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南英号蕴白或允白，又号窥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昆舍耶客、春江冷宦。

许南英是台湾著名诗人，与当时丘逢甲齐名，清光绪五年（1879）中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人，十

　　六年（1890）中恩科进士，分签兵部主事。

　　1855年10月5日生于台南西定坊武馆街。祖籍广东揭阳，明朝嘉靖中其七世祖许超因避重赋移居台湾赤嵌(即台南)。到诗人的时代，许氏在台湾居住已有四百年。其父许廷璋以教书为业，叔伯或务农或经商。幼年的诗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小康之家。诗人六岁时搬迁至台南延平郡王祠(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庙宇)旁的马公商住宅。青年时代的诗人读书刻苦、学业大进，品格优异，因此受到昊樵山等台湾著名’乡绅的推许和器重。二十四岁时他作了塾师，并在窥园(其宅后家园名，取董仲舒专心读书三年不窥园之.意)建闻择学舍，开馆授徒，并广为交游，经常与吴樵山、丘逢甲、陈卜五、王永翔、施云舫等名士和学人往来。

　　诗人对于当时内忧外困、危机丛生的政治局面深有感触。1886年和1889年两次到北京会试，均因在试卷中陈述国家危机、评论政治得失而未被录取。一年以后，中恩科会魁，授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诗人不愿作官，未就任，于年底回台湾，愿为家乡做些事情，便参加垦土“化番”的事务。诗人祖上世代生活于台湾，他又在台湾成长，所以对于台湾的历史变迁、风土人JIk和地理沿革都了如指掌。1894年春天，甲午战争前夕，台湾巡抚唐景裕聘诗人为台湾通志局协修，负责编撰台湾通志中的台南部分。

　　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犯台湾时，诗人任台南筹防局统领，带领两营兵，在“台湾民主国”帮办军务刘永福指挥下积极发展抗日活动。5月基隆失陷，台北告急，诗人率兵前往支援，行至阿里时，听到台北已失守，于是中途折回，固守台南。在“民主国”名存实亡、大势已去，日寇直逼城下的情势下，诗人一直坚持到九早二日(日寇占领台南的前一天)才由部下护送出城。临行前考虑到晌金被刘永福提去，便将个人私蓄现金散发部下。对于产台湾民主国”的领导不能坚持抗战，而他个人又无力挽救危局，致使国土丧失、父老沦为奴隶，诗人是抱有终生的愤恨与遗憾的。

　　日本侵略军占领台南以后，鉴于诗人在地方上的威望和办事能力，曾致信要诗人为其效劳。敌人的拉拢未能得逞，便动用武力悬像搜捕诗人。九月五日诗人在乡人的帮助下在安平港乘竹筏上船出离台湾。

　　诗人被迫离台以后，先在厦门小住，后转到广东汕头投奔宗人子荣、子明，住在鱿浦附近的桃都。国破家亡，诗人十分悲愤郁闷。子荣兄弟便劝诗人到南洋去换一换心境。。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许南英临危受命，担任台湾筹防局统领。他率众奋起反抗日军的入侵，日寇占领台湾后，遂将全家迁回大陆，落户福建龙溪。

　　1895年至1897年诗人在新加坡、泰国等地漫游，受到那里的同宗和亲友的盛情款待。在新加坡期间，诗人与新加坡著名的文化人、华侨邱寂园往来密切，并相互唱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被委任为广东徐闻县知县。据《雷州府志》中徐闻县城地形图记载，清代徐闻县的考棚（考试场）的遗址刚好就在今天署前街的徐闻县法院宿舍后巷。这一年，许地山刚好八岁，便随父亲许南英前往徐闻生活，也因此留下了生活遗址，为后人研究他的事迹留下了宝贵的物证。

　　归国后到辛亥革命以前，诗人先后在广州、佛山、汾水、徐闻、阳春、阳江、三水诸县任税关总办、乡试阅卷官、知县等职。诗人在任上严于克己，作风清廉，颇有作为。在徐闻时他将贵生书院改为徐闻小学堂，并于每旬.三、六、九日到校讲课。他对学生多所鼓励，教育他们树立理想，努力成才，有所作为。在阳江任上，他不顾封建势力的反对和阻拦，敢于接受新事物和新J恩想，推行新政、派学生到东洋留学，培养专门人才，同时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校，并将镰溪书院改为阳江师范传习所，专门为各乡培养小学教师，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三水的官僚地兰世世代代蓄养奴隶、买卖人口，从中渔利，诗人到任后宣布解放奴隶，禁止买卖人只。广东人民拍手称快，诗人因此得罪了那些官绅，他们处处与他为难。那里的豪族大姓常常聚众械斗，规模很大，死伤很多，诗人不避邪恶势力，秉公处理。械斗双方都向他行贿，要求偏袒自己，他不但拒绝受贿，而且严办了行贿者。这件事给地方上很大震动。

　　辛亥革命爆发，诗人积极拥护，赞成废除帝制，实行共和。经友人推荐到福建龙溪县任知事。那里的旧势力根深蒂固，土豪劣绅肆意横行，他们挑动私斗，并种植鸦片贩毒。诗人到任后不久，即严令禁止私斗和勒令拔除鸦片烟苗。土豪劣绅的利益受到触犯，便寻机报复。他们诬告诗人侵吞公款。诗人请上司调查，结果证明纯系诬告。土豪劣绅犯了诬告罪，纷纷请求诗人免予追究。诗人没有诉讼，事情就此平息。通过这件事诗人深感政界的险恶和黑暗，’决心不再从政。

　　许南英离开徐闻后，曾遗有诗集《窥园留草》和词集《窥园词》，其间文辞皆为清末徐闻社会的生动写照，还抒发了自己眷恋徐闻的幽幽之情。其中《徐闻杂咏》中写有：讼庭春草萌层层，官长真如退陀僧。十吏三班都肃静，清时便是一条冰。还作有《留别徐闻诸父老乡亲》诗四首。其中“别后还期书附鹤，尊前不觉泪沾衣”一句尤其被后人所推崇。

　　在这个时期，诗人于1912年和1916年分别两次到台湾省亲访友。在台湾他拒绝了为日本当局供职的建议，还有人劝他或他的子女回台定居入日籍，这样可以领回他在台湾的土地和财产。诗人也没有同意。就这样，他放弃了部分财产，其余的分给台湾族人。自己分文未取，以此表示他绝不向日本占领者妥协的决心。

　　辞职以后，诗人没有经济收入，生活相当拮据。1915年林叔藏为组织诗社，聘诗人为社友，生活上有些津贴，但家境仍很困难，无奈，诗人经林叔藏推荐，应苏门答拉棉兰市华侨市长张鸿南之聘，到那里为他编辑生平事略。于是，诗人以六十二岁高龄，孤身一人飘洋就任。诗人在那里举目无亲，时常思念乡里，心情愁闷，常以诗酒自遣。这样过了一年，诗人扶病急将《张君事略》编就，希望带些酬金早些百回国。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航船无定期；诗人候船，寂寞无聊，精神大为沮丧。后因患痢疾于1917年农历11月11日深夜去世，年六十三岁。逝世时身边无亲人，由林健人等友人将诗入遗骸安葬于棉兰市外。

　　自甲午战争诗人四十一岁起，诗人即被迫离乡，长期以来，故乡已非己有，有家不得回归，四处飘泊，行踪无定，诗人的处境是十分凄凉和悲惨的。后于者老之年，为生活所迫，流落海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满怀着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之情和羁旅乡思之恨，客死于异国他乡。这个海外赤子的遭遇，实在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