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古籍辨伪学的发展
作者：袁江玉
考辨古籍真伪，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春秋末年，子贡就对书籍产生过怀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子张》）战国时期的孟子更进一步指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2]（《尽心下》）到西汉时期，司马迁著《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3]（《太史公自序》），对大量古文献作了系统地梳理和考辨。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群书时，把考辨书籍真伪作为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进入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继承、发挥了刘向、刘歆父子的辨伪传统，用自注的形式指出古籍真伪及作者依托的情况。从三国到隋代，许多学者如傅玄、范宁、颜之推、王通等都对古籍辨伪作了一定的工作。高僧道安、曾祐、法经等对佛经的考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唐代的古籍辨伪上承战国、秦汉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辨伪思想，下启宋代的疑古辨伪思潮，是中国辨伪学发展史上不可或阙的重要一环。本文拟将唐代的古籍辨伪作一系统综述，以企揭示其在中国古籍辨伪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妥之处，尚祈方家赐正。
一
学术界多认为，唐开国之初，学者笃守师法、因循守旧，不注重考辨书籍之真伪，无辨伪成绩可言。实际上，这种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贞观年间，孔颖达等奉敕编撰《五经正义》，所搜集材料庞杂众多且相互矛盾抵牾。为了统一经学，孔颖达等人对其进行了严谨地剖析考辨。《今文尚书》中的《泰誓篇》，马融、郑玄、王肃等学者都曾怀疑其为伪书，孔《疏》在他们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辨析，详细叙述了《泰誓篇》造伪及流传的经过，认为“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4]（《尚书序》孔疏）关于《礼记》中的《月令篇》，郑玄认为“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断定其是礼家好事者抄合而题之周公的伪作。孔《疏》赞同郑玄的观点，并具体指出了《月令篇》不合于周法之处：“周无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云：‘为来岁授朔日’，即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授朔，此是时不合周法。”“周有六冕，郊天迎气则用大裘，乘玉辂，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饰、车旗并依时色，此时事不合周法。”[5]（《月令》孔疏）进一步揭露了《月令篇》之伪。另外，孔《疏》还探讨了张霸伪造二十四篇的问题，并指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辞颇增甚”，《大戴礼》“文多假托”，《穀梁传》多“妄言”，皆是汉初人所作。
《五经正义》对《国语》、《左传》、《史记》、《竹书纪年》、《管子》、《孔子家语》等书中的一些可疑内容也作了考辨，订正了不少伪事、伪辞。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篇”，这一观点为历代学者深信不疑。孔《疏》对此怀疑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6]（《诗谱序》孔疏）通过考察历代书籍引用《诗经》的情况，断定“《诗》三千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周礼•大司徒》记载：“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孔《疏》认为这是“周室既衰，诸侯相并，自以国土宽大，皆遗礼文，乃去其本经，妄为说耳”[4]（《武成》孔疏）。由此可见，《五经正义》在辨伪方面还是有所创获的。
此后，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承《七略》、《汉书•艺文志》之余绪，进一步把目录学同古籍辨伪结合起来。《隋志》继承了《汉志》在书名下加小注的做法，对一些书籍作了考辨，或存疑或直接指明是后人续作。例如，在孔安国传《古文孝经》下注：“今疑非古本。”[7]（《孝经类》）《广成子》下注：“商洛公撰，张太衡注，疑近人作。”[7]（《道家类》）《尸子》下注：“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7]（《杂家类》）《隋志》不仅继承了《汉志》在书名下加小注的做法，而且还在若干类的小序里集中讨论了伪书的情况，把辨伪的文字由小注的一两句话扩展到几句、十几句的长文，详细地阐述了伪书产生的缘由及伪托的情况，是一个较大的进步。例如，《孝经类小序》叙述了《孝经》孔安国传和郑玄注的流传情况，并认为《孝经》郑玄注“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7]（《孝经类》）。《纬书类小序》用了五百余字阐述了谶纬之书的造伪和流传情况，并评论说：“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7]（《纬书类》）在《杂传类小序》中，《隋志》又指出刘向的《列女传》、《列士传》、《列仙传》以及嵇康的《高士传》等书“杂以虚诞怪妄之说”[7]（《杂传类》），记载是不真实的。
著名史学家颜师古曾参与编撰《五经正义》，并著有《汉书注》，对古籍辨伪有一定的贡献。我们知道，颜师古乃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之孙，颜之推曾著《颜世家训•书证篇》，注重考辨伪书、伪事。所以，颜师古在考辨古籍方面自然有一定的家学渊源。他对《中庸说》、《孔子家语》、《谰言》、《邓析子》、《西京杂记》等书均有考辨。他判断《孔子家语》二十七篇“非今所有《家语》”，《谰言》十篇“说者引《孔子家语》云‘孔穿所造’，非也。”[8]（《艺文志》颜师古注）又考辨《西京杂记》说：“其书浅俗，出于里巷，亦不知为何人所作。”[8]（《匡衡传》颜师古注） 根据书的内容浅俗而怀疑其为伪书，颇有新意。
唐初，在古籍辨伪方面，有一位高僧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就是唐高宗时期的道世。他主要是对道家书籍进行了考辨，对历代伪造道经的现象作了揭露和抨击。道世指出道书作伪的手段是：“增加卷目，舔足篇章。依傍佛经，改头换尾。”从理论上总结了考辨道经之真伪的方法。他说：“据此前数目有无不同，虚妄明矣。”“何乃黄领独知，英贤不睹，书史无闻，典籍不记？”这实际上是根据前人史志的著录情况进行考辨。凡是前代英才贤哲没有见过、典籍文献不著录的就是伪道经。又指出假造的道经往往来历不明：“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飞来。”[9]（卷912，《辨道经真伪表》）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断定其真伪。必须指出的是，道世在考辨道经时往往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偏袒佛教、压抑道教，这影响了考辨的客观性、准确性。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唐代初期，学者并非一味崇经泥古、株守旧说，他们对辨伪学还是有一定贡献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经正义》、《隋书•经籍志》均是官修书籍，代表官方正统思想，它们对古籍经典尚持如此的怀疑态度，其对后来辨伪风气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二
至盛唐，学术领域的疑古辨伪之风渐趋强烈。长安三年（公元703），博士王元感上所撰书《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因三部书对儒家经典进行怀疑考辨，遭到了一些“专守先儒章句”的学者的强烈反对。但是，王元感也得到了魏知古、徐坚、刘知几、张思敬以及武则天等人的支持。武则天下诏说：“王元感质性温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志而弥笃。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 [10]（《王元感传》）武则天虽然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支持王元感，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疑古辨伪风气的兴盛。
此后，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于景云二年（公元711）撰成《史通》一书，正式揭开了唐代古籍辨伪的序幕。《史通》既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也是辨伪学史上的名著，在古籍辨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首先，刘知几对儒家经典进行了考辨。在《疑古篇》中，他列举《尚书》、《论语》中的可疑之事，并一一进行考辨。例如，《尚书•虞书》称唐尧“克明俊德”，陆贾《新语》亦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刘知几认为这是对史实的美化，是不真实的。他说：“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不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11]（《疑古》）根据《春秋左氏传》和《论语》的记载，否定了《尚书》和《新语》的说法。
又如，尧、舜之间的禅让被传为千古美谈。《尚书•尧典》云：“（尧）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安国《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刘知几根据《山海经》和晋代的出土文献《汲冢琐语》的记载，对此作了严密地考证，认为故事的真相是：舜先废掉尧，立尧子丹朱，然后又废掉丹朱自立。刘知几又根据后代篡权者往往先立一傀儡，而后取而代之的一贯做法，进行合乎逻辑的常理推测，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说：“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11]（《疑古》）
对可疑之事逐一剖析考辨后，刘知几引用孟子的话作了总结。他说：“远古之书……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11]（《疑古》）指出了对古书进行辨伪的必要性。
其次，对历代史籍进行了考辨。刘知几对历代史籍的考辨主要集中在《暗惑篇》及《杂说》上、中、下四篇文章中。《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瞽叟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刘知几说：“《史记》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而去，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刘根之类”[11]（《暗惑》），认为舜从井中匿空而出一事同左慈能幻化隐身、刘根能招鬼隐身的传说一样荒谬，是不可信的。又如，他批评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对史料不进行精心选择，把战国时期游说之士为了设理说教而虚构的故事当成史实录入《列女传》，这是“故为异说以惑后来”。[11]（《杂说下》）
真正能体现刘知几在古籍辨伪方面成就的是《孝经老子注易传议》一文。在这篇辨伪专著中，他对《孝经》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传》作了严密考证。他罗列十二条证据以揭露《孝经》郑玄注之伪。兹将十二条证据概括如下：（1）、郑氏《自序》详列所注之书，而未提及《孝经》。（2）、郑氏卒后，其弟子们所著《郑志》无注《孝经》之文。（3）、《郑志目录》详载郑氏著述，无《孝经》之注。（4）、郑氏弟子述师言，录其语而编定的《郑记》无《孝经》注。（5）、赵商《郑先生碑铭》具载其所注笺驳论，不及《孝经》。《晋中经薄》详记郑氏注九种。至于《孝经》则称“郑氏解”，无“名玄”二字。（6）、《春秋纬演孔图》云：“康成注《三礼》、《诗》、《易》、《尚书》、《论语》，其《春秋》、《孝经》则有评论。”宋均《诗谱》：“序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子弟也，师所著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唯有评论。（7）、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余昏惑。”（8）、宋均《春秋纬注》云：玄“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9）、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人的著作，俱为郑玄传，载其所注。皆无《孝经》。（10）、王肃《孝经传》有司马宣王之奏曰：“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若有郑注，亦应言及，而都不言郑。（11）、王肃著书，发扬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孝经》此注出自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12）、魏晋朝贤辨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经》之注。[9]（卷274，《孝经老子注易传议》）刘知几广泛查阅各种文献，探赜索隐，严谨考辨，《孝经》郑玄注之伪晓然大明。
辨《老子》河上公注，刘知几说：“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结草庵于河曲，乃以为号。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按《汉书•艺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释无闻焉尔。岂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说耶？”他根据内容荒诞离奇且《汉志》不记载此书而断定其为伪书，并主张废黜《老子》河上公注，行王弼注。又考辨子夏《易传》说：“按《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二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咸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会，则事殊隳刺者矣。夫以东鲁伏膺，文学与子游齐列。西河告老，名行将夫子连踪。而岁越千龄，诗经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岂非后来假凭先哲，亦犹石崇谬称阮籍，郑璞滥名周宝。”[9]（卷274，《孝经老子注易传议》）根据前人的文献著录详细考辨，有理有据，颇具说服力。
众所周知,古籍辨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学术工程,它要求辨伪者具有渊博的知识，能做到具体分析,综合归纳,从纷繁芜杂的现象中找出其间的内在联系,去伪存真，而不可执其一端,以偏概全。刘知几在考辨古籍时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力求多方取证，反复剖析，以求准确无误地辨明事件、书籍之真伪。其考辨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根据历代书目的著录情况进行考辨。刘知几少习经史，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知识，每辨一书，皆能广泛查阅历代史志的著录情况。如上述他对《孝经》郑氏注的考辨，就充分地利用了历代史志、各种官修及私家目录，证据确凿，论述详明。清代学者阮元在《孝经注疏校勘记序》中说：“郑注之伪，唐刘知几辨之甚详。”近人张心瀓在其著作《伪书通考》中指出郑氏非郑玄。当然，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孝经》郑玄注非伪。此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刘知几征引文献之广博着实令人叹服。
第二，与其它古籍文献进行比勘。以他对《尚书》“（尧）克明俊德”一条的考辨为例，他结合《左传》文公十八年和《论语》的不同记载，指出尧之世并不是一个贤愚分明的理想社会，“克明俊德”是《尚书》对尧的虚构和美化。值得一提的是，刘知几在使用这一方法时，充分利用了晋代的出土文献。西晋初年, 战国后期魏襄王之墓在汲郡(今河南汲县)被发掘,发现了十几万支竹简,后由当时的著名学者荀勖、束皙等整理出十六部重要古籍。刘知几认识到了这些古籍的重要价值，并把其作为考辨伪书、伪事的可靠文献。他对《汲冢琐语》和《竹书纪年》作了这样的评价：“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郑桓公，宣王之子。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必有捨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文实矣。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11]（《杂说上》）在刘知几看来，出土文献不但可以使人了解更多的历史事实，而且可以用来纠正传世文献中的错误。我们知道，到二十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开始自觉地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以考辨古史之真伪。这一方法突破了传统的“以经证经”的局限，推动了辨伪学的科学化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知几重视出土文献的观念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滥觞，两者存在着一定的渊源继承关系。
第三，根据事件是否符合逻辑常理进行考辨。刘知几说：“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阙，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11]（《申左》）又说：“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11]（《疑古》）这里的“理”，是指道理、情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刘知几认为凡是有悖于人之常情、逻辑规律的记载都是虚假的。《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穴，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复吐血数斗。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刘知几辩驳说：“夫人才虽下愚，识虽不肖，始亡天属，必致其哀。但有苴绖未几，悲荒遽辍，如谓本无戚容，则未之有也。……又孝子之丧亲也，朝夕孺慕，盐酪不尝，斯可至于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则筋肉内宽；醉饱自得，则饥肤外博。况乎溺情豚酒，不改平素，虽复时一呕恸，岂能柴毁骨立乎？”[11]（《暗惑》）刘知几认为这是后人为了显示阮籍不同于常人的“志操”而作的虚构，纯属无稽之谈。在《杂说下》中，刘知几说：“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11]（《杂说下》）可见，是否合乎“理”是刘知几辨伪的重要准则。
第四，根据文体和语言特点进行考辨。文体和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这一角度辨伪，效果甚佳。在考辨李陵《与苏武书》时，刘知几说：“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 [11]（《杂说下》）断定其是后人伪造而假托于李陵。在考辨《孝经》郑玄注及《老子》河上公注时，刘知几也把“言语鄙陋”作为断定其是伪书的重要依据。
当然，刘知几的辨伪方法绝不仅限于以上几种，在辨伪实践中，他熟练地交叉运用了多种考辨方法，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成绩斐然，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和有益的借鉴。在尊孔崇经、对权威充满迷信的时代，刘知几能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各种典籍进行剖析考辨，勇气可嘉。近人梁启超评价说：“在那种辨伪学衰微已久的空气中，首先引导学者做自由的研究，开后来的风气的，刘知几总是头一个，不能不令我们佩服。”[12]（P33）他的大胆怀疑的精神和敢于疑经的非凡胆识极大地鼓舞了后人，对辨伪风气的盛行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三
刘知几的辨伪思想及其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唐代中后期的大批学者。此后，怀疑、考辨古籍的学者越来越多，相继出现了智昇、司马贞、啖助、赵匡、陆淳、韩愈、柳宗元等著名学者，他们在古籍辨伪方面均有所建树。
高僧智昇是唐玄宗时人，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撰写《开元释教录》，对许多佛教经籍作了考辨。对于佛经的考辨，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和梁代曾祐《出三藏记集》都有“疑经录”一门。隋代法经《大隋众经录目》又细分为“疑惑”和“伪妄”二录。他们使辨伪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智昇继承了他们的成果，并作了理论上的提升，他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胼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9]（卷914，《开元释教录序》）认为考辨古籍真伪是目录学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从理论上确立了古籍辨伪在目录学中的重要地位。
司马贞对《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传》等有所考辨，他对辨伪学的主要贡献是积极地肯定了伪书的价值。在断定一部书是伪书之后，他并没有采取简单予以否定的态度，认为伪书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例如，他断定《老子》河上公注是伪书后，接着说：“然其注以养神为宗，以无为为体。其词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洁诚，大可以宁人安国。”[13]（卷77）充分肯定了其价值和作用，并主张令《老子》河上公注和王弼注并存俱行，可谓独具慧眼。
啖助是《春秋》专家，对《春秋》三传均作了考辨。其著作《春秋集传》、《春秋例统》皆亡佚，他的再传弟子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保存了他的部分辨伪成果。啖助说：“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指出许多书籍都是靠口头表述得以流传，经后代学者整理成书，托之古人，所以里边掺杂了许多虚假不真实的内容。《春秋》三传也不例外，都是后之学者著于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的托古之作。他从内容、体例、书法、文词等方面对三传作了详实的论述和考辨，批评《左传》“是非交错，混然难证”，指责《公羊传》、《穀梁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踳驳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14]（《三传得失议》）赵匡、陆淳分别是啖助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他们继承、发展了啖助的工作，认为《左传》是“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记。”[14]（《赵氏损益议》）啖助、赵匡、陆淳对《春秋》三传的考辨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煦华先生说：“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所以能把《左传》问题彻底解决，实在由于啖助们开了先路的功劳。”[15]（《序》）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具有强烈的疑古思想和“独抱遗经究终始”的精神。他说：“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16]（《答李翊书》）认为对古书进行正伪与不正伪差别是很大的，只有分清真伪才能在学业上有所收获，不断进步。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说：“呜呼！事莫大于好古，学莫善于正伪，韩昌黎以识古书之正伪为年之进，岂欺我哉？”[17]（卷一）可见，韩愈的辨伪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柳宗元是继刘知几之后唐代辨伪成就最大的一位学者。他拓展了古籍辨伪学的范围，首开辨诸子群书之先河，著有《论语辩》、《辩列子》、《辩文子》、《辩鬼谷子》、《辩晏子春秋》、《辩亢仓子》、《辩鹖冠子》等辨伪专篇，成就卓绝，对后世影响较大。宋代孙似高著《子略》，明代宋濂著《诸子辨》都颇受益于柳宗元，是对柳宗元辨伪著作的扩展和延伸。
就辨伪方法而言，柳宗元既继承了前人的宝贵经验，又有自己的创新发展。例如，他依据思想体系考辨《晏子春秋》一书。有人认为是“宴子为之，而人接焉”，有人认为是“宴子之后为之”，刘向、刘歆、班彪、班固均把此书归类为儒家，柳宗元否定、批评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墨好俭，宴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刺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 认为该书的思想内容与墨家有相通之处，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18]（卷4，《辩晏子春秋》），应归之为墨家，开创了依据思想体系考辨伪书的方法。后来，胡适总结说:“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真的。”[19]（P15）梁启超把这种方法更加具体地分为“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四个方面[12]（P53－57）。这其中，柳宗元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考辨《论语》时，柳宗元又开创了根据称谓考辨的方法。古人对称谓非常讲究，后人伪托前人著书，往往会在这方面出现漏洞，从称谓上辨伪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柳宗元认为《论语》记载弟子“必以字”，而独曾子、有子称子，这是曾子、有子的弟子对他们的尊称。《论语》经过了曾子弟子的最后修订，“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18]（卷4，《论语辩》）
柳宗元也非常注意吸收和继承前人的辨伪方法。例如，他根据历代书目的著录情况考辨《辨鬼谷子》。柳宗元说：“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盭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18]（卷4，《辩鬼谷子》）在《辨亢仓子》中，他说：“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18]（卷4，《辩亢仓子》）根据刘向、班固不著录《鬼谷子》、《亢仓子》而断定其为伪书。再如，根据文体和语言特点考辨贾谊的《鵩鸟赋》。许多学者认为《鵩鸟赋》“尽出《鹖冠子》”，柳宗元求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认为就文辞而言，《鹖冠子》远不如《鵩鸟赋》幽美。由此，他得出结论：“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18]（卷4，《辩鹖冠子》）揭露《墓中石书》之伪时，柳宗元又说：“辞尤鄙近，若今所谓律诗者，晋时盖未尝为此声，大谬妄矣！”[9]（卷574，《与吕恭论《墓中石书》》）
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继承并发展了司马贞关于伪书价值的思想，充分认识到了伪书的价值。在断定《列子》是伪书后，他说：“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18]（卷4，《辩列子》）断定《文子》是伪书后，又说：“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颇惜之。悯其为之也劳，今刊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 [18]（卷4，《辩文子》）近代学者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伪书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辨别以后并不一定要把伪书烧完”，“假中常有真宝贝”，“伪书有许多分明是伪而仍是极端有价值的”[12]（P58），这些论述是非常有见地的。而早在唐代，司马贞、柳宗元等学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可谓是一种远见卓识。
柳宗元在古籍辨伪方面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评价柳宗元说：“若扶邪摘伪，判别妄真，子厚之栽鉴，良不可诬。所论《国语》、《列御寇》、《晏婴》、《鬼谷》、《鹖冠》，皆洞见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细矣。” [20]（《四部正讹》卷中）更值得珍贵的是，柳宗元把古籍辨伪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郑良树先生称赞说：“他是第一位意识到古籍辨伪学应该摆脱目录学、经学及注疏学的附庸地位，而另辟门户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文人，他一系列诸子考辨虽然还不能完全免除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习气，然而，他却是第一位把古籍辨伪当作一门学问认真地加以研究的人。” [21]（P74－75）唐代的古籍辨伪学至柳宗元而更加辉煌灿烂。
柳宗元之后，唐代的古籍辨伪学进入尾声阶段，但仍有学者不懈努力，继续考辨伪书。在李汉、张籍、刘肃、李肇、皮日休、司空图等学者的推动下，古籍辨伪学继续向前发展。宋代以降，疑古之风大盛，学术界形成一股辨伪思潮，辨伪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致力于古籍考辨的学者比比皆是，考辨范围愈日拓展，方法日趋完善。北宋时期，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考辨《易传》七种，司马光疑《孟子》，王安石疑《春秋》，成就卓然。南宋一代，古籍辨伪学较北宋更为发达，郑樵、叶适、朱熹、洪迈、赵汝楳、高似孙、晁公武等都有关于古籍辨伪的论述和实践。其中尤以朱熹成就最大，他考辨的书籍多达六十种，观点新颖、论述严谨。应该说，宋人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唐人辨伪的启蒙作用是分不开的。张西堂先生在《唐人辨伪集语序》中说：“唐人辨伪的风气，受之于三国、六朝而影响及于宋人，这其间的关系极显明而重要。不了解唐人的辨伪，对于宋人的辨伪书是不能获得深刻的认识的。尤其在经学史上，所谓两宋‘经学变古时代’这样的大波澜，所以引起来的，更与唐人辨伪有关。为了明了宋人辨伪的来源，为了明了学术思想变迁的关系，我们对于唐人辨伪似乎应该相当的加以注意。” [22]（P22）论述精洽，切中肯綮，对我们研究古籍辨伪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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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辨古籍真伪，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春秋末年，子贡就对书籍产生过怀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子张》）战国时期的孟子更进一步指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2]（《尽心下》）到西汉时期，司马迁著《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3]（《太史公自序》），对大量古文献作了系统地梳理和考辨。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群书时，把考辨书籍真伪作为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进入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继承、发挥了刘向、刘歆父子的辨伪传统，用自注的形式指出古籍真伪及作者依托的情况。从三国到隋代，许多学者如傅玄、范宁、颜之推、王通等都对古籍辨伪作了一定的工作。高僧道安、曾祐、法经等对佛经的考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唐代的古籍辨伪上承战国、秦汉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辨伪思想，下启宋代的疑古辨伪思潮，是中国辨伪学发展史上不可或阙的重要一环。本文拟将唐代的古籍辨伪作一系统综述，以企揭示其在中国古籍辨伪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妥之处，尚祈方家赐正。
一
学术界多认为，唐开国之初，学者笃守师法、因循守旧，不注重考辨书籍之真伪，无辨伪成绩可言。实际上，这种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贞观年间，孔颖达等奉敕编撰《五经正义》，所搜集材料庞杂众多且相互矛盾抵牾。为了统一经学，孔颖达等人对其进行了严谨地剖析考辨。《今文尚书》中的《泰誓篇》，马融、郑玄、王肃等学者都曾怀疑其为伪书，孔《疏》在他们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辨析，详细叙述了《泰誓篇》造伪及流传的经过，认为“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4]（《尚书序》孔疏）关于《礼记》中的《月令篇》，郑玄认为“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断定其是礼家好事者抄合而题之周公的伪作。孔《疏》赞同郑玄的观点，并具体指出了《月令篇》不合于周法之处：“周无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云：‘为来岁授朔日’，即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授朔，此是时不合周法。”“周有六冕，郊天迎气则用大裘，乘玉辂，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饰、车旗并依时色，此时事不合周法。”[5]（《月令》孔疏）进一步揭露了《月令篇》之伪。另外，孔《疏》还探讨了张霸伪造二十四篇的问题，并指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辞颇增甚”，《大戴礼》“文多假托”，《穀梁传》多“妄言”，皆是汉初人所作。
《五经正义》对《国语》、《左传》、《史记》、《竹书纪年》、《管子》、《孔子家语》等书中的一些可疑内容也作了考辨，订正了不少伪事、伪辞。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篇”，这一观点为历代学者深信不疑。孔《疏》对此怀疑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6]（《诗谱序》孔疏）通过考察历代书籍引用《诗经》的情况，断定“《诗》三千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周礼•大司徒》记载：“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孔《疏》认为这是“周室既衰，诸侯相并，自以国土宽大，皆遗礼文，乃去其本经，妄为说耳”[4]（《武成》孔疏）。由此可见，《五经正义》在辨伪方面还是有所创获的。
此后，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承《七略》、《汉书•艺文志》之余绪，进一步把目录学同古籍辨伪结合起来。《隋志》继承了《汉志》在书名下加小注的做法，对一些书籍作了考辨，或存疑或直接指明是后人续作。例如，在孔安国传《古文孝经》下注：“今疑非古本。”[7]（《孝经类》）《广成子》下注：“商洛公撰，张太衡注，疑近人作。”[7]（《道家类》）《尸子》下注：“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7]（《杂家类》）《隋志》不仅继承了《汉志》在书名下加小注的做法，而且还在若干类的小序里集中讨论了伪书的情况，把辨伪的文字由小注的一两句话扩展到几句、十几句的长文，详细地阐述了伪书产生的缘由及伪托的情况，是一个较大的进步。例如，《孝经类小序》叙述了《孝经》孔安国传和郑玄注的流传情况，并认为《孝经》郑玄注“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7]（《孝经类》）。《纬书类小序》用了五百余字阐述了谶纬之书的造伪和流传情况，并评论说：“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7]（《纬书类》）在《杂传类小序》中，《隋志》又指出刘向的《列女传》、《列士传》、《列仙传》以及嵇康的《高士传》等书“杂以虚诞怪妄之说”[7]（《杂传类》），记载是不真实的。
著名史学家颜师古曾参与编撰《五经正义》，并著有《汉书注》，对古籍辨伪有一定的贡献。我们知道，颜师古乃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之孙，颜之推曾著《颜世家训•书证篇》，注重考辨伪书、伪事。所以，颜师古在考辨古籍方面自然有一定的家学渊源。他对《中庸说》、《孔子家语》、《谰言》、《邓析子》、《西京杂记》等书均有考辨。他判断《孔子家语》二十七篇“非今所有《家语》”，《谰言》十篇“说者引《孔子家语》云‘孔穿所造’，非也。”[8]（《艺文志》颜师古注）又考辨《西京杂记》说：“其书浅俗，出于里巷，亦不知为何人所作。”[8]（《匡衡传》颜师古注） 根据书的内容浅俗而怀疑其为伪书，颇有新意。
唐初，在古籍辨伪方面，有一位高僧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就是唐高宗时期的道世。他主要是对道家书籍进行了考辨，对历代伪造道经的现象作了揭露和抨击。道世指出道书作伪的手段是：“增加卷目，舔足篇章。依傍佛经，改头换尾。”从理论上总结了考辨道经之真伪的方法。他说：“据此前数目有无不同，虚妄明矣。”“何乃黄领独知，英贤不睹，书史无闻，典籍不记？”这实际上是根据前人史志的著录情况进行考辨。凡是前代英才贤哲没有见过、典籍文献不著录的就是伪道经。又指出假造的道经往往来历不明：“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飞来。”[9]（卷912，《辨道经真伪表》）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断定其真伪。必须指出的是，道世在考辨道经时往往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偏袒佛教、压抑道教，这影响了考辨的客观性、准确性。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唐代初期，学者并非一味崇经泥古、株守旧说，他们对辨伪学还是有一定贡献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经正义》、《隋书•经籍志》均是官修书籍，代表官方正统思想，它们对古籍经典尚持如此的怀疑态度，其对后来辨伪风气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二
至盛唐，学术领域的疑古辨伪之风渐趋强烈。长安三年（公元703），博士王元感上所撰书《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因三部书对儒家经典进行怀疑考辨，遭到了一些“专守先儒章句”的学者的强烈反对。但是，王元感也得到了魏知古、徐坚、刘知几、张思敬以及武则天等人的支持。武则天下诏说：“王元感质性温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志而弥笃。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 [10]（《王元感传》）武则天虽然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支持王元感，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疑古辨伪风气的兴盛。
此后，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于景云二年（公元711）撰成《史通》一书，正式揭开了唐代古籍辨伪的序幕。《史通》既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也是辨伪学史上的名著，在古籍辨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首先，刘知几对儒家经典进行了考辨。在《疑古篇》中，他列举《尚书》、《论语》中的可疑之事，并一一进行考辨。例如，《尚书•虞书》称唐尧“克明俊德”，陆贾《新语》亦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刘知几认为这是对史实的美化，是不真实的。他说：“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不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11]（《疑古》）根据《春秋左氏传》和《论语》的记载，否定了《尚书》和《新语》的说法。
又如，尧、舜之间的禅让被传为千古美谈。《尚书•尧典》云：“（尧）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安国《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刘知几根据《山海经》和晋代的出土文献《汲冢琐语》的记载，对此作了严密地考证，认为故事的真相是：舜先废掉尧，立尧子丹朱，然后又废掉丹朱自立。刘知几又根据后代篡权者往往先立一傀儡，而后取而代之的一贯做法，进行合乎逻辑的常理推测，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说：“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11]（《疑古》）
对可疑之事逐一剖析考辨后，刘知几引用孟子的话作了总结。他说：“远古之书……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11]（《疑古》）指出了对古书进行辨伪的必要性。
其次，对历代史籍进行了考辨。刘知几对历代史籍的考辨主要集中在《暗惑篇》及《杂说》上、中、下四篇文章中。《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瞽叟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刘知几说：“《史记》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而去，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刘根之类”[11]（《暗惑》），认为舜从井中匿空而出一事同左慈能幻化隐身、刘根能招鬼隐身的传说一样荒谬，是不可信的。又如，他批评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对史料不进行精心选择，把战国时期游说之士为了设理说教而虚构的故事当成史实录入《列女传》，这是“故为异说以惑后来”。[11]（《杂说下》）
真正能体现刘知几在古籍辨伪方面成就的是《孝经老子注易传议》一文。在这篇辨伪专著中，他对《孝经》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传》作了严密考证。他罗列十二条证据以揭露《孝经》郑玄注之伪。兹将十二条证据概括如下：（1）、郑氏《自序》详列所注之书，而未提及《孝经》。（2）、郑氏卒后，其弟子们所著《郑志》无注《孝经》之文。（3）、《郑志目录》详载郑氏著述，无《孝经》之注。（4）、郑氏弟子述师言，录其语而编定的《郑记》无《孝经》注。（5）、赵商《郑先生碑铭》具载其所注笺驳论，不及《孝经》。《晋中经薄》详记郑氏注九种。至于《孝经》则称“郑氏解”，无“名玄”二字。（6）、《春秋纬演孔图》云：“康成注《三礼》、《诗》、《易》、《尚书》、《论语》，其《春秋》、《孝经》则有评论。”宋均《诗谱》：“序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子弟也，师所著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唯有评论。（7）、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余昏惑。”（8）、宋均《春秋纬注》云：玄“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9）、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人的著作，俱为郑玄传，载其所注。皆无《孝经》。（10）、王肃《孝经传》有司马宣王之奏曰：“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若有郑注，亦应言及，而都不言郑。（11）、王肃著书，发扬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孝经》此注出自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12）、魏晋朝贤辨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经》之注。[9]（卷274，《孝经老子注易传议》）刘知几广泛查阅各种文献，探赜索隐，严谨考辨，《孝经》郑玄注之伪晓然大明。
辨《老子》河上公注，刘知几说：“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结草庵于河曲，乃以为号。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按《汉书•艺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释无闻焉尔。岂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说耶？”他根据内容荒诞离奇且《汉志》不记载此书而断定其为伪书，并主张废黜《老子》河上公注，行王弼注。又考辨子夏《易传》说：“按《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二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咸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会，则事殊隳刺者矣。夫以东鲁伏膺，文学与子游齐列。西河告老，名行将夫子连踪。而岁越千龄，诗经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岂非后来假凭先哲，亦犹石崇谬称阮籍，郑璞滥名周宝。”[9]（卷274，《孝经老子注易传议》）根据前人的文献著录详细考辨，有理有据，颇具说服力。
众所周知,古籍辨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学术工程,它要求辨伪者具有渊博的知识，能做到具体分析,综合归纳,从纷繁芜杂的现象中找出其间的内在联系,去伪存真，而不可执其一端,以偏概全。刘知几在考辨古籍时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力求多方取证，反复剖析，以求准确无误地辨明事件、书籍之真伪。其考辨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根据历代书目的著录情况进行考辨。刘知几少习经史，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知识，每辨一书，皆能广泛查阅历代史志的著录情况。如上述他对《孝经》郑氏注的考辨，就充分地利用了历代史志、各种官修及私家目录，证据确凿，论述详明。清代学者阮元在《孝经注疏校勘记序》中说：“郑注之伪，唐刘知几辨之甚详。”近人张心瀓在其著作《伪书通考》中指出郑氏非郑玄。当然，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孝经》郑玄注非伪。此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刘知几征引文献之广博着实令人叹服。
第二，与其它古籍文献进行比勘。以他对《尚书》“（尧）克明俊德”一条的考辨为例，他结合《左传》文公十八年和《论语》的不同记载，指出尧之世并不是一个贤愚分明的理想社会，“克明俊德”是《尚书》对尧的虚构和美化。值得一提的是，刘知几在使用这一方法时，充分利用了晋代的出土文献。西晋初年, 战国后期魏襄王之墓在汲郡(今河南汲县)被发掘,发现了十几万支竹简,后由当时的著名学者荀勖、束皙等整理出十六部重要古籍。刘知几认识到了这些古籍的重要价值，并把其作为考辨伪书、伪事的可靠文献。他对《汲冢琐语》和《竹书纪年》作了这样的评价：“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郑桓公，宣王之子。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必有捨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文实矣。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11]（《杂说上》）在刘知几看来，出土文献不但可以使人了解更多的历史事实，而且可以用来纠正传世文献中的错误。我们知道，到二十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开始自觉地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以考辨古史之真伪。这一方法突破了传统的“以经证经”的局限，推动了辨伪学的科学化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知几重视出土文献的观念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滥觞，两者存在着一定的渊源继承关系。
第三，根据事件是否符合逻辑常理进行考辨。刘知几说：“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阙，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11]（《申左》）又说：“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11]（《疑古》）这里的“理”，是指道理、情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刘知几认为凡是有悖于人之常情、逻辑规律的记载都是虚假的。《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穴，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复吐血数斗。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刘知几辩驳说：“夫人才虽下愚，识虽不肖，始亡天属，必致其哀。但有苴绖未几，悲荒遽辍，如谓本无戚容，则未之有也。……又孝子之丧亲也，朝夕孺慕，盐酪不尝，斯可至于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则筋肉内宽；醉饱自得，则饥肤外博。况乎溺情豚酒，不改平素，虽复时一呕恸，岂能柴毁骨立乎？”[11]（《暗惑》）刘知几认为这是后人为了显示阮籍不同于常人的“志操”而作的虚构，纯属无稽之谈。在《杂说下》中，刘知几说：“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11]（《杂说下》）可见，是否合乎“理”是刘知几辨伪的重要准则。
第四，根据文体和语言特点进行考辨。文体和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这一角度辨伪，效果甚佳。在考辨李陵《与苏武书》时，刘知几说：“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 [11]（《杂说下》）断定其是后人伪造而假托于李陵。在考辨《孝经》郑玄注及《老子》河上公注时，刘知几也把“言语鄙陋”作为断定其是伪书的重要依据。
当然，刘知几的辨伪方法绝不仅限于以上几种，在辨伪实践中，他熟练地交叉运用了多种考辨方法，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成绩斐然，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和有益的借鉴。在尊孔崇经、对权威充满迷信的时代，刘知几能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各种典籍进行剖析考辨，勇气可嘉。近人梁启超评价说：“在那种辨伪学衰微已久的空气中，首先引导学者做自由的研究，开后来的风气的，刘知几总是头一个，不能不令我们佩服。”[12]（P33）他的大胆怀疑的精神和敢于疑经的非凡胆识极大地鼓舞了后人，对辨伪风气的盛行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三
刘知几的辨伪思想及其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唐代中后期的大批学者。此后，怀疑、考辨古籍的学者越来越多，相继出现了智昇、司马贞、啖助、赵匡、陆淳、韩愈、柳宗元等著名学者，他们在古籍辨伪方面均有所建树。
高僧智昇是唐玄宗时人，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撰写《开元释教录》，对许多佛教经籍作了考辨。对于佛经的考辨，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和梁代曾祐《出三藏记集》都有“疑经录”一门。隋代法经《大隋众经录目》又细分为“疑惑”和“伪妄”二录。他们使辨伪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智昇继承了他们的成果，并作了理论上的提升，他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胼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9]（卷914，《开元释教录序》）认为考辨古籍真伪是目录学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从理论上确立了古籍辨伪在目录学中的重要地位。
司马贞对《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传》等有所考辨，他对辨伪学的主要贡献是积极地肯定了伪书的价值。在断定一部书是伪书之后，他并没有采取简单予以否定的态度，认为伪书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例如，他断定《老子》河上公注是伪书后，接着说：“然其注以养神为宗，以无为为体。其词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洁诚，大可以宁人安国。”[13]（卷77）充分肯定了其价值和作用，并主张令《老子》河上公注和王弼注并存俱行，可谓独具慧眼。
啖助是《春秋》专家，对《春秋》三传均作了考辨。其著作《春秋集传》、《春秋例统》皆亡佚，他的再传弟子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保存了他的部分辨伪成果。啖助说：“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指出许多书籍都是靠口头表述得以流传，经后代学者整理成书，托之古人，所以里边掺杂了许多虚假不真实的内容。《春秋》三传也不例外，都是后之学者著于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的托古之作。他从内容、体例、书法、文词等方面对三传作了详实的论述和考辨，批评《左传》“是非交错，混然难证”，指责《公羊传》、《穀梁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踳驳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14]（《三传得失议》）赵匡、陆淳分别是啖助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他们继承、发展了啖助的工作，认为《左传》是“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记。”[14]（《赵氏损益议》）啖助、赵匡、陆淳对《春秋》三传的考辨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煦华先生说：“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所以能把《左传》问题彻底解决，实在由于啖助们开了先路的功劳。”[15]（《序》）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具有强烈的疑古思想和“独抱遗经究终始”的精神。他说：“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16]（《答李翊书》）认为对古书进行正伪与不正伪差别是很大的，只有分清真伪才能在学业上有所收获，不断进步。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说：“呜呼！事莫大于好古，学莫善于正伪，韩昌黎以识古书之正伪为年之进，岂欺我哉？”[17]（卷一）可见，韩愈的辨伪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柳宗元是继刘知几之后唐代辨伪成就最大的一位学者。他拓展了古籍辨伪学的范围，首开辨诸子群书之先河，著有《论语辩》、《辩列子》、《辩文子》、《辩鬼谷子》、《辩晏子春秋》、《辩亢仓子》、《辩鹖冠子》等辨伪专篇，成就卓绝，对后世影响较大。宋代孙似高著《子略》，明代宋濂著《诸子辨》都颇受益于柳宗元，是对柳宗元辨伪著作的扩展和延伸。
就辨伪方法而言，柳宗元既继承了前人的宝贵经验，又有自己的创新发展。例如，他依据思想体系考辨《晏子春秋》一书。有人认为是“宴子为之，而人接焉”，有人认为是“宴子之后为之”，刘向、刘歆、班彪、班固均把此书归类为儒家，柳宗元否定、批评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墨好俭，宴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刺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 认为该书的思想内容与墨家有相通之处，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18]（卷4，《辩晏子春秋》），应归之为墨家，开创了依据思想体系考辨伪书的方法。后来，胡适总结说:“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真的。”[19]（P15）梁启超把这种方法更加具体地分为“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四个方面[12]（P53－57）。这其中，柳宗元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考辨《论语》时，柳宗元又开创了根据称谓考辨的方法。古人对称谓非常讲究，后人伪托前人著书，往往会在这方面出现漏洞，从称谓上辨伪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柳宗元认为《论语》记载弟子“必以字”，而独曾子、有子称子，这是曾子、有子的弟子对他们的尊称。《论语》经过了曾子弟子的最后修订，“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18]（卷4，《论语辩》）
柳宗元也非常注意吸收和继承前人的辨伪方法。例如，他根据历代书目的著录情况考辨《辨鬼谷子》。柳宗元说：“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盭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18]（卷4，《辩鬼谷子》）在《辨亢仓子》中，他说：“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18]（卷4，《辩亢仓子》）根据刘向、班固不著录《鬼谷子》、《亢仓子》而断定其为伪书。再如，根据文体和语言特点考辨贾谊的《鵩鸟赋》。许多学者认为《鵩鸟赋》“尽出《鹖冠子》”，柳宗元求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认为就文辞而言，《鹖冠子》远不如《鵩鸟赋》幽美。由此，他得出结论：“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18]（卷4，《辩鹖冠子》）揭露《墓中石书》之伪时，柳宗元又说：“辞尤鄙近，若今所谓律诗者，晋时盖未尝为此声，大谬妄矣！”[9]（卷574，《与吕恭论《墓中石书》》）
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继承并发展了司马贞关于伪书价值的思想，充分认识到了伪书的价值。在断定《列子》是伪书后，他说：“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18]（卷4，《辩列子》）断定《文子》是伪书后，又说：“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颇惜之。悯其为之也劳，今刊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 [18]（卷4，《辩文子》）近代学者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伪书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辨别以后并不一定要把伪书烧完”，“假中常有真宝贝”，“伪书有许多分明是伪而仍是极端有价值的”[12]（P58），这些论述是非常有见地的。而早在唐代，司马贞、柳宗元等学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可谓是一种远见卓识。
柳宗元在古籍辨伪方面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评价柳宗元说：“若扶邪摘伪，判别妄真，子厚之栽鉴，良不可诬。所论《国语》、《列御寇》、《晏婴》、《鬼谷》、《鹖冠》，皆洞见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细矣。” [20]（《四部正讹》卷中）更值得珍贵的是，柳宗元把古籍辨伪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郑良树先生称赞说：“他是第一位意识到古籍辨伪学应该摆脱目录学、经学及注疏学的附庸地位，而另辟门户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文人，他一系列诸子考辨虽然还不能完全免除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习气，然而，他却是第一位把古籍辨伪当作一门学问认真地加以研究的人。” [21]（P74－75）唐代的古籍辨伪学至柳宗元而更加辉煌灿烂。
柳宗元之后，唐代的古籍辨伪学进入尾声阶段，但仍有学者不懈努力，继续考辨伪书。在李汉、张籍、刘肃、李肇、皮日休、司空图等学者的推动下，古籍辨伪学继续向前发展。宋代以降，疑古之风大盛，学术界形成一股辨伪思潮，辨伪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致力于古籍考辨的学者比比皆是，考辨范围愈日拓展，方法日趋完善。北宋时期，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考辨《易传》七种，司马光疑《孟子》，王安石疑《春秋》，成就卓然。南宋一代，古籍辨伪学较北宋更为发达，郑樵、叶适、朱熹、洪迈、赵汝楳、高似孙、晁公武等都有关于古籍辨伪的论述和实践。其中尤以朱熹成就最大，他考辨的书籍多达六十种，观点新颖、论述严谨。应该说，宋人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唐人辨伪的启蒙作用是分不开的。张西堂先生在《唐人辨伪集语序》中说：“唐人辨伪的风气，受之于三国、六朝而影响及于宋人，这其间的关系极显明而重要。不了解唐人的辨伪，对于宋人的辨伪书是不能获得深刻的认识的。尤其在经学史上，所谓两宋‘经学变古时代’这样的大波澜，所以引起来的，更与唐人辨伪有关。为了明了宋人辨伪的来源，为了明了学术思想变迁的关系，我们对于唐人辨伪似乎应该相当的加以注意。” [22]（P22）论述精洽，切中肯綮，对我们研究古籍辨伪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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