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注》·附录 王弼哲学的方法论探究

摘要：　　本文探讨王弼在注易及注老之作中所显现的方法论观点，文中指出，王弼注老发挥了对于老子哲学中的抽象思辨的认识进路，将本体论哲学问题中的本体与事务间关系的抽象特征予以推进，极有贡献于中国哲学史的义理进程，但是对于价值哲学的本体论根据的探讨，却仍不能有效地从其抽象思辨的本体论哲学观点中推演出来，王弼以万物宗主的概念称说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范畴，取代了道与玄等概念，又以崇本息末的观念称说老子哲学的功夫主旨，扩充了无为哲学的观念义涵，但是两者的结合有着方法论上的鸿沟，王弼并未注意，此亦为中国哲学史中被持续探究之主题，后由心性说取代。王弼注易只为一对于周易体例的观点表述，并未有方法论上的创新，亦并未有将玄学思维背景下的价值心灵强行转嫁，只有若干思维形式特征上的借用，其以人事情境为卦爻辞之主旨，以儒门义理的价值心灵适为注解，理论上并不预设六十四卦为一宇宙论的图式，而只为人心情伪变诈的场合，是为一人性论中心的周易诠解进路，亦为一本体论哲学型态的思维进路。总之，王弼哲学的方法论使用，得以见出魏晋时人哲学构作的方法论倾向，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即为如何将形上学与价值哲学进行义理结合，魏晋之尝试是为型态之一，王弼之作即为重要指标，足以发为深论之处多矣。

　　关键辞：王弼、周易、老子、方法论、本体论

一、前言　　本文将针对王弼注＜老＞及注＜易＞之作中所显现具有哲理创造的思想部份进行方法论的探究，就王弼所阐发的哲学观点而言，主要表现在独立作品＜周易略例＞及＜老子指略＞二文中，其余＜老子注＞及＜周易注＞之作品中关于方法论思维的部份亦不超出于该二专文之上。所谓方法论之探究即为在我们所提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1]〕的研究进路上从事分析王弼哲学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活动的特质，务使王弼哲学的基本性格予以显明化，王弼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多年来已为学界明确指出，亦已广泛研究，然而基于我们所提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探索之下，我们仍有若干新的观点得以表述，是以为文，本文之写作进程，将先进行表现在王弼注＜老＞及注＜易＞中所开发出来的方法论观点之解明，然后再进行对于此些观点之方法论探究，我们企图对王弼于注＜老＞中所开发的“贵无论”思维的义理脉络进行疏通，指出其在方法论思维上的理论意义，进而以此为基础而探视其于注＜易＞之作中的方法论运用，检视其玄学思维与易学思维的两路义理活动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当代哲学史研究的观点中多有以此二路之思维有内在的关联，多谓其以“老”解“易”、援“玄学”入“易学”，是否如此，这正是我们对王弼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探究所欲究明的重点。

二、对注解性作品的方法论探究的思维方向

　　王弼注“老”也注“易”，本文则藉由其作以研究王弼哲学，而非研究老学及易学，因此对于这种注解性作品的哲学研究方法，必须先作若干研究态度上的厘清工作。对于注解性作品的哲理探究，首应区别注解者的哲学观点及原典作者的哲学观点，要而言之，表现在注解文字中的方法论宗旨者，是为注解者的哲学观点，至于对原典文义的注解文字，只能当作是原典作者的哲学观点。当然这还涉及注解者是否有错解之情事，假使我们先排除错解之考量，即当注解者确实正确地诠解了原典的义理时，这也并不表示注解者有所创造，更不论注解者是否同意原典作者的观点，这更已经不是研究重点了。本文提出这样的研究态度，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多发生在研究以注解方式写作的哲学作品中，在这种状况下，对于藉由注解作品以了解原典的哲学观点并不是我们要探究的主题，我们要探究的是注解者本身的哲学观点。注解性作品因为时代的差异，通常会显现出新的哲学问题意识出来，例如《河上公注老》之作[2]，它的注老特色是在构作一个由人体宇宙学为进路的功夫哲学，这是此书中具有哲理创造的部份，当然它也同时解说了老子的哲理关怀，对于由它所解说的老子的哲理关怀这是认识老子的途径之一，这些观点并不反映注解作品作为具有创作义的哲学作品的特质，唯有它多出于老子哲理关怀的部份，才是他的作品作为哲理作品而应为研究者所注重的部份，是故《河上公注老》作为一部中国哲学史上有哲理创作意义的理论性作品，是反映在它的以汉代宇宙论知识为背景的功夫论哲学。同样的，对于王弼注“易”及注“老”的注解性文字，我们要看重的，并不在它反映“易”、“老”文义方面的文字，而应该放在它据以诠解“易”、“老”的自己建构的哲学方法论观点部份，这当然是以《老子指略》及《周易略例》两篇文章中的重点为主，这才是使得王弼之所以为哲学家的关键地方，这就是说我们对于哲学家王弼的哲理研究重点，不需要去重复叙述那些由王弼注解的已经在“易”、“老”原典中的观点，而要去注意那些“易”、“老”原典中没有出现而为王弼所阐发的观点。三、王弼于《老子指略》中的观念重点：

　　１、在天地万物之间有一个万物宗主，它是无形无名的，惟其无形无名故才能为品物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