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