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