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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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1905年-1993年),原名冯承植,直隶涿州人,冯家为天津著名盐商,盐引在直隶涿州,八国联军侵华后避难于涿州,故生于涿州。曾就读于北京四中。1923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学团体浅草社。1925年和杨晦、陈翔鹤、陈炜谟等成立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半月刊和《沉钟丛刊》。1930年留学德国先后就读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1935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任教于同济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人物生平

  1905年9月17日,出生于直隶省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

  1912年,就读于叔祖冯学彰创办的一个私立小学,小学停办后,在家中从父亲学习《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的某些篇章。

  1917年,在涿县高等小学毕业后,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读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写诗。

  1921年暑假考入北京大学。

  1923年参加文艺团体浅草社。

  1924年,顾随于上学期结束时受青岛胶澳中学之聘任教,邀冯至去青岛度假,从7月上旬至8月中旬,在青岛愉快地过了40多天。暑假后,听鲁迅讲授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与诗人柯仲平相识。

  1925年与友人创立沉钟社,发表了许多诗与散文。

  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记录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哈尔滨教书生活。

  1929年出版第二本诗集《北游及其他》。

  1930年底至1935年6月留学德国,攻读文学、哲学与艺术史。

  1930年赴德国留学,其间受到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影响。

  1931年2月底,与梁宗岱在海德贝格相会。在宫多尔夫的课堂上认识了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维利.鲍尔,后来成为好友。冯至决定离开海德贝格,8月至柏林。在柏林大学,开始研究歌德时代的文学。与陈铨相识,与北大同学蒋复聪、朱懊交往。

  1935年9月回国,1936年7月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

  1939至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这7年间他的创作和研究都处于比较旺盛的时期,著有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及学术论文、杂文等。

  1946年7月至196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1948年7月4日,冯至去清华,最后一次见到朱自清。暑假期间,受杨振声邀请,全家在颐和园内谐趣园住了一个多月。

  1950年1月29日,在北京大学哲学讨论会上做关于歌德的报告。3月30日至6月7日,随代表团出访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在莫斯科停留若干日。

  1951年后兼系主任。著有《杜甫传》,当时颇得好评。

  1954年2月,访问鞍山钢铁公司,同行者有吴组缃、黄药眠、肖殷、戈扬等。6月至8月,与田间访问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在柏林与安娜·西格斯、贝歇尔、布莱希特、魏斯科普夫等作家晤谈。是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9年10月至11月,与成仿吾赴民主德国,参加莱比锡大学550周年庆祝大会,会后冯至又参加席勒诞生200周年纪念会。

  1964年9月调任现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

  1970年,7月,离开燕东园,迁居建国门外永安南里,去河南息县干校。

  1979年6月7日至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冯至为团长。重访海德贝格,参观海德贝格大学的日耳曼学研究室、东方美术研究室等。7月19日至9月底在黄山疗养。10月30日至ll月16日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82年辞去所长职务,改任名誉所长。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作协副主席。

  198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教部授予他“格林兄弟文学奖”。

  1987年6月初,与姚可昆、韩耀成赴联邦德国接受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5日,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接见冯至。6日至10日第三次重访海德贝格。14日,应奥地利科学院邀请访问维也纳。18日,应民主德国高等教育部邀请,至魏玛、柏林访问。12月15日,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韩培德代表德国政府将联邦德国最高荣誉的“大十字勋章”授予冯至。

  1988年1月14日,与臧克家、卞之琳、艾青一起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和北京市青年宫联合举办的“诗歌一日”活动。5月16日,与韩耀成赴联邦德国卡塞尔,接受达姆施塔特德意志语言文学研究院授予冯至的“弗里德里希·宫多尔夫外国日尔曼学奖”。25日回北京。

  1989年4月25日,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北欧文学学会会长。8月,首届“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在京揭晓。8月至10月中旬,患胸膜炎,住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治学方法

  洋为中用

  “洋为中用”的治学方法。冯至把他在创作中使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叫做“吸收外来养分”。这个提法本身也表明“洋为中用”的主体是中国,“洋”为作为中国人的创作主体所用,为中国的广大读者能够并乐于接受。冯至的主要学术著作《杜甫传》、《论歌德》和他写的其他学术论文都贯彻了这个精神。他明确地说过“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借鉴。”他在北大当“西语系”系主任的时候,搞教改,多次修改教学计划,他每次都强调两件事:一个他强调西语系的学生要打好扎实的外语基础,另一个强调的便是学外国文学的人要学好中国文学。“学外国文学的人要懂得中国文学”这个观点是冯至非常鲜明的观点。它不仅体现中国外国语言文学为谁服务的根本性原则,而且也符合语言、文学具有整体性的学科规律。

  严谨求真

  严谨、求真的学风。对写论文,学术界流行着一句常说的成语,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它表达了写文章不能信口乱说,写文章要有根据而且要符合逻辑,这恐怕就是“严谨”的要求。但我认为光按这句话行事,还远远达不到科学性的要求,因为这两个条件仅仅说明了写文章时对作者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提出对写出来的文章要符合客观。但如果在“严谨”之外再有“求真”这一条,就保证了文章里说的要符合客观,或力求接近客观,这样才称得上科学性的要求。冯至搞研究工作就是按“严谨,求真”这两条要求去做的。我们从他两部主要著作《杜甫传》和《论歌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治学态度。我还要讲几件冯至经常强调的事情(或原则)来丰富我们对他“严谨,求真”的治学方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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