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 (约公元前372～约前289) 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邹(今山东省邹县) 人。其生卒年月无可详考，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 327），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他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是孔丘的几传弟子。

孟轲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 “王道”，主张“仁政”，并以此到齐、梁、鲁、邹、 宋、滕等国游说诸侯，想推行他的主张。但当时是诸侯争霸，“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 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晚年回到故乡，即专心从事教育活动。他的著名弟子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等。

孟轲所说的“王道”，是“以德行仁”。孟轲认为：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他认为实行“仁政”，首先要争取“民心”，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民众。他还提出要重视民众，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但他同时却又十分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地位之不可改变，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

孟轲的性善论是他“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他教育理论的根据。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具有“善端”，也就是有为善的倾向。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公孙丑上》）。这些“善端”是天赋的，为心中固有的，“仁、 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告子上》）。因此，又叫“良知”、“良能”。孟轲认为人的本性虽然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但还必须通过教育，加强道德修养，尽量去扩充和发展这些“善端”。他主张只要人们不断地探索内心的“善端”，就会通过对人性的了解而达到对天命的认识。

孟轲关于教育作用与目的的主张

孟轲对教育的作用，最强调的是内心的道德修养；但他同时也不否认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他认为后天的环境可以改变先天的心性，后天的恶习，可以使人丧失善性。孟轲认为教育的作用比政治的作用更有效果。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为了争取民心，他提出要注意培养“明人伦”的君子或大丈夫。他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孟轲提出的君子是指能够实行 “仁政”和 “王道” 的人，是能够“居仁由义”的人，并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

孟轲的道德教育思想

孟轲在道德教育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原则，注意道德理想的培养和道德意志的锻炼；但他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建立了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教育方法。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二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轲的道德教育，首先重视树立道德的理想。他反复强调“尚志”或“持志”，“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尽心上》）。又说：“先立乎其大者, 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告子上》)。其次，要注意保持先验的道德意识，即“存其心，养其性”(《尽心上》)，以培养道德自觉性。在存养的基础上，他更提出要把先验的“善端”加以扩充，发展道德品质。他曾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尽心下》）。孟轲提出的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可概括为以下各点：

①寡欲养气。孟轲主张节制私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寡欲是克制欲念，养气则是发扬善性。孟轲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所谓浩然之气是由道义积累而产生的，它是一种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力量；有了它就能理直气壮，敢于坚持自己的信仰，甚至具有为之献身的精神。

②反求诸己。实际上就是自我检察，自我反省。孟轲很重视这种修养手段。孟轲还把反求诸己说成“求放心”，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即通过思考，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把迷失了方向的善良的心寻找回来。

③改过迁善。孟轲认为人有过错就应改正,这样,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他反对那种为自己的过错进行辩解的人。孟轲认为只是知改过还不够,还应该“好善”、“为善”和“与人为善”。“好善”就是赞扬、吸取别人的善言、善行。“为善”即自己去行善事。“与人为善”则是与别人共同为善，这是最好的德行。

④意志锻炼。孟轲认为有了坚定的意志，才可以养成浩然正气，才可以去恶从善。他指出，一个人要通过意志的锻炼才能有坚强的性格，才能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孟轲关于教学与学习的主张

古代人对于教育、教学方法，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有时是同时并举或互相混同、互相包容。孟柯也如此，其主张大致如下：

①深造自得。孟轲认为学习的最高目的，是使知识达到“自得” 的境界。他认为一个人的知识达到 “自得” 境界的时候，在处理和解决事物时，才能操持自如，左右逢源，默识心通。孟轲还认为，深造自得的途径，不仅要注重掌握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注意“由博反约”。他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离娄下》）。

②专心有恒。孟轲反对那种三心二意和心不在焉的学习态度。他认为，是否专心，对学习的好坏关系极大。不仅要专心，还要坚持不懈，不能一曝十寒。他曾举掘井作譬喻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尽心上》）。

③循序渐进。孟轲说：“其进锐者其退速”（《尽心上》）。就是说,不可以冒进。他反对“揠苗助长”。他有一段很形象的话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这种生动的譬喻，说明了循序渐进的必要性。

④重思存疑。重思是孟轲教学思想的特点，他轻视闻见之知。孟轲把耳目之官与心之官割裂开来，认为感官只能扰乱人们的认识，唯有依靠心之官的思维才能认识事物。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 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这种片面重视思的观点是与孟轲的唯心主义思想有关，是违反认识规律的。但由于重视思，也基于他的读书实践，提出了“读书存疑”的主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上》）

⑤因材施教。孟轲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他认为,除了自暴自弃者外,对有心问学的人都可量材施教。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尽心上》)

参考书目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汉·赵岐：《孟子注》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

（何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