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卮言》·卷一——卷二

卷一

　　泛澜艺海，含咀词腴，口为雌黄，笔代衮钺。虽世不乏人，人不乏语，隋珠昆玉，故未易多，聊摘数家，以供濯袚。

　　语关系，则有魏文帝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锺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飧，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沈约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龙曰：“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即有永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而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泥而不实，蝉蜕污浊之外者，诗也。”

　　语赋，则司马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致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传。”

　　扬子云曰：“诗人之赋典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

　　语诗，则挚虞曰：“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造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

　　范晔曰：“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傅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情傅意，则其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锺嵘曰：“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又曰：“诗有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专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词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刘勰曰：“诗有恆裁，体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又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後纬成，理定而後辞暢。”又曰：“文之英雄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独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议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为情者要约而守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又曰：“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烦，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飖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

　　江淹曰：“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璧犹蓝硃成彩，错杂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

　　沈约曰：“天机启则六情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协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後须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又曰：“自汉至魏，词人才子，文体三变：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工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然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民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惟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於别离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彫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又曰：“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独孤及曰：“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馀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硃弦疏越大羹遗味之叹。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始备。虽去《雅》浸远，其利有过於古，亦犹路鼗出土鼓，篆籀生於鸟迹。”

　　刘禹锡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於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一，达於诗者能之。”李德裕曰：“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於音韵；意尽而止，成篇不拘於只耦。故篇无足曲，词寡累句。”又曰：“璧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