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翁文灏13岁时通过乡试中秀才。后来到上海读书，在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学校学习外文，后到欧洲留学，专攻地质学。

　　1912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地质学博士。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中国，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事。

　　1913年，翁文灏同丁文江等人一同创办了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在搞地质研究的同时，也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培养地质人才。这是我国第一个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1922年翁文灏继丁文江后任该所所长，并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主任教授，中国首代地质工作者多出自其门下。翁文灏同时亦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曾为清华地质学系主任，1931年兼任代理校长。翁文灏早年表现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职皆与学术有关。

　　1932年，翁文灏先生为国民政府所延揽，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秘书长，但委员会内皆是学术界名人。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对我国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如对甘肃油矿局，天府、南桐等煤矿都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1934年冬天，翁文灏任焦作中福煤矿整理专员，并兼任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前身——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对当时的私立焦作工学院多有关怀。

　　1949年3月，翁文灏博士任台北总统府秘书长等职。

　　1935年12月，翁文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1934年，翁文灏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得蒋介石关护，指令全力抢救，后来渡过危险。事后翁可能是难却“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

　　1935年，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37年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在抗战期间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

　　194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至1947年辞任。

　　1948年6月，翁文灏应蒋介石之邀，任政府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任内主持货币改革，在8月推出金圆券取代法币，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结果造成金融失调。翁内阁于11月总辞。次年初蒋介石下野，翁于2月任李宗仁之总统府秘书长。至5月，李宗仁主事与共产党和谈失败，翁辞去秘书长之职，并出国至法国。同年，翁文灏被评选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年春，翁文灏先生脱离蒋介石集团，初居香港，后移居法国巴黎。

　　1951年，经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翁经香港回到中国，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翁在1948年曾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回国初期曾因不积极批蒋而受压。

　　1954年后，获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文革中得特别保护而只受少许冲击。

　　曾任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同时，他仍专注于祖国的地质事业。他对地质学造诣很深，对著名的大陆漂移说和燕山造山运动的阐述与发展贡献卓著，为祖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奠定了基础。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

　　经济主张

　　作为学人，翁文灏主张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方可富强，以臻现代化。他服膺孙中山遗教，认为在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应避免贫富不均，必须实行民生主义，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他尤其主张凡国防及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工矿企业，均应由国家出面、出力来办。“欲使（中国）工业化成功，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及以重工业为核心。中国重工业的振兴，不宜悉赖私营，而须由政府以国营方式奠定基础。”以后他之所以愿意出山从政，主持中国工业建设，与此初衷不无关系。

　　涉外主张

　　翁文灏力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要求不要空喊口号，而要面对实际。他要求政府首先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形式不妨浅陋，利益不妨实在”。对社会舆论则主张有理性，要求大家体谅政府的困难，不要要求政府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现在我们应要求全国谨守秩序，勿做轨外行动。”此种态度，颇得蒋介石欣赏。

　　国共之争

　　1948年底，国共之争胜负已成定局。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个四十余人的战犯名单，这时的翁文灏虽已不过是挂名的政务委员，但因其曾高居国民政府院长之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灏先赴香港，后转法国，1951年3月，经多方周密筹划，翁文灏辗转回到北京。“战犯”的帽子没有吓退翁文灏海外归来的脚步，证明中共和翁文灏之间的距离至少不像“战犯”这个词汇所张扬的那么大。

　　陈毅进入上海后在和翁文灏友人的谈话中提及翁时曾说：“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陈毅“书生”一词经友人之口传到了翁文灏耳中，正在海外飘零而且从心底里不愿做“白华”的翁文灏想必别有一番感触，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回归的决心。陈毅所说的书生也许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对翁文灏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毕竟太招人眼了，“行 政院长”、“战犯”这些外在的东西终究不好静悄悄地消化，翁文灏要融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土壤还需付出艰苦的心力。等着这位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的，首先是如何表态与过去决裂。这一过程堪称一波三折，早在他滞留海外仅有回国之想时，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来可以，但需在回国前写一悔罪书公开发表，翁挥笔写就，而文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等字样，连居中沟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

　　所幸周恩来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国，悔罪一事暂且放在一边。但一俟翁文灏在京定居，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并与之决裂仍然是个逃不过去的大关目。面对这个问题，翁文灏最感难迈的坎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像翁文灏这种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况是于己有知遇之恩的旧主？要他自责容易，去骂别人却戛戛乎其难了。

　　政协委员

　　当选为政协委员的翁文灏写下过不少应景诗。整理者所作的“前言”中特别提醒读者，“诗集的内容，特别是大跃进时期中的见闻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但这并不代表作者深层次的真实思想，而是对那个在极左思潮统治下，巨大政治压力时代的写照”。其实我看这未免求之过深了。那些歌颂大跃进之类的诗未必不是作者真实心境的反映，像翁文灏这样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被那个年代中特有的热火朝天的气氛所感染的，试读一首关于北京城拆除牌楼的诗：“解放京都改造勤，牌楼次第落埃尘。堂皇封建宏规范，窒碍交通阻辙轮。自古先成终有毁，于今革旧更阐新。长安街道从来阔，此日更欣车振辚。”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人不在盼望尽快除旧布新，这种情感是真诚的。即使在高歌突进的整体氛围中，作者并未全然麻醉，一首题为《农妇入城投佣》的诗，色调和整体氛围相比是如此的不协调，诗中说那些因受灾生计无着，不得不入城做佣工的农妇“土地曾欣分廿亩，水旱尚自受千灾。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子死父老垂尽日，妇人偷走入城关”。“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对比强烈，而“妇人偷走入城关”中，一个“偷”字，也是炼字的好例。对这首诗，一般人看了大概以为是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事，其实不然，诗实写于1954年8月，对一般读者而言，这恐怕也是一小小意外吧。至于作者回顾平生的长诗《洄溯吟》，对研究作者的人来说，其价值当然更不待言了。

　　翁文灏旧曾于1946年刊行《蕉园诗稿》，这个集子没选。就本集已选的作品，作者的诗艺实不能说高明，这不必讳也无需讳，作者本来就无意作吟风月弄花草之诗人。近人旧体诗词集的价值往往在诗词之外，于此又得一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