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
东施效颦的成语故事，为大家所熟知。不过，这个出自《庄子》的故事本用来讽刺食古不化的礼法之徒，则为一般人所忽视。《庄子·天运篇》曾经倡言：“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如若给猿猴穿上周公的衣服，猿猴必然龁啮撕扯，将衣服扯掉后才满意。纵观古今之异，正如猿猴之异乎周公。所以西施有心病，见邻人时总颦着眉头，其邻居中有个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着眉头。其邻人中的富人看见这个丑人颦着眉头，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这个丑人颦着眉头，携妻子儿女赶快跑掉。原因就在于这个丑家伙只知道西施颦之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很显然，《庄子》杜撰这个效颦的故事，本来是强调礼法应因时而变，因人而异，不能一味照搬、模拟而不顾及自身的具体情况。在战国时代，倡言效法周公典章制度的多系孔子之门人后学。《庄子》中的这一故事也显是对孔门儒生的嘲讽。从文献中看，即使在孔子之时，孔门弟子在学风上就已确实存在着《庄子》所言效颦之弊。

《礼记·檀弓上》载：孔子与门人立，拱手时“尚右”，也就是将右手掩放在左手上。他的弟子们于是“亦皆尚右”。孔子忙解释说：“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古礼，与人拱手，右手于外掩住左手，是凶礼；左手于外掩住右手，是吉礼。孔子因为处在姐姐的丧期，所以与人拱手“尚右”，其弟子不问青红皂白，照搬模仿，因而弄出笑话。孔子虽以弟子“嗜学”论之，但如此学习，也着实令人担忧。连朝夕相处的老师的“礼”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盲从，对于数百年前周公的礼，又怎么能形成真知灼见，学以致用呢？

大概孔子也注意到其弟子只看皮毛，不究实质，机械盲从的毛病，所以，第一，他在与弟子相处时很注意自己的言行，生怕门徒误解。如据《论语》载，子路曾在孔子处弹瑟，孔子觉得子路的修养尚未臻于化境，于是诮之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听后，从此不敬子路。孔子不得已，只好补救说：子路的修养“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第二，在教学中，孔子非常强调要开动脑筋，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论语》中，孔子一则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再则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又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些都是在强调学习要善于反思，要深入实质，要能够触类旁通。在弟子中，孔子最喜欢颜渊。孔子曾说颜渊“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看起来颜渊似乎也是个只知道盲从孔子的笨伯。其实不然，因为《论语》中又曾记孔子说：“我与颜渊讲学终日，颜渊从不反对我，好像很蠢。但是过后观察颜渊私下的言行，对我却很有启发。颜渊并不笨啊！”可见颜渊不在孔子面前提反对意见，并非盲从孔子，而不过是对孔子表示谦敬罢了。孔子有一次问子贡，他和颜渊谁更聪慧。子贡表示，颜渊“闻一以知十”，自己仅能“闻一以知二”，孔子感叹说：“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闻一以知十”，说明颜渊显然不是邯郸学步之徒，而是善于反思求知的智者，这可能也是孔子喜欢颜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此外，就孔子自身来说，虽然他一再表示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是孔子并不是泥古不化之徒。《论语》载，子张问孔子“十世”之后的典章制度会如何，孔子回答说：殷朝的典章制度“损益”夏朝而来，周朝的典章制度“损益”殷朝而来，依此推度，即使“百世”之后，人们制定典章制度，也不过是结合具体情况，对历史上的典章制度进行“损益”而已。这个议论，与《庄子》说“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是一致的。《孟子·万章下》曾评价孔子为“圣之时者”，也说明在孟子看来，孔子是个善于因时制宜的识时务者，绝非冥顽不灵之辈。

上世纪初，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学者，桑原隲藏，曾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人食古不化的保守表达了轻鄙之心。不过，他的《东洋史说苑》却特意对孔子表示了崇敬，指出孔子不是一个一味保守的人。孔子固然不是保守的，但桑原隲藏指出儒家末流大多落入保守的牢笼，则是不争的事实，而其流弊，更是至今难除。譬如，现在国内提倡国学，热闹得很，祭罢黄帝，又祭孔子。倡导国学以及祭黄帝、祭孔子，或可遏制盲目追随西洋文化之弊，当然有其时代之意义。但是如今一些倡导国学的人，要么连一些国学常用字也不能识读；要么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但却不注重“损益”，惟古是崇，甚至生乎今世，却偏要长袍马褂，把自己打扮成古人。东施效颦，把喜欢美色的邻人都给吓跑了。今之倡国学者，若不能志乎古而据于今，举一反三、有损有益，以为穿上所谓“汉服”，祭一祭孔子，就是弘扬国粹，不知其吓跑者又将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