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李陵投降的原因尽归于其贪生怕死，似乎不太能让人信服。作为从小熟谙“虽忠不烈，视死如归”之道理的名将李广之后，作为临十余倍于己之敌苦战近十日而毫无惧色的一代名将，生死似乎不应当是特别重大的问题。《答苏武书》所道：“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更何况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言：“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所言是属实的。而况李陵在最后关头，确实是想一死了之的。之所以不死而要受降，或许这是因为他毕竟还年轻气盛，要是因为“兵不利，战不善”而兵败的话，恐怕他早就跟匈奴拼了。然而自己明明被人算计，而功业不成，如此赴死于国事无补，自己也死难瞑目。况且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战死，对皇帝没法交代，也愧对他祖父李广的在天之灵，更对不住那些跟着他拼死血战的五千将士。投降也是让兵士们尽可能杀出重围向汉武报信，似乎别有考虑。李陵欲“有所为也”，自己且暂留此有用之身，待来日寻的时机再立奇功，譬如生擒或刺杀单于，至少也可以向他祖父李广学习，想办法逃脱，这在苏武返回汉朝后是得到证实的. 其后，汉遣使者出使匈奴，李陵对使者说：“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说：“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李陵说：“乃李绪，非我也。”（《汉书·李广苏建传》）李绪本为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后降匈奴。李陵痛其家因李绪而被诛，便叫人刺杀了李绪。匈奴大阏氏要杀陵，单于将其藏于北方，大阏氏死才回来。

　　不难看出李陵终究是心系故国，李陵如果“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则实在有千万条理由可以带上匈奴兵马，杀回汉地。然而李陵却没有这么作，反而先是冒着生命危险刺杀了李绪，为自己复仇、也为汉家清除了一大隐患；此后更带着被单于要求而娶之的其之女儿，住到偏远的地方，基本和匈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只有在遇到单于要决大事时，才“入与决”。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拓跋氏生养了几个儿女，余则基本无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中间曾被单于指派当说客去劝降老朋友苏武，两人见了几面，喝了点酒，大概相互还赠送了几首诗（但今存于《昭明文选》和《艺文类聚》中之别诗，疑为后人伪托）。苏武当然没有被说动，但两个人仍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以致于后来苏武还朝，还颇为他讲了几句话。

　　李陵的真正为匈奴“效劳”，是在征和三年（前90），在匈奴和汉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中，李陵被信人不疑的单于安排协从一匈奴大将军围攻汉军。而他将和汉军会战的初战地点，竟正是最终导致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与匈奴最后一战的战地：浚稽山。这是否是暝暝之中的一种安排？

　　征和三年，李陵作为汉朝的降将，大抵第一次参加了匈奴和汉之间大规模会战。由于后世有不少汉奸或试图当汉奸者，总绞尽脑汁试图从李陵的这一次参战中，提取出自己也可安然地替新主子卖命的心灵解脱的泻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次会战，多作一些了解。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於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叁万馀人出西河（作者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商丘成所带兵为二万人），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馀里。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

　　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军至追斜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所载本乎此，惟商丘成所带兵为二万人，与汉书异，不赘述。上述所引之文清楚明了，亦不再加解释。　李陵所带的匈奴军，和汉御史大夫商丘成所领之汉兵，会战于浚稽山。浚稽山正是数年前李陵最后一次与匈奴决战之地点。那时，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叁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因此，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无疑是十分熟悉的。李陵自幼“有广之风”，乃一代名将，精通兵法；同时，熟悉地形要略，对于带兵打仗之将而言，极为重要；因此，李陵可谓占尽地利。

　　反观商丘成，“（征和二年）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御史大夫之职责，不是来带兵打仗的。商丘成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同时，商丘成带兵迎击匈奴，是征和三年五月。换言之，从他新官上任当御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后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要想熟悉兵权军事、上下沟通，是相当困难的。又，汉军之与匈奴兵会于浚稽山，乃是被其骑兵穷追而至的，而非如当初李陵先在彼处安营扎寨，勘探地形。对此处之地形，商丘成纵是绝代军事天才，恐怕慌乱之中也断难熟悉。如此，汉军之地利有大亏之处。

　　又，以兵力计，即本《汉书》，商丘成所带兵不过三万余，与李陵所带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锐骑兵，战斗力十分强劲。同时，汉兵乃以远兵来袭，疲惫已极。面对的是以逸待劳之匈奴军，并被穷追猛打退入浚稽山，其战斗力实在大可值得商榷。于此点上看，则汉军实力上又有大亏之处。

　　再，当年李陵“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那五千兵马还个个效命，以一当十。面对匈奴八万之兵，相持亦不过十日左右，最终是以大部战死，自己被俘，“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馀人”作为收场。商丘成之兵虽众，大概很难和李陵之兵相提并论，在中人包围仓皇逃奔进入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后，却反能“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一个御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穷卒，最终反能把由名将所带的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之精锐骑兵打败、最终无获而归，这难道不要让人奇怪的么？

　　如果李陵真为了报一己之仇，全心全意为匈奴服务，卖起命来不遗余，那商丘纵使霍去病灵魂附体恐怕都要身首异处了。历史就是历史，更多的诠释已全然无益。虽然说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讲，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并非难事，然而这大抵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无论怎么论道，都难免有以今人之胸释先人之怀之意在。短短的“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这数十字，更也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