的“道”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哲学动态》1998年第9期）等。
[2]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
[3] 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0年在位。
[4] 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在位。
[5] 这些作品大多是久已亡佚了的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风靡一时的稷下思孟学派的遗说。
[6] 儒道互补的思想始于曾参而为子思学派发扬光大，见拙著《诸子百家研究》第38～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7] 盖为三个不同的选本。
[8] 古书中，“大”、“太”通用，不必改“大”为“太”。
[9] 参见拙著《诸子百家研究》第106～110页。
[10] 是稷下思孟学派作品。
[11] 古书中，“大”、“太”通用，不必改“大”为“太”。
[12] 《管子·水地》认为，水、地为“万物之本原”。它说：“地者，万物之本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又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显然，以水、地为本原的理论尚未成熟。
[13] “泰勒斯学说”是古希腊泰勒斯提出的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哲学学说，属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常识。
[14] 盖为子思后学的作品。
[15]《防记》即《坊记》。
[16] 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6年。
[17] 是子思后学所作。
[18] 屈原的作品亦明显受此篇影响。
[19] 文中所说的“鲁穆公”是谥号。
[20] 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鲁缪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一条中认为，鲁穆公执政的时间应为周威烈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若将鲁穆公即位的时间提前八年，鲁穆公以前的各位鲁国国君的即位时间均要上推八年，这显然与证据确凿而早有定论的史实及年代如《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鲁悼公“十三年（公元前453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卒”等对不上号。这里，“穆”、“缪”二字通用，一般认为“穆”是正字、“缪”是通假字。
[21] 公元前479年
[22] 公元前407年
[23] 有人认为，《鲁穆公问子思》中的“子思”是孔子的弟子原宪（字子思）。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和《孔子家语》等古书中的有关材料，原宪生于公元前515年。鲁穆公在公元前407年左右即位，其时，原宪已该一百岁出头了。据说原宪以安贫乐道著称，孔子死后，他不求仕禄，隐居于卫国草泽之中。因此，原宪当与此无涉。
[24] “又”通“有”，下同。
[25] 通“知”。
[26] 是思孟后学对《礼运》五行说、竹书六德说和孟子学说的发展。
[27] 参见下文的“十二 《六德》等竹书的成书时间问题”一节。
[28] 对《中庸》“天命之谓性”，郑玄注道：“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这可能是孔颖达疏之所本。
[29] 金、木、水、火、土。
[30] 仁、义、礼、智、圣。
[31] 是稷下思孟后学的作品，乃田齐取代姜齐的政治理论依据。
[32]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齐桓公：一个是春秋五霸之一，另一个是战国田齐之国君。这里指后者，公元前374年～公元前357年在位。
[33] 稷下学宫作为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是田齐统治者设立的以“不治而议论”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通过吸引天下贤士著书立说为田齐统治者提供政治理论依据。有人认为它创建于齐桓公时，也有人认为它创建于齐威王时而盛于齐宣王时。公元前284年，五国攻齐，乐毅破齐。公元前279年，田单复国。以公元前279年为界，稷下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郭店竹书中，除去《老子》，便是子思后学与稷下前期思孟学派的部分学术成果；而帛书《黄帝四经》则是稷下后期黄老学派的最后成果。
[34] 《孟子·万章上》中也有托孔子之言的“唐虞禅”。
[35] 通“唐”。
[36] 通“虞”。
[37] 通“举”。
[38] 上承曾参而下启荀况。
[39] 《论语·里仁》
[40] 爱上。
[41] 爱下。
[42] 包括思孟学派。
[43] 为子思后学所作。
[44] 因为末段结尾处有表示篇章终结的符号。
[45] 上承孔子而下启《孟子》。
[46] 通“知”。
[47] 《论语·泰伯》
[48] 通“顺”。
[49] 《孟子·梁惠王》
[50] 《孟子·尽心》
[51] 通“始”。
[52] 通“情”。
[53] 通“情”。
[54] 通“情”。
[55] 通“情”。
[56] 通“虽”。
[57] 似为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语录体心得笔记。
[58] 通“今”。今，见母，侵部；含，匣母，侵部。二字古音，韵部相同，声纽相近。
[59] 通“志”。今文《尚书·尧典》云：“诗言志。”
[60] 通“今”。
[61] 通“善”。
[62] “者侯”即“诸侯”。
[63] “者侯”即“诸侯”。
[64] 通“慎”。
[65] 当释为“你的”。
[66] 通“恶”。
[67] 通“覆”。
[68] 亦可能是全部。
[69] 屈原的太子师身份应不成问题。以往的楚国只称“太子傅”而不称“太子师”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左传》昭公十九年《传》曰：“楚子之在蔡也，郹阳封人之子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此处所说的“大子”即“太子”。这里的意思是说，让伍奢做太子师。
[70] 后为黄老学派所取代。
【提要】 本文认为，郭店一号楚墓中的陪葬竹书是一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稷下思孟学派教材，其内容大致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其中，《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者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而《五行》则是思孟后学对《礼运》五行说、竹书六德说和孟子学说的发展。显然，当时还未有后来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这部书。这些竹书资料可能是公元前311年屈原出使齐国时从稷下带回楚国的，它们的被发现可以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残缺了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稷下 教材 屈原 郭店竹书 思孟学派
战国中期的齐国稷下思孟学派是对战国早期鲁国子思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子思后学到齐国稷下与孟子及其后学会合，遂发展成为稷下思孟学派。郭店一号楚墓中的陪葬竹书很像是稷下思孟学派的教材，只有像屈原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才会有这些竹书，而屈原作品的思想深受这些书籍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在郭店竹书中，除了多有通假字之外，简笔字和因形近而误的字也不少，但其书写的笔法却显得非常熟练。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应是由不太理解书籍内容的数位专业抄手抄写出来的。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学者，那里的专业抄手中也可能有楚国人。《郭店楚墓竹简·前言》[2]的作者认为竹书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稷下的楚国抄手抄写的。至于竹简形制的长短，似亦有不同抄手采用不同长度的竹简的可能，而不一定都有分类的含义。至于抄写的时间，则应与孟子同时。具体地说，可能是在孟子于齐威王[3]、齐宣王[4]时游齐之后和屈原出使齐国之前，故应早于《孟子》的成书时间。从竹书中有些异体字似可看出孟子学说的影响，比如：将“过”写作“化”下加“心”，好像是据“所过者化”的意思造的异体字；将“仁”写作“人”下加“心”、“千”下加“心”、“身”下加“心”，则像是据“仁义礼智根于心”、“仁”由“心”中善端发展而来的说法造的异体字。诸如此类，大概是当时孟子学说的流行在文字方面留下的痕迹。公元前311年，屈原出使齐国时正是齐宣王当政，是孟子说齐宣王行“仁政”八年之后的事。当时，楚国学者环渊正在稷下，齐赐之为“上大夫”，屈原是否与环渊有过接触尚不得而知。郭店竹书中的《老子》和其他各篇均与稷下思孟学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被用作了教材，可总称为“稷下思孟学派文献”。《老子》以外的各篇[5]乃是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其写作的时间当在体现儒、道互补思想的子思学派之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和《易传》之后[6]，与孟子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当而早于《孟子》的成书。因此，这些竹书资料的发现可以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残缺了的重要环节。
一 《老子》甲、乙、丙问题[7]
《老子》甲、乙、丙本，其竹简形制的长短各异，甲、丙本的内容有重复，似乃不同抄手抄写的三个不同的选本。其中，甲本和乙本的抄写时间可能早一些。甲本的“过”作“化”下加“止”，未作“化”下加“心”；丙本有“过”作“化”下加“心”、“仁”作“身”下加“心”的情况。丙本与《大一生水》[8]之形制相同、笔法一致，可能为一人所抄写。其抄写时间看来和下面各篇接近，抄于孟子学说在稷下流行之后。丙本的“过”，第四简作“化”下加“心”，而第十三简则作“彳”旁、右边上“化”下“止”，后者应是保留了较早的写法。《语丛二》第四十简的“过”亦如此，这与西周中期《过伯簋》、《过伯爵》以及战国初《侯马盟书》中的“过”字均属用声音相近之声符的同字异构。
《老子》是稷下的教材之一，思孟后学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对《老子》加以改编，增删、改动其内容和前后次序。荀况在稷下曾“三为祭酒”，思孟学派流行于荀况到稷下之前，而黄老之学则流行于荀况离稷下之后。[9]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黄老学派，都非常重视《老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既有甲、乙两种版本的《老子》，又有思孟学派的《五行篇》和黄老学派的《黄帝四经》。稷下思孟学派的《老子》选本中没有反对儒家的言论，看来是用作教材时被删去了；而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则未删。田齐统治者认黄帝为始祖，又推崇老子这个同乡，其尊崇黄老本出于标榜并抬高自己地位的政治目的。因此，《老子》甲、乙、丙三个选本可能是供不同学习者选用的结果。
那么，是否郭店竹书中的《老子》是原本而马王堆帛书《老子》和传世各本是经过太史儋增改的呢？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太史儋见秦献侯是在周烈王二年，即公元前374年。在此前后，如果真的太史儋增改了《老子》，至六十多年以后的公元前311年，屈原使齐时流行的版本恐早该是太史儋的《老子》版本了，而此后即使有人增改了《老子》，那也极可能是稷下学者而不大可能是生活在六十多年以前的太史儋所为。春秋末期的老聃著了《老子》，经战国时的稷下学者增改而传世，我们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
二 《大一生水》问题[10]
《大一生水》[11]在子思学派《礼运》、《易传》等著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吸收了《老子》、《曾子天圆》、《管子·水地》等著作中的思想材料，发展出了稷下思孟学派自己的宇宙生成理论。
《礼运》最先将《老子》中称呼本体的“大”、“一”之名合为“大一”，说：“夫礼，始于大一。”又说：“夫礼，必本于大一。”稷下思孟学派又将《老子》、《曾子天圆》、《易传》中关于阴阳、气、神明等材料熔为一炉，吸收了稷下学者在《管子·水地》中提出的“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的观点[12]，从中发展出了这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以水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杰作。《大一生水》的写作时间当比《管子》中的《水地》、《心术》、《白心》、《内业》稍后，但是对屈原的《天问》、《远游》有很大影响，而屈原《九歌》第一篇即题为《东皇太一》。
《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者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是“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13]。
三 《缁衣》问题[14]
子思学派的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易传》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具有儒、道互补特色的完整的天道、人道思想体系，始于孝、立于诚、行于治国平天下、合于礼而最终通于变是其基本主张。它提倡忠孝合一、义利合一，重视阴阳、三才、大一、太极，崇尚尊贤、选贤、尚贤。
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据《隋书·音乐志》谓，南梁沈约云《礼记》之“《中庸》、《表记》、《防记》[15]、《缁衣》皆取《子思子》”。虽然《缁衣》、《坊记》、《表记》三篇亦出于《子思子》，《礼记》中的《缁衣》与竹简本大体相合，但明显与以《中庸》为核心的子思学派之思想体系不类。若云三篇乃子思早年所作，则《坊记》中引有《论语》，明显作于《论语》编成以后。一般认为，《论语》编成于曾参[16]去世以后。其时，子思年已五十左右，早该有弟子了。此三篇之主题不一，虽多有征引，却基本没有论述发挥。当时，这种简单的语录体已经过时，抄录孔子语与《诗》、《书》相印证颇像是学生的习作，因此，很难说与《中庸》等出自一人之手。看来，这三篇盖是子思后学的作品。
四 《鲁穆公问子思》的问题[17]
在《鲁穆公问子思》中，子思主张“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与《孝经》中主张谏诤的思想相一致。[18]尽管如此，此篇不可能是子思所作。据《史记·六国年表》，鲁穆公[19]于公元前407年～公元前377年在位。[20]此《鲁穆公问子思》当作于鲁穆公死后，即公元前377年以后。而子思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他在鲁穆公死前约25年就去世了。子思生于孔子去世[21]前数年，卒于鲁穆公即位[22]后数年。《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年六十二”，“六”当为“八”之误；至于《孔丛子·抗志》云“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则纯属无稽之谈。由于“鲁穆公”是死后所加的谥号，因而竹书中的《鲁穆公问子思》应作于鲁穆公死后。既然子思在鲁穆公死前25年就去世了，那么很显然，子思根本不可能知道“鲁穆公”这一称呼，这样就完全排除了此篇为子思所作的可能。所以，此篇虽然与孔子之孙子思[23]的思想一致，但其作者决非子思本人，应为子思后学。
五 《穷达以时》与《孟子》、《荀子》问题
《穷达以时》应是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与《孟子》思想相一致，对《荀子》有很大影响。此篇竹书所言百里奚、孙叔敖之事亦见于《孟子》，文中穷达以时的思想与《孟子·公孙丑》所引的一段话相一致。《孟子·公孙丑》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荀子·宥坐》曰：“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这明显受到了穷达以时思想的影响。《穷达以时》曰：“又[24]天又人，天人又分，察天人之分而智[25]所行矣。”这上承《易传》，下启《荀子·天论》。荀况是受到稷下思想的熏陶才形成了“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的思想，并由此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
六 《五行》问题[26]
《五行》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似早于帛书本。其中有“经”无“说”，故很可能“说”是后人所增，也可能是选作教材时被删去了。
竹书中，当早于《五行》的《六德》[27]已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此《五行》中的仁、义、礼、智、圣五行乃是思孟后学对子思学派六德说、《礼运》五行说、孟子四端说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发挥。其中的“五行”，首先是从《礼运》中的“五行”引申、发展出来的。《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对此，孔颖达《疏》说：
“五行之秀气”也者，“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知信，是“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是其气也，“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是其性也。
孔《疏》无意中道出了新、旧五行之间的天、人关系，尽管他并不知道地下埋着《五行》而将“仁义礼智圣”说成“仁义礼知信”。[28]
自然律派生出道德律，自然的五行[29]产生出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30]。思孟后学将子思的五行和孟子的四端糅合到一起，又加上《六德》中的“圣”，牵强附会地创立了自己的作为人的准则的新五行学说，这不妨也算是一个效法自然、光大思孟学说的思想成果。《孟子》中并没有这种新五行说，而其产生又恰恰与孟轲同时，所以这发明权就只能归稷下的思孟后学了。
《荀子·非十二子》曰：“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极像是针对思孟学派改造五行的这篇《五行》有“经”而无“说”的简约文字而言的。试想，《五行》将旧的五行说改造为新的五行说不正是“案往旧造说”吗？所以，荀子批评的对象应包括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和思孟后学新造的五行。
寻得了新旧五行观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线索，荀子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不过，荀子显然并不承认新旧五行之间有天、人联系，故称其“僻违而无类”。似乎，后来的稷下思孟后学部分地接受了荀卿祭酒云其“闭约而无解”的意见而为此《五行》增加了有助于理解的“说”。
另外，《五行》除改造、发展了《礼运》中的五行以外，它还将《易传》中的“形而上”、“形而下”改造为“形于内”、“不形于内”，并吸收了《中庸》、《大学》的慎独思想。因此，《礼运》、《易传》、《中庸》、《大学》、《六德》和孟子学说是其主要的思想来源。
七 《唐虞之道》问题[31]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公元前374年，田午杀齐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是为桓公[32]。田齐取代姜齐之后，亟需寻求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于是便建立稷下学宫[33]，借助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34]
《唐虞之道》认为：“汤[35]吴[36]之道”，禅而不传，乃“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子思学派在《礼运》中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37]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思孟后学发展出这套完整的“禅而不传”的理论正迎合了田齐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唐虞之道》中的忠孝合一观亦与子思学派相一致。因此，它无疑是稷下思孟后学的作品，乃田齐取代姜齐的政治理论依据。
八 《忠信之道》问题[38]
“仁”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曾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39]因为孔子所说的“仁”是指按宗法等级差别去爱人，所以，尽心竭力事上曰“忠”[40]，推己及人待下曰“恕”[41]。《忠信之道》曰：“忠，仁之实也。”这既反映了曾参的观点，又就“忠信”即“仁义”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和发挥。显然，是稷下思孟学派在这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此《忠信之道》首次强调了“积”的作用：“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后来，“积”被荀况发展为关于方法论的重要概念。《荀子·性恶》曰：“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可见，稷下学者[42]的著作对荀况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尽管荀况早期在《非十二子》中对稷下各派尤其是子思、孟轲批判得很尖锐。
因此，此篇竹书是上承曾参而下启荀况，显示了稷下思孟学派与荀况之间存在的思想渊源关系。
九 《君子之于教》问题[43]
此《君子之于教》，《郭店楚墓竹简》整理者拟的题目为《成之闻之》，共十段，其中颇有错简，但末段位置不误[44]。因此，我们对各段进行合并、调整，似可分为三章：第一章包括第四简至第二十简、第三十四简至第三十六简、第二十一简至第二十三简，第二章包括第二十九简至第三十简、第一简至第三简、第二十四简至第二十八简，第三章包括第三十一简至第三十三简、第三十七简至第四十简。其第一章之大意是，君子教民应以身作则；第二章之大意是，君子用民，首先要自己有恒心、讲信用，民才从命；第三章之大意是，人伦之义合于天常，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
今据第一章首简“君子之于教也”一句重拟篇题为《君子之于教》，原“成之闻之”一段当归入第二章，故不作篇题。第三十一简至第三十三简一段与末段共言同一主题，不应割裂开来，故当置于末段之前。
在子思学派中，《中庸》、《大学》的“天命”、“诚之”、“修身”，《礼运》的“夫礼，必本于天”，《易传》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等等，都在此《君子之于教》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而其中的“圣人之性”、“中人之性”等思想则一直影响到西汉的董仲舒。
此篇第三十四简，内容与《坊记》“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朝廷之位，让而就贱”在字面上相似，可能二者的写作时间相近，均为子思后学的作品。
十 《尊德义》问题[45]
《尊德义》曰：“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46]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这明显是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7]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此篇又曰：“凡动民，必训[48]民心。”这乃是《孟子·离娄上》“得其心，斯得民矣”的先声。在此基础上，《孟子》发展出了“保民而王”[4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0]的民本思想。
此篇竹书，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既言“知己”、“知人”、“知命”、“知道”、“知行”，又言“仁义”、“忠信”。从其提法上将“仁义”与“忠信”并列来看，似应早于认为“忠信”即“仁义”的《忠信之道》，盖亦为子思后学所作。
十一 《性自命出》问题
《性自命出》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司[51]于青[52]，青[53]生于性。”显然，这是对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发挥。其“青[54]出于性”的观点被荀况作了充分发展。《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又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性自命出》又曰：“未教而民恒，性善也。”这在《孟子》中被发展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后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
《性自命出》云：“不以其青[55]，唯[56]难不贵。”这在《荀子·不苟》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形成了“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的观点。
因此，稷下思孟学派的这篇《性自命出》在性情说方面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十二 《六德》等竹书的成书时间问题
《六德》以“圣智”、“仁义”、“忠信”为“六德”，又对“六位”、“六职”作了解说。其中，“六位”又见于《君子之于教》，似乃引用此《六德》的现成名词。
此《六德》以“仁义”与“忠信”并列，当早于认为“忠信”即“仁义”的《忠信之道》。
此篇的“六德”和“六位”，《孟子》将其概括为“仁义礼智”，而《五行》中则将其概括为“仁义礼智圣”。它们用“仁义”代替“忠信”，以“礼”代替“六位”。
此篇有“圣智”之说，而《尊德义》则只有“仁义”、“忠信”而无“圣智”的说法，所以《尊德义》可能更早一些。
基于上述几篇竹书在概念使用上的差异，其写作顺序似当排列如下：第一，《尊德义》；第二，《六德》；第三，《君子之于教》；第四，《忠信之道》；第五，《五行》。至于《大一生水》、《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这四篇，其成书时间可能迟一些，因为它们更明显地带有齐国稷下的思想烙印。
十三 《语丛》四篇问题[57]
此《语丛》四篇语录体心得笔记中存在多处因为由不理解内容的抄手传抄而导致的严重错乱，亟待作进一步整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出其内容主要是对思孟学派基本常识、思想观点的记述和概括。比如，《语丛一》曰：“《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便是对《周易》和《易传》的概括。又曰：“《诗》，所以会古含[58]之恃[59]也者。《春秋》，所以会古含[60]之事也。”这亦是对儒家经典基本常识的介绍。《语丛二》“情生于性，礼生于情”和《语丛三》“义，膳[61]之方也”，则是对思孟学派基本观点的阐释。
子思与墨翟同学于鲁，子思学派与墨家思想亦多有相通之处，这可以从《语丛》和《墨子》中得到证明。《语丛四》曰：“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者侯[62]；者侯[63]之门，义士所存。”《墨子·鲁问》曰：“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二者的观点很相近。这种思想产生于战国早期，乃在田齐取代姜齐之前。其流行在客观上对田齐政权不利，这也许是致使《语丛》简册内容如此混乱的一个政治原因。而《庄子·胠箧》的作者很可能就学过《语丛》这类教材，其所云的“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就明显受其影响。
看来，荀况也学过《语丛》这类教材，并且深受其影响。《语丛四》曰：“口不誓[64]而[65]户之闭，亚[66]言复[67]己而死无日。”意思是说，不谨慎地把好你的嘴巴这扇门，恶言将使你自己倾覆，你的死期就为时不远了。《荀子·劝学》曰：“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显然，这在《语丛》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发展。
无论如何，《语丛》这种语录笔记都可以用作启蒙教材。由于竹书各篇大多数[68]是用作教材的节选本，故均无标题。因此，从《语丛》到《老子》，其实是一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材，其内容大致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屈原之所以从齐国稷下引进这套教材，实际上是为了引进稷下思孟学派的思想理论，并在楚国加以运用。当然，也可能屈原打算用它们来作为教太子的教材。[69]遗憾的是，屈原没有成功，于是它们便成了屈原的陪葬品。
十四 郭店竹书与《子思子》的关系问题
《汉书·艺文志》“儒家”条著录“《子思》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子思子》七卷”，而《旧唐书·经籍志》则作“八卷”。此书亡于南宋，其时已有辑本。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
《子思子》七卷，鲁孔伋子思撰。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采之，著于《通鉴》。
这种义利合一观虽符合子思学派的思想特点，但由于子思与孟轲在时代上不相接，故竹书中没有这段内容，此纯属寓言。
《艺文类聚》卷六十九引《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纣不降席而天下乱也。”竹书中亦未见此语。当然，也可能是竹简遗失或教材中本来就没有选入。
另外，先秦典籍从未提到过《子思子》，《史记·孔子世家》亦只云“子思作《中庸》”，故其由稷下思孟学派编定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据《郡斋读书志》所引子思、孟轲对话的寓言，《子思子》之编撰成书显然应在孟轲以后。
齐湣王时，乐毅破齐，稷下学者离散。齐襄王恢复稷下学宫，荀况三为祭酒，思孟学派业已消沉[70]，故思孟学派的文献多亡佚散失。屈原使齐并从稷下得到竹书的公元前311年，《子思子》是否已经成书还大有疑问，而当时还没有后来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这部书倒是可以肯定。因此，《子思》这部书很可能像《孙卿书》[71]那样，经过长时间单篇流传，至西汉刘向时才编定成书。只是，我们尚缺乏相关材料而无法定论。
[1] 作者高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生于中国泰州。著作有《诸子百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荀子〉版本源流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月版）等，主要论文有《郭店竹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定位——兼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2 期，对此文中排印讹误的《更正》见该刊2000年第3期第124页）、《〈楚辞〉窥管》（《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老子的“道”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哲学动态》1998年第9期）等。
[2]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
[3] 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0年在位。
[4] 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在位。
[5] 这些作品大多是久已亡佚了的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风靡一时的稷下思孟学派的遗说。
[6] 儒道互补的思想始于曾参而为子思学派发扬光大，见拙著《诸子百家研究》第38～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7] 盖为三个不同的选本。
[8] 古书中，“大”、“太”通用，不必改“大”为“太”。
[9] 参见拙著《诸子百家研究》第106～110页。
[10] 是稷下思孟学派作品。
[11] 古书中，“大”、“太”通用，不必改“大”为“太”。
[12] 《管子·水地》认为，水、地为“万物之本原”。它说：“地者，万物之本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又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显然，以水、地为本原的理论尚未成熟。
[13] “泰勒斯学说”是古希腊泰勒斯提出的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哲学学说，属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常识。
[14] 盖为子思后学的作品。
[15]《防记》即《坊记》。
[16] 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6年。
[17] 是子思后学所作。
[18] 屈原的作品亦明显受此篇影响。
[19] 文中所说的“鲁穆公”是谥号。
[20] 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鲁缪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一条中认为，鲁穆公执政的时间应为周威烈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若将鲁穆公即位的时间提前八年，鲁穆公以前的各位鲁国国君的即位时间均要上推八年，这显然与证据确凿而早有定论的史实及年代如《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鲁悼公“十三年（公元前453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卒”等对不上号。这里，“穆”、“缪”二字通用，一般认为“穆”是正字、“缪”是通假字。
[21] 公元前479年
[22] 公元前407年
[23] 有人认为，《鲁穆公问子思》中的“子思”是孔子的弟子原宪（字子思）。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和《孔子家语》等古书中的有关材料，原宪生于公元前515年。鲁穆公在公元前407年左右即位，其时，原宪已该一百岁出头了。据说原宪以安贫乐道著称，孔子死后，他不求仕禄，隐居于卫国草泽之中。因此，原宪当与此无涉。
[24] “又”通“有”，下同。
[25] 通“知”。
[26] 是思孟后学对《礼运》五行说、竹书六德说和孟子学说的发展。
[27] 参见下文的“十二 《六德》等竹书的成书时间问题”一节。
[28] 对《中庸》“天命之谓性”，郑玄注道：“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这可能是孔颖达疏之所本。
[29] 金、木、水、火、土。
[30] 仁、义、礼、智、圣。
[31] 是稷下思孟后学的作品，乃田齐取代姜齐的政治理论依据。
[32]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齐桓公：一个是春秋五霸之一，另一个是战国田齐之国君。这里指后者，公元前374年～公元前357年在位。
[33] 稷下学宫作为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是田齐统治者设立的以“不治而议论”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通过吸引天下贤士著书立说为田齐统治者提供政治理论依据。有人认为它创建于齐桓公时，也有人认为它创建于齐威王时而盛于齐宣王时。公元前284年，五国攻齐，乐毅破齐。公元前279年，田单复国。以公元前279年为界，稷下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郭店竹书中，除去《老子》，便是子思后学与稷下前期思孟学派的部分学术成果；而帛书《黄帝四经》则是稷下后期黄老学派的最后成果。
[34] 《孟子·万章上》中也有托孔子之言的“唐虞禅”。
[35] 通“唐”。
[36] 通“虞”。
[37] 通“举”。
[38] 上承曾参而下启荀况。
[39] 《论语·里仁》
[40] 爱上。
[41] 爱下。
[42] 包括思孟学派。
[43] 为子思后学所作。
[44] 因为末段结尾处有表示篇章终结的符号。
[45] 上承孔子而下启《孟子》。
[46] 通“知”。
[47] 《论语·泰伯》
[48] 通“顺”。
[49] 《孟子·梁惠王》
[50] 《孟子·尽心》
[51] 通“始”。
[52] 通“情”。
[53] 通“情”。
[54] 通“情”。
[55] 通“情”。
[56] 通“虽”。
[57] 似为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语录体心得笔记。
[58] 通“今”。今，见母，侵部；含，匣母，侵部。二字古音，韵部相同，声纽相近。
[59] 通“志”。今文《尚书·尧典》云：“诗言志。”
[60] 通“今”。
[61] 通“善”。
[62] “者侯”即“诸侯”。
[63] “者侯”即“诸侯”。
[64] 通“慎”。
[65] 当释为“你的”。
[66] 通“恶”。
[67] 通“覆”。
[68] 亦可能是全部。
[69] 屈原的太子师身份应不成问题。以往的楚国只称“太子傅”而不称“太子师”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左传》昭公十九年《传》曰：“楚子之在蔡也，郹阳封人之子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此处所说的“大子”即“太子”。这里的意思是说，让伍奢做太子师。
[70] 后为黄老学派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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