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1872-1937)1872年7月12日生于石屏，21岁到昆明应试，22岁应科试，23岁应优贡试，又应乡试，因常列榜首，被学友尊为“课（考试）王”。26岁赴京应试不第，发愤归，有“丈夫不作禁囚泣”句，自此后“住院潜修达五年”，后自道“平生得力于此”。31岁再次应试，榜发，取在二甲第六十二名，入翰林院，授职编修，不久清廷开“经济（经世济民）特科”，袁嘉谷由尚书魏光焘保荐应试。时经济特科分两次考试，先考策论时事，袁嘉谷将自己平生所学、平日思考的结论，铺陈为文，写了一篇《防民犹防川论》，全文5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是一手王欧合流的好字，深得考官赏识。榜发下来，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俗谓中了状元，这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甲辰年)）的事。

　　光绪东华录卷四载：“阅邸钞，有旨开经济特科，十年一举。或二十年一举，目分六条，一曰内政、二曰外交、三曰理财、四曰经济武、五曰致格、六曰考工。”

　　辛亥革命成功，清廷灭亡，不少自视为清朝遗老的人自尽以效忠，而身为清廷大员的云南状元袁嘉谷却顺应潮流，不行愚忠之举，有人曾诘难他：“张公（袁的岳父张竹轩以自尽效忠清廷）以广文小官而殉清，公身为显宦大员，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岂不自污？” 袁嘉谷回答说：“人各行其心之所安”。此后，袁嘉谷自甘寂寞，隐居乡里，埋头著述。

　　1917年，他居家卖字自给。袁中状元后，书名倍增，求书者远至北京、浙江、日本。袁虽名为“卖字”，但为人豁达，只要有人来索，无论长幼贵贱，均认真挥毫，以礼相赠。 昆明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黑龙潭等名胜风景区，都留有袁嘉谷的书法墨迹。

　　1921年，袁嘉谷任云南省立图书馆馆长。晚年，他结庐翠湖，自辟一园，名“树园”，堆土为山，名“金钟山”，盖一小亭，名“课经亭”，又种些花草菜蔬以赏心悦目。并以“园愈狭，心愈惬；园愈隘，身愈泰”自慰自勉。他用晚年光阴，搜集、整理云南地方文献。当时大滇池南岸的昆阳月山，发现了一块《马哈只碑》，经他鉴定是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明史》记载郑和是云南人，但不知道生在云南何地，经他此番考证，作了碑跋并倡议地方政府建亭保护，世人才知道郑和的故乡，知道云南产生过这样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_私立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袁嘉谷本属重金聘请对象，但他得知大学经费颇紧，坚辞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8年之后（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他才开始领薪。 袁嘉谷博学，且平易近人，在东陆大学声誉甚高。他每周讲两节国文课，教室设在至公堂，每节课总是座无虚席，除该校学生和一些教师外，还有不少校外人士慕名而至。袁嘉谷任教十余年，培养了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

　　宣统元年(1909年)，任京城图书编译局局长。当年，法国人伯希和将已运至河内的敦煌遗书中的一部分，带到北京装裱，并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与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去探看，见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与诸同事商议，认为“真稀世之宝也”，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并提出了处理意见，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并将被盗运至西安等待出售的大批敦煌文物古籍拓片，禁止交易。使数千卷古籍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入民国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顾问、国会议员、云南盐运使。1919年任云南图书馆副馆长。自称其有“书淫”，曾遍搜云南地方文献，与李根源共同辑刻有《云南丛书》，初编收书152种，二编收书53种；主编《滇文丛录》等，均是以传播云南文献为主。曾在文澜阁中辑录《四库全书》中关于滇人文献，如抄录谢肇淛《滇略》、沐昂《沧海遗珠》等。深感国民教育之重要，称：“大地盘盘，众生芸芸，非智不存，非学不智，非图书无以为学，古与今一矣，中与外一矣。”曾创办“石屏图书馆”，重在倡导提高国民素质。任职云南图书馆时，主持编撰《云南图书馆图书目录》2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