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襄公事略》·第十一节　张文襄征调入京

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今日之死，国民之觖望，政府之失援，庸讵初料所及耶？监国为大势所迫，将起用袁世凯，使张之洞而在，亦必力主此议。当一九零七年七月，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首调张大臣入京，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征调人京。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然两大臣行事，虽偶有微异，而其宗旨则如出一辙也。近者新主即位，张大臣迭经选调，舍总理路政各务外，稍见失意。至其对于粤汉债款一事，以张大臣一生正直之人，而忽前后矛盾若是，似可毋庸深底。顾就张大臣督办铁路以来，观其所行各事，张大臣固极知中国路政亟应发达，第因国人不肯出资助之，遂不能竟其硕画耳。

　　张大臣之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然于极易达此主义之时，而竟不出此，则此言亦殊难信。试观中日之战，上海之中立，能安然无动者，固伊谁之功也？汉口海关十年总报告册曾谓：一千九百年，北方拳匪之祸，至今印人人心。寓海外人，时为惴惴然，皆颂感谢鄂督张之洞出其毅力禁遏排外之举，以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云云。然则张之洞亦何尝排外哉？张公之洞一生最盛之勋望，系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零三年出督湖广之际。此数年中所成之巨业，如汉阳铁厂为京汉铁路制造铁轨，湖北纱织局之挽回利权，以及振兴该省各项商务，皆无可以訾议之处。而设立造币局一举，尤未可轻忽视之。惟论理财问题，则张大臣未见出色，彼仅知纸币可以济财政之窘迫，而不顾道理之合否。观其与德国公司所结之合同，足见张大臣于钱价之贱，为中国最易中毒一层，固识力之未逮也。

　　张公之洞之政才，已纵论如前。尚有一最大之美德，今日政界之各员所不能望其项背者，则廉洁是也。彼曾历居要任，不患不能积财，然乃一介不取，恐身后仍不免济贫而已。闻彼在武昌时，曾因需款孔亟，出其珍品付诸质库。且张大臣学问，颇占声誉，著作甚富，今日选为今上将来之师傅。要之张之洞实为一机敏难测之人物，为中国旧世界之政才。其思想随时变动，今当朝政紊乱之时，正可展其长才，而忽出世以去。吾人对此，惟有一言可以抒钦佩之忱曰：“公何不迟生五十年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