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与回归：对当前农村研究的几点评论
作者：申端锋
作者按：本文的几个章节分别写于2005年6月和10月份，曾经以不同的方式与朋友们交流。承《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错爱，保持原来的文字和风格不变，发表于2007年第2期。这个话题笔者还在思考中，会以新的文章与大家交流。
摘要：当前的农村研究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转型期的农村研究与农村研究的转型成了一个高度相关的问题，研究者一定要从那种跟风式的热点研究中走出来，加强对重大基础问题的研究；要进一步沉浸到当代中国农村的事实与经验中去，打破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本质主义的抽象理解；要正确处理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关系，坚持农村经验本位，坚持真正的社会科学立场；要对当前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方法及观点进行较为严肃的学术探讨，在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性层面展开讨论，把对三农问题的道德式论证拉回到现实主义的层面上来，以冀将农村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热点；经验；道德；农村研究
走出热点 回归学术
我们的农村研究者在研究些什么？这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更是社会大众所关注的问题，但却少有人给出一个简洁清晰的回答，不知是农村研究的深奥使然，还是其他的问题使然，笔者近来对前辈学者的研究做了一简单关照，有一些想法，不吐不快，拿出来以求教于大方。在农村研究领域中，从既有的研究来看，短平快的研究多，基础性的研究少；关注热点、炒作概念的研究多，扎实的理论探讨少。那些看起来很火的研究，要么关注一些热点性的事件，要么做一些假大空的对策性研究，要么在一种新贩进来的洋理论的名义下组织那些并不完整的事实，要么表述自己的一种文人式的忧国忧民，要么以启蒙者自居，呼唤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看看现在的大多数三农学人，其招式不外乎上面的几种，这类所谓的农村研究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十分严重的情势下，忽然间大量涌现出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但在笔者看来，这类研究很难称之为真正的学术研究，那些不知所云的跟风式的研究，注定是要昙花一现的，当然，其大量涌现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这类研究之所以在世纪之交受到世人的关注和追捧，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由于其学术造诣，而是缘于大家对作为公共话题的三农问题的强烈关注。对之，我们可以作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从中可以很清楚地呈现出知识生产与国家、社会的多维关系。
但问题是，在税费改革之后，我国农村的形势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好转，三农问题的形势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相应地，农村研究也就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或者说当前的农村研究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笔者认为，新时期的农村研究急需走出热点，回归学术。大家都能感觉到，农村研究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域的效应较之于以前已不是太明显。当前，转型期的农村研究与农村研究的转型成了一个高度相关的问题。三农大势的变化是一个最重要的外在原因，另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则在于农村研究的内部，现在看来，前一阶段农村研究中不同学人成果的功力之深浅，质量之高低，问题之真假，都相当清楚了，这一时期的农村研究虽然泡沫多，精品少，但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所以，对后来者来说，农村研究的门槛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后来者必须在研究上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突破。
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一定要从那种跟风式的热点研究中走出来，加强对重大基础问题的研究，以图有所突破。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和初步的探索，首先，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当然是在大量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新的问题；其次要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在学理性方面有所提升；再次，在大量的农村表象中，哪些是基础性的问题，哪些是无关大局的问题甚至假问题，研究者一定要分清楚，要着重研究那些基础性的长时段的问题，研究那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基础性问题，科学建构研究对象，力避那种朴素的经验主义研究和为西方理论做脚注的研究，力争从中国社会中生长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出来；最后，当前的农村研究，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多，不知所云的多，而从中国农村建构中国理论的少，对中国农村加以具体的整体把握的少，所以，研究者要有不怕被别人说没理论的勇气，从而才能进行真正的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提炼。
走出经典 谱写新篇
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具体进路，由此，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积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不管研究者是否有意，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和开展研究的，农村研究作为当前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当然也不例外。
笔者在上一节的讨论中认为，当前的农村研究之所以成为倍受关注的热点，主要是因为三农问题在世纪之交成为举国关注的公共话题，而不是缘于研究者的学术造诣，并对当前农村研究过分追逐热点的现象给予了批评，认为当前农村研究的出路在于回归学术。而一旦进入学术化或曰学科化的农村研究，我们便会发现，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本著作支配了当前学理性的农村研究，这些著作在农村研究领域被奉为经典，笔者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农村研究中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之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所做的一批研究，主要是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人的农村研究，包括《乡土中国》、《江村经济》、《金翼》、《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等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被认为是村落社区研究的典范，其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的村庄研究，形成了乡村研究中著名的“社区范式”，并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另一类主要是黄宗智、杜赞奇、弗里德曼以及施坚雅等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等，这类研究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为主，以历史上的近代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由国外的中国研究者完成的，与第一类研究不同的是，这些海外的中国农村研究在国外社会科学界处于边缘位置，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消费者。
当前的农村研究，不管是问题意识，还是研究进路，乃至表述方式，都受到了上述两类经典研究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前的农村研究主要是在上述经典研究所开创的研究范式的支配下进行的，今天的研究者以经典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为基础，提出自己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个的对话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学术著作。
但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却也存在着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经典研究的研究对象是近代中国农村，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来自当时的事实与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问题，并将之概念化，应该说，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都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但问题是，当代中国农村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渗透，与近代中国农村相比显然已具有一种突生性质，而诸多当代中国农村的研究者们却不是将立足点放在当下农村，而是动不动就回到历史，试图在一种历史变迁的进程中来理解当代农村，他们当然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念的支持，而以近代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的经典研究提出的问题则是他们的对话对象，这样一来，当代中国农村也就只有在学者建构的历史序列中才能得到理解，而当代中国农村却是愈来愈模糊了。其次，经典研究的研究进路或曰研究范式虽然对当前的农村研究有重要意义，但其并不是基础理论意义上的，充其量只是在中层理论的层面上获得自身的意义，而中层理论区别于宏大理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是基于具体经验的提炼，正如上一个问题中提到的，当代中国农村的事实与经验较之于近代中国农村显然具有了某种突生的性质，所以，将经典研究的研究范式直接应用于当代中国农村研究，肯定是不合适的，而当前的农村研究则大都是在经典范式的支配下展开的，从而导致了当前的农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并无大的突破。这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和反思。
由此，为了将学理化的农村研究推向深入，在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笔者认为当前的农村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首先，抛弃历史主义的研究进路，就在现实中研究现实问题，而不是动不动就回到历史，进一步沉浸到当代中国农村的事实与经验中去，从事实与经验中提出问题，并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寻求表述问题的方式；其次，打破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本质主义的抽象理解，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农村进行比较研究，在不同区域农村的经验与问题中培养学术敏感，通过区域比较，建构出基于当代中国农村经验的问题、概念和理论；最后，屏弃宏大理论对当前农村研究的笼罩性支配，学习经典研究建构中层概念的方法，通过对当代中国农村经验的具体把握，建构出基于具体经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层概念，为进一步的理论提升提供基础。
走出模仿 回归原创
一般地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是一对基本关系，而理论必须立基于经验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通识，但在中国语境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社会科学的舶来品性质，却使这一问题却变得复杂起来，不得不面临一个什么经验、什么理论的问题。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正是对理论与经验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和分歧，导致当前的农村研究过分依赖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海外中国研究，而对当下的农村经验却重视不够，只是将其作为诠释西方理论的素材，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农村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对应关系，且中国农村经验只有在西方理论的映照下才呈现出自身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经验与理论的关系，而这一研究取向却成了当下农村研究的主流取向，但在笔者看来，这类农村研究却并不是真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而只是停留在思维训练阶段的模仿式的研究，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从中国农村经验中建构出自己的问题、概念和理论，当然也不可能做到，并且由于它只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消费者，实际上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这种模仿式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农村研究，一个层面的研究主要模仿海外的中国农村研究，在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中，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改革开放使他们有机会进入中国村庄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农村经验，并有一些较为深刻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一般都受过较为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其作品较为规范，国内的研究者往往认为他们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这里面当然有本土研究追求规范化和与国际接轨的诉求，这样一来，海外的中国农村研究甚至包括港台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成了国内研究者竞相模仿的对象，国内学者并且非常喜欢引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反倒对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另一个层面的模仿是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模仿，这些研究者的西学功底较为深厚，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有较为精深的把握和理解，并将之应用于中国农村研究，比如孙立平等提出的“实践社会学”意义上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就受到了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直接影响，（孙立平，2000）他们先是通过学术训练掌握了工具和方法，再去进行具体的中国农村研究，应该说，这类研究的学理性较强，提出了较好的问题，并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在方法论意义为当前的农村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认识视角和分析方法，但在本体论意义上却陷入了失语状态，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本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农村却是支离破碎的，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过分迷信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简直达到了神话的地步，在他们看来，理论当然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已经很完善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创新的可能了，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去论证她，论证她在中国语境中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党国英就曾公开发表这类观点，（党国英，2004）这在笔者看来，显然是陷入了一种宿命主义的困境之中，哪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针对当前农村研究中的这种模仿之风盛行、原创性研究不足的现状，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正确认识经验与理论的一般性关系，在农村研究中处理好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关系，坚持农村经验本位，坚持真正的社会科学立场；其次，正确认识思维训练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在认真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以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的方式关怀中国社会，社会科学训练提供给我们知识、技能和方法，但这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或者说还只是处于思维训练的阶段，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从中国农村经验出发，以认识和理解中国农村为终极指归，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基于农村经验的概念和理论；再次，要处理好规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学术研究规范化的提倡和推行，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对于增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起了重要作用，但规范化的标准无疑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标准，这样一来，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演变成了“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由此，旨在增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规范化运动，却从另一个层面上损害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因为规范化导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笼罩在西方社会科学之下，致使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几乎难以开展，严重窒息了本土原创性研究的空间，使一些曾经对本土化研究做出过努力的中青年学者，都在规范化的旗帜下抛弃了原来的想法，而进入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轨道，这在农村研究领域体现得较为明显；最后，处理好宏大理论与具体经验的关系，彻底摒弃西方宏大理论对当前农村研究的笼罩性支配，进一步沉浸到中国农村经验中去，在此基础上，建构基于具体经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层概念，在宏大理论与具体经验之间寻求突破，最终使基于中国农村经验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取得自己的位置和意义。
放下道德 回归实证
一般地讲，在学术研究中，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进路，一种是理想式的道德论证，一种是基于现实的实证分析，应该说，这两种论证方式在学理层面上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各自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道德论证强调事物的应然状态，具有社会批判意义，往往在终极价值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而基于现实经验的实证研究则强调事物的实然状态，追求对事物的真实理解，在应用价值上为社会进步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和方案。从西方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应然/实然的二分以来，道德式论证和实证研究就一直作为两种主要的研究进路在学术研究中占有各自的位置，在启蒙运动时代，应然分析占主导地位，“那是一个用头立地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理由”，而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证研究开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之后，则完全占了上风，即使如此，道德论证仍然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学术研究中，二者大都能坚守自己的边界，并在各自的边界内取得各自的意义。
但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研究中，道德论证与实证研究纠缠在一起，因而呈现出一幅更加复杂的图景。在笔者看来，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道德式论证显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并主要体现在两类农村研究中，一类是那种带有强烈的现代化诉求的农村研究，我们知道，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在百余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相应地，国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必然会带有有强烈的现代化诉求，而现代化的标准则来自西方，从知识资源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关于现代化的知识资源主要包括两块内容，一块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转型进程及作为其转型之结果的现代性的研究和总结，这一块主要是西方学者对自身社会之转型的研究，另一块是西方学者对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研究成果，但却是以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转型作为样板的，这样一来，中国的农村问题作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也就是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解决之前景则是比附西方学者所提供的现代化图景来描绘的，这样一来，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本应是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却变成了一种理想式的道德论证，变成了一个“应该怎么样”的问题，但这种理想式的道德论证却又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那种一路高歌式的理性主义憧憬不尽相同，道德式理性主义的高扬，更多是革命前夜的呐喊和展望，而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中的道德式论证却是在社会科学的名义下，为推动三农问题之解决而提供前进的方向和具体的干预方案，由此看来，这种以道德式论证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研究并没有坚守自己的边界，以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经验而提供的现代化前景为参照样板，而对中国农村现实问题频频发言，但由于缺乏对当前中国农村现实的实证理解，不可避免地给现阶段三农问题之解决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当然，正如笔者在上一节中所提到的，这种模仿式的农村研究，由于过分依赖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资源，因而也不可能为本土化的学术研究在知识增量意义上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另一类以道德论证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研究十分关注农村研究中的立场问题，因为农民群体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因此，能否坚持为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说话的基本立场就成为这类农村研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一个前学术性的问题，比如，当前三农研究中的主流观点就是，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则是权利问题，由此，三农问题的探索和解决，归结为一点，就是能否赋予农民权利，能否维护农民权利的问题，表现在农村研究中，就是能否为农民说话，能否为农民代言的问题，而在当下中国农村研究的语境中，在“小政府、大社会”这一西方式的思维框图中，削弱和限制政府权力则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一主流观点的核心主张，这一立场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没有谁能比农民更了解农民，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是因为农民自己没有组织起来，所以，农民问题的解决就是要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让农民组织起来，这样一来，为农民代言和让农民说话，就成了农村研究中两种较为典型的道德话语，这种强调农村问题应该如何的道德式提问和论证，则把严肃的学理性探讨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道德话语，一种泛道德主义的论证方式，一种充满道义感的人道立场。由此，三农研究也就成了一种道德话语，讨论者动辄就把问题探讨转换成一种理想状态的道德发问，而很多三农研究者也就动辄以农民代言人自居，或者主张让农民说话，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为维护农民权利鼓与呼，从而在三农讨论中凭借着一种道德优势和政治正确，就大胆地对三农问题乱发言，胆子之大决非一个严谨的学者所能想象，不但会误导民众，还会误导决策，给基层添乱。
从学理上来讲，理想状态的道德式论证是与现实主义的实证研究相对的一种研究方法，二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我们为什么还要不满于上述两类当前农村研究中的道德论证呢？因为农村研究中的道德话语只是利用了道德式论证的优势，却没有坚守道德式论证的边界，而对现实问题乱发言，为了克服这一极易为人诟病的缺陷，道德式的农村研究还寻找到了增强自己合法性的武器，就是农村调查，尤其是一般人包括一般学者所无法完成的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这种调查研究是价值先行，道德式发问，而用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和数据来加以论证，使自己的观点看上去很科学，很客观，从而是可依赖的，这样一来，道德话语就披上科学的外衣，是那样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和不容置辩，而这正是我们要审视和清理当前农村研究中道德式论证的最大理由。
那么，当前农村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又是一种什么情形呢，从形式上来看，在当前学界的农村研究中，无论哪一个学科，不管什么农村问题，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调查研究或曰经验研究成为主导性的研究取向。如果从研究方法上给当前 的农村研究归类的话，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强调农村和农民主位的深度个案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为解释性的学理探讨，社会人类学以及史学的研究多属此类，也有一些个案研究，从一个个案村出发就试图得出具有面上意义的对策性结论，恐怕是有问题的。二是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这类研究中有学理探讨，但更多的是问题导向的对策性研究，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的农村研究多属此类。结合我们上面的分析，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相当多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成了道德式论证的外在手段，由此，当前的实证研究大多又蜕化成了一种伪实证研究，可见，由于农村研究中道德式论证的盛行，导致实证研究并没有取得自己应有的位置。
在笔者看来，为了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农村实证研究推向深入，抛弃农村研究中的道德话语，使道德式论证回归自己的位置，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首先，对当前的农村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做一个彻底的梳理和审视，就当前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方法及观点进行较为严肃的学术探讨，厘清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在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性层面展开讨论，把对三农问题的道德式论证拉回到现实主义的层面上来，以冀将农村研究推向深入；其次，农村研究一定要回到中国的现实与问题中来，真正沉浸到中国不同区域农村的经验中去，只有这样，中国的农村问题才能在实然的意义上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也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才能有真正自主的发展，而不是总给别人做注释，将中国经验割裂开来来迎合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需要，将农村实证研究变成了一种伪实证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农村研究中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中，由于社会科学的舶来品性质，过于强调农村研究中的学科意识，则容易使实证研究变成一种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做注脚的诠释，从本土化研究的立场来看，则使实证研究变成了一种道德式论证，也即一种伪实证研究，但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这类研究实际上还是有着一个本土化的现实关怀的，但对学科意识的强调，则使本来有着本土关怀的实证研究变成了一种道德式论证，这显然是本土关怀的一种悖论式表述， 由此，在农村研究中，就要突破狭隘的学科意识，迈向一种开放的问题意识，并寻求对本土问题的本土化表述。
作者：申端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
作者按：本文的几个章节分别写于2005年6月和10月份，曾经以不同的方式与朋友们交流。承《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错爱，保持原来的文字和风格不变，发表于2007年第2期。这个话题笔者还在思考中，会以新的文章与大家交流。
摘要：当前的农村研究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转型期的农村研究与农村研究的转型成了一个高度相关的问题，研究者一定要从那种跟风式的热点研究中走出来，加强对重大基础问题的研究；要进一步沉浸到当代中国农村的事实与经验中去，打破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本质主义的抽象理解；要正确处理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关系，坚持农村经验本位，坚持真正的社会科学立场；要对当前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方法及观点进行较为严肃的学术探讨，在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性层面展开讨论，把对三农问题的道德式论证拉回到现实主义的层面上来，以冀将农村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热点；经验；道德；农村研究
走出热点 回归学术
我们的农村研究者在研究些什么？这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更是社会大众所关注的问题，但却少有人给出一个简洁清晰的回答，不知是农村研究的深奥使然，还是其他的问题使然，笔者近来对前辈学者的研究做了一简单关照，有一些想法，不吐不快，拿出来以求教于大方。在农村研究领域中，从既有的研究来看，短平快的研究多，基础性的研究少；关注热点、炒作概念的研究多，扎实的理论探讨少。那些看起来很火的研究，要么关注一些热点性的事件，要么做一些假大空的对策性研究，要么在一种新贩进来的洋理论的名义下组织那些并不完整的事实，要么表述自己的一种文人式的忧国忧民，要么以启蒙者自居，呼唤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看看现在的大多数三农学人，其招式不外乎上面的几种，这类所谓的农村研究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十分严重的情势下，忽然间大量涌现出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但在笔者看来，这类研究很难称之为真正的学术研究，那些不知所云的跟风式的研究，注定是要昙花一现的，当然，其大量涌现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这类研究之所以在世纪之交受到世人的关注和追捧，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由于其学术造诣，而是缘于大家对作为公共话题的三农问题的强烈关注。对之，我们可以作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从中可以很清楚地呈现出知识生产与国家、社会的多维关系。
但问题是，在税费改革之后，我国农村的形势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好转，三农问题的形势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相应地，农村研究也就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或者说当前的农村研究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笔者认为，新时期的农村研究急需走出热点，回归学术。大家都能感觉到，农村研究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域的效应较之于以前已不是太明显。当前，转型期的农村研究与农村研究的转型成了一个高度相关的问题。三农大势的变化是一个最重要的外在原因，另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则在于农村研究的内部，现在看来，前一阶段农村研究中不同学人成果的功力之深浅，质量之高低，问题之真假，都相当清楚了，这一时期的农村研究虽然泡沫多，精品少，但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所以，对后来者来说，农村研究的门槛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后来者必须在研究上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突破。
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一定要从那种跟风式的热点研究中走出来，加强对重大基础问题的研究，以图有所突破。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和初步的探索，首先，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当然是在大量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新的问题；其次要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在学理性方面有所提升；再次，在大量的农村表象中，哪些是基础性的问题，哪些是无关大局的问题甚至假问题，研究者一定要分清楚，要着重研究那些基础性的长时段的问题，研究那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基础性问题，科学建构研究对象，力避那种朴素的经验主义研究和为西方理论做脚注的研究，力争从中国社会中生长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出来；最后，当前的农村研究，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多，不知所云的多，而从中国农村建构中国理论的少，对中国农村加以具体的整体把握的少，所以，研究者要有不怕被别人说没理论的勇气，从而才能进行真正的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提炼。
走出经典 谱写新篇
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具体进路，由此，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积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不管研究者是否有意，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和开展研究的，农村研究作为当前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当然也不例外。
笔者在上一节的讨论中认为，当前的农村研究之所以成为倍受关注的热点，主要是因为三农问题在世纪之交成为举国关注的公共话题，而不是缘于研究者的学术造诣，并对当前农村研究过分追逐热点的现象给予了批评，认为当前农村研究的出路在于回归学术。而一旦进入学术化或曰学科化的农村研究，我们便会发现，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本著作支配了当前学理性的农村研究，这些著作在农村研究领域被奉为经典，笔者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农村研究中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之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所做的一批研究，主要是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人的农村研究，包括《乡土中国》、《江村经济》、《金翼》、《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等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被认为是村落社区研究的典范，其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的村庄研究，形成了乡村研究中著名的“社区范式”，并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另一类主要是黄宗智、杜赞奇、弗里德曼以及施坚雅等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等，这类研究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为主，以历史上的近代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由国外的中国研究者完成的，与第一类研究不同的是，这些海外的中国农村研究在国外社会科学界处于边缘位置，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消费者。
当前的农村研究，不管是问题意识，还是研究进路，乃至表述方式，都受到了上述两类经典研究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前的农村研究主要是在上述经典研究所开创的研究范式的支配下进行的，今天的研究者以经典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为基础，提出自己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个的对话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学术著作。
但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却也存在着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经典研究的研究对象是近代中国农村，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来自当时的事实与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问题，并将之概念化，应该说，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都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但问题是，当代中国农村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渗透，与近代中国农村相比显然已具有一种突生性质，而诸多当代中国农村的研究者们却不是将立足点放在当下农村，而是动不动就回到历史，试图在一种历史变迁的进程中来理解当代农村，他们当然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念的支持，而以近代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的经典研究提出的问题则是他们的对话对象，这样一来，当代中国农村也就只有在学者建构的历史序列中才能得到理解，而当代中国农村却是愈来愈模糊了。其次，经典研究的研究进路或曰研究范式虽然对当前的农村研究有重要意义，但其并不是基础理论意义上的，充其量只是在中层理论的层面上获得自身的意义，而中层理论区别于宏大理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是基于具体经验的提炼，正如上一个问题中提到的，当代中国农村的事实与经验较之于近代中国农村显然具有了某种突生的性质，所以，将经典研究的研究范式直接应用于当代中国农村研究，肯定是不合适的，而当前的农村研究则大都是在经典范式的支配下展开的，从而导致了当前的农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并无大的突破。这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和反思。
由此，为了将学理化的农村研究推向深入，在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笔者认为当前的农村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首先，抛弃历史主义的研究进路，就在现实中研究现实问题，而不是动不动就回到历史，进一步沉浸到当代中国农村的事实与经验中去，从事实与经验中提出问题，并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寻求表述问题的方式；其次，打破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本质主义的抽象理解，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农村进行比较研究，在不同区域农村的经验与问题中培养学术敏感，通过区域比较，建构出基于当代中国农村经验的问题、概念和理论；最后，屏弃宏大理论对当前农村研究的笼罩性支配，学习经典研究建构中层概念的方法，通过对当代中国农村经验的具体把握，建构出基于具体经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层概念，为进一步的理论提升提供基础。
走出模仿 回归原创
一般地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是一对基本关系，而理论必须立基于经验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通识，但在中国语境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社会科学的舶来品性质，却使这一问题却变得复杂起来，不得不面临一个什么经验、什么理论的问题。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正是对理论与经验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和分歧，导致当前的农村研究过分依赖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海外中国研究，而对当下的农村经验却重视不够，只是将其作为诠释西方理论的素材，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农村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对应关系，且中国农村经验只有在西方理论的映照下才呈现出自身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经验与理论的关系，而这一研究取向却成了当下农村研究的主流取向，但在笔者看来，这类农村研究却并不是真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而只是停留在思维训练阶段的模仿式的研究，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从中国农村经验中建构出自己的问题、概念和理论，当然也不可能做到，并且由于它只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消费者，实际上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这种模仿式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农村研究，一个层面的研究主要模仿海外的中国农村研究，在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中，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改革开放使他们有机会进入中国村庄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农村经验，并有一些较为深刻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一般都受过较为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其作品较为规范，国内的研究者往往认为他们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这里面当然有本土研究追求规范化和与国际接轨的诉求，这样一来，海外的中国农村研究甚至包括港台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成了国内研究者竞相模仿的对象，国内学者并且非常喜欢引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反倒对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另一个层面的模仿是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模仿，这些研究者的西学功底较为深厚，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有较为精深的把握和理解，并将之应用于中国农村研究，比如孙立平等提出的“实践社会学”意义上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就受到了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直接影响，（孙立平，2000）他们先是通过学术训练掌握了工具和方法，再去进行具体的中国农村研究，应该说，这类研究的学理性较强，提出了较好的问题，并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在方法论意义为当前的农村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认识视角和分析方法，但在本体论意义上却陷入了失语状态，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本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农村却是支离破碎的，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过分迷信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简直达到了神话的地步，在他们看来，理论当然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已经很完善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创新的可能了，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去论证她，论证她在中国语境中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党国英就曾公开发表这类观点，（党国英，2004）这在笔者看来，显然是陷入了一种宿命主义的困境之中，哪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针对当前农村研究中的这种模仿之风盛行、原创性研究不足的现状，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正确认识经验与理论的一般性关系，在农村研究中处理好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关系，坚持农村经验本位，坚持真正的社会科学立场；其次，正确认识思维训练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在认真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以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的方式关怀中国社会，社会科学训练提供给我们知识、技能和方法，但这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或者说还只是处于思维训练的阶段，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从中国农村经验出发，以认识和理解中国农村为终极指归，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基于农村经验的概念和理论；再次，要处理好规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学术研究规范化的提倡和推行，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对于增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起了重要作用，但规范化的标准无疑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标准，这样一来，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演变成了“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由此，旨在增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规范化运动，却从另一个层面上损害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因为规范化导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笼罩在西方社会科学之下，致使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几乎难以开展，严重窒息了本土原创性研究的空间，使一些曾经对本土化研究做出过努力的中青年学者，都在规范化的旗帜下抛弃了原来的想法，而进入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轨道，这在农村研究领域体现得较为明显；最后，处理好宏大理论与具体经验的关系，彻底摒弃西方宏大理论对当前农村研究的笼罩性支配，进一步沉浸到中国农村经验中去，在此基础上，建构基于具体经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层概念，在宏大理论与具体经验之间寻求突破，最终使基于中国农村经验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取得自己的位置和意义。
放下道德 回归实证
一般地讲，在学术研究中，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进路，一种是理想式的道德论证，一种是基于现实的实证分析，应该说，这两种论证方式在学理层面上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各自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道德论证强调事物的应然状态，具有社会批判意义，往往在终极价值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而基于现实经验的实证研究则强调事物的实然状态，追求对事物的真实理解，在应用价值上为社会进步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和方案。从西方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应然/实然的二分以来，道德式论证和实证研究就一直作为两种主要的研究进路在学术研究中占有各自的位置，在启蒙运动时代，应然分析占主导地位，“那是一个用头立地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理由”，而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证研究开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之后，则完全占了上风，即使如此，道德论证仍然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学术研究中，二者大都能坚守自己的边界，并在各自的边界内取得各自的意义。
但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研究中，道德论证与实证研究纠缠在一起，因而呈现出一幅更加复杂的图景。在笔者看来，在当前的农村研究中，道德式论证显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并主要体现在两类农村研究中，一类是那种带有强烈的现代化诉求的农村研究，我们知道，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在百余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相应地，国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必然会带有有强烈的现代化诉求，而现代化的标准则来自西方，从知识资源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关于现代化的知识资源主要包括两块内容，一块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转型进程及作为其转型之结果的现代性的研究和总结，这一块主要是西方学者对自身社会之转型的研究，另一块是西方学者对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研究成果，但却是以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转型作为样板的，这样一来，中国的农村问题作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也就是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解决之前景则是比附西方学者所提供的现代化图景来描绘的，这样一来，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本应是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却变成了一种理想式的道德论证，变成了一个“应该怎么样”的问题，但这种理想式的道德论证却又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那种一路高歌式的理性主义憧憬不尽相同，道德式理性主义的高扬，更多是革命前夜的呐喊和展望，而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中的道德式论证却是在社会科学的名义下，为推动三农问题之解决而提供前进的方向和具体的干预方案，由此看来，这种以道德式论证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研究并没有坚守自己的边界，以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经验而提供的现代化前景为参照样板，而对中国农村现实问题频频发言，但由于缺乏对当前中国农村现实的实证理解，不可避免地给现阶段三农问题之解决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当然，正如笔者在上一节中所提到的，这种模仿式的农村研究，由于过分依赖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资源，因而也不可能为本土化的学术研究在知识增量意义上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另一类以道德论证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研究十分关注农村研究中的立场问题，因为农民群体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因此，能否坚持为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说话的基本立场就成为这类农村研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一个前学术性的问题，比如，当前三农研究中的主流观点就是，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则是权利问题，由此，三农问题的探索和解决，归结为一点，就是能否赋予农民权利，能否维护农民权利的问题，表现在农村研究中，就是能否为农民说话，能否为农民代言的问题，而在当下中国农村研究的语境中，在“小政府、大社会”这一西方式的思维框图中，削弱和限制政府权力则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一主流观点的核心主张，这一立场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没有谁能比农民更了解农民，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是因为农民自己没有组织起来，所以，农民问题的解决就是要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让农民组织起来，这样一来，为农民代言和让农民说话，就成了农村研究中两种较为典型的道德话语，这种强调农村问题应该如何的道德式提问和论证，则把严肃的学理性探讨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道德话语，一种泛道德主义的论证方式，一种充满道义感的人道立场。由此，三农研究也就成了一种道德话语，讨论者动辄就把问题探讨转换成一种理想状态的道德发问，而很多三农研究者也就动辄以农民代言人自居，或者主张让农民说话，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为维护农民权利鼓与呼，从而在三农讨论中凭借着一种道德优势和政治正确，就大胆地对三农问题乱发言，胆子之大决非一个严谨的学者所能想象，不但会误导民众，还会误导决策，给基层添乱。
从学理上来讲，理想状态的道德式论证是与现实主义的实证研究相对的一种研究方法，二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我们为什么还要不满于上述两类当前农村研究中的道德论证呢？因为农村研究中的道德话语只是利用了道德式论证的优势，却没有坚守道德式论证的边界，而对现实问题乱发言，为了克服这一极易为人诟病的缺陷，道德式的农村研究还寻找到了增强自己合法性的武器，就是农村调查，尤其是一般人包括一般学者所无法完成的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这种调查研究是价值先行，道德式发问，而用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和数据来加以论证，使自己的观点看上去很科学，很客观，从而是可依赖的，这样一来，道德话语就披上科学的外衣，是那样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和不容置辩，而这正是我们要审视和清理当前农村研究中道德式论证的最大理由。
那么，当前农村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又是一种什么情形呢，从形式上来看，在当前学界的农村研究中，无论哪一个学科，不管什么农村问题，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调查研究或曰经验研究成为主导性的研究取向。如果从研究方法上给当前 的农村研究归类的话，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强调农村和农民主位的深度个案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为解释性的学理探讨，社会人类学以及史学的研究多属此类，也有一些个案研究，从一个个案村出发就试图得出具有面上意义的对策性结论，恐怕是有问题的。二是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这类研究中有学理探讨，但更多的是问题导向的对策性研究，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的农村研究多属此类。结合我们上面的分析，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相当多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成了道德式论证的外在手段，由此，当前的实证研究大多又蜕化成了一种伪实证研究，可见，由于农村研究中道德式论证的盛行，导致实证研究并没有取得自己应有的位置。
在笔者看来，为了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农村实证研究推向深入，抛弃农村研究中的道德话语，使道德式论证回归自己的位置，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首先，对当前的农村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做一个彻底的梳理和审视，就当前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方法及观点进行较为严肃的学术探讨，厘清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在农村调查研究的前提性层面展开讨论，把对三农问题的道德式论证拉回到现实主义的层面上来，以冀将农村研究推向深入；其次，农村研究一定要回到中国的现实与问题中来，真正沉浸到中国不同区域农村的经验中去，只有这样，中国的农村问题才能在实然的意义上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也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才能有真正自主的发展，而不是总给别人做注释，将中国经验割裂开来来迎合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需要，将农村实证研究变成了一种伪实证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农村研究中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中，由于社会科学的舶来品性质，过于强调农村研究中的学科意识，则容易使实证研究变成一种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做注脚的诠释，从本土化研究的立场来看，则使实证研究变成了一种道德式论证，也即一种伪实证研究，但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这类研究实际上还是有着一个本土化的现实关怀的，但对学科意识的强调，则使本来有着本土关怀的实证研究变成了一种道德式论证，这显然是本土关怀的一种悖论式表述， 由此，在农村研究中，就要突破狭隘的学科意识，迈向一种开放的问题意识，并寻求对本土问题的本土化表述。
作者：申端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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