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襄公事略》·第五节　张文襄之参预新政

方德宗皇帝之发愤谋变法也，以南皮号称通中外情势，故深倚任之，言无不从。杨锐之以京卿而参预新政，实所荐剡。

　　杨故其门生，生平所最识拔者也。当时上意欲召之入都，俾长枢廷，以有尼者，竟不果。上之所以信南皮者如此，乃八月政变之际，首先奏请速杀四参政者，非他人，即南皮也，此已不足以对先帝矣。己亥立储之议，宫中尚虑诸疆臣不服，乃电询江楚两督，其实在张一人。倘使南皮执祖宗家法，严词抗拒，则荣刚端庄之徒，自必恭然心折。立储之议不行，则拳祸自可不作，其所保全者不已大乎？乃南皮只知为保全利禄之私计，而社稷之安危，竟不暇顾，贸然允之，而溥俊公然拥大阿哥之位号矣。微刘忠诚抗疏力争，则废立之事早成，其贻祸之烈，更何堪设想也哉？贤不肖之相去，固如是其甚耶！

　　噫嘻！何天之不祚我国？比年以来，内政外交，困难极点。

　　朝廷方锐意于维新之治，而一切列枢桓，参部务者，大都贵胄亲王，耆年硕辅，其一二少年新进，又或血气优而声望浅，才具足而资格轻。求其学识长而资望重者，意惟张枢相一人，差足当之，而不谓其遽有因病出缺之惨事也。

　　张枢相参枢密也，为时亦无几耳。自世宗朝设立军机之制，国家大事，由枢臣安议，内阁反不与焉。其制以汉满人分任之，而握政权者，大率满人居其多数。迩年朝廷变法，首除满汉之见，非不以重人才，公天下为心乎？乃自当年袁项城退职以来，军机之缺，悬而未补，鹿相虽居首揆，而年老事烦，双耳重听，殊有顾此失彼之虞。所恃以任事权，系人望者，汉人中惟张相一人而已。奈之何天下慭遗，梁摧栋折，此记者所以又不能无忧者也。

　　且夫三代下之论相臣也，其设施视乎才，其根柢则视乎学。

　　彼顽固性成者，可无论矣，即有荦荦不可一世之概，与夫通权达变之能，苟学识未纯，则其所蕴为抱负，而见诸世者，必将窒碍而不可行。即行矣，或得乎此而失乎彼，或利于始而害于终，以之发挥事业，宏济艰难，窃恐操切之祸，甚于迁延，刚愎之忧，终于破坏，而无本之治之必不可以久也。三代以还，若汉之霍光、唐之李德裕、宋之寇准、明之张居正，相业彰彰在人耳目，而卒不满人意者，孰非不学无术，有以致此弊哉？

　　我中国当二十世纪之秋，群雄虎瞰，稍窥时局者，亦知非变政不足以图强。然而新理灌输，旧制糟粕，因革损益，折衷綦难。

　　朝内通才，大半粉饰张皇，相与附和立宪之名，而于政治上，民族上，所谓若者退化，若者有余，若者当取法他人，若者当保守故辙，皆不审其控纵驯御之原，徒以扰攘纷纭，为目前自救之举。呜呼！天之方蹶，毋然泄泄，论者徒归咎于无才之患，而不知诸人平素之所学，是古则非今，喜新则厌古。其抱持之宗旨既误，故虽盈庭聚讼，而亦等诸道旁之筑室也。张相之行事为人，海内自有公论，但观其驻节两广，移督两湖，理财兴学数大端，已为晚近疆臣所仅见。庚子之变，联络各省，保障东南，非胸有定识者而能为之乎？迩者立宪之事，期以九年，监国殷殷，以先帝之心为心，开诚布公，常资顾问。而张相每事酌中西之宜，防偏倚之害，徒以权非专属，似不克卒竟其功。

　　然求诸在廷诸臣，有如是之学有本原，而才有范围者，恐亦寥寥不数覯矣。乃当宪政预备之始，而先夺一不可少之人。噫嘻！此不惟张相之不幸，抑亦监国之不幸者欤？

　　抑记者更有感焉，中国兴学以来，每事皆张相主之，议者每以学务之废弛，咎办事之非人。然试平心论之，以今日各省人民之程度，之人才，之心术，其果能负新学之责任否耶？吾恐自兹以往，放弃之弊，更甚于前。否则抑中扬西，变而愈厉，所谓保存国粹之主义，消归于无何有之乡也，此学务之可虑者也。

　　粤汉铁路，张相以全力争之，自粤省所用非人，演成怪剧。

　　朝廷思以大臣为镇慑，而张相又为铁路经手之人，故畀以督办大臣之命，盖将使剔除弊窦，俾路工早蒇也。今弊未绝而张相先亡，又当新易总董之时，设继任者稍欠精明，此后弊端，恐更有不堪设想者。窃幸记者之所言不中也，此铁路之可虑也。

　　呜呼！神州非旧，已伤世纪之陵夷；大厦难支，况痛老成之凋谢。所冀监国以知人之特识，俾继起之多才，庶几宪政修明，能终竟张相之遗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