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溪故居

　　故居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上庄村，为两进三间砖木结构楼房，始建于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占地面积1100多平方米。大门前是用鹅卵石铺成的院落。大门用水磨青砖净缝砌筑，门的上方有四块砖雕装嵌，五飞砖之上是瓦顶，东西两端发戗翼腾，线条明快活泼。前檐墙的檐下两角，用墨、赭两色绘以山水花鸟，简洁雅致。

　　故居内部装饰以隔扇、窗栏、撑拱和雀替为主。与一般民居不同的是隔扇、窗栏的兰蕙图采用平地阴刻技法。故居分前后两进，中以户牖相隔。当年胡适和母亲冯顺弟便住在前堂西房，与西房相通的厢房是胡适念书的书房。胡适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故居内现陈列着胡适生前的部分著作，书信手稿以及有关介绍胡适的文章。故居于1987年对外开放，1998年被列为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故居

　　故居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320弄，1926年5月间，胡适在租了该幢洋房。当年楼下是客厅、厨房、餐厅和卫生间。楼上大间是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侧小间是胡祖望和胡思杜的卧室，另一侧是胡适的书房。胡适在上海寓居时，接受光华大学教授聘任，同时又与徐志摩、梁实秋、邵洵美等筹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

　　台北墓地

　　胡适墓地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面积达两公顷，由台北南港当地士绅李福人捐献，墓志铭由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家王壮为书写，其内容为：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胡适生前留下遗嘱，死后遗体火化，家人按照胡适遗愿，把胡适遗体火化后，埋葬在这里。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早年求学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12月17日未时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1893年，随母亲冯顺弟前往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亲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省徽州绩溪县上庄村，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逝于厦门。

　　1904年（光绪三十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小学堂。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光绪三十三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宣统元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

　　大展宏图

　　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1年，作《杜威先生与中国》。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其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

　　人权斗士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5年1月4日，抵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

　　抗战期间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37年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北大校长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11月28日，蒋介石向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郑重致词，说明其要点，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三读通过宪法草案，国民大会闭幕，由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接受胡适递交宪法。

　　1947年1月24日，蒋介石想请胡适出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4月，王耀武托季羡林给胡适捎去信，致以敬意与问候，并邀请胡适在方便的时候莅临济南作学术演讲。旋即得到回信，胡适答应相机来济南与教育界同行们共同研究山东的教育。

　　1948年4月3日，蒋介石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内阁，中华民国大总统应为虚位，请公正人士较佳，所以想叫中国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中正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胡适同意，但后来因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蒋介石选总统而变卦。

　　同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不为所动，毅然决定离开北平。12月，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邀请胡适在中南海怀仁堂商讨是战是和，胡适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12月13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本坚持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离开。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胡适到北京南苑国际机场上了飞机。夜里十时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

　　美台奔波

　　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访胡适。4月6日胡适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1949年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而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6月7日新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但胡适拒绝上任。

　　1950年3月初，胡适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6月23日，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约见胡适﹐试图说服胡适出面领导流亡海外及台湾的反共亲美的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

　　1952年，胡适和蒋廷黻在纽约有意联合组织反对党以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适返台与蒋介石讨论后，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以致组党失败。

　　1954年2月至3月，六十四岁的胡适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

　　1955年，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胡适住在美国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1957年11月，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8年4月，返回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将《胡适文选》及《胡适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卖与出版公司。

　　桑榆晚景

　　1959年，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1960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同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时感到身体不适，

　　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湾大学医学院疗养。 

　　1962年1月，胡适从台大医院出院。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胡适去世获得哀荣。3月1日蒋介石前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然后蒋在胡适去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实验主义

　　胡适师从美国“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实验主义的精神，很有建设性。

　　胡适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他本人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

　　实事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这或许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

　　自由主义

　　对于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要轻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的正确。胡适要告诫的容忍异己的声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这样社会才会真正的自由。

　　胡适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在于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适或许更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党派的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个社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治理想，这个社会也允许你是无神论者，当然也允许你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

　　大同主义

　　胡适认为，法律应该对任何人都有约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叫喧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不幸的。”

　　胡适在一个最现代化国家的黄金时代中摸爬滚打，浸淫在规范化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很快他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所以胡适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思索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应该拥抱世界。

　　乐观主义

　　胡适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

　　“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学术成就

　　首先，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并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他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

　　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文学成就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后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由此二人成为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堪称开路的先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胡适所发起的文学革命，包括诗歌、戏剧、小说几个方面。

　　诗歌

　　胡适出版了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他在语言、形式、诗体、风格等方面展开了自己的白话诗尝试。这是一场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经过几十年的演进，汉语抒情诗的本文结构形态发生了整体锐变，而这一切就始于胡适的《尝试集》。

　　戏剧

　　戏剧方面，不仅与罗家伦合译了易卜生的《娜拉》，而且自己创作了戏剧《终身大事》。胡适的戏剧翻译和创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译使胡适吸取了外国戏剧的养分并创造出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话剧。

　　小说

　　小说方面，虽没有创作，却翻译了一些西方短篇小说。他在《短篇小说》“译者自序”中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个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胡适后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文学改良刍议》主要着重于破坏，从建设的角度讲，文学革命需要注重的两点，其一便是方法，而这就需要向西方学习，包括西方短篇小说的翻译。

　　在胡适看来，“小说之宗旨有二：一以娱人，一以淑世。无论娱人淑世，小说之法不出两端：一在状物写生，一在布局叙事，吾国小说盖以状物写生胜，西方小说则兼二者之胜。今当以西方之结构，补吾之不足。”学者邹新明认为，胡适留美期间对西方短篇小说的阅读和翻译，是其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的重要源泉。

　　此外，胡适还在文学理论上作出贡献，写就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风格的文学史专著《白话文学史》。

　　政治理论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不迟。在争论中胡适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

　　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迁台后，雷震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连续出版了10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最重要的言论刊物，是传播民主思想的堡垒。杂志的后期转向了反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社长雷震以杂志发声，筹备成立反对党参政，终于因此而惹祸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雷震事件）。但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人际成就

　　胡适曾执教高校，高徒中包括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其中顾颉刚还表示他的整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水浒传考证》一文看来的。

　　此外，胡适还注意帮助同侪、提携后进。林语堂在其留学期间，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陈之藩与胡适为忘年之交，赴美留学得到胡适赞助。致胡适信件收入《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季羡林虽不是胡适的学生，但归国初期也受到胡适提拔。

　　江冬秀：包办婚姻

　　胡适与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是其母亲冯顺弟一手包办的。在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临行前他的母亲为他订了婚。未婚妻是旌德县的望族江家的小脚千金江冬秀。胡适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可是他对母亲非常孝敬，就默认了。1917年秋天，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12月，胡适尊奉母命，在老家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举行新式婚礼。1923年7月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便不敢再提离婚之事。

　　韦莲司：共穿幽径趁溪斜

　　1910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青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结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从此，韦莲司小姐成为与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红颜知己。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胡适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他俩月下散步，湖边谈心，尺牍传情，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韦莲司的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着胡适，两人在朝朝暮暮的叙谈中品诗论文。韦莲司是搞艺术的，正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胡适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们之间谈论艺术、谈论天下国家的大事，渐渐地感情越来越深。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起，两年写给韦莲司一百多封“情书”。

　　陈衡哲：半年内通了四十几封信

　　胡适当时正在办留学生的杂志，留学生陈衡哲就给他投稿，从实践上支持胡适的新文化运动。陈衡哲当时写了很多白话诗和白话小说，这些白话作品使得胡适感到找到了知己。胡适跟陈衡哲之间在半年的时间里面，通了四十几封信。就在陈衡哲满以为好梦成真的时候，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哲万般无奈，只能退而与别人结婚。

　　曹诚英：烟霞洞里的佳人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时他们都没想到，这次婚礼上的邂逅，注定了他们后来漫长的苦涩恋情。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曹诚英。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诗中暗喻曹诚英为恋人使他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曹诚英的绵绵情意之中。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是“驱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胡适诗《秘魔崖月夜》），也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一段恋情，以致有了结晶。三个月后胡适离婚未遂，曹诚英堕胎终生未嫁。

　　徐芳：上海的罗曼蒂克

　　民国时期才貌双全闻名的才女徐芳，清著名科学家徐寿的曾孙女，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的孙女，她把初恋的全部真情都给了胡适。1936年1月下旬至2月下旬，她跟胡适在上海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借用徐芳本人的话说，就是她跟胡适“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

　　洛维茨：耐人寻味的情缘

　　胡适1937年10月6日到达纽约，稍事休整后，他就去看望恩师著名学者杜威，初遇了杜威秘书萝德芘.洛维茨。胡适与这位犹太女孩一见面，彼此都有亲切感，谈话投机，互相赏识，特别是洛维茨对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更是尊敬和爱慕，几个月后就成了互相约会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喝茶、吃饭、看戏、聊天。从胡适的日记来看，他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洛维茨。美国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哲学家杜威的传记，其中讲到杜威和妻子洛维茨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这本书的作者看到了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保存的杜威资料，其中包括胡适写给洛维茨的一些感情亲密的信。胡适与洛维茨的亲密交往是发生在她与她的前夫Grant结婚之前，而杜威却已在与她热恋。所以，胡适的这段情缘特别耐人寻味。

　　陆小曼：隐秘的恋情

　　当年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因其无法跟太太江冬秀离婚，陆小曼才转向徐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风流事传开，胡适又积极参与其事，尽力撮合，充当“月下老人”。对胡适和陆小曼的郎情侬意，胡太太江冬秀早有耳闻。看到丈夫很热心地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忙乎，胡太太怒不可遏，认为丈夫是借做“媒婆”之名，趁机走近陆小曼和其眉来眼去，真是贼心不死啊。胡适与陆小曼的情分颇深，有当事人的亲笔表白为证。刘继兴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发现了陆小曼写给胡适的六封信，均为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所写。其中内容足以表明两人关系并不一般。

　　胡适鲁迅

　　对于《新青年》时期的胡适，鲁迅持肯定态度。他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并坦言“我佩服陈胡。”

　　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商定稿件，又书信往来，互借图书资料，关系颇为亲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杂文中，称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得多”。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鲁迅赞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信）但后来因为胡适主张青年学生埋头读书，少参与政治，加之与新月派文人陈源、梁实秋等的争执，以及胡适宣扬“好政府”主义，又受到逊位的皇帝溥仪、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垂询”，鲁迅遂与胡适分道扬镳。

　　从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中期，鲁迅对胡适成见日深，写了不少讽刺、批评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学家鲁迅与右翼文化泰斗胡适，势不两立、水火不容。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抑，由赞誉而至讽刺、排斥，连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后来都指为“也不见得好”了。

　　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胡适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时的胡适对鲁迅推崇备至，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归于鲁迅。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抨击以至谩骂，胡适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为止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人身攻击时，胡适却为鲁迅辩诬、主持公道。

　　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她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学潮观点

　　胡适先生对学生罢课的态度是选择镇静主义，劝说学生安心学习，不要干政。他的观点如下：

　　1、近现代中国一直面临日本军事压制和威胁，在国家的军事实力上，理性的胡适认为中国决不具备对日作战的能力，倘与日冲突无异于以卵击石。学生惟有冷静镇定，坚苦学习的选择。清末民初的中国军力孱弱，要对付倭寇，实在希望微茫。当时平心静气地看，中国与日本实力有着宵壤之别，空喊作战，又有何益，主张镇定，这是他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之然。

　　2、一个国家真正之覆亡不在于军事之失败，而在于文化学术之灭亡，为了避免国家灭亡，我们应努力致力于国家的文化学术事业。

　　3、罢课游行、请愿示威、通电宣言、标语口号，纯系一时情绪的渲泻，于实际的政治无益，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些政治冲动妨害了学生的锻炼成材。

　　驻美大使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发起建议应该派三个人同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适的能力。三个人分别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右。其中鹤见为文学专家、石井是经济专家、松冈则为雄辩家。 

　　诺贝尔奖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胡适曾于1939年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胡怕太太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是属兔子的，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上有“PTT”三个字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讲演胡说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第一红娘

　　胡适有“民国第一红娘”之誉，由其和胡先驌（左） 促成的有情眷属数不胜数。他喜欢看到青年人相恋、结合，并主持过150多次婚礼。这150多次证婚，从已知的记载来看，大多为胡适同辈友人、晚辈学者，成就的多是学界伉俪；婚礼地点也大多为中国国内。而有一桩胡适在美国证婚的婚礼，且有婚礼现场照片存世，却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过。《胡适日记》1939年5月12日这天，记载了他在美国的一次证婚。他写道：今天本馆秘书游建文君与张太真女士结婚。张女士是张履鳌先生的女儿，与上海剧团同来，我病在纽约时，他们正在纽约演戏，故建文与张女士常相见，以后就订了婚约，我给他们证婚。

　　与季羡林的交往

　　二战结束后，陈寅恪向北京大学推荐季羡林担任教授，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之等人欣然接受，于是季羡林顺利进入北大，和胡适结识。虽然在学术辈分和社会地位上，两人尚有差距，“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父亲

　　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在宁古塔时为吴大澂和容山幕僚，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逝于厦门。

　　母亲

　　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胡适在《四十自序》中描写母亲的订婚过程和丧夫后打理家庭、培养儿子的故事。

　　妻子

　　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1917年成婚。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长子

　　胡祖望，早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入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

　　女儿

　　胡素斐，早夭。

　　次子

　　胡思杜，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遗体不予保留。胡适墓旁有其衣冠冢。

　　孙子

　　胡复，是胡祖望与曾淑昭之子，生于1955年，名字为胡适所取，为收复中华，复兴中华之意，197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后任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

　　思想争议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胡适的思想不仅受到了他的对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旧，甚至学生也都向胡适一齐开火。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 《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文章批判了胡适在 “问题 与主义”的论战中的主张是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

　　1951年8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师生召开“控诉会”，俞平伯、 顾颉刚、朱光潜等胡适的同事、学生都作了批判性发言。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对胡适思想的质疑之声便已存在，例如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积极推动的作用，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证的老路。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中国十大诗人之一，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称文学革命，曾与当时众多学者提议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胡适到北大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左”倾思潮在1920年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种子，几十年后又奇迹的出现。在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信息。

　　学位争议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研究》共有六篇，分别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谈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往来书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篇，是余英时为2004年公开出版的《胡适日记全集》序文，占去了全书内容大半。与其他研究胡适的著作不同的是，余英时以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到晚年1962年的日记、书信为基本史料，旁征博引，将围绕胡适本事中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一还原。

　　在胡适本事中，关于胡适博士学位的真假，一直有争议。1919年，当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昔为好友，今为仇雠”的梅光迪，就对胡适是否该称为“博士”提出质疑；其后，做过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也对胡适的博士学位提出同样的质疑。他在《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中，推断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结果是“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因而迟至1927年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唐德刚的这一注释，后来多为研究胡适的学者所尊奉，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也由此产生。

　　余英时通过校勘这一时期胡适的日记，比照其他史料，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是货真价实的。他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足以致疑的证据，唐德刚先生的‘论文口试’为‘大修通过’之说，仍然是个‘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