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
想要理解中国经济的动力吗？研究一下传统社会中国农民的生活史、求生欲望和创造力，看看当今民工身上的开创精神。

读到《新京报》关于几个扶贫志愿人员自费到贫困地区探望贫困生、面对当地政府“没有超标”的人头马盛宴而落泪的报道，我也跟着落泪了。这让我想起去年《南方周末》报道复旦出身的诗人马骅志愿到贫困地区当老师并殉职的事迹。

面对这些人，我这个读了这么多年书的人实在是感到自己的卑微。

很奇怪的是，这些人的事迹，以及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很少得到中国的知识界的阐释。时间一长，这些人就会淡出我们的文化传统。

试想，屈原死后，如果人们也是这种态度，屈原现在还属于中国文化吗？我从上大学就读屈原，他确实有中国士人中少有的耿介之气，值得尊重。但是，我从来没有为他哭过。反而觉得他那么死实在不值得。马骅的死让我落泪。我甚至觉得，不是中国现在没有伟大的人，是现在的中国人不认识这些伟大的人。即使孔子再世，也会被我们生活的这个俗世所埋没。

面对人头马落泪的那几个志愿人员，其行为也非常有文化意义。从报道上看，当地政府招待他们是一片好意，而且确实没有“超标”。你在中国社会不用混一年就知道，谁会为一点儿招待餐落泪？你不得不同情无意中成了媒体焦点的地方政府。人家没准确实对这几个志愿人员有敬意：官场上混这么久，这么几个因惦记着我们这里的穷人而大老远自费赶来的好人，我们反而要亏待他们？老实说，我要是在那里当官，说不定也做出同样的事情。

可见，这几个志愿者的眼泪，实际上是挑战已经被我们社会普遍接受的规则。

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创造力所在。《论语》上讲，孔子听到马厩着火，问人而不问马。这是圣人之行。两千多年来被翻来覆去地阐释。身处贫困地区见人头马而落泪，这比孔子的行为又如何？那些口口声声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人，谁又屑于来阐释一下？

我和读经派、国学派打笔仗打了一年多。其实我们的分歧，不在于是弘扬传统还是西化。我从来没有反对弘扬传统。问题是什么是应该弘扬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存在于什么地方？我曾特别提出日本的人类学家柳田国男。他是地道的传统派。不过，他认定日本的优良传统存在于乡间，于是走遍日本去寻找，去记录。后来他得出稻作文化为日本传统的根基之结论。不仅对史学、人类学、文学和诸多文化研究影响甚大，而且对日本的政治、社会、媒体都有强大的塑造力。

最近这些年，他的理论受到挑战。比如历史学家纲野善彦等提出，柳田国男夸大了稻作在日本文化、经济和历史中的地位。日本自古以来，还有许多稻作以外其他的传统，如渔业，非稻作的干田农业等等。但是，不管他们孰是孰非，人家有一个根本的东西与我们不同。

人家解释传统，从社会的草根中下手，我们则是从圣人那几句话中挖掘微言大义。

你到日本看看，人家的传统不仅保存得比我们好，而且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看来对传统的态度，决定了传统的命运。

最近中国经济起飞，传统派立即觉得自己有理，赶紧翻儒家的经典，仿佛圣人早就告诉我们了。从日本奇迹、新加坡奇迹，一直到中国奇迹，海内外儒学家一定要把儒学往这些经济奇迹上套，却漏掉了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传统社会这些地区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形态。

看看二战后东亚经济起飞的历史，和稻作文化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基本是过去的稻作区。为什么？稻作农业是最集约化的农业，水利、施肥、插秧不说，而且常常一年两熟。农闲时候很少。农民需要高度的勤劳和纪律才行。无怪研究欧洲物质生活史的著名历史学家FernandBraudel看到东亚的稻作而感叹：稻田就是工厂！中国人自己也有南方人勤快的成见。因为人家不勤快不行。

粗放的干田作业则有所不同。除了短暂的农忙季节，淡季无事可做。农民也相对懒散，缺乏纪律，适应不了现代工业的节奏。最近重读《资本论》，发现马克思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许多刚刚从英国农村涌入伦敦的劳工，习惯了田园生活，对按时上班、不停手地按劳动纪律干活这样的生活根本无法适应，最后流浪街头，被警察逮住，送往大洋洲。澳大利亚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

东亚稻作区的农民，真赶上工业化时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早习惯于起早贪黑，习惯长时间地连续工作，习惯于严格的生产纪律。日本和中国江南地区，在工业化以前城市化程度奇高。江南农民种田吃不饱，必须进城谋生。这套绝处逢生的勇气和技能，你从当今的温州人身上就看得清清楚楚。

而这也正是我们挖掘和弘扬传统的路径。你想要道德重建吗？看看马骅、想想这几位扶贫志愿者的眼泪，这比似懂非懂地背《论语》有意义得多。想要理解中国经济的动力吗？研究一下传统社会中国农民的生活史、求生欲望和创造力，看看当今民工身上的开创精神。这些年中国经济的成就，难道他们不是主力军吗？我们要的是活着的中国传统，而不是为传统文化盖一个典雅的博物馆。

作者：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