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10日，金庸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祖籍江西婺源（古徽州）。家世系浙江海宁查氏，其家为书香门第，金庸本人是查升之孙查揆的后裔。

　　1929年5月入读家乡海宁县袁花镇小学。1937年（另一说1936年），金庸从袁花龙山学堂（现袁花镇中心小学）毕业，同年考入嘉兴中学（现嘉兴一中），离开家乡海宁。

　　1938年，日军攻到浙江，嘉兴中学千里南迁至丽水，金庸进入省立联合中学初中部。

　　1939年，读初中三年级的金庸与同学合编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此类型书籍首次在中国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

　　1941年，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被其开除，校长张印通介绍他转学去了衢州。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

　　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后在中央图书馆挂职，阅读大量书籍。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乡，曾在杭州《东南日报》暂任外勤记者。

　　1946年，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同年秋天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

　　1948年，毕业后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

　　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笔名姚馥兰和林欢）。

　　1955年，在《大公报》与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并在同年首次以“金庸”为笔名拟写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1956年，在《香港商报》全年连载《碧血剑》。1957年，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专职为编剧，写过《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合导过《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所用笔名为林欢）。

　　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后来推出包括《明报晚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系列报刊，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同年在自办的《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

　　1972年，宣布封笔，退出侠坛，之后对其以往的武侠作品开始修订工作。

　　1973年春，金庸应台湾地方政府之邀前往台湾，并与蒋经国见面会谈。文革结束后，金庸在1981年与1984年来到中国大陆访问，并先后在北京与邓小平和胡耀邦会谈。

　　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金庸作为委员之一，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5年至1989年，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88年，金庸与查济民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主流方案）。 

　　1989年，金庸辞去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结束了从政生涯。同年在《明报》创办三十年庆祝茶会上宣布卸下社长职务，只担任集团董事长。 

　　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同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上市后，他退出报业管理层。同年明报企业上市，金庸任董事长并签订三年服务合约，与于品海达成协议由智才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

　　1993年，两会期间赴北京访问，并获江泽民接见。同年4月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改任名誉主席，更将明报集团售予于品海，宣布全面退休。

　　1994年，金庸返乡参加嘉兴一中90周年校庆并于嘉兴高专兴建“金庸图书馆”。图书馆落成后再斥资1400万在西湖兴建“云松书舍”，供个人藏书、写作和与文友交往雅集之用。同年10月，北京大学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

　　1995年，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1996年秋，当“云松书舍”落成后，金庸改变初衷，毅然捐出斥巨资兴建的书舍，现已成为杭州的新旅游景点，内藏金庸作品及手迹陈列室等。

　　2005年，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名衔。

　　2007年11月，应邀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大）主持讲座，题目为《中国历史的大势》，并出任港中大文学院荣誉教授。 

　　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2010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院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

　　2011年，国立清华大学授予金庸名誉博士学位院士。

　　2014年3月10日是金庸的九十大寿，于是各个领域纷纷为金庸先生庆生，有武侠迷手抄840万字贺寿。

　　2015年，金庸授权北京市西城区非遗保护中心，将《鹿鼎记》改编为评书，由“连派评书”唯一继承人连丽如及其弟子播讲。

　　2016年3月，金庸过92岁寿辰，马云带领淘宝众筹祝寿。12月，当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

　　思想主题

　　金庸所创作的小说中无处不体现了对历史意义及价值的探寻。他通过在小说中塑造武林门派之间、人与人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正教与邪教之间、国家民族之间以及朝代与朝代之间的恩恩怨怨，最终造就了不同个人、门派、国家、民族、教会、朝代的各种悲剧。从本质上来说，金庸正是企图通过在小说中抒发强烈的悲剧情怀，旨在达到解构负面价值、弘扬正面价值的效果。

　　在金庸创作的小说里，“情”与“理”深刻体现了生命本质与传统道德之间的永恒矛盾，具体来说就是爱情与道德规范的冲突。显然，金庸的作品没有过多的抑情绝欲的说教，更没有与传统道德文化相违背的滥情现象。他仅仅通过“情”与“理”的描述，向世人展示了爱情中的悲剧意识，通过对人真实生命的适当描述和张扬，反映了对禁锢人们和社会发展的“理”的反抗。金庸的爱情悲剧意识是对现代爱情的讴歌。

　　艺术特色

　　结局

　　与大团圆的结局不同，金庸的小说更多的是直面邪恶的成功和侠客的失败。然而金庸的创作同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特征，即在描绘悲剧现实的同时，也赋予其一定的弥合功能。

　　历史背景

　　金庸将其作品及其人物形象有机地融入到鲜明的历史背景之中，如《射雕英雄传》的时代背景为南宋初年，宋、金对峙，以及蒙古崛起的这一时段。《天龙八部》的历史背景为宋、辽、西夏以及大理等几个政权纵横交错的时代。《鹿鼎记》描写的则是清朝初年，满汉民族冲突的剧烈矛盾。同时，金庸先生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将许多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纳入到其文学作品之中，如完颜洪烈、岳飞、大理段氏、朱元璋、康熙皇帝、顾炎武等等，这些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与小说中的虚拟人物交相辉映，虚实相加，使小说更加真实生动，读者更容易接受整个故事，不会令人产生虚无缥缈的感觉。

　　金庸对作品时代背景的选择也是为小说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服务的。纵观金庸的文学作品，几乎所有的历史背景都放在动乱年代，这是因为动乱时代更能体现出历史人物的英雄豪情，与庙堂之上懦弱陈腐的官员相比，侠客具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正如郭靖所言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以“为国为民”来作为侠客的最高追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们最后的归宿，这是侠之精神境界的升华。金庸作品中的江湖英雄，其身虽不居庙堂，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正英雄。

　　语言

　　金庸语言的繁杂丰富，在其行文句式上就有充分的体现。他袭用了旧小说夹用诗词、歌赋、联句等方式，在行文中大量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表述上，则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方式。如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均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体现出金庸深厚的语言表述功底。

　　人物形象

　　纵观金庸的所有作品，除个别小说之外，大多数人物形象均有很强的相似之处，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以及《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等，虽然他们的性格有所差异，但他们均是武功高强，怀有一颗报国之心的英雄。再如其中的黄蓉、任盈盈、赵敏，以及阿紫等女性人物，均属于武功高强，且均有很强后台的厉害角色，或是父亲，或是师父，她们与普通女子相比，在性格和行事方面均属于异类，被世人列为“妖女”的范畴，但又都具有浓厚的侠骨柔情，虽然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但均殊途同归。

　　金庸小说中的女性有两个共性，这此女性都是古代重情的“豪女”。中国的古代女性虽然比较重情重情，但是会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女性的情感却只能深理于心中，即使到了待嫁年岁，也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如果传统女性去大胆地追求爱情，这样不但会被认为是有伤风化，更会被旁人说三道四，即使有人敢于追求白己的爱情，一也会受到家人的惩罚，最后难免被人冷嘲热讽，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结果；但是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女性相比却有很大的差异，现代的女性追求爱情，却被认为是潮流，还能得全社会的广泛赞许和认可。

　　在金庸的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大多敢爱敢恨型；与此同时，金庸作品中的有此女性人物不仅渴望爱情，还体现出对传统贞节观念认同。对于这种这种矛盾情形，一也就是女性的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在女性人物中的体现。这种传统与现代共存即可以体现在一个女性人物的身上，还可以表现在不同女性人物的身上。然而，哪里有矛盾哪里就会有冲突，有冲突的作品会更加吸引读者。比如在《神雕侠侣》这部小说中，小龙女这个人物就是传统文化中仙女的形象，其不仅貌美如花，还武功高强。然而其对于爱情，她却能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爱上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杨过，对于这种突破传统思想束缚的勇气只有现代女性才会有，而小龙女竟然一也具备，真是不得不让人钦佩。金庸的这种女性创作观念，不但可以很好的吸引读者的眼球，还让读者读得津津有味。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因为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特征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这样既可以顺应故事情节，还可以顺应读者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会陶醉在小说中，让人流连忘返，致使金庸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读者在金庸的著作中真正的看到了实际生活中的女性身影：可以明显看出，这此女性具有疯狂的一面，当然，相比之下，女性传统的一面居多。

　　因为，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现代女性是传统的女性发展而来的，对于现代女性个性，其不可能独立存在现实社会中，更不能完全丧失之前的传统气息。在一般的武侠小说中，对于男女之情的描写可谓少之又少，即使存在一此个别女性，通常一也是小说中的点缀。但在金庸所描写的小说中，爱情在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小说中的主体，小说中的女性在小说中的地位提升了许多。在小说中，有了男女角色情感的贯穿，使小说中内容丰富多彩。此外，还提升了小说的趣味性及吸引力。

　　家庭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傲骨气节的忠良，他不满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当时有民众烧教堂，作为官员的他为维护民众，带头辞职以平息事件。金庸受祖父影响，明白一定要读书，才能解救民族苦难，故他尤爱阅读关于历史的书籍，如《资治通鉴》《二十五史》等。影响金庸至深的另一人，就是其父查枢卿。查父在金庸年幼时，每天将武侠小说《荒江女侠》剪存给他看，令他对武侠小说产生浓厚兴趣，后来主动追看《水浒传》和《七侠五义》等著作，为日后撰写武侠小说奠下根基 。

　　查家在清代“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被康熙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赐以“澹远堂”、 “敬业堂”、“嘉瑞堂”等匾额。徐家则是古镇一大富商，祖代相沿经营着酱园、绸庄、钱庄。金庸生母徐禄是诗人徐志摩的父亲最小的堂妹。1914年，徐禄与查枢卿结为夫妇。成亲以后，徐禄与查枢卿感情笃深，先后生下长成的有查良铿、查良镛、查良浩、查良栋、查良钰五子和查良琇、查良璇二女。1937年，徐禄因患急性菌痢而病亡，这一年，金庸只有13岁。

　　金庸的继母顾秀英原是查家的丫鬟“月云”。顾秀英11岁时押给查家的，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20多岁时被母亲领回，后来去了上海做女佣，因而，查家逃难时她没有跟着过江。徐禄病亡满3年，查枢卿续弦，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后来，她先后生下查良铖、查良楠、查良斌、查良根四子和查良琪、查良珉二女。

　　解放初，丈夫早逝。1958年，在无粮无柴的岁月里，她卖掉了所住的两间老房，被诬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罪名，遭受三日三夜的毒打。1989年，顾秀英去世，享年77岁  。

　　婚姻

　　金庸一生结过3次婚，第一任妻子叫杜治芬，1947年，二人在杭州相识。金庸拜访同事的朋友杜冶秋时，邂逅了时年17岁的杜家小姐杜治芬，后双双坠入爱河。1948年，金庸南下香港前夕，匆忙赶到杭州正式求婚。后来杜治芬也去了香港，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寂寞无聊，过得不愉快。最后她回了中国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是新闻记者，他们于1956年5月1日结婚。金庸草创《明报》，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还曾变卖首饰支撑《明报》。等到事业成功，婚姻却出现裂痕。金庸与朱玫共生育二子二女。

　　金庸的第三任妻子叫林乐怡。1976年，金庸与朱玫感情破裂，主动提出离婚，并娶年轻二十九年的林乐怡为妻。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

　　逝世

　　2018年10月30日，明报创办人、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在香港去世，享年94岁。

　　各界悼念

　　30日当晚，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向查良镛先生家属致唁电，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悼念。

　　11月2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查良镛先生逝世表示哀悼。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查良镛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查良镛先生逝世后，李克强、韩正、孙春兰、黄坤明、朱镕基、温家宝、张德江、李岚清、刘延东、李源潮、王汉斌、廖晖等同志也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同日晚，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民专程到查良镛先生家中，向查先生夫人林乐怡女士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查良镛先生逝世的哀悼和对亲属的慰问。林乐怡女士对习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关心问候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