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明
“中学”、“旧学”、“国学”这三个词意思相近，并且都是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中学”一词是王韬、冯桂芬等中国近代早期改革派使用的，是对中国学术的总称，相对于“西学”而言。他们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常常与“西学”并用，宣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思想家发明了“旧学”一词，用来取代“中学”，或者把这两个词混用。这两个词的外延是一致的，不过“旧学”带有明显的贬义。他们常常把“旧学”说成是“新学”的对立面，褒贬之意自不待言。“国学”一词是20世纪初国粹派经常使用的词语。在他们看来，从学术渊源来说，“国粹”与“国学”同义，都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从精神实质来说，“国粹”与“国魂”同义，都是指中华民族精神。很明显，在他们那里，“国学”是个褒义词。

我比较认同国粹派关于“国学”的说法。我认为，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

国学作为我们民族精神基因，有指导人生、安顿价值的意义。研习国学，不能抱有个人功利目的。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价值安顿的学问。研习国学的过程，就是精神修养、陶冶性情、心灵净化的过程。国学既是一种说法，也是一种做法。研习国学，是掌握如何做人的学问，特别是如何做中国人的学问，而不是做某种类型的专家。
国学所提供的精神资源主要是儒释道三家。三家互补，共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铸就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首先，儒释道都重视个人的人生修养，重视理想人格的实现，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关切。儒家以积极的入世精神，提倡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境界，实现人生的价值。道家则重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主张因顺自然，在人与道的合一中发掘人生命价值。佛家则关心人的生老病死，关心愿望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反差所带来的痛苦，在克制欲望、追求涅槃境界的过程中体现今生的价值。

其次，儒释道三家从不同的角度提供精神动力，帮助人们追求人生理想境界，也就是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儒家关心天下兴亡，不计个人得失，知其不可而为之，以直面现实、经世致用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并把这种追求归结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道家不刻意人为，追求自然、完美，主张通过“体道”回归自然境界，无私无欲，把与自然同体、与自然为一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佛家倡导无私无欲，超脱自在，主张通过行善事引导人们追求“真如”佛性。儒释道三家以各自的方式追求真、善、美，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形成鲜明的特色。

再次，儒释道三家都重视人生与道德的关系，强调心性修养的必要性。儒家用“礼”来约束人的行为举止，用“诚意”、“正心”、“慎独”来规范人的内心世界。道家则以虚寂守静来开发人的自然本性，主张排除杂念的干扰，求得心灵的宁静。佛教则要求人们在心中“念”才起之时，就立即遏制住，不让它生起，从而保持内心的清净。由此可见，重视人生道德，关注心性修养，乃是三家成就理想人格的根本之所在。

通观儒释道三教，一般就个性而论，强者往往尊崇儒，智者往往笃信道，慧者往往推崇佛。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儒释道三者都可以满足不同的精神需求。就一个社会而言，当其蒸蒸日上之时，往往视儒家学说为典范；当其陷入困境之时，往往也会从道家或佛教那里寻求解救问题的智慧。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培育过程中，儒家的仁、礼、忠恕、中庸等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温和谦恭、彬彬有礼、刚毅进取、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乐观向上的优良品质，造就了许多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仁人志士。道家的自然无为、雌柔不争、功成名遂而身退等思想，赋予了中华民族潇洒飘逸、高风亮节、绝尘而超俗的风骨，造就了许多清新典雅、仙风道骨的“采菊之士”、“竹林饮者”。佛教“慈悲平等”、“自觉觉他”、“去恶从善”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善良、宽容、奉献、无畏的性格内涵。儒道佛三家在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方面，殊途而同归。儒、道、佛三家经过约二千年的互动，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各以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发挥着各自的优势，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成为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