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讨奉之役，使阎锡山得以逐鹿中原。然而好景不长，取得平、津，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以统一相号召，召集编遣会议，筹划“削藩”。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大集团军面临被蒋介石中央各个击破，分头瓦解的危机。于是各派势力由拥蒋而反蒋，一时战云密布。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反蒋失败。同年5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反目。冯玉祥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拒不进京供职，并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战线，集结兵力。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下令查办。5月15日，冯部将领通电指责蒋介石，并公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准备讨蒋。蒋冯之战一触即发。

　　听其言察其行，阎锡山对蒋介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做法洞若观火。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不保之虞迫在眉睫。于是，阎锡山迅速调整战略，改捧蒋压冯为对冯玉祥曲意维护，甚至不惜以与冯“共进退”要挟蒋介石。一时与冯玉祥函电往来，密切之至。

　　为了实现挟冯以自重的目的，5月30日，阎锡山携秘书长贾景德、参谋长朱绶光，以及眷属一行由太原抵达运城。随即，贾景德衔阎锡山之命，与朱绶光同行，从芮城风陵渡渡过黄河，前往第二集团军（西北军）驻地华阴，面见冯玉祥，交涉相关事宜，敦促冯玉祥赴晋。

　　在华阴，贾、朱二说客谨遵阎锡山的旨意，极力说项，一番为党国计，为人民计的大道理之后，自然是设身处地从对方出路考虑，使冯玉祥为之动容。在达到预期效果后，5月31日，贾景德、朱绶光偕冯玉祥所派代表曹浩森、邓哲熙由华阴返运城。除转述冯玉祥愿意知难而退，答应下野出洋，赴山西的意思外，对所部之安置、撤销通缉之成命、将领之保全、军食之维持等事，进行商酌。随即，曹、邓回华阴向冯复命，阎锡山先期携朱绶光返回太原，贾景德则奉命留在运城，迎侯冯玉祥。

　　回到太原的阎锡山继续与各方周旋。电报蒋介石，剖陈利害，一再表示“冯出洋，山必偕行；冯爽约，北路军事山负责”的决心。同时，一面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发出就河北省党部干涉省政情事“请严定党政权责”的抗议电；一面指使河北省主席商震和新任北平市长张荫梧严格限制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活动，做出联冯抗蒋的姿态。贾景德在运城一等就是二十天。6月19日，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及公子三女随员四，并冯总司令岳丈舅妇暨女工等十一人，行李多件”，于午前十一时抵运城。贾景德作为阎锡山的迎候使节，自然少不了一番忙碌。6月21日，冯玉祥为阎锡山的“至诚”所感动，力拒部属的劝阻，继夫人子女之后，携随员二十余、汽车三辆，由风陵渡渡河入晋。贾景德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随后，在贾景德等山西政界要员的陪同下，冯玉祥起程北上。6月25日，阎锡山亲往介休迎接。阎、冯见面，抚今遭受中央冷遇，追昔不见昔日辉煌，不禁百感交集，抱头痛哭。旋抵太原，冯玉祥客随主便，先被阎锡山安排到太原城郊之名胜晋祠小住，后转到五台县建安村。

　　阎锡山邀冯赴晋，无疑增加了自己手中的筹码。因此，不仅敢于出头和蒋介石相抗衡，而且有了对反蒋各派的号召力，进而取得了反蒋联合阵线的盟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邀冯赴晋是一场谋略战。贾景德参与了这场谋略战的全过程，不仅出谋划策，而且参与实施，充当了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与以赵戴文为代表的山西上层反战派的态度相反，贾景德可以说是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唯一的坚决赞成者。据徐永昌的回忆反映：“赵次陇（戴文）先生头脑清楚，对于阎先生这次企图（指发动反蒋战争）绝不赞同，因此其十八年以来对赵芷青（丕廉）有时联络杂牌军队，及对薛子良（笃弼）代表冯焕章来说山西合作，都表示反对。及至阎锡山最后骑上虎背，又作坚决反对。贾煜如则一心要佐阎先生成一国家元首，所以贾阎之间，是利用一条仅通两人之电话以交换意见。忆十三年之政变（指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首谋当是续西峰（桐溪），而成之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今次大战，首谋是阎先生，而成之于贾煜如。”

　　贾景德支持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当然希望自身成为辅弼元勋，成就大业，而结果却相反。战后，贾景德无可奈何地把败因归之于阎锡山的用人不当：“阎先生遇事取巧而寡断。如津浦线彼自任总司令，既属非是，而张荫梧、傅作义学历相等（一为天津警备司令，一为北平市长，同为保定军官五期生），不确分权限，乃令张为副总司令，傅为总指挥，阎先生不在任所时，又派辜达岸（仁发）参谋长为行营主任，于是真个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济南下后，只好令张向胶济线，傅向津浦线，两线兵力不能活用，胶济兵等于闲置，各不相关，同沦于败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