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林玉露
罗大经 著 笔记小说古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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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林玉露
《孟子》释《公刘》之诗曰：“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释《蒸民》之诗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两字，意义粲然。六经古注，亦皆简洁，不为烦辞。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经者推测太广，议论太多，曰：“说得虽好，圣人从初却元不曾有此意。”虽以吕成公之《书解》，亦但言其热闹而已，盖不满之辞也。后来文公作《易传》、《诗传》，其辞极简。
罗大经宋朝
鹤林玉露
《鹤林玉露》，笔记集。宋代罗大经撰。此书分甲、乙、丙三编，共18卷。半数以上评述前代及宋代诗文，记述宋代文人轶事，有文学史料价值。如乙编卷四《诗祸》一则，记宋理宗宝庆、绍定间江湖诗案一事，有助于对江湖诗派的了解；卷三《东坡文》一则，论苏轼文章深受《庄子》、《战国策》影响，因为作者善文，其议论自具眼力；卷五《二老相访》一则，记杨万里与周必大晚年的亲密交往，可与史书所记二人不甚相合对比研究。有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又有16卷本(如明刊《稗海》本）。
罗大经
鹤林玉露
杜甫晚年在一首題為贈虞十五司馬的詩中，曾寫下這樣的詩句：「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五百年後，南宋文人羅大經取其詩意作為書名，寫了一部頗有名氣的筆記，這就是鶴林玉露。羅大經字景綸，廬陵(今江西吉水縣)人。生平事跡不詳，我們祇知道他大約生於宋寧宗慶元初年，卒於宋理宗淳祐末年以後。少年時曾就讀於太學，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鄉試中舉，寶慶二年(一二二六)登進士第。此後曾做過容州(今廣西容縣)法曹掾、撫州(今江西撫州市)軍事推官等幾任相當於縣令的從八品小官。官於撫州時，由於受當時朝廷中一起矛盾紛爭的牽累，被劾罷官。從此以後直到去世，就再也沒有得以重返仕途。在幽雅恬靜的山居中，完成了鶴林玉露的寫作。【關於羅大經的生平，詳見附錄一羅大經生平事跡考。】鶴林玉露，共十八卷，分甲乙丙三編，【日本寬文本三編分記為天地人三集，然據鶴林玉露書中所記，當作甲乙丙三編，符合羅書原貌。】每編各六卷。對此書的特點，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扼要指出：「其體例在詩話、語錄、小說之間；其宗旨亦在文士、道學、山人之間。大抵詳於議論而略於考證。」簡目的評論是正確的。鶴林玉露較之其他宋人筆記的顯著特點，就在於它是以議論為主，而不是以記述或考證為主。談到議論，人們往往以「嚮壁虛造」、「游談無根」來評價宋明理學家。其實，這種評價很有些偏頗。在中國思想史上，理學的出現，不是理性的沉淪泯滅，而是達到了一種思辨的高峰。它的產生，除了有其思想史本身的發展規律可循外，還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也許是有宋一代內憂外患的嚴峻現實，使得宋人比較講究實際。因此，作為理學家的議論，也多是有感而發、因時而論的。具體說到羅大經，在眾多的宋代理學家中是算不上數的。談不上窺一斑而見全豹，但讀一讀羅大經這一理學家言，起碼可以窺見宋代理學家的一個側影。從鶴林玉露看，羅大經的議論很典型地帶有宋代理學家那種鮮明的特徵。明代葉廷秀評論羅大經：「其言以紫陽為鵠，學術治道多有發明，而不離王道。」融合儒佛而形成的理學，誕生在統治結構以士大夫為中心的社會，又處於家國多難的時代，這就規定了它的主旨是發明治道。「治國齊家平天下」，這種千百年來儒家思想所賦予的雄心壯志，明確而牢固地豎立在宋代不少士大夫心中。鶴林玉露展現給人們的羅大經這個理學家的形象，不是長期以來縈繞在人們頭腦中那副迂腐虛偽的面孔，而是一個清醒的憂國憂民的正直的知識份子形象。他對南宋統治者偏安一隅不主恢復深致不滿，丙編卷一「十里荷花」條，記其和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這首詩不難使人想起當時另一首有名的譏刺詩：「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他在乙編卷二「函首詩」條痛斥殺韓侂冑函首以奉金人一事：「開禧之舉，韓侂冑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于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短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書中對秦檜的乞和行徑，也每多抨擊，並且在甲編卷三「格天閣」條引據金人張師顏南遷錄，明言秦檜乃金國間諜。對元元百姓，筆記中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乙編卷二「彤庭分帛」條云：「余嘗見州郡迓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云匼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乙編卷四「養兵」條，通過比較寓兵於民和養職業兵兩種兵制的得失，也反映了對黎民的同情。這些，不必以「難能可貴」來評價，這實際上是深受「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的民本思想熏陶的一個封建士大夫維護統治利益的很正常的思想。羅大經的議論，反映了一個封建士大夫那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和作為巨大統治結構一份子的高度事業心。「博而匪濫，醇而寡疵，有所論刺而不傷於掊擊，有所援敘而不流於浮誇。」【見附錄三明人車任遠鶴林玉露跋。】羅大經的議論的確如此。那麼，作為一部宋人筆記，其史料價值如何呢？清人曾釗在面城樓集鈔中曾具體舉例作了說明。其云：「書中如韓平原為南尉，秦檜自金歸諸條，亦足補史之未備也。」其實，羅大經身當南宋末葉，記事多係耳聞目睹，議論亦多關經國大事，因此，這些記載與議論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如丙編卷一「高宗眷紫巖」條，記載宋高宗對張浚的寵幸，對世傳高宗晚年不滿於張浚，而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語表示了異議；丙編卷四「中興講和」條，記載宋孝宗初即位時銳意恢復，由於當時財力所限和大臣掣肘而未能實現，有助於人們了解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勢力；乙編卷三「白
罗大经宋
鹤林玉露
作者：（宋）罗大经撰罗大经《鹤林玉露》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诗“兴”进行了阐说：一,提出“兴”重“观物”,且要做到“静观”与“活观”的统一;二,强调“兴”意乃“赋”、“比”之归宗,去“兴”则“赋”、“比”无所归依.上述两方面,为古典诗“兴”理论的完善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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