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十三岁的贾景德随叔父贾耕到太原，先入书院（清代教育，中央有国子监，地方则有府、州、县学。山西州、县亦然。但府、州、县学实为科考之基地，失去了教育之本旨。故学校之外又有书院，书院以官立为多），后来又就读于山西大学堂中斋。1904年（光绪三十年）中甲辰科进士。遂放山东招远知县，继放山东郯城知县。1911年，母病逝，报丁忧返里。旋应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函邀，入幕巡抚衙门。贾景德的家乡端氏镇系沁水第一重镇，秦汉始设县，五代时方与沁水合为一县。端氏位于沁河、端氏河交汇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人文荟萃，代有获取功名者。生于斯长于斯的贾景德得天独厚，既得端氏风水之滋养，又受饱读诗书、先后博取功名的父辈的熏陶，加上少年开蒙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以科举为第一要义，练就了一手道德文章。承转启合，罗列排比，下笔有神，妙手华章。同时，早期为官的经历，又使他对于官场人事有所了解。这一切都是初登都督之位，雄心勃勃，决心干一番事业的阎锡山需要的。因此，辛亥革命后不久，与革命可以说是毫无瓜葛的贾景德便被委以重任，并且始终如一地成为阎锡山的股肱之臣。

　　1911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太原城头响起起义的枪声时，贾景德作为一个局外人，还远在已是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做他的巡抚幕僚。时局瞬息万变，太原光复，清军入晋，阎锡山率部北撤转战绥包，南北议和，阎锡山返并复任山西都督……这一切只发生在眨眼之间。1912年4月，随着阎锡山的复任都督山西的局势归于平静，各省先后光复，咸与共和。也就在这时，贾景德从东北返回山西，为亟需号令三晋的都督阎锡山做起了秘书监（秘书长）。初入阎幕，贾景德惟命惟谨，很快得到阎锡山的信任。其时省政初创，得力之人不敷使用，贾景德文牍之余兼及行政。1913年3月5日被任命为山西省北路观察使兼晋北执法处处长，一直做到1914年4月10日。阎锡山兼长山西民政后，又于1917年9月15日被任命为山西省行政公署政务厅厅长，截止1919年6月7日。

　　筹公民党支部

　　1913年，中华民国为北洋政府所替代，参、众两院作为共和的装点而被选出，正在进行选举正式大总统之预备时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为争取国会议员来拥护袁世凯当选，创立以自己为党魁、以叶恭绰为副党魁的中国公民党之政党组织。公民党成立之时，政坛要人如段祺瑞、段芝贵、姜桂题、江朝宗等纷纷争先加入，气势之盛，超过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党、以王揖唐为首的统一党、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公民党以每月二百元的津贴吸引和利诱了国会议员百人以上。尽管如此，梁士诒仍不能满足，乃选择各省留京人士分向各省发动组织公民党支部。与贾景德为山西大学堂同学的王家驹被推举回省筹设公民党山西支部。

　　王家驹带着梁士诒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其时，阎锡山正怯于袁世凯的威胁，试图寻找出路，并将梁士诒视为靠山，故对公民党支部的筹设表现得尤为热心，当即责成与贾景德、崔廷献筹商进行。鉴于阎锡山的支持，贾、崔二人都表示要鼎力襄助。特别是贾景德，因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辛亥革命后的山西政界大部分为同盟会同志，少部分为立宪派，无党无派者为极少数，贾景德就是其中之一。贾加入国民党是后来的事，并多少有点因事而党的意味），对公民党之筹设视为己任，用心去做。除派专人选定地址（布弓街），即日成立山西公民党筹备处外，并指派其胞弟贾进德为筹备主任。筹备处所属秘书处、总务科、交际科、宣传科等应有尽有。他不仅亲自委派各科人员，而且不时到筹备处指导。为扩大影响，贾景德等还发起上党留省同人（沁水属上党地区）在太原海子边召开欢迎王家驹大会。

　　在贾景德的积极配合下，从8月开始，截止9月底，一个多月的时间，山西正式填写入党志愿书者业已超过三百人，首先是贾景德、崔廷献等政府要员带头参加，其次有省议会议员、各司科科长以及各学校教职等依次加入。在前述之基础上，10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中国公民党山西支部宣告正式成立，贾景德被公推为正部长。随即电报北京本部备案，梁士诒来电祝贺，各界人士互相谈论，一时大有后来居上捷足先登的况味。相比之下先一年成立的国民党则显得默默无闻，黯然失色。

　　中国公民党山西支部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展到三百多人，可谓创造了一个奇迹，甚得梁士诒之欢心。贾景德等奉命筹设中国公民党山西支部，成绩卓著，为阎锡山挣足了面子。因此，是年11月初阎锡山偕贾景德到京朝贺袁世凯时，梁士诒在公民党本部举行欢迎大会，在京公民党党员全体出席，约有五百余人。梁士诒亲致欢迎辞，对阎锡山支持公民党山西支部表示衷心感谢。阎锡山则以谦恭逢迎之辞回敬。阎梁关系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阎锡山在袁世凯左右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内援。

　　1913年10月，袁世凯派亲信组成公民团包围国会，迫使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各省都督分别电贺拥护，袁世凯地位渐趋稳固。随即，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并进而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公民党的历史使命即宣告结束。大约在1913年底到1914年初，公民党山西支部悄然消失。贾景德一手包办成立的中国公民党山西支部，虽然仅仅存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因此而缔结的阎锡山与梁士诒的关系却一直发展下去。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中，梁士诒一直充当着阎锡山在袁世凯政府中的保护伞。有资料表明，袁世凯在地位开始巩固后，陆续剪除了非北洋系的南方各省都督的职权，不久除西南地区之外，北洋势力几乎遍布全国各地。阎锡山以老同盟会员、革命党人身份任山西都督，一直为袁世凯所忌。尽管极力肆应，仍不能取得完全的信任。于是，袁世凯一度打算调虎离山，让阎锡山改任黑龙江都督。阎锡山闻讯后，即刻派人与梁士诒联系，请求代为疏通。只因梁士诒一力承担，在袁世凯面前替阎美言，并予担保，调任之事才没有成为事实。

　　兼长民政斡旋

　　辛亥太原光复后的一个长时期中，阎锡山在山西只是一个握有军权的都督。依据北洋政府的有关规定，各省民政长由大总统任命。山西行政公署的民政长先后由赵渊、陈钰等递任。由于袁世凯不可避免的戒心，阎锡山一直与民政长无缘。不仅如此，随着形势的发展，其在握的军权乃至原有的地位都产生了动摇。操纵总统选举、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只是袁世凯走出的前三步。之后，袁氏为进一步完成个人集权，于1914年5月23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是个旗人，其人相当骄悍，是袁世凯特别派来消灭民军势力的。金永以巡按使主持省政，并积极成立警备部队，初为七营，后不断增加，对阎锡山形成极大的威胁。在撤销民政长的同时，各省都督之制也予以废除——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予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在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阎锡山遂由都督改任“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方面大员变成了中央政府的督理军务人员，实际权力大大削弱。对于这一切，阎锡山心中惶惑，却无可奈何。从保存现有实力、维护既得权力出发，阎锡山不惜韬光养晦，装出一副庸庸碌碌的样子。军务诸事多委之于黄国梁，听凭山西军队编制一再缩减。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成直皖两系，内部政争日趋激烈，对各省的控制相对削弱。阎锡山乘机彻底改变策略，一边采取支持段祺瑞的立场，拥戴段氏执掌国务总理大印，出兵讨伐张勋复辟；一边排除异己势力，逐步收回一度旁落的军权。与此同时，在贾景德、南桂馨等的参与策划下，阎锡山兼长山西民政的设计进入操作阶段。

　　如前所述，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曾实行过一次改制。袁之后，黎段体制形成（黎元洪由副总统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随即于1916年7月下令，在官制未定以前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为督军，民政长或巡按使改为省长，署内组织及一切职权均应暂照其旧，并派沈铭昌为山西省长。与此同时，阎锡山由同武将军改任督军。7月6日，沈铭昌的任命一下，山西的民意机关省议会就纷纷提案反对。沈铭昌刚到山西，座椅还没有捂热，在阎

　　锡山势力的排挤下就不得不拍屁股走人。见沈铭昌在山西不能立足，北京方面又于10月14日任命孙发绪为山西省长。孙发绪到任后，立即着手办理地方自治。任命下达的当月，山西省地方自治促进会成立，省议会议长杜上化兼会长，另设两名副会长，贾景德是其中之一。尽管孙发绪尽力摆出拥护山西地方势力的姿态，首先致力于山西的地方自治，仍不能见容于阎锡山。阎锡山要省长自为，已是“司马昭之心”。适逢督军团会议的一个电文中，载有不利于孙的材料，阎锡山便加以利用，借故攻击。由于经过几年的培植，阎锡山在山西已有相当的势力，省议会议员绝大多数有拥阎倾向，议长杜上化完全为阎所用，孙发绪作为外来势力根本无法匹敌。1917年6月5日，孙发绪被迫离职。孙发绪离职时正值“府院之争”激烈之际，乘北京政府无暇顾及地方事务之机，阎锡山便以护理（代理）的名义，擅刻印信，自兼了山西省长。

　　掌握了军事实权，“护理”了省长职务，阎锡山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兼长山西军民两政的目的。然而，护理毕竟不是中央实授，对于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护理省长，阎锡山心里不踏实，贾景德等幕府近臣更不能罢手。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据参与其事的南桂馨回忆，“初，阎兼省长系暂兼性质，并无‘真除’之令。复辟剧终，冯国璋以副总统正位，段祺瑞再为国务总理，阎拟乘此机实任省长，因遣我入京，疏通段祺瑞下一命令。我通过陆军部军需司长罗仲芳（段在小站时的旧属，与段关系至深）的关说，得到段的允许。段并且说：‘各省军政都系一人兼任，山西当然不必例外。’但在我回省复命以后，而阎真除省长之命迟迟未发”。

　　多方活动不能奏效，问题的解决系于贾景德一身。原来阎锡山“真除”省长之命迟迟未发的症结在于内务部总长没有副署，而时任内务部总长汤化龙、次长蒲殿俊都是晚清进士出身，与贾景德有“同年”之谊（汤化龙不仅与贾景德有同年的关系，而且曾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于是，贾景德主动承担使命，自请入京疏通。到北京后，贾景德先侧面了解了内务部不副署的原因，再面见汤、蒲，极力为阎锡山说项。结果汤等要求给方贞（和汤有私交）以雁门道尹一缺，方可副署。贾景德在征得阎锡山同意后，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在贾景德的主动斡旋下，死结终于解开。1917年9月3日，北京政府特任阎锡山“兼山西省长”。贾景德不辱使命，阎锡山好梦成真。

　　谋划征收房税

　　阎锡山兼长山西军民两政后，从增强山西实力出发，开始实施扩军计划。到1925年，晋军从两个混成旅扩充到十一个步兵旅，外加手掷弹旅和一个迫击炮团。与此同时，厚生计划、六政三事、教育诸项一起投入，财政开支由7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庞大的军政费用使得省财政不堪重负。阎锡山有一句常言，“当兵、纳税、受教育是国民的三大义务”。他认为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纳税越多。换句话说，就是国民越自觉纳税，多纳税，国民经济就越发达。循着这个思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满足军需 ，1925年春，省公署秘书长贾景德与财政厅长杨永泰、山西省银行行长徐一清共同谋划，建议估价征收房税。为此特做了一个估算，按估算价格值百抽九，如果连马棚、猪舍、厕所都算上，一年所收税款，除去军需，还有盈余。其具体办法是：

　　1、验契。即检验房产契。通过检验，（1）有地无契者，补契；（2）字迹模糊，残破不全的旧契，一律另换新契；（3）连头的（几块地一张契），应予分开，各补各的新契；（4）清代和民国初年的契约，未经验契处用印的，另换新契；（5）兄弟已分居，仍用老契者，应依新户主，各补各契。以上各种或补或换的契约，都要根据当时地价核实，按价格的百分之五征税。

　　2、估价。即将全省城乡所有的民房，无论平房、窑洞，还是马棚、厕所，一律按构造形式、间架大小，由专人负责评估，定出价格。

　　3、征税。无论房屋好坏，一律按照估定房产价格，值百抽九。

　　4、责成各县公署主持，并对各县知事（山西自辛亥起一直沿用县公署知事制。1933年，阎锡山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开始推行县长制，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定有奖惩办法，如期完成成绩显著者奖，办理不力者撤职。

　　乡村房屋本不值钱，而官定价格几乎都和城市房价相等。原来山西各县城镇房屋买卖，都按房价百分之九交纳契税。至于乡村的房产，不论祖遗或自建，多无契据，购买房产，白纸黑字，画押为证。习惯如此，从无所谓契税之说。加上征收房税过程中，有的县长急于求成，不顾一切地强制推行，致中产以下的房主因一时拿不出税款而不得不变卖产业，高利借贷；甚至因告贷无门，而被传讯押追。闹得人人恐慌，家家不安。

　　由于征收房税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不仅下层群众不能接受，就是拥有田产者也极力反对。于是，征收房税的政策一出台，立刻引起上自官绅，下迄百姓的普遍不满，全省上下民怨沸腾。以此为契机，在中共太原支部和团地委的发动和领导下，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群众抗税运动。

　　1925年5月18日，太原各大中学校的数千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示威学生先冲进省议会，吓跑了议长和议员，接着又包围了督军府。在派出交涉的代表迟迟不见出来的情况下，激愤的学生一哄而起砸了督军府的牌子。

　　迫于情势，阎锡山不得不收回成命，手谕：“房屋估价补契办法，着即取消。关于此项税款，如有收起者，立即退还，以昭公允。”在达到目的，撤退返程途中，示威学生把怨气一股脑撒在贾景德等出谋划策者身上。贾景德及杨兆泰、徐一清寓所被余怒未消的学生打砸，内外一片狼藉。

　　征收房税，满足军需，克服困难，贾景德为阎锡山画了一个圆圆的大饼，孰料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收到成效，反因违背了民意，激发了一场群众运动（当然与中共地下组织的发动领导不无关系）。同时，引火烧身，成了学生攻击的对象，心中难免歉疚。阎锡山的态度则是公开下达《罪己令》和《宽恕令》。《罪己令》主动承担责任，表示自责：“本省长承乏晋疆十有四载，德薄能鲜，成绩毫无。近以四境多故，妄思竭其绵力，保卫治安。凡财政会议决行事件，均系本省长所特交。唯我貌躬，德不足以服众，诚不足以感物，遂令莘莘学子，疑障横生。咎在己身，责无旁贷，抚衷循省，渐仄良深。”《宽恕令》在对学生的过激行为进行指责的同时，表示既往不咎：“本月18日午前，有学生数千人，经过省议会，捣毁门窗。随后群集署前，请求收回估价征收房税命令。我为了服从民意，当即允予停办。学生出署后，竟以道路传闻不符事实之词，群至杨兆泰、贾景德、徐一清寓所，撞门入室，捣毁财物。民商惊慌，秩序紊乱，于地方治安，妨害实大。本应按法究办，姑念各校学生尚在青年，不忍以法相绳，从宽一律免于深究。着于各校校长严加训诫，以资警惕。”

　　督办山西铁路

　　贾景德从政的经历可以上溯到民国初年，然而由于幕僚地位使然，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官衔。北洋政府时期，只在一个短时间内担任过山西省北路观察使和山西省行政公署政务厅长，前后加在一起还不到三年时间（前者从1913年3月5日到1914年4月10日，后者从1917年9月15日到1919年6月7日）。列入南京国民政府职官序列的第一个职务只是阎锡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太原分会委员，时间是1928年2月到1935年12月。

　　1930年贾景德被任命为铁道部正太铁路管理局局长。正太铁路始建于1902年，系当时山西省境内唯一的一条铁路干线（此外只有位于北部的平绥铁路过境线），是山西东出娘子关的主要通道。正太铁路管理局局长实际负责的是山西铁路的建筑和管理。因此，在30年代及其之前的一个时期中，贾景德主要致力于铁路建设。也就是说，铁路建设是贾景德进入阎

　　锡山幕府之后，所从事的第一项实际工作。

　　还在正太铁路管理局局长的任命下达之前，贾景德就奉阎锡山之命，开始插手铁路事宜。本世纪初的正太铁路建设时期，领风气之先的山西籍京官，翰林院庶吉士解英格、吏部主事李廷扬等就向当时的山西巡抚张曾敫建议：由本省绅商招集股本，自造一条贯通南北的同蒲铁路，造福桑梓。张曾敫奏请朝廷获准后，随即成立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并动工测量。后因政局动荡，筹款困难几起几落。1928年，北伐完成，阎锡山势力达于华北五省、市之后，基于“交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枢纽”的认识，在贾景德等幕中高参的建议下，阎锡山决定筹资修筑同蒲铁路。随即，贾景德开始负责为同蒲铁路筹款，同时建议发行公债。据1928年12月1日阎锡山（驻节北平）致杨兆泰（山西省政府常务委员，受阎锡山委派代主省政）电报称，“近密育堂（按：指冀贡泉）来述执事意，拟极力筹修铁路，甚合我意。惟进行筑路，以筹款为第一要事。煜如（按：指贾景德）在平专筹此事，颇费力量，尚无把握。兹由此间会商拟决由发行公债办法，筹现款七百五十万元为购买外物之用，其余本省银行纸币即可。拟由山西政府发行赈灾筑路公债三千万元，以路作抵，由各县担任现款七百五十万元，分二年交。其余交由省银行承受。如此则路工可以进行，工赈亦可立办，国家地方灾民并受其利。希速筹办妥为要。”

　　1929年春，贾景德因平绥铁路交接之事在南京办理交涉。阎锡山电报指示：“促成统一是我素志，前铁道部派王次长北上，接收平绥路时，正值平汉危机四伏，迭据密报，某方确有袭击平津之酝酿。我方以军运关系，至为重要，未将该路交出，此种苦衷，在当时亦未便道及。现在北平大局已无问题，急应将平绥路交出，以遂初服，希往谒宋部长（按指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将此原委说明，并代我道歉。至我在京时，拟交路时向部（所指当为铁道部）请求协饷，仍应照原议办理。希执事于未回晋以前，将此事办理妥贴为要。”

　　1933年，阎锡山于复出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实施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正式动工修筑同蒲铁路。2月21日，议定成立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阎锡山自兼总指挥，秘书长贾景德、总参议赵戴文、参谋长朱绶光、总参赞孔繁霨为襄办。在四名襄办中，贾景德以秘书长负责核阅相关资料。为便于分工合作，展开竞赛，兵工筑路总指挥部下设南北两个工程局，分别负责南北两段的施工任务。指挥部每周周二、周五各开一次筑路会议，会议多由阎锡山主持。阎锡山回乡省亲时，则由贾景德对会议记录即晚核阅后，再由秘书朱点专车送达河边村，交阎锡山进行最后核定。

　　在同蒲铁路修筑期间的1933年到1937年，贾景德既是铁道部正太铁路管理局局长，又是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襄办，一直以双重身份参与其事。同蒲铁路以山西一省之力，用最经济的办法在四年之内基本完成，阎锡山的主持之功不可没，其中自然离不开贾景德等的参赞作用。

　　1928年的讨奉之役，使阎锡山得以逐鹿中原。然而好景不长，取得平、津，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以统一相号召，召集编遣会议，筹划“削藩”。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大集团军面临被蒋介石中央各个击破，分头瓦解的危机。于是各派势力由拥蒋而反蒋，一时战云密布。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反蒋失败。同年5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反目。冯玉祥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拒不进京供职，并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战线，集结兵力。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下令查办。5月15日，冯部将领通电指责蒋介石，并公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准备讨蒋。蒋冯之战一触即发。

　　听其言察其行，阎锡山对蒋介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做法洞若观火。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不保之虞迫在眉睫。于是，阎锡山迅速调整战略，改捧蒋压冯为对冯玉祥曲意维护，甚至不惜以与冯“共进退”要挟蒋介石。一时与冯玉祥函电往来，密切之至。

　　为了实现挟冯以自重的目的，5月30日，阎锡山携秘书长贾景德、参谋长朱绶光，以及眷属一行由太原抵达运城。随即，贾景德衔阎锡山之命，与朱绶光同行，从芮城风陵渡渡过黄河，前往第二集团军（西北军）驻地华阴，面见冯玉祥，交涉相关事宜，敦促冯玉祥赴晋。

　　在华阴，贾、朱二说客谨遵阎锡山的旨意，极力说项，一番为党国计，为人民计的大道理之后，自然是设身处地从对方出路考虑，使冯玉祥为之动容。在达到预期效果后，5月31日，贾景德、朱绶光偕冯玉祥所派代表曹浩森、邓哲熙由华阴返运城。除转述冯玉祥愿意知难而退，答应下野出洋，赴山西的意思外，对所部之安置、撤销通缉之成命、将领之保全、军食之维持等事，进行商酌。随即，曹、邓回华阴向冯复命，阎锡山先期携朱绶光返回太原，贾景德则奉命留在运城，迎侯冯玉祥。

　　回到太原的阎锡山继续与各方周旋。电报蒋介石，剖陈利害，一再表示“冯出洋，山必偕行；冯爽约，北路军事山负责”的决心。同时，一面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发出就河北省党部干涉省政情事“请严定党政权责”的抗议电；一面指使河北省主席商震和新任北平市长张荫梧严格限制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活动，做出联冯抗蒋的姿态。贾景德在运城一等就是二十天。6月19日，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及公子三女随员四，并冯总司令岳丈舅妇暨女工等十一人，行李多件”，于午前十一时抵运城。贾景德作为阎锡山的迎候使节，自然少不了一番忙碌。6月21日，冯玉祥为阎锡山的“至诚”所感动，力拒部属的劝阻，继夫人子女之后，携随员二十余、汽车三辆，由风陵渡渡河入晋。贾景德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随后，在贾景德等山西政界要员的陪同下，冯玉祥起程北上。6月25日，阎锡山亲往介休迎接。阎、冯见面，抚今遭受中央冷遇，追昔不见昔日辉煌，不禁百感交集，抱头痛哭。旋抵太原，冯玉祥客随主便，先被阎锡山安排到太原城郊之名胜晋祠小住，后转到五台县建安村。

　　阎锡山邀冯赴晋，无疑增加了自己手中的筹码。因此，不仅敢于出头和蒋介石相抗衡，而且有了对反蒋各派的号召力，进而取得了反蒋联合阵线的盟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邀冯赴晋是一场谋略战。贾景德参与了这场谋略战的全过程，不仅出谋划策，而且参与实施，充当了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与以赵戴文为代表的山西上层反战派的态度相反，贾景德可以说是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唯一的坚决赞成者。据徐永昌的回忆反映：“赵次陇（戴文）先生头脑清楚，对于阎先生这次企图（指发动反蒋战争）绝不赞同，因此其十八年以来对赵芷青（丕廉）有时联络杂牌军队，及对薛子良（笃弼）代表冯焕章来说山西合作，都表示反对。及至阎锡山最后骑上虎背，又作坚决反对。贾煜如则一心要佐阎先生成一国家元首，所以贾阎之间，是利用一条仅通两人之电话以交换意见。忆十三年之政变（指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首谋当是续西峰（桐溪），而成之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今次大战，首谋是阎先生，而成之于贾煜如。”

　　贾景德支持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当然希望自身成为辅弼元勋，成就大业，而结果却相反。战后，贾景德无可奈何地把败因归之于阎锡山的用人不当：“阎先生遇事取巧而寡断。如津浦线彼自任总司令，既属非是，而张荫梧、傅作义学历相等（一为天津警备司令，一为北平市长，同为保定军官五期生），不确分权限，乃令张为副总司令，傅为总指挥，阎先生不在任所时，又派辜达岸（仁发）参谋长为行营主任，于是真个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济南下后，只好令张向胶济线，傅向津浦线，两线兵力不能活用，胶济兵等于闲置，各不相关，同沦于败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