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书体裁的多样性和史家重视创新的意识
作者：陈其泰
一、体裁多样性及历史观的进步
我国传统史书体裁丰富多样。按《四库全书总目》，将之区分为15类。[1]梁启超《新史学》则分为10种、23类。[2]我们对于史书体裁的多样，不能只停留在目录学分类的形式上来理解，而应重视分析其蕴涵的史学价值。客观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有多面性。史书体裁的多样，恰恰反映了历史的各个侧面，又能提供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这三种在传统史学演进历程中先后出现的主要史书体裁，它们就不止是体裁形式上的差别，而实际上反映历史学家主要地从某一角度认识和反映历史。换言之，新体裁的出现，反映了史学家对历史进程的新认识。按时间的顺序记载历史，这是先民对历史进程最早的认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在公元前5世纪初由孔子编成，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撰方法，当时各诸侯国的官方历史记载，即所谓“百国春秋”，也都遵循这一记载的原则。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的汉武帝时代，司马迁构建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则采用了纪传体的新形式。纪传体，是以人物活动为考察历史的主要视角。这一著史格局的新创造，突出地体现了司马迁对历史进程，尤其是战国以来历史运动的新认识。战国时代至秦汉之际，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遭受沉重的打击，平民力量崛起，能否发现和任用文武贤才，往往能直接导致国家的盛衰存亡。“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衣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3]战国以后有作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大大打开了历史学家眼界，使之对推动历史进程的深层原因有进一步的认识。在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当中，人的活动的作用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刘邦出身平民，“无尺土之封”，却凭借他的智谋策略，在一批文武贤才的帮助、拥戴下，登上帝位，成为强盛的汉朝开国的君主。刘邦周围这批豪杰之士，也几乎都出身低贱，却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业。如陈平、王陵、陆贾、郦商等，皆布衣平民。樊哙、周勃、灌婴、娄敬出身更贫贱，分别以屠狗、织薄、贩缯、挽车为业，而都建功立业，致身卿相。历史的空前变局，使司马迁对人物在时代前进中起到重要作用形成了新认识，这无疑是他创造以人物为中心的著史新体裁之认识基础。《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再陈言：他作为史官，若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将是莫大的罪过，而作七十列传的明确目的，为记载“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便是明证。《史记》以记载人物为中心，又有综合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故这一体裁产生以后，即为许多修史者所仿效，成为历代“正史”。至南宋，袁枢将《通鉴》内容重新编排，将千余年史事提挈为239个事目，按事立篇，各具首尾，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袁枢的实践，反映了历史学家要求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掌握影响最大的主要历史事件，明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新认识。这正如同杨万里为《通鉴纪事本末》写“序”所说：“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直至本世纪初，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之时，梁启超吸收西方新学理，总结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的演进，并提出新史学应该叙述国民群体进化之迹，他仍然评价纪事本末体是跟他所理想的新史书体裁为接近的：“纪事本末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4]
中国史家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不同时期史家对同一体裁的运用，并非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而是加以发展，重视加进新内容。同是编年体，《春秋》和《竹书纪年》记载简略，只有简单的事目。《左传》则是一部记载翔实、生动的春秋史，它记述了包括事件、制度、氏族、社会生活等广泛的内容，而且有人物活动，如对齐桓、晋文、郑子产、阖庐、伍子胥，描述他们的功业、性格都很鲜明。司马光撰成的《资治通鉴》，更是内容丰富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它按时间先后记述了自战国至五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记述了历史人物，记述了典章制度，记述了各种议论，成为编年体史书高度成熟的标志。胡三省对此有深刻体会，他评论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谈《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纪事本末体也明显地经历了发展的过程。袁枢有开创新体裁之功，但其内容是抄撮《通鉴》原文而成，有的地方作了综合和精简。“区别其事而贯通之”。至清初谷应泰主持修撰《明史纪事本末》，广稽博采，提炼为80件大事，叙述明代约300年的历史，虽有缺略，但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概貌，是一部采集群书而成的新创之作。至光绪年间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又有新的特点。两书内容，俱本《辽史》、《金史》，同时又兼采其他记载，撰成“考异”，分别书一半以上，内容相当广泛，因而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再者，一般的看法，好像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种体间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实际并非如此，不同体裁之间是互相补充、互相交叉的。纪传体以记人物为主，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纪传体史书里的本纪，基本上就是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是按年月记事的，但里边也有纪事本末体。如《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集中记述晋公子重耳在外十九年流亡的经过，写他由一个不谙世事、贪图安逸的贵公子，成长为志向远大、明达老练的政治家，作者用的就是纪事本末体的手法。纪事本末体史事按事立篇。但它每一篇中也必须按年月来排比历史事实，而且里边也不能不有传记性质的记述。这三种体裁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的形式来说的，并不是互不相干的。[5]
以上简要地论述了从发展与创新路角度，看中国传统史学多样体裁所蕴涵的史学价值。也就是从体裁的多样和发展，看史家的创新精神，不少卓有成就的史学家，总能根据社对已有史书体裁加以发展，或创造出新的体裁。
二、历史编纂理论创新的传统
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国史学史上，还存在着重视从理论上对史书体裁总结和创新的传统，这也是我们所应珍视的。最早在司马迁身上已初步有了这种意识，以后刘知几和章学诚更鲜明地表现出自觉的精神，获得出色的理论成就。
司马迁不仅在史学实践上创造出多体有机配合、堪称完美的史书体裁，而且他对五种体裁各自的作用和互相配合正面作了论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这是说，十二“本纪”是用来记历代王朝政治盛衰的大事，“科条”者，显示全书记载历史之大纲领也。“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这里说十“表”用来表列同时发生的事，确切地显示事件的年代。“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这里说明八“书”记载有关礼、乐、天文历法、封禅等各种典章制度，以及河渠工程、经济状况。“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6]说明用“世家”和“列传”记载王侯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事迹。如此五体配合，“成一家之言”——这是现存最早的历史学家对体裁运用的论述，说明司马迁是有意识地从多角度反映历史和社会的情状。
《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名著，刘知几对其著述宗旨有精炼的说明：“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土，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7]辨其指归，是辨析史家的指导思想是否符合求真、实录、善恶必书的要求，表彰直笔，痛斥曲笔；殚其体统，主要是探讨编撰得失，体裁、体例的运用，兼及材料的搜集运用和叙事方法。拿总结历代史家编撰的得失而言，刘知几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唐初以前出现的史书体裁，总结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以客观的态度，探讨其源流，分析其得失。特别提出在长期史学发展中形成编年、纪传二种主要体裁，互相角力争先；准确地论述编年体的突出优点是时代感强，将同时发生的事件集中展现于读者面前，其缺点是对年代线索未涉及者容易造成大的遗漏，而纪传体的优点则是包容量大，诸体配合，“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其缺点则是同为一事，分为数篇，前后相离，或造成重复。刘知几强调对历史编撰应该认真地总结其原则，故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科条一辨，彪炳可观”[8]。这既是对历史编撰演变的总结，也是他本人“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参与修史工作的深切体会。他又鲜明地主张史书编撰应该适应时代变化和学术的进步而变革，“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9]。又云，“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譬如，他论述由春秋到汉代，事件、人物活动、典章制度更复杂了，从《左传》的编年体发展到《史记》、《汉书》的纪传体，乃史学演进之必然。“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衣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繁事博，难为次序；皆略为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之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以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10]刘知几又论述，由编年体发展到纪传体，二者并非毫不相干，实则纪传体之“本纪”，即吸收了编年体“以年为纲”的特点，“崇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至太史公著《史记》，始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11]。这些都说明刘知几对历史编撰有很通达的看法，有辩证法的因素。他对纪传体的看法同样如此。刘知几十分正确地将《史记》和《汉书》同样视为纪传体成功的代表。《史通·二体》篇，宗旨是论述纪传体断代史的长处，却又处处将其长处归功于《史记》：“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刘知几论纪传体具有“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的各方面优点，也归结于《史记》。故刘知几又说，“寻其创造，皆准子长”，这八个字，是对《史记》开创者地位的有力肯定!有的论者，如南宋郑樵，批评“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似乎刘氏将马班对立起来，这种说法实在违背刘知几之原意。刘知几在总体上认为马班同为成功的代表这一前提下，指出通史体著作因疆域太广、年月遐长，工程十分繁难，若不得其法，则会成为像梁武帝《通史》那样，“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怠观新录”；而断代体则较易把握，“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12]刘知几这一比较、分析，切中肯紊，何有贬抑司马迁!他只是及时总结了编纂学史上的教训，恰恰为后来史学史上的诸多例子所充分证实。刘知几还在一系列问题上显示出他的卓识。他批评王劭修《隋书》，一味追求模仿《尚书》，徒然掇拾琐言，“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也”[13]。批评中古以降，列传太滥太杂的毛病，“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14]。特别是不怕招来谤议，一针见血地指摘贞观诸史对名臣父祖列传，毫无事实根据而滥加溢美，既严重违反信史原则，又乖于列传体例：“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15]。刘知几《史通》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史学达到“自觉”的阶段，对于历史编撰的发展意义尤为巨大。诚如梁启超所评价的：“刘知几是史官中出类拔群的，孤掌难鸣，想恢复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烦闷郁结，著成一部讲求史法的《史通》。他虽然没有作史的成绩，但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许多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16]刘知几的理论主张对后世很有影响，譬如他提出修史应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即为后来郑樵等人所实行。
章学诚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自觉总结历史编撰得失的传统。他所著《文史通义》，既重视“史义”，即史家的观点和识见，又重视辨析体例，探究传统史学主要体裁的演变和得失，且将二者贯通，主张根据著述的义旨灵活运用，反对墨守旧规，强调别识心裁。他以一种可贵的历史分析的眼光，中肯地总结一千多年历史编撰上的一些主要经验教训。他认为，纪传体是三代以后之良法，诸体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又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著述的典范。继之《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简直如洪水泛滥之河、淮、洪泽，祸患无穷。[17]章学诚辨析体例的一项重要创见，是指出纪传体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事难贯。”[18]章氏进而认为，此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体得到弥补。他精到地分析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漏而或溢也。”[19]章学诚从“史为记事之书”的根本任务，和适应事实复杂多变的需要来分析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所见至为深刻。基于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氏明确地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申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20]章学诚提出的改革设想，就是吸收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以形成一种容量广阔、而又能显示历史大势的新史书体裁。他对此很自信，说“创例发凡，多为后世开山”。
关于如何具体实现的方案，章学诚曾设想过两种办法。一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和“表”；去掉“书志”的名称，设立包含各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又一种设想，是采用“别录”的办法，即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两种办法同时并存，说明章氏仍处于探索问题过程之中，自己尚未达到满意的结果。然而他的努力，却确实为近代史家探索新综合体指出了方向。
三、小结
通过对我国传统史书体裁多样性和史家重视创新意识的扼要论述，我们可以归结出如下看法：
历史编撰是史学家之“才”、“学”、“识”三者的集中体现。世世代代的学者，无论你对历史演进的观察如何深刻、敏锐，对历史变化的观点如何之高明、正确，搜集的材料如何之丰赡、翔实，研究的成果如何之精当、宏富，表述如何之恰切、生动，都必须依赖历史编撰这一载体容纳和表现出来。同样，史学研究的多方面的成果也要依赖于此，才得以广泛行世和久远流传。因此，历代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无不重视历史编撰的改进和恰当运用，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也无不重视对历史编撰加以总结。历史编撰在过去学术长河中的发展，是依靠史家具有创新精神来推动的；今后历史编撰要争取更加美好的前景，关键也在于树立创新意识为指导。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编撰问题，对于当前史学工作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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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库全书总目》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15类。
[2]《新史学》区分体裁为10种：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附庸。其中正史再分为官书、别史两类，如此共细分为23类。
[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
[4]《中国历史研究法》。
[5]参见白寿彝：《谈史书的编纂》，《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6]均据《史记·太史公自序》。
[7]《史通·自叙》。
[8]《史通·序例》。
[9]《史通·载言》。
[10]《史通·二体》。
[11]《史通·二体》。
[12]《史通·六家》。
[13]《史通·六家》。浦起龙《史通通释》注云，王劭字君懋，授著作郎，迁秘书少监，专典周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
[14]《史通·列传》。
[15]《史通·曲笔》。
[1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史的做法”一节。
[17]以上看法，集中见于《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
[18]《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
[19]《文史通义·书教下》。
[20]《文史通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一、体裁多样性及历史观的进步
我国传统史书体裁丰富多样。按《四库全书总目》，将之区分为15类。[1]梁启超《新史学》则分为10种、23类。[2]我们对于史书体裁的多样，不能只停留在目录学分类的形式上来理解，而应重视分析其蕴涵的史学价值。客观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有多面性。史书体裁的多样，恰恰反映了历史的各个侧面，又能提供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这三种在传统史学演进历程中先后出现的主要史书体裁，它们就不止是体裁形式上的差别，而实际上反映历史学家主要地从某一角度认识和反映历史。换言之，新体裁的出现，反映了史学家对历史进程的新认识。按时间的顺序记载历史，这是先民对历史进程最早的认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在公元前5世纪初由孔子编成，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撰方法，当时各诸侯国的官方历史记载，即所谓“百国春秋”，也都遵循这一记载的原则。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的汉武帝时代，司马迁构建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则采用了纪传体的新形式。纪传体，是以人物活动为考察历史的主要视角。这一著史格局的新创造，突出地体现了司马迁对历史进程，尤其是战国以来历史运动的新认识。战国时代至秦汉之际，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遭受沉重的打击，平民力量崛起，能否发现和任用文武贤才，往往能直接导致国家的盛衰存亡。“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衣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3]战国以后有作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大大打开了历史学家眼界，使之对推动历史进程的深层原因有进一步的认识。在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当中，人的活动的作用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刘邦出身平民，“无尺土之封”，却凭借他的智谋策略，在一批文武贤才的帮助、拥戴下，登上帝位，成为强盛的汉朝开国的君主。刘邦周围这批豪杰之士，也几乎都出身低贱，却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业。如陈平、王陵、陆贾、郦商等，皆布衣平民。樊哙、周勃、灌婴、娄敬出身更贫贱，分别以屠狗、织薄、贩缯、挽车为业，而都建功立业，致身卿相。历史的空前变局，使司马迁对人物在时代前进中起到重要作用形成了新认识，这无疑是他创造以人物为中心的著史新体裁之认识基础。《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再陈言：他作为史官，若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将是莫大的罪过，而作七十列传的明确目的，为记载“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便是明证。《史记》以记载人物为中心，又有综合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故这一体裁产生以后，即为许多修史者所仿效，成为历代“正史”。至南宋，袁枢将《通鉴》内容重新编排，将千余年史事提挈为239个事目，按事立篇，各具首尾，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袁枢的实践，反映了历史学家要求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掌握影响最大的主要历史事件，明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新认识。这正如同杨万里为《通鉴纪事本末》写“序”所说：“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直至本世纪初，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之时，梁启超吸收西方新学理，总结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的演进，并提出新史学应该叙述国民群体进化之迹，他仍然评价纪事本末体是跟他所理想的新史书体裁为接近的：“纪事本末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4]
中国史家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不同时期史家对同一体裁的运用，并非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而是加以发展，重视加进新内容。同是编年体，《春秋》和《竹书纪年》记载简略，只有简单的事目。《左传》则是一部记载翔实、生动的春秋史，它记述了包括事件、制度、氏族、社会生活等广泛的内容，而且有人物活动，如对齐桓、晋文、郑子产、阖庐、伍子胥，描述他们的功业、性格都很鲜明。司马光撰成的《资治通鉴》，更是内容丰富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它按时间先后记述了自战国至五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记述了历史人物，记述了典章制度，记述了各种议论，成为编年体史书高度成熟的标志。胡三省对此有深刻体会，他评论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谈《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纪事本末体也明显地经历了发展的过程。袁枢有开创新体裁之功，但其内容是抄撮《通鉴》原文而成，有的地方作了综合和精简。“区别其事而贯通之”。至清初谷应泰主持修撰《明史纪事本末》，广稽博采，提炼为80件大事，叙述明代约300年的历史，虽有缺略，但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概貌，是一部采集群书而成的新创之作。至光绪年间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又有新的特点。两书内容，俱本《辽史》、《金史》，同时又兼采其他记载，撰成“考异”，分别书一半以上，内容相当广泛，因而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再者，一般的看法，好像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种体间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实际并非如此，不同体裁之间是互相补充、互相交叉的。纪传体以记人物为主，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纪传体史书里的本纪，基本上就是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是按年月记事的，但里边也有纪事本末体。如《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集中记述晋公子重耳在外十九年流亡的经过，写他由一个不谙世事、贪图安逸的贵公子，成长为志向远大、明达老练的政治家，作者用的就是纪事本末体的手法。纪事本末体史事按事立篇。但它每一篇中也必须按年月来排比历史事实，而且里边也不能不有传记性质的记述。这三种体裁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的形式来说的，并不是互不相干的。[5]
以上简要地论述了从发展与创新路角度，看中国传统史学多样体裁所蕴涵的史学价值。也就是从体裁的多样和发展，看史家的创新精神，不少卓有成就的史学家，总能根据社对已有史书体裁加以发展，或创造出新的体裁。
二、历史编纂理论创新的传统
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国史学史上，还存在着重视从理论上对史书体裁总结和创新的传统，这也是我们所应珍视的。最早在司马迁身上已初步有了这种意识，以后刘知几和章学诚更鲜明地表现出自觉的精神，获得出色的理论成就。
司马迁不仅在史学实践上创造出多体有机配合、堪称完美的史书体裁，而且他对五种体裁各自的作用和互相配合正面作了论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这是说，十二“本纪”是用来记历代王朝政治盛衰的大事，“科条”者，显示全书记载历史之大纲领也。“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这里说十“表”用来表列同时发生的事，确切地显示事件的年代。“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这里说明八“书”记载有关礼、乐、天文历法、封禅等各种典章制度，以及河渠工程、经济状况。“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6]说明用“世家”和“列传”记载王侯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事迹。如此五体配合，“成一家之言”——这是现存最早的历史学家对体裁运用的论述，说明司马迁是有意识地从多角度反映历史和社会的情状。
《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名著，刘知几对其著述宗旨有精炼的说明：“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土，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7]辨其指归，是辨析史家的指导思想是否符合求真、实录、善恶必书的要求，表彰直笔，痛斥曲笔；殚其体统，主要是探讨编撰得失，体裁、体例的运用，兼及材料的搜集运用和叙事方法。拿总结历代史家编撰的得失而言，刘知几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唐初以前出现的史书体裁，总结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以客观的态度，探讨其源流，分析其得失。特别提出在长期史学发展中形成编年、纪传二种主要体裁，互相角力争先；准确地论述编年体的突出优点是时代感强，将同时发生的事件集中展现于读者面前，其缺点是对年代线索未涉及者容易造成大的遗漏，而纪传体的优点则是包容量大，诸体配合，“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其缺点则是同为一事，分为数篇，前后相离，或造成重复。刘知几强调对历史编撰应该认真地总结其原则，故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科条一辨，彪炳可观”[8]。这既是对历史编撰演变的总结，也是他本人“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参与修史工作的深切体会。他又鲜明地主张史书编撰应该适应时代变化和学术的进步而变革，“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9]。又云，“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譬如，他论述由春秋到汉代，事件、人物活动、典章制度更复杂了，从《左传》的编年体发展到《史记》、《汉书》的纪传体，乃史学演进之必然。“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衣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繁事博，难为次序；皆略为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之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以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10]刘知几又论述，由编年体发展到纪传体，二者并非毫不相干，实则纪传体之“本纪”，即吸收了编年体“以年为纲”的特点，“崇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至太史公著《史记》，始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11]。这些都说明刘知几对历史编撰有很通达的看法，有辩证法的因素。他对纪传体的看法同样如此。刘知几十分正确地将《史记》和《汉书》同样视为纪传体成功的代表。《史通·二体》篇，宗旨是论述纪传体断代史的长处，却又处处将其长处归功于《史记》：“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刘知几论纪传体具有“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的各方面优点，也归结于《史记》。故刘知几又说，“寻其创造，皆准子长”，这八个字，是对《史记》开创者地位的有力肯定!有的论者，如南宋郑樵，批评“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似乎刘氏将马班对立起来，这种说法实在违背刘知几之原意。刘知几在总体上认为马班同为成功的代表这一前提下，指出通史体著作因疆域太广、年月遐长，工程十分繁难，若不得其法，则会成为像梁武帝《通史》那样，“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怠观新录”；而断代体则较易把握，“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12]刘知几这一比较、分析，切中肯紊，何有贬抑司马迁!他只是及时总结了编纂学史上的教训，恰恰为后来史学史上的诸多例子所充分证实。刘知几还在一系列问题上显示出他的卓识。他批评王劭修《隋书》，一味追求模仿《尚书》，徒然掇拾琐言，“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也”[13]。批评中古以降，列传太滥太杂的毛病，“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14]。特别是不怕招来谤议，一针见血地指摘贞观诸史对名臣父祖列传，毫无事实根据而滥加溢美，既严重违反信史原则，又乖于列传体例：“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15]。刘知几《史通》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史学达到“自觉”的阶段，对于历史编撰的发展意义尤为巨大。诚如梁启超所评价的：“刘知几是史官中出类拔群的，孤掌难鸣，想恢复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烦闷郁结，著成一部讲求史法的《史通》。他虽然没有作史的成绩，但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许多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16]刘知几的理论主张对后世很有影响，譬如他提出修史应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即为后来郑樵等人所实行。
章学诚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自觉总结历史编撰得失的传统。他所著《文史通义》，既重视“史义”，即史家的观点和识见，又重视辨析体例，探究传统史学主要体裁的演变和得失，且将二者贯通，主张根据著述的义旨灵活运用，反对墨守旧规，强调别识心裁。他以一种可贵的历史分析的眼光，中肯地总结一千多年历史编撰上的一些主要经验教训。他认为，纪传体是三代以后之良法，诸体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又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著述的典范。继之《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简直如洪水泛滥之河、淮、洪泽，祸患无穷。[17]章学诚辨析体例的一项重要创见，是指出纪传体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事难贯。”[18]章氏进而认为，此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体得到弥补。他精到地分析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漏而或溢也。”[19]章学诚从“史为记事之书”的根本任务，和适应事实复杂多变的需要来分析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所见至为深刻。基于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氏明确地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申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20]章学诚提出的改革设想，就是吸收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以形成一种容量广阔、而又能显示历史大势的新史书体裁。他对此很自信，说“创例发凡，多为后世开山”。
关于如何具体实现的方案，章学诚曾设想过两种办法。一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和“表”；去掉“书志”的名称，设立包含各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又一种设想，是采用“别录”的办法，即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两种办法同时并存，说明章氏仍处于探索问题过程之中，自己尚未达到满意的结果。然而他的努力，却确实为近代史家探索新综合体指出了方向。
三、小结
通过对我国传统史书体裁多样性和史家重视创新意识的扼要论述，我们可以归结出如下看法：
历史编撰是史学家之“才”、“学”、“识”三者的集中体现。世世代代的学者，无论你对历史演进的观察如何深刻、敏锐，对历史变化的观点如何之高明、正确，搜集的材料如何之丰赡、翔实，研究的成果如何之精当、宏富，表述如何之恰切、生动，都必须依赖历史编撰这一载体容纳和表现出来。同样，史学研究的多方面的成果也要依赖于此，才得以广泛行世和久远流传。因此，历代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无不重视历史编撰的改进和恰当运用，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也无不重视对历史编撰加以总结。历史编撰在过去学术长河中的发展，是依靠史家具有创新精神来推动的；今后历史编撰要争取更加美好的前景，关键也在于树立创新意识为指导。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编撰问题，对于当前史学工作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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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库全书总目》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15类。
[2]《新史学》区分体裁为10种：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附庸。其中正史再分为官书、别史两类，如此共细分为23类。
[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
[4]《中国历史研究法》。
[5]参见白寿彝：《谈史书的编纂》，《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6]均据《史记·太史公自序》。
[7]《史通·自叙》。
[8]《史通·序例》。
[9]《史通·载言》。
[10]《史通·二体》。
[11]《史通·二体》。
[12]《史通·六家》。
[13]《史通·六家》。浦起龙《史通通释》注云，王劭字君懋，授著作郎，迁秘书少监，专典周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
[14]《史通·列传》。
[15]《史通·曲笔》。
[1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史的做法”一节。
[17]以上看法，集中见于《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
[18]《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
[19]《文史通义·书教下》。
[20]《文史通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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