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黄宗羲 著 清朝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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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衣考
《深衣考》（明清）黄宗羲撰深衣考余姚黄宗羲以白细布为之，度用指尺。以各人中指中节为寸，羲尝以钱尺，较今车工所之尺去二寸则合钱尺。衣二幅，屈其中为四幅。布幅阔二尺二寸。用二幅，长各四尺四寸，中屈之，亦长二尺二寸，此自领至要之数，大略居身三分之一，当掖下。裁入一尺，留一尺二寸以为袼，其向外则属之于袂其向内则渐杀之，至于要中，幅阔尺二寸矣。衽二幅。其幅上狭下阔，阔处亦尺二寸，长与衣等。内衽连于前右之衣，外衽连于前左之衣。裳六幅。用布六幅，其长居身三分之二，交解之，一头阔六寸，一头阔尺二寸，六幅破为十二，狭头在上，阔头在下，要中七尺二寸，下齐一丈四尺四寸，盖要中太广则不能适体，下齐太狭则不能举步，而布限于六幅，两者难予兼济，古之人通其变，所以有交解之术也。世儒不察以为颠倒破碎，思以易之，于是黄润玉氏有无裳之制，则四旁尽露，不得不赘以裾衽，王廷相氏增裳为七幅以求合乎下，则要中旷荡又假于辟积，何如交解之为得乎？太常案：黄、王皆明人。续衽。续衽者，衣与裳相连属之也。郑氏曰凡衽者，或杀而下，或杀而下（原文如此~~），是以小要取名焉。郑氏亦既明乎衽之说矣。而乃连合裳之前后以为续衽，何也？盖衣裳相合则上下大而中小，斯成为衽，不合故不可以为衽也。衣六叶，每叶广二寸，裳十二叶每叶广六寸，故裳二叶属衣一叶，裳二叶乃一幅也，衣六幅，裳六幅，经文所谓制十有二幅者是也。或曰续衽者，以内外衽续之于衣也，后世失深衣之制，至为无衽之衣，则此续衽正足为有衽。羲曰：不然，深衣之所以得名，由其衣与裳续也。经言其制度，不应于得名之由，终篇不及，举末而遗本，有以其不然矣。若夫有衽之证，则裳之不可为十二幅也。袷之所以能方，衽之当旁也。钩边。钩边谓缝合其前后也，盖衣裳殊者，衣则从袼下连其后幅而不尽者数寸以为袴裳，则前三幅后四幅各自为之。深衣乃自袼下以至裳之下畔尽缝合之，左右皆然，郑氏谓不殊裳前后，是钩边也。而以之解续衽，误矣。盖续衽其横，而钩边其直也。合之制衣者，其礼，衣四旁以裾衽赘之而不缝合，其去裾衽而缝合者，及谓之亵衣，去古远矣。袪二幅。用布二幅，中屈之如衣，不长。属于衣之左右，从袼下渐圆以至袂末而后缝合之，留其不缝者一尺二寸以为袪，其袂末仍长二尺二寸也。袷二寸。衣之两肩各剪开寸许，另用布一条阔二寸加于其上，一端尽内衽之上，一端尽外衽之上，两衽交揜则其袷自方。缘寸半。用黑缯三寸，领也，袖口也，两衽之边也，下齐也，内外夹缝之则缘寸半。带四寸。用白缯四寸，夹缝之，其长围要，而结于前，再屈为两耳，垂其余为绅，下及于齐，以黑缯一寸缘其绅之两旁，及下亦夹缝之，谓之辟。人以色丝绳贯其耳而约之，其实，带阔二寸辟半寸。缁冠。糊纸或乌纱加漆为之。裁长条围以为武。其高寸许。又裁一长条，辟积左缝以为五梁，广四寸，长八寸，跨顶前后，着于武，外反屈其两端各半寸向内，武之两旁半寸之上，窍以受笄，笄用象。幅巾。用黑缯六尺。中屈之，分为左右刺。左五寸，右五寸，作巾。额当中，作（巾＋取）。（巾＋取）者，从里提其两畔之缯相凑而缝之，其中空，乃以左叶交于右，右叶交于左，线缀之，其顶突起，乃屈其顶之缯藏于里，使巾顶正圆而后缝之，两旁三寸许各缀一带，广一寸长二尺，以巾额当前，裹而系其带于后，垂之。黑履。用皂布作履，以丝条二条为鼻，缀于履头，谓之絇.履面亦缀以条，谓之繶.履口周围缘以绢，谓之纯。履后系带，前穿于絇，谓之綦。四者皆用白色。经深衣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古之礼服，上衣下裳不相连。此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五者之应，则下文。<
黄宗羲明
明夷待访录
本书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１６１０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９５年。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黄宗羲成年以后加人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险遭杀害。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述。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６６３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２１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明夷待访录》现存钞本、刻印本２０余种。１９８５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内收《明夷待访录》，并加以点校，颇便于阅读。单行本有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５年铅印标点本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重印标点本。重点读《原屈》、《学校》。
黄宗羲清
兵制
有明之兵制，盖三变矣：卫所之兵，变而为召募，至崇祯、弘光间又变而为大将之屯兵。卫所之弊也，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皆仰食於民，除西北边兵三十万外，其所以御寇定乱者，不得不别设兵以养之。兵分於农，然且不可，乃又使军分於兵，是一天下之民养两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东事之起，安家、行粮、马匹、甲仗费数百万金，得兵十余万而不当三万之选，天下已骚动矣。大将屯兵之弊也，拥众自卫，与敌为市，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率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者，即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议者曰：卫所之为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为大将屯兵，此势之所趋而非制也。原夫卫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镇之兵足守一镇之地，一军之田足瞻一军之用，卫所、屯田，盖相表里者也。其後军伍销耗，耕者无人，则屯粮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众，则屯粮不足，於是益之以民粮，又益之以盐粮，又益之以京运，而卫所之制始破坏矣。都燕而後，岁漕四百万石，十有二总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轮年值运，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是岁有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军矣。此又卫所之制破坏於输挽者也。中都、大宁、山东、河南附近卫所，轮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还，秋班以九月至二月还，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是岁有二十余万不耕而食之军矣。此又卫所之制破坏於班操者也。一边有事则调各边之军，应调者食此边之新饷，其家口又支各边之旧饷。旧兵不归，各边不得不补，补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饷，是一兵而有三饷也。卫所之制，至是破坏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岂若是哉！为说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则军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过三十年，以七十为率，则四十年居其老弱也。军既不得复还为民，则一军之在伍，其为老弱者亦复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销耗乎？乡井之思，谁则无有？今以谪发充之，远者万里，近者千余里，违其土性，死伤逃窜十常八九，如是而焉得不销耗乎？且都燕二百余年，天下之财莫不尽取以归京师，使东南之民力竭者，非军也耶？或曰：畿甸之民大半为军，今计口而给之，故天下有荒岁而畿甸不困，此明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则非养兵也，乃养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养於上，则天下之耕者当何人哉？东南之民奚罪焉！夫以养军之故至不得不养及於民，犹可谓其制之善与？余以为天下之兵当取之於口，而天下为兵之养当取之於户。其取之口也，教练之时五十而出二，调发之时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户也，调发之兵十户而养一，教练之兵则无资於养。如以万历六年户口数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则得兵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人矣，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则可养兵一百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则其役不为重；一十户而养一人，则其费不为难；而天下之兵满一百二十余万，亦不为少矣。王畿之内，以二十万人更番入卫，然亦不过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卫者但尽今陵所属之郡邑，而他省不与焉。金陵人口一千五十万二千六百五十一，则得胜兵二十一万五百，以十万各守郡邑，以十万入卫，次年则以守郡邑者入卫，以入卫者归守郡邑，又次年则调发其同事教练之兵。其已经调发者则住粮归家，但听教练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计之，二十岁而入伍，五十岁而出伍，始终三十年，止历七践更耳，而又不出千里之远，则为兵者其任亦不为过劳。国家无养兵之费则国富，队伍众老弱之卒则兵强。人主欲富国强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来但有彼善於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末尝不与有明同也。
黄宗羲清
金石要例
金石要例提要《金石要例》一巻。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明儒学案》，已别着録。是书櫽括古人金石之例凡三十六则，后附论文管见九则。自序谓“潘苍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为例，顾未尝着『为例之义』与『壊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党』，有书有不书，不过以著名不著名，初无定例。故摘其要领，稍为辨正，所以补苍崖之缺”云云。苍崖者，元潘昂霄之号。此书，盖补其《金石例之》所遗者也。所収如比干《铜盘铭》，出王球《啸堂集古録》，乃宋人伪作；夏侯婴《石椁铭》出呉均《西京杂记》，亦齐梁人影撰，引为证佐，未免失考。又据孙何《碑觧论》，碑非文章之名，不知刘勰《文心雕龙》已列此目。如乐府本官署之名，而相沿既久，无不称歌词为乐府者。宗羲必绳以古义，亦未免太拘。然宗羲于文律本，娴其所考，证实较昂霄原书为精宻，讲金石之文者，固不能不取裁于斯焉。金石要例碑版之体，至宋末元初而壊。逮至今日，作者既张王李赵之流，子孙得之以答赙奠与纸钱寓马，相为出入，使人知其子姓婚姻而已。其壊又甚于元时，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歴而非履歴，市声俗轨相沿，不觉其非。元潘苍崖有《金石例》，大叚以昌黎为例，顾未尝着“为例之义”与“壊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党”，有书有不书，不过以著名不著名，初无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领，稍为辩正，所以补苍崖之缺也。○书合葬例妇人从夫，故志合葬者，其题只书某官某公墓志铭或墓表，未有书暨配某氏也。张说为《萧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铭”，其题“赠吏部尚书萧公神道碑”，其妻韦氏书事实于内，题则不列。杨烱为《王义童神道碑》“其子师本陪葬”，亦不别为标题。自唐至元，皆无夫妇同列者。此当起于近世王慎中集中，如“处士陈东庄公暨配黎氏墓表”，葢不一而足也。○妇女志例妇女之志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陈子昂、张说、独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则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为《王叔文母志》书“户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妇人”。后夫而死者，其葬书“祔葬”。权徳舆集中“宏农杨氏、河东县君柳氏、博陵县君崔氏”，皆如此例。○书名例碑志之作，当直书其名字，而东汉诸铭载其先代，多只书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使。其后至于无考，为可惜。○称呼例名位著者，称公；名位虽着，同辈以下称君；耆旧则称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独孤府君、张府君、卫府君、卢府君、韩府君”；有文名者，称先生，如昌黎之称“施先生、贞曜先生”，皇甫湜之称昌黎“韩先生”，友人则称字，如昌黎之于李元宾，樊绍述张孝权：元姚牧庵称赵提刑夫人为杨君，则变例也。○墓志无铭例墓志而无铭者，葢叙事即铭也。昌黎《张圆之志》云“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终，而铭曰～”云云。葢所谓志铭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叙事属志，韵语属铭，犹如作赋者，末有重曰、乱曰，总之，是赋不可谓“重是重，乱是乱”也，故无铭者，犹赋之无重无乱者也。正考甫之《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比干铜盘》曰“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寜”，兹焉是？《保汉滕公石铭》曰“佳城鬰鬰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韵之铭也。季札之丧，孔子铭其墓曰“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卫孔悝《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耆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辞之，勤大命，施于烝彛鼎。此无韵之铭也。古来原有此两様墓表神道碑，俱有铭有不铭。○单铭例叙事即在韵语中。昌黎“房使君郑夫人殡表大理评事胡君墓铭卢浑墓志铭”。○墓表例墓表。表其人之大畧可以传世者，不必细详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之表”是也。
黄宗羲明
宋元学案
祖望谨案：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学案》。（第一卷）。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车，宛有安定风格；而泰山高弟为石守道，以振顽懦，则岩岩气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见二家渊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学案》。（第二卷）。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孝宗尝以朝臣之请，将与欧阳兖公并入泽宫，已而不果。今卒举行之，公是为不泯矣。述《高平学案》。（第三卷）。杨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国千余年，秖韩、欧二公立得定耳。」说者谓其因文见道。夫见道之文，非圣人之徒亦不能也。兖公之冲和安静，盖天资近道，稍加以学，遂有所得。使得遇圣人而师之，岂可量哉！述《卢陵学案》。（第四卷）。安定、泰山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海上，其所得虽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见大体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亚也。宋人溯导源之功，独不及四先生，似有阙焉。或曰：「陈烈亦尝师安定。」未知所据。述《古灵四先生学案》。（第五卷）。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剑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述《士刘诸儒学案》。（第六卷）。小程子谓：「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渊源录》中遂祧之。（今本补入康节，非朱子原本也。）草庐因是敢谓涑水尚在「不着」「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学案》。（第七卷、八卷。）康节之学，别为一家。或谓《皇极经世》秖是京、焦末流，然康节之可以列圣门者，正不在此。亦犹温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潜虚》也。述《百源学案》。（第九卷、十卷。）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已明言之，其孙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邵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而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述《濂溪学案》。（第十一卷、十二卷。）大程子之学，先儒谓其近于颜子，盖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伤我者，而独无所加于大程子。述《明道学案》。（第十三卷、十四卷。）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蕺山先生尝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发明有过于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学案》。（第十五卷、十六卷。）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间有未当者，洲稍疏证焉，亦横渠之忠臣哉！述《横渠学案》。（第十七卷、十八卷。）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吕汲公、王彦霖，又一辈也；丰相之、李君行，又一辈也。尚论者其敢忽诸！述《范吕诸儒学案》。（第十九卷。）涑水弟子，不传者多。其著者，刘忠定公得其刚健，范正献公得其纯粹，景迂得其数学，而刘、范尢为眉目。忠定之《语录》、《谭录》、《道护录》，今皆无完本，然大略可考见矣。述《元城学案》。（第二十卷。）范正献公之师涑水，其本集可据也。其师程氏，则出自鲜于绰之讹。《伊洛渊源录》既疑之，而又仍之，误矣。陈默堂答范益谦曰：「向所闻于龟山，乃知先给事之学与洛学同。」则其非弟子明矣。述《华阳学案》。（第二十一卷。）涑水尝令景迂续成《潜虚》，景迂谢不敢，然《易玄星纪》之谱，足以绍师门矣。景迂又私淑康节，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吕成公曰：「景迂虽驳，其学有不可废者。」述《景迂学案》。（第二十二卷。）荥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学于泰山，学于康节，亦尝学于王介甫，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述《荥阳学案》。（第二十三卷。）洛学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谓其英特过于杨，游，盖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堕入
黄宗羲清
明儒学案
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年）撰。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对清代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章学诚赞誉“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并指出黄宗羲在学术上上承明代学者王守仁、刘宗周，下启清初史家万斯大、万斯同，为清代浙东史学开山。《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该书62卷，首列《师说》一篇，作为全书总纲；以下略按时代先后和学术流别列出17个学案，总叙明代学者210多人，每个学案前面为案序，略述该学派师承渊源、主要代表人物、学术宗旨等内容；其次是学者小传，首列学派创始人作为案主，然后按照师承或地域胪列本派学者个案；小传之后摘录传主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之精华，编成《语录》，间或撰有案语加以评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每个学案的学术风貌。《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到明代中叶，王守仁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他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姚江学案序》）《明儒学案》注重阐明各派学术思想的宗旨，把握诸家学术的精髓。黄宗羲鉴于宋元学者《语录》荟撮简编、去取失当，使读者难窥前人学术精神的弊病，特别强调准确把握各派学术宗旨。他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发凡》）学者讲学贵在阐明宗旨，而评价前人学术尤其需要把握其人宗旨，否则就会像汉代张骞初次赴西域联络大月氏那样无功而返。正因为他有这样明确的认识，才能于各家学术中纂要钩玄，准确揭明其学术宗旨。黄宗羲的编纂思想是阐明各家各派的自得之学，把握学术思想的真谛。他说：“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发凡》）因此，黄宗羲对于每一个学派和每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都尽量揭明其治学宗旨，让世人明了他们的学术精髓。《明儒学案》中这样的事例随处可见，例如把陈献章的治学宗旨概括为“主静”、“自得”，把王守仁的治学宗旨概括为“慎独”等等。注重各家各派学术宗旨避免了面目雷同的空论，使《明儒学案》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著述的杰作。《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中国古代史学中比较著名的史书体裁是《春秋》《左传》开创的编年体裁、《史记》《汉书》开创的纪传体裁、《通典》开创的典制体裁和《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的纪事本末体裁。《明儒学案》是继上述几种史书体裁之后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适应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思想繁荣的需要。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谓考察、按据，是叙述学派源流及其学说内容、考按学术事件而加以论断的专门史学著述形式。在黄宗羲之前，宋代朱熹作《伊洛渊源录》，明代刘元卿作《诸儒学案》、冯从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圣学宗传》，明末清初孙奇逢作《理学宗传》，虽有学术史的萌芽，但只反映学派源流，撰写学者人物传记，不能反映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仍然属于纪传体史书的范畴。《明儒学案》把明代各派的学术渊源、学者传记和学术宗旨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史巨著。继此之后，清前期黄百家、全祖望撰《宋元学案》，清后期唐鉴撰《国朝学案小识》，民国徐世昌撰《清儒学案》，一脉相承，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罗炳良《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6日
黄宗羲清
明儒学案
沈芝盈（点校）前言黄宗羲字太沖，号梨洲，公元一六一○年（明万历三十八年）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天启年间，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被杀害。崇祯初，宦官集团暂时失势，其中作恶多端的人将受到制裁。黄宗羲当时十九岁，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进京，为父讼冤，并且在对簿公堂时，手锥陷害他父亲的仇人。清军南下，黄宗羲回到浙江，召募义兵，组织抗清武装斗争。但不久兵败，被悬赏缉捕，只得隐伏山林。直到清政权基本稳定，放松了对沿海知名抗清人士的禁令后，才回到家乡，着书讲学。康熙十七年，清政府诏徵博学鸿儒，未几，又开设明史馆，以此网罗知识分子，黄宗羲屡次被推荐，都以老病辞。公元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五。黄宗羲学识渊博，对天文、律历、象数、史地都有研究。他的《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着。虽然，《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史记》中的《儒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宋史道学传》，都可以算作学术思想史的嚆矢，其后还有宋朱熹《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已经有了学术思想史的雏型，但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收集资料比较全面，阐述各家学术观点比较客观，分类系统性比较强，编纂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即使比较晚出的唐鑑《清学案小识》、尹会一《北学编》，也都不能与之相媲美。黄宗羲在《自序》中表明：“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并且指出周汝登和孙奇逢的不足，认为他们不是“见闻狭陋”，就是“不得要领”，且“扰金银铜铁为一器”。（见《凡例》）因此，他自己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各家学术观点，“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自序》）在体例上则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着者，总列诸儒之案”。（《凡例》）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同时节录各学者的重要着作或语录，列於叙传之后，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他的资料取自原书，而且经过精选，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凡例》）黄宗羲还明确提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凡例》）这是说，他认为人云亦云的人无足轻重，但是有水平、有独到见解的，所谓“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哪怕“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要加以重视。综观全书，他基本上贯彻了这个原则，因而书中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家学术观点。莫晋在重刻《序》中说，黄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见，得失两存”，这是对《明儒学案》的最高评价。当然，黄宗羲有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学术倾向性。《明儒学案》所收着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渊源，无论内容和分量，都以王守仁为中心，反映王学的除《姚江学案》外，还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属王学而稍有变化的有《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佔学案总数的一半以上。而颜钧、何心隐等抨击封建礼教的思想家，却只在《泰州学案》的叙论中提及。莫《序》中所说的“是非互见，得失两存”，也是围绕看“宗姚江与闢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晋又说：“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从《明儒学案》的布局，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潮流，但也不排除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以及他思想上和王守仁学派的渊源关系。《明史儒林传序》中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孤行独诣，其传不远”，而王守仁“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天下，流传逾百年”。那么，王学为什么会取代朱学而兴起呢？首先是朱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种种问题。朱学在南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以朱学为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实际行动却与之相违背，形成一批谋取个人名利的假道学、伪君子，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苟且钻营，无所不为，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至於恪守朱熹理学的道德修养传统，着书立说，讲学授徒的读书人，为数也不少，但他们往往迂阔无能，没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理学逐渐成为僵死的教条。而王学的特点之一，是反对绝对权威，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王守仁认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个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论，所以他说：“夫学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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