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

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

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

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

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