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
作者：张丰乾
关于竹简《文子》、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文子》研究，还是《淮南子》研究，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而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竹简本子与今本《文子》应当区别对待，今本《文子》大量抄袭了淮南子的观点；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是《淮南子》抄袭了《文子》而今本《文子》大体可信；还有的学者认为《文子》和《淮南子》相互抄袭；另有学者认为《文子》和《淮南子》没有谁抄袭谁的问题，而是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可以说，《文子》和《淮南子》可能的关系无非也就是这几种，各种观点的提出和相互驳难将会使讨论更加深入。本文将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较集中地讨论今本《文子》如何抄袭《淮南子》的问题，以就教于大方。
一、四个最基本的事实
其一、今本《文子》与《淮南子》重合太多，而竹简《文子》和《淮南子》呼应太少。如果有一段话简单地在这本书里有，在那本书里也有，当然谈不上谁抄谁的问题，但是《淮南子》和《文子》中的内容在相重合的同时，形式上又发生了变化，这就为我们分析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线索。最主要的是这种重合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
丁原植先生统计今本《文子》约有39，228字，（1）笔者用电脑统计，为39，231字，（指未加句读的白文）相差无几，其中30，800多字见于《淮南子》或和《淮南子》基本对应，最后两篇主要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陈丽桂先生认为《上仁》一篇也全部见于《淮南子》，这样除去最后三篇，《文子》正好为九篇。（2）实际上《上仁》一篇有1，100多字不见于《淮南子》，占《上仁》一篇的三分之一。）从字数上来讲，今本《文子》近四万字，其中近80%左右和《淮南子》中有关内容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今本《文子》中只有不到八千多字的内容不见于《淮南子》。如果没有竹简《文》的出土，我们还可以说，《文子》一书“为《淮南子》吸取殆尽，”但是竹简《文子》中现存的内容绝大多数和《淮南子》没有对应关系。《淮南子》虽亦杂采诸书，但“首尾条贯、自成机杼”，且取他书者基本保留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却大都变成了“老子曰”的内容，尤其是不同身份的对话者被悉数抹去姓名。竹简《文子》目前的释文和《淮南子》明确对应者很少，而且个别相对应的材料是否就是竹简《文子》中的内容还不确定。（详后）
其二、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更为主要的是，《淮南子》一书，立论宏伟，视野广阔，近于《庄子》；典故丰富，广征博引，近于《吕览》；文辞华丽，讲究声韵，近于汉赋，囊括众家而自成一体，文风统一。相比之下，竹简《文子》文风朴素，言简意赅。
其三、竹简《文子》下葬于西汉末年。这个时间一方面晚于《淮南子》的问世；另一方面，刘向歆见父子领校秘书的时间和八角廊四十号汉墓的下葬时代都是在西汉未年，相差最多不过30年。汉成帝河平之年（前26年）刘向受命领校秘书，至绥和二年（前7年），刘歆继续父业。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可知九篇本的《文子》存在于西汉晚期。八角廊40号汉墓正好属于这一时代，发掘者推断墓主是中山怀王或孝王，但倾向于前者，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比刘向校书早21年，孝王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则接近刘歆领校秘书之年。“无论如何，刘向歆父子所见《文子》应该和竹简本一致，至少也是相似的。”（3）当然不能排除刘向歆父子整理不同的《文子》传本，在结构和篇名上作一些编辑的可能。但是，如果当时的《文子》就和《淮南子》有如此大量内容重合，刘氏父子和班固不会熟视无睹的。而对于《文子》一书纯粹性的质疑是从唐柳宗元开始的。
其四、竹简《文子》有上下经之分，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九篇，魏晋以来的著录则有十篇、十一篇、十二篇数种。今本《文子》多为十二篇（《四库全书》两淮盐政采进本也分为上下卷）。孙星衍认为“班固”《艺文志》称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义》、《上礼》三篇为一篇，以配《下德》耳。孙星衍的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判断也令人费解。如果，《上仁》、《仁义》、《上礼》三篇为一篇，那么《文子》一书是十篇而不是九篇。这里的“上”都是“尚”的意义，不知和“下德”如何“配”法。
以这些基本的事实为前提，我们不难推论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说“张丰乾君此前曾有一文论《文子》与《淮南子》关系，认今本《文子》为伪”，他还批评了“张君认今本《文子》为伪的主要理由”，（4）实际上，笔者从来没有论定今本《文子》是伪书，而是一直强调，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相提并论。对比两者的同异，就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是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补充今本《文子》，以至于《文子》其书面貌大变。换言之，我认为，今本《文子》不全真，也不全伪，而是如柳宗元所言，是“驳书”，竹简《文子》的出土确证了这一点。下面更进一步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回答学术界的一些猜测。
二、再论今本《文子》比竹简本更早的证据
今本《文子》晚于竹简本，不光是“理当如此”，而是有确凿的根据，容易形成共识。但赵建伟先生最近提出今本《文子》的主体部分要早于竹简《文子》，为竹简《文子》所本。他的主要根据是竹简第0806号：“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这两句简文与今本《文子·道德》“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相对应，“很明显，简文为了避汉惠帝刘盈的讳而把盈改成了大，今本则保存了古本的原貌。”（5）
前文已经证明，竹简本“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和今本“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没有对应的关系，“不衰”和“不亏”显然不是对应的。竹简0864号为：“高而不危者，所以长守民”，今本则为“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守民”与“守贵”也不是对应的。实际上竹简本与今本在这个问题上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大而不衰”和“盈而不亏”不是对应的，竹简《文子》因为避讳而把“盈”，改成了“大”也就无从谈起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盈而不亏一词，常和“盛而不衰”一词联用，《淮南子·泰族训》：“夫物未常有张而不驰，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显然，“大而不衰”和“盛而不衰”是同义词，和“盈而不亏”相对为文，而不是相互替换的关系。“大”和“盈”在文意上也相去甚远。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竹简《文子》因为避汉惠帝刘盈之讳而把“大”改成“盈”是不可能的，以此为依据认为今本早于竹简本更是靠不住的。
江宁先生提出今本《文子》中有些是后人无法“窜入”，不能伪造的。他的主要例证是《文子·自然》：“圣人兼而用之，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此处“弃材”传世本无一例外地作“弃物”，而帛书甲、乙本都作“弃财（材）”，足证《文子》所引不误，倒是传世本有讹误。由此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而《淮南子·道应训》也有引27章这一句，却写作“弃物”。“由此看来，《文子》本是有独立来源的，并非全抄《淮南子》。”（6）江先生的看法实际上是竹简《文子》引用了帛书《老子》，而《淮南子》引用了通行本的《老子》。
今本《文子》没有全抄《淮南子》是完全正确的，但它抄了《淮南子》的地方却是不可置疑的。江先生所举《文子·自然》中的那段话实际上是和《淮南子·主本训》中的一节相对应的，在这一节中，《淮南子·主术训》说“无弃材”，今本《文子》也说“无弃材”，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而江先生所提到的今本《文子》中的“非君子之宝”影响了《老子》的传本也是需要讨论的，因为帛书《老子》已经有了“非君子之器”一词，而帛书本虽下葬于汉初但它的抄写时间以及撰作时间则是比较早的，这是用不着强调的。
三、《淮南子》是《文子》的义疏并篡改了《文子》吗
——关于《淮南子》的“避讳”问题及其它
王利器先生认为今本《文子·上义篇》“今志人之所短，忘之所长。《淮南子·氾论训》作“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此则以淮南厉王名长，故讳长为修也。此尤为《淮南子》窜改《文子》之的证。”（7）但对照一下今本《文子·上义篇》与《淮南子·氾论训》相对应的文字，却发现王先生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长”（zhang）在《淮南子》中反复出现，“长”（chang）也不鲜见，如《时则训》：“日长至，阴阳争”，《谬称训》：“言小人不在其位，不可长也”，《道应训》引《老子》之言“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
第二、《氾论训》这段话主要是讨论不能对人求全责备，要从大处着眼，主题是“责人以人力”和“自修以道德”，此处“修”乃“修养”之“修”，和“长”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说，“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是不可能找到贤人的。今本《文子·上义篇》前文把“修道德”改为“修道”，后文见一短字而把“修”改为“长”，窜改之迹无可辨驳。
王利器先生所言《淮南子》，“窜改《文子》之文以为楚语。”实际上却是今本《文子》据高诱或许慎之注改动了《淮南子》，因为如果是《淮南子》改了《文子》，那么改为应该是全面的，而今本《文子》改动《淮南子》则主要以许慎、或高诱之注为依据，事实正是今本《文子》对《淮南子》“楚语”的改动都没有超出许慎或高诱之注。《淮南·主术训》：“故善建者不拔”高诱注“言建之无形也”，今本《文子·上仁》第7章，“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正如曾达辉等先生所言这不仅是抄袭之铁证，也说明抄袭行为生在高诱以后。
《淮南子》多用典故人名，而今本《文子》则据字形及段落大意改之，并且把《淮南子》对文献的误解一并抄入。说明造作者水平不高。
今本《本子·上德》“虽未能见”之语，在《淮南子·缪称训》中为“离朱弗能见也。”“离朱”是人名，古之明目者，《庄子·骈拇》中曾提到此人，《孟子·离娄上》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可以规，不成方圆。”汉赵歧注：“离娄者，古之明目者，盖以为黄帝之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今本《文子》不解“离（離）朱”为谁，而根据字形改为“虽（雖）未”进一步暴露了抄袭的痕迹。
《淮南子·缪称训》中有“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一语，是指“文王”而言，并进一步解释说文王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担心随着日月的推移会发生祸患。《说苑·政理》中记载太公与文王的对话，文王称赞太公说得在理，太公则进一步指出：“宿善如不祥”，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
“宿”即留，存而不发之意，如《孟子·万章》：“仁人之于悌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管子·轻重》：“怀宿怨而不战”。太公的意思是，知道是正确的道理，却把它留存起来（不去执行），就如同是不吉利的东西。这个道理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文王当天就开仓放粮，救济弱势群体。《墨子·公孟》中记载公孟子懂得了服饰和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墨子讲得对，随即就要脱掉他初见黑子时所穿戴的行头，因为他也听说过“宿善如不祥”的说法。可见，“宿善如不祥”，是接着“善”而言的，强调不能把“善”留存起来，积压下来，而是要立即付诸行动。所以向宗鲁认为《淮南子》和《文子》中“宿不善”一语中“不”是衍文是完全正确的。（向宗鲁，《说苑校证》，第150页。）但向氏等人所言《说苑》中“对曰”也是衍文却是错误的。“宿善不祥”和“上溢而下漏”都是太公对文王之语。
《淮南子·缪称训》引用这个典故时保留了“文王”，最后落脚点是“故曰：周邦虽国，其命维新。”而这个重要的结论在今本《文子·上德》中却没有出现，今本文子把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当作了“老子曰”的内容，而且也不见“文王”的字样，与之相关的上下文又都能在《淮南子·缪称训》找到，文句的顺序都保持一致，只能说是今本《文子》断章取义地抄袭了《淮南子》，也证明《淮南子》不可能是《文子》之“义疏”。《缪称训》在这里说到的“宿不善如不祥”应该是“宿善如不祥。”《论语·季氏》载孔子之言：“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里“善”与“不善”相对为文，《淮南子·缪称训》大概受了影响，亦或是后人在传抄时受了《论语》的影响，添加了一个“不”字，使文意南辕北辙，并且把太公对文王之语说成是文王之事。今本《文子》照旧抄录，同样衍出一个“不”字，“抄袭”二字并非诬妄。
《淮南子·氾沦训》中的“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在今本《文子》中改成了“今之为大患者，由无常厌度量生也。”显然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的话，而不可能是《淮南子》解释《文子》的话，今本《文子》“由无常厌度量生也”也是匪夷所思，而在《淮南子》却是明白晓畅。
又比如，《下德》接着所提到的“不苟得，不让祸”，在《氾沦训》中是“不苟得，不让福”，所谓的“不让福”就是下文所提到的“其有不弃”，今本《文子》改“福”为“祸”违背了上下文的语境，弄巧成拙。而紧接着的一章中引用《老子》“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也和下文大讲如何“得人心”，“用人力”而成为强者相矛盾，《淮南子》中并没有引用《老子》的这句话，今本《文子》的蛇足之笔更使其难以逃脱抄袭之名。
四、关于今本《文子》中的“老子曰”的问题
今本《文子》以“老子曰”开篇是贯通全书的特色，也是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的关键性差别之一，这里的问题在于“老子曰”出现的时间。
王利器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添加“老子曰”字样，盖自开元年间始也。他的证据是日本古钞本《群书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张国刻本，其引文自章头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样。而唐玄宗时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曰”这种格式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北魏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证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而李暹《文子传》所言文子“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为主的形式以及为十二篇的结构正相吻合，《郡斋读书志》又曰：“按刘向录《文子》九篇而已，《唐志》录暹注已于今篇次同，其析之欤？”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个新的《文子》而又借为“文子”立传来掩人耳目呢?无论如何，李暹所见到的《文子》已经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老子曰”与“老子遗言”互为注脚，无可辩驳，它出现的下限，应该是李暹见到《文子》的年代。《郡斋读书志》中说：“李暹师事僧般若支流，盖元魏人也”。《群书治要》本为各种书籍的节录和摘要，把那些明显不属于《道德经》范围的内容收录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字样最自然不过。
曾达辉先生认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异本，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经》后，老子语录形式的《文子》便定于一尊。（8）笔者深以为然。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为《通玄真经》之外，还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道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
还有些学者通过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于马王堆帛书本甚至郭店竹简本而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对应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话，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话，只不过个别字词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关键的语词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没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会造成上下文的脱节，由此更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
五、关于《文子》被引用的问题
笔者一直以为《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的一些内容，但《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先秦至汉初思想资料的汇编，很多内容在《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甚至《论语》中找到源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竹简《文子》和《淮南子》之间的一些直接关系。
0198以壹异，知足以知权，疆（强）足以蜀立，节□
竹简《文子》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财,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素书·正道》
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
《说苑·指武》
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 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
《淮南子·泰族训》
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
《文子·上礼》
这些材料相互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淮南子》综合了多种材料，而今本《文子》在和《淮南子》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出现了几处纰缪，首先是漏掉了“信足以一异”，其次是“豪”、“杰”的顺序颠倒。再有是“以明于天地之道”概括“明于天道，察于地理，以及“者”、“而”等虚词的省略等细节上的差异。今本《文子》“智足以知权”和竹简《文子》一致，但是又漏掉了“强足以独立”。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就是0198号竹简不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是类似于一起出土的“儒家者言”。不管怎么样，它的内容为《淮南子》所部分称引是可靠的，但比照之下，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中列举了《文子》被诸多文献所“取”的情况，李学勤先生业已指出，这些古书都没有明说征引《文子》，究竟是谁袭取谁，难于证实。有些文句是流行的格言，也可能为大家所共用。然而，参考《文子》中的上下文，和《淮南子》加以比较，并核实其他的文献，我们发现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是难以翻案的。
“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王氏认为《荀子》取之。
这句话在今本《文子·上德》中是第3章第5小节，该章共有92小节，其中前1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山训》，后面的7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淮南子》的材料来源众多是公认的，但《淮南子》一般保持了所引用材料的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老子曰”。王氏提到的这句话在《荀子·劝学》、《大戴礼记·劝学》和《史记·龟策列传》都出现过，这些文献中“珠生渊”都写作“渊生珠”，《淮南子·说山训》和《荀子》、《大戴礼记》都有“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抑秣”的典故，但是《淮南子》又添加了其他的很多典故，这些典故在今本《文子》中一概没有。但是《淮南子·说山训》最后的结论：“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在今本《文子》中也是连续的两节（也可以看成一节），只是个别文字不同。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的抄袭在上下文的对比和多种文献的参照下更加清楚。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文子·上德》）王氏认为郑昌取之。
《汉书·盖宽饶传》：记载郑昌上书颂宽饶之言：“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盐铁论·崇礼》记载贤良之言：“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风俗通义·正失》：“《传》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长。”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盐铁论》载此文，以为出自《春秋》，当是《春秋》的今文家说。汉人引传，往往冠以本经的名称，这是当时的通例。”《盐铁论》的编定和盖宽饶的活动时期都是在汉宣帝时期，《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又是治《春秋》的专家，（见《汉书·郑弘传·赞》）他所指出的出处应该是非常可靠的，换言之，郑昌所引用的也肯定不是《文子》中的话。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文子·上仁》），王氏认为枚乘取之。
《汉书·枚乘传》枚乘谏吴王之言“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枚乘之言在《说苑·正谏》中被完整引用，流传极广。《淮南子·泰族训》是化用了枚乘之言，而《文子·上仁》却是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因为“铢铢”、“寸寸”在《淮南子·泰族训》是单声词，在《文子·上仁》也是单声词，《文子·上仁》中的这句话以及《上仁》中的这一章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其中，《淮南子·泰族训》有关章节中的孔子之语和黄帝之言，在《文子·上仁》中都被当成了“老子曰”的内容，而《淮南子·泰族训》所引黄帝之言：“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等内容又见于《吕氏春秋·应同》，相比之下，《淮南子·泰族训》是引用《吕氏春秋·应同》，而《文子》则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并作了篡改。
“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文子·上德》），王氏认为汲黯取之。
《汉书·汲黯传》记载汲黯对汉武帝之言“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颜师古《汉书注》已经指出这句话是出自《曾子》的，王应麟认为汲长孺学黄老之言，用《文子》之语，颜师古注应当重新考虑。而王先谦认为颜师古注应当是有依据的，不能因为世传《曾子》没有这句话怀疑颜注。李学勤先生补充说，这句话也见于《淮南子》，汲黯所说也可能源自《淮南子》。而就是《文子·上德》这段与《淮南子》对应的文字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出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的铁证。
老子曰学于常枞，见舌而守柔，仰视屋树，退而目川，观影而知持后，故圣人曰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
《文子·上德》
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
《淮南子·缪称训》
“老子曰学于常”一个“曰”字如何暴露了造作者的粗糙且不论，“观影而持后”在《列子·说符》中是子列子学习壶丘子林的内容，在《淮南子·缪称训》中同样保留了“列子学壶子”的字样，在今本《文子》中却被一起作为“老子曰”的内容。而《文子·上德》第一章中“故其身治者”在《淮南子·缪称训》第一章中是“故其心治者”，联系上下文，当然是“心”字是而“身”字非。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文子·上德》），王氏认为董仲舒取之。
董仲舒《对策》曰：“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传》，《汉书·礼乐志》“退”作“归”，《汉书·扬雄传》：“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淮南子·说林》：“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而织网。”这句话显然是一句古老的格言，董仲舒和《淮南子》都予以引用，说董仲舒引用了《文子》中的话没有根据。
“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文子·道德》）王氏认为魏相取之。
《汉书·魏相传》记载魏相元康年间上书谏出击匈奴：“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魏相所引之言可以说是出自《文子》，和竹简以及今本都大体一致。《吴子·图国》也把起兵的性质分为五钟：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淮南子·兵略》也有：“五兵不历，天下莫之敢当”之语，其中的“五兵”是五种兵器，而且《文子》所讲的“五兵”的具体内容，也不见于《淮南子》。
“欲治之主不世出”。（《文子·下德》）王氏认为王吉取之。
《汉书·王吉传》记载王吉上疏谏昌邑王刘贺之言：“欲治之主不世出。”这句话又见于《淮南子·泰族》，说王吉引用了《文子》中的话也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今本《文子·下德》该章内容以及与之连续的第一章的内容，几乎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语句的顺序都毫厘不爽，我们只能说是《文子·下德》摘抄了《淮南子·泰族训》。
《文选》（卷四五）引班固《答宾戏》：“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王氏认为是班固取自《文子》。
这句话非常著名，而且“著作权”一般就是属于班固的。今本《文子·自然》有“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之语，又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和班固所言主谓颠倒。也就说，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而和班固所言不同。
老子曰：……神农形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传卖，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非以贪禄慕位，将欲事起于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体不勤，思虑不困，于事求赡者，未之闻也。
《文子·自然》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
《淮南子·修务训》
对比一下以上两段文字，就可以发现，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修务训》，把《淮南子·修务训》中的两层意思变成了一个意思，而且《淮南子·修务训》中明确说：“闻传书曰”，而在今本《文子》中都成了“老子曰”，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汉书·刑法志》曰：“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王氏认为取自《文子》。
《文子·下德》有“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之语，《淮南子·缪称训》作“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实际上，《文子·下德》有关章节的内容和《淮南子·兵略训》中的部分内容相对应，还是可以看出《文子·下德》的抄袭痕迹，《汉书·刑法志》讨论“文德”与“威武”的关系，文意顺畅，即使是引用了有关古籍，也是作了修正，而不像今本《文子》那样“专心”地抄袭《淮南子》。
“人之将疾，必先厌鱼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王氏认为《越绝》、《刘子》取之于《文子》。
传世本《文子·微明》“厌”多作“甘”，《治要》作“不甘”。《越绝书·德序外传记》：“传曰：‘人之将死，恶闻酒肉之味；邦之将亡，恶闻忠臣之气。’”《太平御览》卷七三八引为《尹子》之语，《太平御览》卷四五九及《艺文类聚》均引为《晏子》之语，“甘”并作“不甘”。这句话不见于《淮南子》，究竟出于何处，是难以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王符对这句话作了反复申论，用来说明“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说明它流传极广：
夫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岂虚言哉！何以知人之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是故病家之厨，非无嘉馔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于死也。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夫生□□梁，旨酒甘醪，所以养生也，而病人恶之，以为不若菽麦糠糟欲清者，此其将死之候也。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而闇君恶之，以为不若奸佞阘茸谗谀之言者，此其将亡之征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潜夫论·思贤》
“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王氏认为明德后取之。
明德后即汉明帝刘庄皇后马氏，《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建初二年，明德马皇后报汉章帝曰：“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该章主体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人间训》，
老子曰：德少而宠多者讥，才下而位高者危，无大功而有厚禄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众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圣人知病之为利，利之为病。故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掘藏之家其后必殃，夫大利者反为害，天之道也。
《文子·符言》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禽于晋阳，申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人间训》
《淮南子·人间训》是讨论“三危”的问题，并举了大量例证，文意连贯，而在《文子》中所有例子一概没有，而提出了“讥、危、微”的问题，《淮南子》中的“病病”在《文子》中成了“不知病病”，造成了文意乖悖。同样可以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三国志·吴·陆抗传》：“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王氏认为陆抗取自《文子》。
《文子·上礼》：“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智同则有数这禽无数。”与《淮南子·兵略训》基本一致，而《淮南子·兵略训》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前后连贯，申述用兵时“必先脩诸己，而后求诸人”的原则与方法，并说：“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今本《文子》的主题则是“以奇用兵”，内容简略，前后脱节，并说：“以未治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也。”显然，是《文子》把《淮南子》中的“己”改成了“以”，这种改窜同样证明了《淮南子》被今本《文子》抄袭的情况。
何休注《春秋》，用“乳犬攫虎，伏鸡搏狸”之语。（《公羊解诂·庄公十二年》）王氏认为也是取自《文子》。
《文子·上德》“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又见于《淮南子·说林训》。因为《文子》这一段的内容绝大部分都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断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以为范蠡遗文种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语出自《文子》，也是没有根据的。
今本《文子·上德》篇虽然有“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之语，但这句话在《淮南子·说林训》中同样能找到。实际上，前文已述，《上德》篇中绝大部分类似格言、警句的内容都能在《淮南子》的《说林》或《说山》中找到，我们同样有充分理由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比如《淮南子·说林训》引《庄子·胠箧》之言“唇竭而齿寒”，在今本《文子》中变成了“唇亡而齿寒”，“道以无有为体”之语在《淮南子》中是“魄”与“魂”的对话，《说山训》中这个对话层层递进，被摘抄以后则看不出原来的递进关系。“举枉与直”一说在《说山训》中又是孔子说季孙氏之言，今本《文子》同样删掉了对话的主人公和其它一些内容。可见，抄袭的痕迹是掩盖不了的。
总之，两汉时期，只有魏相引“五兵”说可以确定是引用了《文子》，《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其他的绝大部分材料只能证明《淮南子》取材的广泛性，仔细对比一下，也可以进一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行为。至于《韩非子·外储说》“齐王问文子曰”的内容，笔者已辩明它不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
《刘子》也引用了《淮南子》中的很多资料，说明《淮南子》在魏晋南北朝时开始受到注意，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但《刘子》对《淮南子》的材料都作了消化，成为自己立论的有机部分，而今本《文子》却基本上是“搬运工”式的抄袭，比较一下《刘子》、《淮南子》、今本《文子》中共有的资料，不难发现今本《文子》还是和《淮南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只有在个别地方的个别字句类似于《刘子》，更可以证明《文子》抄袭《淮南子》的事实，我们实在无法替它开脱。
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列举了大量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的文献，认为《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批评了“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袭了今本《文子》”的“逻辑预设”。（9）实际上，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是两码事，而且，汉代引用《文子》的材料，只有魏相的一些言论较为可靠。魏相所引用的资料在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中都能找到，但不见于《淮南子》。而《文子》被明确和较为频繁地引用，已经是魏晋隋唐时代了，但被引用的内容绝大部分又见于《淮南子》。这种情况，也正好可以说明，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完成于魏晋时代。而“《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这样的逻辑预设，忽视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不是一点、一篇相近，而是今本《文子》近80%的内容都能从《淮南子》中找到原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六、《淮南子》和今本《文子》如何对应
今本《文子·道德》篇，问答部分和非问答部分相互间隔、问答部分和《淮南子》没有干系而和竹简《文子》相对应。非问答部分全部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没有干系。正如胡文辉先生所言，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即今本《文子》是以古本为基础，抄袭《淮南子》中有关联的语句，以“老子曰”的形式附后古本《文子》各章之后，相反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10）
除《道德》篇以外的回答内容在《淮南子》中也都能找到出处，但问答的主人公全被改头换面，或问答的内容显然是根据上下文设计出来的。胡文辉先生已经检索出了其间的对应关系。曾达辉先生也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1．《道原》：第五章孔子问道，老子曰——《道应训》齧缺问道于被衣。
2．《微明》第二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白公问于孔子。
3．《微明》第三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惠子为惠王为国法。
4．《上仁》第四章“文子问治国之本，老子曰”——《道应训》楚王问詹何曰……
5．《上仁》第五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成王问政于尹佚曰……
6．《上仁》第十二章“文子问……老子曰”——《齐俗训》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
7．《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老子曰”——《主术训》法者天下之度量。
对于以上的对应以及其他地方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改窜还需要对照其他文献予以“暴光”。
《淮南子》中“齧缺问道于被衣”，又见于《庄子·知北游》；“白公问于孔子”又见于《吕氏春秋·精谕》、《列子·说符》；“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又见于《吕氏春秋·淫辞》；“楚庄王问于詹何”又见于《吕氏春秋·执一》、《列子·说符》；而《上仁》第四章中尚有“父不能教子”之语，在《淮南子·道应》《庄子·天道》都是齐恒公与轮扁的对话，在《韩诗外传》中是楚成王与轮扁的对话，原文是“臣不能以教臣之子”或“臣不能以喻臣之子”。“成王问政于尹佚”，又见于《说苑·政理》。相比之下，《淮南子》与其他古书中对话的主人公并无大的变化，而在今本《文子》中却被窜改为文、老或老、孔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也被删节，缩编，所导致的文意纰缪不胜枚举。而且《淮南子》在这些对话之后引用《老子》的什么话，在今本《文子》中也是引用《老子》的什么话。最多在前后文句上作一些损益。这更说明今本《文子》是直接抄袭《淮南子》的。
《上仁》第十二章有“文子问仁、义、礼，何以为薄于道德也”？“老子”所“答”，绝大部分来自《淮南子·齐俗训》中讲仁、义、礼的性质及其功用的内容，可谓答非所问。这一章中有“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之语不见于《淮南子》，而且和问题有呼应之处，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但本章的主要部分来自《淮南子》也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淮南子》中的这些内容和“文子”所提的问题是不相干的。
《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法所安生？”老子所答法生于义云云全部来自《淮南子·主术训》，在《淮南子·主术训》中是先讨论法的性质和功用，然后再讨论法的来由，而今本《文子》则颠倒了顺序，“文子”所提的问题显然是根据内容而设计的。
《精诚》第二十一章“文子曰”第一段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其中南荣趎见老子又见于《庄子·庚桑楚》和贾谊《新书》，尤其是《新书》和《淮南子》比较接近。这一章其余大部分内容不见于《淮南子》，今本《文子》在这里写成“文子曰”，颇为特殊，可能也保留了古本《文子》的材料，但同样抄袭了《淮南子》的内容作为补充。
《微明》第一章系《淮南子·道应训》中“无为”和“无始”答“太清”问话的摘抄，“太清”他们的对话又来自《庄子·知北游》。《微明》第四章系《道应训》田骈答齐王之语的摘抄。而田骈答齐王之语则来自《吕氏春秋·执一》。《微明》第七章系摘抄《道应训》中赵襄子之言及后人的评论，而赵襄子之言及有关评论在《吕氏春秋·慎大》和《列子·说符》中都有记载。《微明》第十九章第一段系摘抄《道应训》中石乞人对白公语，而石乞（人）所言又来自《吕氏春秋·分职》。《下德》第六章第一段系摘抄屈子对吴起之言，而屈、吴的讨论又见于《说苑·指武》。
《符言》第二十一章系摘抄孙叔敖、孤丘丈人的对话而来，而孙叔敖他们的讨论在《庄子·田子方》、《荀子·尧问》、《韩诗外传》、《列子·说符》、《说苑·敬慎》中都有记载。这些对话中《淮南子》和其他文献相比，对话的主人公和内容都是基本相同。但《淮南子》在引用这些材料之后都引用《老子》中的某句话以为总结，今本《文子》把诸多主人公一概删去，只摘抄他们对话内容。而且所引《老子》之语和《淮南子》毫无二致，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下德》一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抄自《淮南子·道应训》，最典型的就是中山公子牟与詹子的对话在《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为《淮南子》在所本，《淮南子·道应》在引用“知和曰常”时明确指出“故老子曰”，而今本《文子》中却把中山公子年与詹子的对话统统改成了“老子曰”。而且使文意断裂，不知所云。也是在《下德》中，有关“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以及“逆德”、“凶器”的讨论在《淮南子·道应》中是吴起与屈宜若的对话，这些对话在今本《文子》中同样一概改为“老子曰”。想证明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的确很困难。
今本《文子》除了对《淮南子》的人物改头换面以外，还特意“虚化”一些具体的人物，因为具体的人物总是和具体的言论、具体的典故、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今本《文子》的这种虚化只能证明它的抄袭。
以《文子·上礼》为例
第三章：“老子曰：昔者之圣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淮南子·泰族训》：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今本《文子》把“五帝三王”虚化为“圣王”，而且丢失了必用参五的重要信息。
第三章：圣人初作乐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民怀德。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
显然也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把神农、夔、尧虚化为撌ト藬，禹、契、后稷、皋陶都成了被举荐的撓腿藬。有关神农作琴的事件、夔作乐的目的、以及贤者和不肖者都心怀感激等诸多信息也被舍弃了。
第七章：老子曰：世之将丧性命，犹阴气之所起也，主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
天下不合而为一家，诸侯制法，各异习俗，悖拔其根而弃其本，凿五刑，为刻削，争于锥刀之末，斩刈百姓，尽其太半……自此之后，天下未尝得安其性命，乐其习俗也。
贤圣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进其智，远者怀其德，天下混而为一。
《淮南子·览冥训》：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为一家。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
在《淮南子·览冥训》有关的段落中，讨论了从黄帝到“当今”的社会状况，进而批评汉初仍然流行的法家思想。在今本《文子》中，直接把“逮至夏桀之时”改为“世之将丧性命”；把“晚世之时，七国异族”和“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一并虚化为“天下不合而为一家”；把“故自三代以后者”虚化为“自此之后”；把“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虚化为“贤圣勃然而起”。其中，“天下不合而为一家”也不是今本《文子》的发明，而是把《淮南子》的一个结尾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开头。同时，今本《文子》又舍弃了《淮南子》中的很多重要信息。今本《文子》的这种改动一方面使《淮南子》原文的主旨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证明不是《淮南子》解释了《文子》，而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在马王堆帛书中发现《道原》这篇古佚书的时候，唐兰先生就提到了今本《文子·道原》和它的联系。（11）但是，如前所述，今本《文子·道原》中把《淮南子·道应训》中齧缺与被衣的对话的成了“孔子”与“老子”的对话，难逃抄袭之名。但这一篇中也有《淮南子》中所没有的内容。所以我更倾向于《淮南子》受了帛书《道原》的影响，但是综合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及哲学的资料而作了大量发挥和引申。而今本《文子》却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考察帛书《道原》和今本《文子·道原》还是要把见于《淮南子》中的材料搁在一边。
王利器先生在《文子疏义序》中虽然提到竹简《文子》，“始于1995年12月公之于世”。但他说“读其已缀辑之残篇如《道原》篇，以及其余可识别之奇零字句。”似乎没有注意到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对应最多的是在《道德》篇，而且他在书中也没有引用竹简《文子》的资料。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没有来得及充分吸收竹简《文子》的内容。
而所谓的今本《文子》胜于《淮南子》之处，一是较《淮南子》胜于《文子》者少得多，二是今本《文子》中保存了《淮南子》较早期传本的内容，三是今本《文子》在抄袭时作出了一些修改，根本不足以推翻今本《文子》的影响，而今本《文子》又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无论如何，《淮南子》都没有抄袭的性质，而今本《文子》却难逃此罪名。
以此为基础，研究《文子》的基本资料首先当然首属竹简本了，尽管残缺、但至关重要，其次是今本《文子》中不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有呼应的材料，再次是今本《文子》中可见于《淮南子》也和竹简《文子》没有呼应的材料，至于那些本属《淮南子》材料，暂时把它们物归原主，而不要把它们当成《文子》的内容而大引特引、大讲特讲，以免进一步的混乱。《文子》资料的价值应该不在于它的多少，而在于它的可靠性，我们不难出现，剔除了《淮南子》中能找到的材料，《文子》的内容还是丰富而独特的。只不过更“纯洁”一些了。
至于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在个别文句上的差异，完全可以看作是今本《文子》在抄袭过程中所作的损益，而不一定是所谓“《淮南子》别本”的“窜入”（更何况《淮南子》的“别本”也是《淮南子》），《淮南子》也不会主动“窜入”《文子》，《文子》中“窜入”和“编入”了太多的《淮南子》的内容，我们只能说它是“抄袭”，而不能根据某一种逻辑假设来歪曲那些材料。同时，面对众多的材料，也需要提纲挈领，而不能被材料所包围，我们不能人为地使本来清楚的问题复杂化，造成一头雾水的局面。
所以说，《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淮南子》有可能称引而不是抄袭了古本《文子》，今本《文子》却大量抄袭了《淮南子》，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可以总结为：大量拷贝、删节摘录、改头换面、概括虚化、弄巧成拙五条二十个字，每一条都可以找出确凿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今本《文子》的定型最晚是在北魏时期，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肯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但并不一定是一次性完成的。很可能最早的时候有人引入《淮南子》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古本《文子》的附议，（比如，《道德篇》中非问答体的部分）而后人则在这个基础上大量抄袭了《淮南子》。
七《淮南子》对《文子》可能的称引
马王堆帛书有《道原》一篇，和今本《文子》第一篇同名。唐兰先生就此发表的一段评论引起过大家的普遍注意：
《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词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帝之言来看，《文子》当在前。《文子·道原》说：“虚无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本是模仿此书《道原》篇里的话，《淮南子》却把它放在《俶真训》里面去了，又略有改写，放入《诠言训》，这更是《淮南子》抄袭《文子》的铁证。
唐兰先生由此认为《文子》应当是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12）唐先生的这一看法被广泛称引。有关今本《文子·道原》中对于《淮南子》抄袭上文已有申论。唐先生所提到的《文子·道原》中的那句话以及有关的上下文的确值得注意：
执道以御民者，事来而循之，物动而因之；万物之化无不应也，百事之变无不耦也。故道者，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虚无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静者道之鉴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刚也，弱者道之强也。纯粹素朴者道之干也。虚者中无载也，平者心无累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不与物杂，粹之至也，不忧不乐，德之至也。
这段话从五个方面解释道的属性，自成条理。而《淮南子·俶真训》则称引了其中的一句话，《淮南子·诠言训》也引用了《文子》中的这句话：
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
很显然，《淮南子·诠言训》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在一系列的推理之后，自然而然地引用了《文子》中的话，并且在文字的语序和表达上作了改编，《淮南子·俶真训》的情况与之类似。这和今本《文子》对于《淮南子》的原文复制有根本性的区别。前文已经指出，《淮南子》还有可能称引了《文子》中的其他内容，而今本《文子》则是大量抄袭了《淮南子》，由此，《淮南子》与竹简本及今本《文子》的关系更加清楚。
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对于古书，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13）这可能和我们习惯的思维相冲突，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认为，地下文献和传世文献实际上是互为证据，要尽可能地对照彼此的异同，而不要轻言谁胜于谁。同时，把古书看成整纲一块的习惯是需要检讨的，一字一句能否代表全书也需要仔细斟酌。在作者之外，还需要特别重视“编者”的作用。（14）
注释：
（1）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说明》，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
（2）陈丽桂：试就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袭内容推测古本《文子》的几个思想论题，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3）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
（4）李厚诚：《文子问题后案》，简帛研究网8月。
（5）赵建伟：《《文子》六论》，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6）江宁：《再论文子》，简帛研究网·网上首发8月。
（7）王利器：《文子疏义·序》，《文子疏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又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8）曾达辉：今本《文子》真伪考，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李厚诚先生引用何志华先生的考证，认为竹简《文子》和《淮南子》有多处一致，但对照起来只有0198号简文和《淮南子》有部分接近。
（9）同注（4）。
（10）胡文辉：《〈文子〉的再考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7。
（11）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88-189页。
（12）同上。
（13）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王博先生在接受我的一次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国外汉学家对于“编者”作用的重视。见《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重大课题——王博先生谈郭店楚墓竹简》，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学思》第二期（1999年1月）。
关于竹简《文子》、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文子》研究，还是《淮南子》研究，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而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竹简本子与今本《文子》应当区别对待，今本《文子》大量抄袭了淮南子的观点；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是《淮南子》抄袭了《文子》而今本《文子》大体可信；还有的学者认为《文子》和《淮南子》相互抄袭；另有学者认为《文子》和《淮南子》没有谁抄袭谁的问题，而是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可以说，《文子》和《淮南子》可能的关系无非也就是这几种，各种观点的提出和相互驳难将会使讨论更加深入。本文将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较集中地讨论今本《文子》如何抄袭《淮南子》的问题，以就教于大方。
一、四个最基本的事实
其一、今本《文子》与《淮南子》重合太多，而竹简《文子》和《淮南子》呼应太少。如果有一段话简单地在这本书里有，在那本书里也有，当然谈不上谁抄谁的问题，但是《淮南子》和《文子》中的内容在相重合的同时，形式上又发生了变化，这就为我们分析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线索。最主要的是这种重合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
丁原植先生统计今本《文子》约有39，228字，（1）笔者用电脑统计，为39，231字，（指未加句读的白文）相差无几，其中30，800多字见于《淮南子》或和《淮南子》基本对应，最后两篇主要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陈丽桂先生认为《上仁》一篇也全部见于《淮南子》，这样除去最后三篇，《文子》正好为九篇。（2）实际上《上仁》一篇有1，100多字不见于《淮南子》，占《上仁》一篇的三分之一。）从字数上来讲，今本《文子》近四万字，其中近80%左右和《淮南子》中有关内容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今本《文子》中只有不到八千多字的内容不见于《淮南子》。如果没有竹简《文》的出土，我们还可以说，《文子》一书“为《淮南子》吸取殆尽，”但是竹简《文子》中现存的内容绝大多数和《淮南子》没有对应关系。《淮南子》虽亦杂采诸书，但“首尾条贯、自成机杼”，且取他书者基本保留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却大都变成了“老子曰”的内容，尤其是不同身份的对话者被悉数抹去姓名。竹简《文子》目前的释文和《淮南子》明确对应者很少，而且个别相对应的材料是否就是竹简《文子》中的内容还不确定。（详后）
其二、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更为主要的是，《淮南子》一书，立论宏伟，视野广阔，近于《庄子》；典故丰富，广征博引，近于《吕览》；文辞华丽，讲究声韵，近于汉赋，囊括众家而自成一体，文风统一。相比之下，竹简《文子》文风朴素，言简意赅。
其三、竹简《文子》下葬于西汉末年。这个时间一方面晚于《淮南子》的问世；另一方面，刘向歆见父子领校秘书的时间和八角廊四十号汉墓的下葬时代都是在西汉未年，相差最多不过30年。汉成帝河平之年（前26年）刘向受命领校秘书，至绥和二年（前7年），刘歆继续父业。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可知九篇本的《文子》存在于西汉晚期。八角廊40号汉墓正好属于这一时代，发掘者推断墓主是中山怀王或孝王，但倾向于前者，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比刘向校书早21年，孝王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则接近刘歆领校秘书之年。“无论如何，刘向歆父子所见《文子》应该和竹简本一致，至少也是相似的。”（3）当然不能排除刘向歆父子整理不同的《文子》传本，在结构和篇名上作一些编辑的可能。但是，如果当时的《文子》就和《淮南子》有如此大量内容重合，刘氏父子和班固不会熟视无睹的。而对于《文子》一书纯粹性的质疑是从唐柳宗元开始的。
其四、竹简《文子》有上下经之分，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九篇，魏晋以来的著录则有十篇、十一篇、十二篇数种。今本《文子》多为十二篇（《四库全书》两淮盐政采进本也分为上下卷）。孙星衍认为“班固”《艺文志》称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义》、《上礼》三篇为一篇，以配《下德》耳。孙星衍的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判断也令人费解。如果，《上仁》、《仁义》、《上礼》三篇为一篇，那么《文子》一书是十篇而不是九篇。这里的“上”都是“尚”的意义，不知和“下德”如何“配”法。
以这些基本的事实为前提，我们不难推论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说“张丰乾君此前曾有一文论《文子》与《淮南子》关系，认今本《文子》为伪”，他还批评了“张君认今本《文子》为伪的主要理由”，（4）实际上，笔者从来没有论定今本《文子》是伪书，而是一直强调，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相提并论。对比两者的同异，就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是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补充今本《文子》，以至于《文子》其书面貌大变。换言之，我认为，今本《文子》不全真，也不全伪，而是如柳宗元所言，是“驳书”，竹简《文子》的出土确证了这一点。下面更进一步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回答学术界的一些猜测。
二、再论今本《文子》比竹简本更早的证据
今本《文子》晚于竹简本，不光是“理当如此”，而是有确凿的根据，容易形成共识。但赵建伟先生最近提出今本《文子》的主体部分要早于竹简《文子》，为竹简《文子》所本。他的主要根据是竹简第0806号：“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这两句简文与今本《文子·道德》“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相对应，“很明显，简文为了避汉惠帝刘盈的讳而把盈改成了大，今本则保存了古本的原貌。”（5）
前文已经证明，竹简本“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和今本“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没有对应的关系，“不衰”和“不亏”显然不是对应的。竹简0864号为：“高而不危者，所以长守民”，今本则为“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守民”与“守贵”也不是对应的。实际上竹简本与今本在这个问题上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大而不衰”和“盈而不亏”不是对应的，竹简《文子》因为避讳而把“盈”，改成了“大”也就无从谈起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盈而不亏一词，常和“盛而不衰”一词联用，《淮南子·泰族训》：“夫物未常有张而不驰，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显然，“大而不衰”和“盛而不衰”是同义词，和“盈而不亏”相对为文，而不是相互替换的关系。“大”和“盈”在文意上也相去甚远。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竹简《文子》因为避汉惠帝刘盈之讳而把“大”改成“盈”是不可能的，以此为依据认为今本早于竹简本更是靠不住的。
江宁先生提出今本《文子》中有些是后人无法“窜入”，不能伪造的。他的主要例证是《文子·自然》：“圣人兼而用之，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此处“弃材”传世本无一例外地作“弃物”，而帛书甲、乙本都作“弃财（材）”，足证《文子》所引不误，倒是传世本有讹误。由此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而《淮南子·道应训》也有引27章这一句，却写作“弃物”。“由此看来，《文子》本是有独立来源的，并非全抄《淮南子》。”（6）江先生的看法实际上是竹简《文子》引用了帛书《老子》，而《淮南子》引用了通行本的《老子》。
今本《文子》没有全抄《淮南子》是完全正确的，但它抄了《淮南子》的地方却是不可置疑的。江先生所举《文子·自然》中的那段话实际上是和《淮南子·主本训》中的一节相对应的，在这一节中，《淮南子·主术训》说“无弃材”，今本《文子》也说“无弃材”，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而江先生所提到的今本《文子》中的“非君子之宝”影响了《老子》的传本也是需要讨论的，因为帛书《老子》已经有了“非君子之器”一词，而帛书本虽下葬于汉初但它的抄写时间以及撰作时间则是比较早的，这是用不着强调的。
三、《淮南子》是《文子》的义疏并篡改了《文子》吗
——关于《淮南子》的“避讳”问题及其它
王利器先生认为今本《文子·上义篇》“今志人之所短，忘之所长。《淮南子·氾论训》作“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此则以淮南厉王名长，故讳长为修也。此尤为《淮南子》窜改《文子》之的证。”（7）但对照一下今本《文子·上义篇》与《淮南子·氾论训》相对应的文字，却发现王先生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长”（zhang）在《淮南子》中反复出现，“长”（chang）也不鲜见，如《时则训》：“日长至，阴阳争”，《谬称训》：“言小人不在其位，不可长也”，《道应训》引《老子》之言“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
第二、《氾论训》这段话主要是讨论不能对人求全责备，要从大处着眼，主题是“责人以人力”和“自修以道德”，此处“修”乃“修养”之“修”，和“长”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说，“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是不可能找到贤人的。今本《文子·上义篇》前文把“修道德”改为“修道”，后文见一短字而把“修”改为“长”，窜改之迹无可辨驳。
王利器先生所言《淮南子》，“窜改《文子》之文以为楚语。”实际上却是今本《文子》据高诱或许慎之注改动了《淮南子》，因为如果是《淮南子》改了《文子》，那么改为应该是全面的，而今本《文子》改动《淮南子》则主要以许慎、或高诱之注为依据，事实正是今本《文子》对《淮南子》“楚语”的改动都没有超出许慎或高诱之注。《淮南·主术训》：“故善建者不拔”高诱注“言建之无形也”，今本《文子·上仁》第7章，“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正如曾达辉等先生所言这不仅是抄袭之铁证，也说明抄袭行为生在高诱以后。
《淮南子》多用典故人名，而今本《文子》则据字形及段落大意改之，并且把《淮南子》对文献的误解一并抄入。说明造作者水平不高。
今本《本子·上德》“虽未能见”之语，在《淮南子·缪称训》中为“离朱弗能见也。”“离朱”是人名，古之明目者，《庄子·骈拇》中曾提到此人，《孟子·离娄上》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可以规，不成方圆。”汉赵歧注：“离娄者，古之明目者，盖以为黄帝之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今本《文子》不解“离（離）朱”为谁，而根据字形改为“虽（雖）未”进一步暴露了抄袭的痕迹。
《淮南子·缪称训》中有“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一语，是指“文王”而言，并进一步解释说文王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担心随着日月的推移会发生祸患。《说苑·政理》中记载太公与文王的对话，文王称赞太公说得在理，太公则进一步指出：“宿善如不祥”，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
“宿”即留，存而不发之意，如《孟子·万章》：“仁人之于悌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管子·轻重》：“怀宿怨而不战”。太公的意思是，知道是正确的道理，却把它留存起来（不去执行），就如同是不吉利的东西。这个道理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文王当天就开仓放粮，救济弱势群体。《墨子·公孟》中记载公孟子懂得了服饰和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墨子讲得对，随即就要脱掉他初见黑子时所穿戴的行头，因为他也听说过“宿善如不祥”的说法。可见，“宿善如不祥”，是接着“善”而言的，强调不能把“善”留存起来，积压下来，而是要立即付诸行动。所以向宗鲁认为《淮南子》和《文子》中“宿不善”一语中“不”是衍文是完全正确的。（向宗鲁，《说苑校证》，第150页。）但向氏等人所言《说苑》中“对曰”也是衍文却是错误的。“宿善不祥”和“上溢而下漏”都是太公对文王之语。
《淮南子·缪称训》引用这个典故时保留了“文王”，最后落脚点是“故曰：周邦虽国，其命维新。”而这个重要的结论在今本《文子·上德》中却没有出现，今本文子把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当作了“老子曰”的内容，而且也不见“文王”的字样，与之相关的上下文又都能在《淮南子·缪称训》找到，文句的顺序都保持一致，只能说是今本《文子》断章取义地抄袭了《淮南子》，也证明《淮南子》不可能是《文子》之“义疏”。《缪称训》在这里说到的“宿不善如不祥”应该是“宿善如不祥。”《论语·季氏》载孔子之言：“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里“善”与“不善”相对为文，《淮南子·缪称训》大概受了影响，亦或是后人在传抄时受了《论语》的影响，添加了一个“不”字，使文意南辕北辙，并且把太公对文王之语说成是文王之事。今本《文子》照旧抄录，同样衍出一个“不”字，“抄袭”二字并非诬妄。
《淮南子·氾沦训》中的“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在今本《文子》中改成了“今之为大患者，由无常厌度量生也。”显然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的话，而不可能是《淮南子》解释《文子》的话，今本《文子》“由无常厌度量生也”也是匪夷所思，而在《淮南子》却是明白晓畅。
又比如，《下德》接着所提到的“不苟得，不让祸”，在《氾沦训》中是“不苟得，不让福”，所谓的“不让福”就是下文所提到的“其有不弃”，今本《文子》改“福”为“祸”违背了上下文的语境，弄巧成拙。而紧接着的一章中引用《老子》“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也和下文大讲如何“得人心”，“用人力”而成为强者相矛盾，《淮南子》中并没有引用《老子》的这句话，今本《文子》的蛇足之笔更使其难以逃脱抄袭之名。
四、关于今本《文子》中的“老子曰”的问题
今本《文子》以“老子曰”开篇是贯通全书的特色，也是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的关键性差别之一，这里的问题在于“老子曰”出现的时间。
王利器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添加“老子曰”字样，盖自开元年间始也。他的证据是日本古钞本《群书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张国刻本，其引文自章头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样。而唐玄宗时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曰”这种格式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北魏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证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而李暹《文子传》所言文子“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为主的形式以及为十二篇的结构正相吻合，《郡斋读书志》又曰：“按刘向录《文子》九篇而已，《唐志》录暹注已于今篇次同，其析之欤？”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个新的《文子》而又借为“文子”立传来掩人耳目呢?无论如何，李暹所见到的《文子》已经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老子曰”与“老子遗言”互为注脚，无可辩驳，它出现的下限，应该是李暹见到《文子》的年代。《郡斋读书志》中说：“李暹师事僧般若支流，盖元魏人也”。《群书治要》本为各种书籍的节录和摘要，把那些明显不属于《道德经》范围的内容收录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字样最自然不过。
曾达辉先生认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异本，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经》后，老子语录形式的《文子》便定于一尊。（8）笔者深以为然。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为《通玄真经》之外，还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道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
还有些学者通过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于马王堆帛书本甚至郭店竹简本而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对应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话，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话，只不过个别字词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关键的语词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没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会造成上下文的脱节，由此更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
五、关于《文子》被引用的问题
笔者一直以为《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的一些内容，但《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先秦至汉初思想资料的汇编，很多内容在《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甚至《论语》中找到源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竹简《文子》和《淮南子》之间的一些直接关系。
0198以壹异，知足以知权，疆（强）足以蜀立，节□
竹简《文子》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财,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素书·正道》
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
《说苑·指武》
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 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
《淮南子·泰族训》
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
《文子·上礼》
这些材料相互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淮南子》综合了多种材料，而今本《文子》在和《淮南子》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出现了几处纰缪，首先是漏掉了“信足以一异”，其次是“豪”、“杰”的顺序颠倒。再有是“以明于天地之道”概括“明于天道，察于地理，以及“者”、“而”等虚词的省略等细节上的差异。今本《文子》“智足以知权”和竹简《文子》一致，但是又漏掉了“强足以独立”。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就是0198号竹简不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是类似于一起出土的“儒家者言”。不管怎么样，它的内容为《淮南子》所部分称引是可靠的，但比照之下，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中列举了《文子》被诸多文献所“取”的情况，李学勤先生业已指出，这些古书都没有明说征引《文子》，究竟是谁袭取谁，难于证实。有些文句是流行的格言，也可能为大家所共用。然而，参考《文子》中的上下文，和《淮南子》加以比较，并核实其他的文献，我们发现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是难以翻案的。
“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王氏认为《荀子》取之。
这句话在今本《文子·上德》中是第3章第5小节，该章共有92小节，其中前1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山训》，后面的7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淮南子》的材料来源众多是公认的，但《淮南子》一般保持了所引用材料的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老子曰”。王氏提到的这句话在《荀子·劝学》、《大戴礼记·劝学》和《史记·龟策列传》都出现过，这些文献中“珠生渊”都写作“渊生珠”，《淮南子·说山训》和《荀子》、《大戴礼记》都有“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抑秣”的典故，但是《淮南子》又添加了其他的很多典故，这些典故在今本《文子》中一概没有。但是《淮南子·说山训》最后的结论：“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在今本《文子》中也是连续的两节（也可以看成一节），只是个别文字不同。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的抄袭在上下文的对比和多种文献的参照下更加清楚。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文子·上德》）王氏认为郑昌取之。
《汉书·盖宽饶传》：记载郑昌上书颂宽饶之言：“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盐铁论·崇礼》记载贤良之言：“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风俗通义·正失》：“《传》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长。”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盐铁论》载此文，以为出自《春秋》，当是《春秋》的今文家说。汉人引传，往往冠以本经的名称，这是当时的通例。”《盐铁论》的编定和盖宽饶的活动时期都是在汉宣帝时期，《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又是治《春秋》的专家，（见《汉书·郑弘传·赞》）他所指出的出处应该是非常可靠的，换言之，郑昌所引用的也肯定不是《文子》中的话。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文子·上仁》），王氏认为枚乘取之。
《汉书·枚乘传》枚乘谏吴王之言“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枚乘之言在《说苑·正谏》中被完整引用，流传极广。《淮南子·泰族训》是化用了枚乘之言，而《文子·上仁》却是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因为“铢铢”、“寸寸”在《淮南子·泰族训》是单声词，在《文子·上仁》也是单声词，《文子·上仁》中的这句话以及《上仁》中的这一章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其中，《淮南子·泰族训》有关章节中的孔子之语和黄帝之言，在《文子·上仁》中都被当成了“老子曰”的内容，而《淮南子·泰族训》所引黄帝之言：“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等内容又见于《吕氏春秋·应同》，相比之下，《淮南子·泰族训》是引用《吕氏春秋·应同》，而《文子》则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并作了篡改。
“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文子·上德》），王氏认为汲黯取之。
《汉书·汲黯传》记载汲黯对汉武帝之言“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颜师古《汉书注》已经指出这句话是出自《曾子》的，王应麟认为汲长孺学黄老之言，用《文子》之语，颜师古注应当重新考虑。而王先谦认为颜师古注应当是有依据的，不能因为世传《曾子》没有这句话怀疑颜注。李学勤先生补充说，这句话也见于《淮南子》，汲黯所说也可能源自《淮南子》。而就是《文子·上德》这段与《淮南子》对应的文字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出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的铁证。
老子曰学于常枞，见舌而守柔，仰视屋树，退而目川，观影而知持后，故圣人曰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
《文子·上德》
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
《淮南子·缪称训》
“老子曰学于常”一个“曰”字如何暴露了造作者的粗糙且不论，“观影而持后”在《列子·说符》中是子列子学习壶丘子林的内容，在《淮南子·缪称训》中同样保留了“列子学壶子”的字样，在今本《文子》中却被一起作为“老子曰”的内容。而《文子·上德》第一章中“故其身治者”在《淮南子·缪称训》第一章中是“故其心治者”，联系上下文，当然是“心”字是而“身”字非。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文子·上德》），王氏认为董仲舒取之。
董仲舒《对策》曰：“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传》，《汉书·礼乐志》“退”作“归”，《汉书·扬雄传》：“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淮南子·说林》：“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而织网。”这句话显然是一句古老的格言，董仲舒和《淮南子》都予以引用，说董仲舒引用了《文子》中的话没有根据。
“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文子·道德》）王氏认为魏相取之。
《汉书·魏相传》记载魏相元康年间上书谏出击匈奴：“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魏相所引之言可以说是出自《文子》，和竹简以及今本都大体一致。《吴子·图国》也把起兵的性质分为五钟：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淮南子·兵略》也有：“五兵不历，天下莫之敢当”之语，其中的“五兵”是五种兵器，而且《文子》所讲的“五兵”的具体内容，也不见于《淮南子》。
“欲治之主不世出”。（《文子·下德》）王氏认为王吉取之。
《汉书·王吉传》记载王吉上疏谏昌邑王刘贺之言：“欲治之主不世出。”这句话又见于《淮南子·泰族》，说王吉引用了《文子》中的话也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今本《文子·下德》该章内容以及与之连续的第一章的内容，几乎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语句的顺序都毫厘不爽，我们只能说是《文子·下德》摘抄了《淮南子·泰族训》。
《文选》（卷四五）引班固《答宾戏》：“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王氏认为是班固取自《文子》。
这句话非常著名，而且“著作权”一般就是属于班固的。今本《文子·自然》有“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之语，又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和班固所言主谓颠倒。也就说，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而和班固所言不同。
老子曰：……神农形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传卖，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非以贪禄慕位，将欲事起于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体不勤，思虑不困，于事求赡者，未之闻也。
《文子·自然》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
《淮南子·修务训》
对比一下以上两段文字，就可以发现，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修务训》，把《淮南子·修务训》中的两层意思变成了一个意思，而且《淮南子·修务训》中明确说：“闻传书曰”，而在今本《文子》中都成了“老子曰”，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汉书·刑法志》曰：“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王氏认为取自《文子》。
《文子·下德》有“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之语，《淮南子·缪称训》作“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实际上，《文子·下德》有关章节的内容和《淮南子·兵略训》中的部分内容相对应，还是可以看出《文子·下德》的抄袭痕迹，《汉书·刑法志》讨论“文德”与“威武”的关系，文意顺畅，即使是引用了有关古籍，也是作了修正，而不像今本《文子》那样“专心”地抄袭《淮南子》。
“人之将疾，必先厌鱼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王氏认为《越绝》、《刘子》取之于《文子》。
传世本《文子·微明》“厌”多作“甘”，《治要》作“不甘”。《越绝书·德序外传记》：“传曰：‘人之将死，恶闻酒肉之味；邦之将亡，恶闻忠臣之气。’”《太平御览》卷七三八引为《尹子》之语，《太平御览》卷四五九及《艺文类聚》均引为《晏子》之语，“甘”并作“不甘”。这句话不见于《淮南子》，究竟出于何处，是难以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王符对这句话作了反复申论，用来说明“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说明它流传极广：
夫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岂虚言哉！何以知人之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是故病家之厨，非无嘉馔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于死也。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夫生□□梁，旨酒甘醪，所以养生也，而病人恶之，以为不若菽麦糠糟欲清者，此其将死之候也。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而闇君恶之，以为不若奸佞阘茸谗谀之言者，此其将亡之征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潜夫论·思贤》
“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王氏认为明德后取之。
明德后即汉明帝刘庄皇后马氏，《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建初二年，明德马皇后报汉章帝曰：“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该章主体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人间训》，
老子曰：德少而宠多者讥，才下而位高者危，无大功而有厚禄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众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圣人知病之为利，利之为病。故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掘藏之家其后必殃，夫大利者反为害，天之道也。
《文子·符言》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禽于晋阳，申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人间训》
《淮南子·人间训》是讨论“三危”的问题，并举了大量例证，文意连贯，而在《文子》中所有例子一概没有，而提出了“讥、危、微”的问题，《淮南子》中的“病病”在《文子》中成了“不知病病”，造成了文意乖悖。同样可以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三国志·吴·陆抗传》：“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王氏认为陆抗取自《文子》。
《文子·上礼》：“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智同则有数这禽无数。”与《淮南子·兵略训》基本一致，而《淮南子·兵略训》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前后连贯，申述用兵时“必先脩诸己，而后求诸人”的原则与方法，并说：“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今本《文子》的主题则是“以奇用兵”，内容简略，前后脱节，并说：“以未治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也。”显然，是《文子》把《淮南子》中的“己”改成了“以”，这种改窜同样证明了《淮南子》被今本《文子》抄袭的情况。
何休注《春秋》，用“乳犬攫虎，伏鸡搏狸”之语。（《公羊解诂·庄公十二年》）王氏认为也是取自《文子》。
《文子·上德》“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又见于《淮南子·说林训》。因为《文子》这一段的内容绝大部分都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断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以为范蠡遗文种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语出自《文子》，也是没有根据的。
今本《文子·上德》篇虽然有“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之语，但这句话在《淮南子·说林训》中同样能找到。实际上，前文已述，《上德》篇中绝大部分类似格言、警句的内容都能在《淮南子》的《说林》或《说山》中找到，我们同样有充分理由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比如《淮南子·说林训》引《庄子·胠箧》之言“唇竭而齿寒”，在今本《文子》中变成了“唇亡而齿寒”，“道以无有为体”之语在《淮南子》中是“魄”与“魂”的对话，《说山训》中这个对话层层递进，被摘抄以后则看不出原来的递进关系。“举枉与直”一说在《说山训》中又是孔子说季孙氏之言，今本《文子》同样删掉了对话的主人公和其它一些内容。可见，抄袭的痕迹是掩盖不了的。
总之，两汉时期，只有魏相引“五兵”说可以确定是引用了《文子》，《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其他的绝大部分材料只能证明《淮南子》取材的广泛性，仔细对比一下，也可以进一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行为。至于《韩非子·外储说》“齐王问文子曰”的内容，笔者已辩明它不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
《刘子》也引用了《淮南子》中的很多资料，说明《淮南子》在魏晋南北朝时开始受到注意，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但《刘子》对《淮南子》的材料都作了消化，成为自己立论的有机部分，而今本《文子》却基本上是“搬运工”式的抄袭，比较一下《刘子》、《淮南子》、今本《文子》中共有的资料，不难发现今本《文子》还是和《淮南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只有在个别地方的个别字句类似于《刘子》，更可以证明《文子》抄袭《淮南子》的事实，我们实在无法替它开脱。
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列举了大量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的文献，认为《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批评了“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袭了今本《文子》”的“逻辑预设”。（9）实际上，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是两码事，而且，汉代引用《文子》的材料，只有魏相的一些言论较为可靠。魏相所引用的资料在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中都能找到，但不见于《淮南子》。而《文子》被明确和较为频繁地引用，已经是魏晋隋唐时代了，但被引用的内容绝大部分又见于《淮南子》。这种情况，也正好可以说明，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完成于魏晋时代。而“《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这样的逻辑预设，忽视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不是一点、一篇相近，而是今本《文子》近80%的内容都能从《淮南子》中找到原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六、《淮南子》和今本《文子》如何对应
今本《文子·道德》篇，问答部分和非问答部分相互间隔、问答部分和《淮南子》没有干系而和竹简《文子》相对应。非问答部分全部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没有干系。正如胡文辉先生所言，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即今本《文子》是以古本为基础，抄袭《淮南子》中有关联的语句，以“老子曰”的形式附后古本《文子》各章之后，相反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10）
除《道德》篇以外的回答内容在《淮南子》中也都能找到出处，但问答的主人公全被改头换面，或问答的内容显然是根据上下文设计出来的。胡文辉先生已经检索出了其间的对应关系。曾达辉先生也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1．《道原》：第五章孔子问道，老子曰——《道应训》齧缺问道于被衣。
2．《微明》第二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白公问于孔子。
3．《微明》第三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惠子为惠王为国法。
4．《上仁》第四章“文子问治国之本，老子曰”——《道应训》楚王问詹何曰……
5．《上仁》第五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成王问政于尹佚曰……
6．《上仁》第十二章“文子问……老子曰”——《齐俗训》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
7．《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老子曰”——《主术训》法者天下之度量。
对于以上的对应以及其他地方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改窜还需要对照其他文献予以“暴光”。
《淮南子》中“齧缺问道于被衣”，又见于《庄子·知北游》；“白公问于孔子”又见于《吕氏春秋·精谕》、《列子·说符》；“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又见于《吕氏春秋·淫辞》；“楚庄王问于詹何”又见于《吕氏春秋·执一》、《列子·说符》；而《上仁》第四章中尚有“父不能教子”之语，在《淮南子·道应》《庄子·天道》都是齐恒公与轮扁的对话，在《韩诗外传》中是楚成王与轮扁的对话，原文是“臣不能以教臣之子”或“臣不能以喻臣之子”。“成王问政于尹佚”，又见于《说苑·政理》。相比之下，《淮南子》与其他古书中对话的主人公并无大的变化，而在今本《文子》中却被窜改为文、老或老、孔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也被删节，缩编，所导致的文意纰缪不胜枚举。而且《淮南子》在这些对话之后引用《老子》的什么话，在今本《文子》中也是引用《老子》的什么话。最多在前后文句上作一些损益。这更说明今本《文子》是直接抄袭《淮南子》的。
《上仁》第十二章有“文子问仁、义、礼，何以为薄于道德也”？“老子”所“答”，绝大部分来自《淮南子·齐俗训》中讲仁、义、礼的性质及其功用的内容，可谓答非所问。这一章中有“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之语不见于《淮南子》，而且和问题有呼应之处，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但本章的主要部分来自《淮南子》也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淮南子》中的这些内容和“文子”所提的问题是不相干的。
《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法所安生？”老子所答法生于义云云全部来自《淮南子·主术训》，在《淮南子·主术训》中是先讨论法的性质和功用，然后再讨论法的来由，而今本《文子》则颠倒了顺序，“文子”所提的问题显然是根据内容而设计的。
《精诚》第二十一章“文子曰”第一段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其中南荣趎见老子又见于《庄子·庚桑楚》和贾谊《新书》，尤其是《新书》和《淮南子》比较接近。这一章其余大部分内容不见于《淮南子》，今本《文子》在这里写成“文子曰”，颇为特殊，可能也保留了古本《文子》的材料，但同样抄袭了《淮南子》的内容作为补充。
《微明》第一章系《淮南子·道应训》中“无为”和“无始”答“太清”问话的摘抄，“太清”他们的对话又来自《庄子·知北游》。《微明》第四章系《道应训》田骈答齐王之语的摘抄。而田骈答齐王之语则来自《吕氏春秋·执一》。《微明》第七章系摘抄《道应训》中赵襄子之言及后人的评论，而赵襄子之言及有关评论在《吕氏春秋·慎大》和《列子·说符》中都有记载。《微明》第十九章第一段系摘抄《道应训》中石乞人对白公语，而石乞（人）所言又来自《吕氏春秋·分职》。《下德》第六章第一段系摘抄屈子对吴起之言，而屈、吴的讨论又见于《说苑·指武》。
《符言》第二十一章系摘抄孙叔敖、孤丘丈人的对话而来，而孙叔敖他们的讨论在《庄子·田子方》、《荀子·尧问》、《韩诗外传》、《列子·说符》、《说苑·敬慎》中都有记载。这些对话中《淮南子》和其他文献相比，对话的主人公和内容都是基本相同。但《淮南子》在引用这些材料之后都引用《老子》中的某句话以为总结，今本《文子》把诸多主人公一概删去，只摘抄他们对话内容。而且所引《老子》之语和《淮南子》毫无二致，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下德》一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抄自《淮南子·道应训》，最典型的就是中山公子牟与詹子的对话在《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为《淮南子》在所本，《淮南子·道应》在引用“知和曰常”时明确指出“故老子曰”，而今本《文子》中却把中山公子年与詹子的对话统统改成了“老子曰”。而且使文意断裂，不知所云。也是在《下德》中，有关“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以及“逆德”、“凶器”的讨论在《淮南子·道应》中是吴起与屈宜若的对话，这些对话在今本《文子》中同样一概改为“老子曰”。想证明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的确很困难。
今本《文子》除了对《淮南子》的人物改头换面以外，还特意“虚化”一些具体的人物，因为具体的人物总是和具体的言论、具体的典故、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今本《文子》的这种虚化只能证明它的抄袭。
以《文子·上礼》为例
第三章：“老子曰：昔者之圣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淮南子·泰族训》：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今本《文子》把“五帝三王”虚化为“圣王”，而且丢失了必用参五的重要信息。
第三章：圣人初作乐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民怀德。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
显然也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把神农、夔、尧虚化为撌ト藬，禹、契、后稷、皋陶都成了被举荐的撓腿藬。有关神农作琴的事件、夔作乐的目的、以及贤者和不肖者都心怀感激等诸多信息也被舍弃了。
第七章：老子曰：世之将丧性命，犹阴气之所起也，主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
天下不合而为一家，诸侯制法，各异习俗，悖拔其根而弃其本，凿五刑，为刻削，争于锥刀之末，斩刈百姓，尽其太半……自此之后，天下未尝得安其性命，乐其习俗也。
贤圣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进其智，远者怀其德，天下混而为一。
《淮南子·览冥训》：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为一家。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
在《淮南子·览冥训》有关的段落中，讨论了从黄帝到“当今”的社会状况，进而批评汉初仍然流行的法家思想。在今本《文子》中，直接把“逮至夏桀之时”改为“世之将丧性命”；把“晚世之时，七国异族”和“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一并虚化为“天下不合而为一家”；把“故自三代以后者”虚化为“自此之后”；把“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虚化为“贤圣勃然而起”。其中，“天下不合而为一家”也不是今本《文子》的发明，而是把《淮南子》的一个结尾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开头。同时，今本《文子》又舍弃了《淮南子》中的很多重要信息。今本《文子》的这种改动一方面使《淮南子》原文的主旨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证明不是《淮南子》解释了《文子》，而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在马王堆帛书中发现《道原》这篇古佚书的时候，唐兰先生就提到了今本《文子·道原》和它的联系。（11）但是，如前所述，今本《文子·道原》中把《淮南子·道应训》中齧缺与被衣的对话的成了“孔子”与“老子”的对话，难逃抄袭之名。但这一篇中也有《淮南子》中所没有的内容。所以我更倾向于《淮南子》受了帛书《道原》的影响，但是综合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及哲学的资料而作了大量发挥和引申。而今本《文子》却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考察帛书《道原》和今本《文子·道原》还是要把见于《淮南子》中的材料搁在一边。
王利器先生在《文子疏义序》中虽然提到竹简《文子》，“始于1995年12月公之于世”。但他说“读其已缀辑之残篇如《道原》篇，以及其余可识别之奇零字句。”似乎没有注意到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对应最多的是在《道德》篇，而且他在书中也没有引用竹简《文子》的资料。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没有来得及充分吸收竹简《文子》的内容。
而所谓的今本《文子》胜于《淮南子》之处，一是较《淮南子》胜于《文子》者少得多，二是今本《文子》中保存了《淮南子》较早期传本的内容，三是今本《文子》在抄袭时作出了一些修改，根本不足以推翻今本《文子》的影响，而今本《文子》又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无论如何，《淮南子》都没有抄袭的性质，而今本《文子》却难逃此罪名。
以此为基础，研究《文子》的基本资料首先当然首属竹简本了，尽管残缺、但至关重要，其次是今本《文子》中不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有呼应的材料，再次是今本《文子》中可见于《淮南子》也和竹简《文子》没有呼应的材料，至于那些本属《淮南子》材料，暂时把它们物归原主，而不要把它们当成《文子》的内容而大引特引、大讲特讲，以免进一步的混乱。《文子》资料的价值应该不在于它的多少，而在于它的可靠性，我们不难出现，剔除了《淮南子》中能找到的材料，《文子》的内容还是丰富而独特的。只不过更“纯洁”一些了。
至于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在个别文句上的差异，完全可以看作是今本《文子》在抄袭过程中所作的损益，而不一定是所谓“《淮南子》别本”的“窜入”（更何况《淮南子》的“别本”也是《淮南子》），《淮南子》也不会主动“窜入”《文子》，《文子》中“窜入”和“编入”了太多的《淮南子》的内容，我们只能说它是“抄袭”，而不能根据某一种逻辑假设来歪曲那些材料。同时，面对众多的材料，也需要提纲挈领，而不能被材料所包围，我们不能人为地使本来清楚的问题复杂化，造成一头雾水的局面。
所以说，《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淮南子》有可能称引而不是抄袭了古本《文子》，今本《文子》却大量抄袭了《淮南子》，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可以总结为：大量拷贝、删节摘录、改头换面、概括虚化、弄巧成拙五条二十个字，每一条都可以找出确凿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今本《文子》的定型最晚是在北魏时期，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肯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但并不一定是一次性完成的。很可能最早的时候有人引入《淮南子》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古本《文子》的附议，（比如，《道德篇》中非问答体的部分）而后人则在这个基础上大量抄袭了《淮南子》。
七《淮南子》对《文子》可能的称引
马王堆帛书有《道原》一篇，和今本《文子》第一篇同名。唐兰先生就此发表的一段评论引起过大家的普遍注意：
《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词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帝之言来看，《文子》当在前。《文子·道原》说：“虚无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本是模仿此书《道原》篇里的话，《淮南子》却把它放在《俶真训》里面去了，又略有改写，放入《诠言训》，这更是《淮南子》抄袭《文子》的铁证。
唐兰先生由此认为《文子》应当是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12）唐先生的这一看法被广泛称引。有关今本《文子·道原》中对于《淮南子》抄袭上文已有申论。唐先生所提到的《文子·道原》中的那句话以及有关的上下文的确值得注意：
执道以御民者，事来而循之，物动而因之；万物之化无不应也，百事之变无不耦也。故道者，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虚无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静者道之鉴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刚也，弱者道之强也。纯粹素朴者道之干也。虚者中无载也，平者心无累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不与物杂，粹之至也，不忧不乐，德之至也。
这段话从五个方面解释道的属性，自成条理。而《淮南子·俶真训》则称引了其中的一句话，《淮南子·诠言训》也引用了《文子》中的这句话：
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
很显然，《淮南子·诠言训》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在一系列的推理之后，自然而然地引用了《文子》中的话，并且在文字的语序和表达上作了改编，《淮南子·俶真训》的情况与之类似。这和今本《文子》对于《淮南子》的原文复制有根本性的区别。前文已经指出，《淮南子》还有可能称引了《文子》中的其他内容，而今本《文子》则是大量抄袭了《淮南子》，由此，《淮南子》与竹简本及今本《文子》的关系更加清楚。
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对于古书，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13）这可能和我们习惯的思维相冲突，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认为，地下文献和传世文献实际上是互为证据，要尽可能地对照彼此的异同，而不要轻言谁胜于谁。同时，把古书看成整纲一块的习惯是需要检讨的，一字一句能否代表全书也需要仔细斟酌。在作者之外，还需要特别重视“编者”的作用。（14）
注释：
（1）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说明》，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
（2）陈丽桂：试就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袭内容推测古本《文子》的几个思想论题，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3）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
（4）李厚诚：《文子问题后案》，简帛研究网8月。
（5）赵建伟：《《文子》六论》，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6）江宁：《再论文子》，简帛研究网·网上首发8月。
（7）王利器：《文子疏义·序》，《文子疏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又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
（8）曾达辉：今本《文子》真伪考，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李厚诚先生引用何志华先生的考证，认为竹简《文子》和《淮南子》有多处一致，但对照起来只有0198号简文和《淮南子》有部分接近。
（9）同注（4）。
（10）胡文辉：《〈文子〉的再考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7。
（11）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88-189页。
（12）同上。
（13）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王博先生在接受我的一次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国外汉学家对于“编者”作用的重视。见《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重大课题——王博先生谈郭店楚墓竹简》，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学思》第二期（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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