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正月诏书规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唐六典》卷二十二记载：“每年二月二日进镂牙尺及木画紫檀尺。”朝廷在中和节常以这类制作十分精美的尺赐给大臣，唐朝诗人白居易就曾得到一支红牙银镂尺的赏赐，并写下了一篇《中和节谢赐尺状》：“下明忖度之心，上表裁成之德。”表达了被赐尺的大臣们对朝廷感恩的心情。这类刻工甚为精美的唐尺，有一支珍藏在上海博物馆。尺呈牙白色，正背两面用双线等分为10个寸格，寸格内用很浅的浮雕手法拨镂出花卉、鸟兽、屋宇、亭台以及飞天人物等纹饰，绘画技法线条流畅，人物、鸟兽生趣盎然，雕刻工艺精美绝伦，尺上还敷红、绿两种颜色，色彩瑰丽、镂刻精细，端庄而又浑厚刚健，反映了唐代高超的牙雕技术。

　　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收藏着一本装璜考究的日文原版书《东瀛珠光》，书中摹画八支色彩鲜艳，纹饰精美的拨镂牙尺。尺的长度、文饰风格、刻工的技法均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牙尺相似。这些尺今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一专门存放宝物的正仓院内。据记载，正仓院的宝物主要来历是公元756年日本国圣武天皇死后，光明皇后将其生前喜爱的器物献给东大寺，被珍藏在该寺正仓院，而这些宝物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遣唐使节从中国带回去的。

　　盛唐时期的中国，都市里殿堂宏伟，市场繁荣，文化发达，科学技术也取得显著的成就，对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影响是巨大的。而当时的日本国，文化程度颇低，皇宫尚为草木泥石筑成，低矮而且简陋。为了迅速改变这种落后面貌，于是果断地采取了积极对外开放政策，政府频繁派遣使节来华，大量地引进中国文化、物品，形成一种“全盘唐化”的局面。这些精美的牙尺正是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的。

　　目前所见著录的唐代拨镂牙尺，多收藏在正仓院内，据《正仓院の宝物》记载，现藏牙尺共10支，其中北仓六支，拨镂红牙尺、拨镂绿牙尺和白牙尺各二支，另有四支拨镂红牙尺藏于中仓。据《本朝度量衡考》记载，旧慧日寺和法隆寺也曾藏有同类尺，可惜今已下落不明。日本国研究度量衡史的专家小泉袈裟胜先生在他所著《尺》一书中，对这类拨镂牙尺有一段叙述：

　　尺上布满着拨镂得十分精美的花鸟图案，说它是使用的工具，还不如说它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品。关于这类尺的来源也有各种说法，如旧藏法隆寺的拨镂尺，传说是圣德太子的遗物，但也有人认为是唐朝的礼仪用品，由日本遣唐使节带回来的。

　　日本国原无文字，自中国汉魏以降，汉字始流行至日本。日本国度量衡有文字记载也正是中国唐代文化传入的时期。日本历史中遗留下来的古度量单位，虽分固有的和从中国引进的两种，实际上亦都来源于中国，只是其中有直接进入和经朝鲜半岛转入，而且不久后也全盘唐化了。日本很晚才有专用的权衡器，据记载，在崇峻天皇时代(相当于中国的三国时期)，有个叫久比的人，从中国带回去一套权衡器献给天皇，天皇问这是什么，久比回答：“这是称万物用的，用在交易上叫做秤。”日本国在舒明天皇时正式确定了“斗升、斤两”制，而舒明天皇在位时也正是中国的隋唐时期。孝德天皇继位后，进行了广泛的改革，随之，日本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皆以唐朝为楷模，即著名的“大化革新”时期。在大化革新期间，对度量衡也整理出最初的制度，但无论在度量衡单位、检定制度、检定时间、器具的标准，甚至连律法格式都照抄《唐律疏议》中度量衡条目。日人物观所著《度量衡考》中说：“开元钱……唐书明言径八分，以吾邦尺校之，亦八分，故知吾邦尺亦禀唐制也。”又西山武一、熊代幸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上册所附的解释中说：“唐一尺，等于今日本一尺。”可见唐朝度量衡对日本国影响之深远。

　　唐朝文化对朝鲜也有一定的影响。据记载朝鲜尺度分黄钟尺、造礼尺、营造尺、布帛尺等，黄钟尺是受汉制的影响，造礼尺是唐小尺，营造尺和布帛尺是隋、唐大尺而被宋代沿用。唐代文化东渐，从度量衡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