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汉书》·贾谊传
贾谊，洛阳人，十八岁时即以博学能文而闻名全郡。
河南守吴公听说他才华出众，将他召至门下供职，倍加赏识。
汉文帝即位初，听说河南守吴公政绩突出，在全国数第一。
又因他与李斯同乡，曾以李斯为师，于是将吴公征为廷尉。
吴公便向文帝进言，说贾谊年少有为，精通诸子百家之书。
文帝便将贾谊召入朝廷为博士。
在当时的博士中，贾谊只二十来岁，最为年轻。
每次皇帝诏命博士议事，诸老先生不能应答的，贾谊却能对答如流，每每道出诸生心中所想而又说不出来的意思。
因此，诸生无不佩服贾谊的才干。
文帝大悦，将他越级提拔，一年不到便官至太中大夫。
贾谊认为汉开国已二十余年，天下太平，应当改订历法，变易车马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于是他创制了一套仪法上奏皇上，祭祀用五种牺牲，崇尚黄色，职官名也全部更换。
文帝为表谦让不肯改制，但各种法令的更定以及列侯各回封国等，这些都照贾谊提出的主张办了。
因此，文帝提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大臣群起反对，并诋毁贾谊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此后，文帝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并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因受贬离朝，情绪低沉，渡湘水时写下了一篇《吊屈原赋》。
屈原是楚国的贤臣，遭受谗言而被放逐，因忧愤而作《离骚》。
《离骚》结尾写道“：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于是投江自尽。
贾谊追思伤感，借吊屈原以自况。
其赋如下：“微臣恭承皇上诏命，以待罪之身赴任长沙。
沿途听说屈原大夫，就自沉于汨罗江中。
我今凭借湘江之水，谨表伤吊先生之情。
上天不公，谗言无忌，才断送了先生性命。
呜呼哀哉，先生所处是何世道！鸾凤高洁却藏匿逃窜，鸱号鸟丑恶却振翅翱翔。
不肖之徒窃踞高位，进谗谄之小人得志；贤良之属横遭谪贬，正直之士无地容身。
骂卞随、伯夷为污浊，捧盗跖、庄碒为廉洁；斥莫邪之剑为鲁钝，誉软铅之刀为锋利。
可悲可叹正气不伸，先生何能仅以身免！抛弃珍贵的周鼎，反将瓦盆当作宝贝。
用疲牛驾辕跛驴拉套，让骏马垂耳去拉盐车。
以冠为屦上下颠倒，理所当然不可久长。
可悲呀苦命的先生，为何偏偏遭受此难！“算了吧！算了吧！举国之人不知我心，独自忧伤对谁诉说！本应像凤鸟飘然而逝，自己引退而远远离去；本应像九渊之神龙，深深潜藏以珍重自己；隐处避开鳄鱼水獭，更何况与虾蛭为伍？只是保持圣贤的美德，远离浊世以洁身自好。
假使麒麟可被羁绊，那与犬羊有何不同？身逢乱世遭此祸殃，也有夫子自己的过失！可遍历九州择君而辅，何必留恋此一故都？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览德政之辉才肯下来，察见德行败坏之征兆，便重新振翅高飞远去。
那寻常的沟沟洼洼，岂能容下吞舟之鱼！横行江湖的鱼..鲸啊，困于沟洼，当然要被蝼蚁所欺了。”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一天，有只服鸟飞进他的馆舍，落在坐席上。
服鸟类似于号鸟，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鸟。
贾谊谪居长沙以来，常因长沙地势低洼潮湿而暗自伤悼，认为寿命将不长，于是借服鸟作赋以自我宽解，其文如下：“岁星在单阏之年，孟夏四月，日逢庚子太阳西斜之时，有服鸟飞进我的馆舍，落在坐席一角，其貌好像甚为优闲。
异物猝然来临，必有其非常的缘故，找出书来翻阅，果然有此征验。
书上说：‘野鸟入室，主人将去。’于是我问服鸟：‘我将向哪里去？是吉利的话请告诉我，有凶险请讲明灾祸，发生得是迟还是早，请告诉我确切的日期。’“于是服鸟叹息，作举头奋飞之状，其口虽不能言，却能以意相对：万物的变化，本来无休无止。
流水变易，或后浪推前浪，或曲折回旋。
形体精气转相接续，是以变换形式相嬗递。
此中之奥妙，何能说得清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于一门，吉凶同在一地。
那时候吴国该强大吧，夫差却遭到败亡；越国不过是栖息于会稽一山的小国，勾践却称霸于世。
李斯游秦功成名就，但终于被处以五刑；傅说也受过胥靡之刑，后来却被武丁拜为宰相。
祸之与福相为表里，正如绞索之两股互为附会。
命运不可言说，谁能知其止境？水流得激则干得快，箭发得急却射得远。
万物运行止息，相互震荡转换。
水蒸发为云降落为雨，无不相互纠纷交错。
天地造化如陶者作器，精气聚散无有一定。
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
祸福之迟早自有天命，哪能知道它的时候？“况且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其聚合离散消亡止息，哪有一定之规？千变万化，无始无终。
人之生也忽然，何必玩弄爱生之意；化为异物，又何必害怕！小聪明之人自私，轻贱他人而贵惜自我；通达之人则目光远大，对天下万物一视同仁。
贪婪之辈为财货所累，忠烈之士为名节所系；醉心权势者死于权欲，贪生怕死者则布衣终身。
趋利之徒，东奔西忙；贤人不为名利折腰，荣辱进退处之泰然。
愚士为流俗所羁绊，拘束窘困如同囚徒；圣人遗世独立，只与天理美德同在。
众生芸芸，所好所恶积满胸臆；真人恬淡无为，只按自然天性行事。
绝圣弃智而忘形，超然物外而无私；寥廓宇宙海阔天空，与道逍遥自由翱翔。
乘风顺流则前往，遇险受阻即止步；放浪形骸听任天命，都不出于一己私意。
将生命视若浮云，把死亡当作吉庆。
安静有如万丈深潭，行动有如无链之舟。
不因求生而自保，只养虚空若浮行。
圣德之人无牵无挂，乐天知命无忧无虑。
像‘野鸟入室’之细微小事，又何足心存芥蒂疑神疑鬼呢！”过了一年多，文帝想起贾谊来，将他征召入京。
贾谊入朝觐见时，文帝刚祭祀天地完毕坐在未央宫前宣室之中，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便向贾谊询问鬼神之本元。
贾谊便将鬼神之所以然一一道来，直至夜半，文帝听得入神，不知不觉中竟挪到了他的身边。
事后文帝说：“我很久未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已超过他，而今看来还未赶上他。”于是，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
怀王是文帝的小儿子，最受宠爱，因他好读书，所以让贾谊任其太傅。
其间，文帝经常以国家大事向贾谊征询。
当时，匈奴强盛，不断侵犯边境。
汉天下初定，法制宽松而不完备。
有些诸侯王僭越，占地超过古制，淮南、济北王都因谋逆被诛。
贾谊几次上疏指陈政事，多为匡正过失建立制节而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如下：“臣认为目前的形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而其他背理伤道之事，则难以遍举。
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大治了，唯独臣以为未必。
说天下已安已治的人，不是愚蠢便是阿谀，事实上都不是知治乱之道的人。
将火放在干柴之下而睡在其上，火未到烧起来的时候便称之为安全，今天的形势，与这有何不同！本末倒置，首尾断绝，国制纷乱，毫无纲纪，怎能称之为治！陛下何不令臣下条陈治安之策，以供抉择！“射猎之娱乐，与国家安危之枢机，哪个为急务？假如为治国而劳心损智，疲苦身体，荒废了钟鼓之乐的话，不那样作也行。
让游乐与现在相同，而使诸侯们各遵法制，兵革不兴，民众安宁，匈奴宾服，四夷向往，百姓淳朴，讼狱衰息。
这些大的方面解决了，则天下即可顺而治之，海内之气象，清新平和，都可一一调理。
那样，陛下则生为明帝，没为明神，英名美誉，永垂不朽。
对祖先有功，对宗室有德，使您的庙号称为太宗，上可与太祖相配，下可与汉室同光。
那样，建立起久安之势，完成了长治之业，以继承祖庙，以奉养六亲，可称为至孝；恩泽天下，养育众生，要称为至仁；立法定制，赏罚分明，可作为后代万世效法的程式，即使有年幼愚昧不肖之子孙，也能凭借祖宗的基业而安然无恙，这可称为至明。
以陛下之通达圣明，即使让几个稍稍懂得治国的人在下辅佐，要达到这一步也并非难事。
这些臣以前已向陛下上疏条陈过，望陛下幸览不要遗忘。
这是臣以天地事物相稽考，以往古事例为验证，研究当今之时务，经日思夜想而形成的，即使禹、舜再生，为陛下谋划，也无以改变这些。
“分封诸侯国太大，其势力强固必然犯上作乱，下民横遭祸殃，皇上日夜悬心，这绝非使上下安全之策。
而今已有皇上之亲弟图谋自立为东帝，皇上亲兄之子发兵西向进攻京师之事，现又有人告发吴王不轨。
当天子春秋鼎盛，施行仁义，未有过失，恩德广被，赏赐有加之时，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大诸侯国的势力比这些诸侯国更强大十倍呢！“然而，天下并未因此大乱，是何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大国之王年幼未及成人，势力弱小，由朝廷任命的傅、相等正掌管着实权的缘故。
数年之后，这些诸侯王大都成人，血气方刚，借口朝廷派去的傅、相老病而将其罢免，自丞、尉以上的官吏全部安插上他自己的人，那样的话，就会步淮南、济北王之后尘。
那时再想要治国安邦，即使是尧舜也无办法了。
“黄帝说：‘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否则，便是失时、失利，现在按这个道理来治理，很容易达到目的的。
如果不肯及早动手，毁于骨肉之情而不忍削除，那跟秦代之末世岂不一样？以天子之尊位，趁现在有利之时机，可利用上天之扶助，尚且害怕而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位置上，会不会联合诸侯以匡护天下呢？依臣之见，陛下一定不会那样做。
假设天下如过去一样，即淮阴侯仍为楚王，黥布为淮南王，彭越为梁王，韩信为韩王，张敖为赵王，以贯高为相，卢绾为燕王，陈..为代王的话，陛下在这六、七个人仍在的时候即位，能够觉得自己安全吗？依臣之见，陛下不可能安全。
当天下纷乱之际，高皇帝与这些人一同起事，不借助他们的势力则不能成功。
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可为中涓之臣，其余只不过配作舍人之类的属官，因其材力不够差得太远了。
高皇帝因明圣威武登上天子宝座后，分割膏腴之地封他们为王，多者达百余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县，恩德可谓深厚之极。
但那以后十年之间，这些王造反的有九起。
陛下与这些人，不是亲身与之进行才力的较量而迫使他们为臣的，他们的王位也不是陛下所封的，既然像高皇帝那样都不能有一年的平安，所以臣知道陛下更不可能。
当然还可推诿，说他们是异姓王，那么臣再试举宗室之王看看。
假使悼惠王仍为齐王，元王为楚王，其中子为赵王，幽王为淮阳王，共王为梁王，灵王为燕王，厉王为淮南王，陛下如果在这六七个亲贵还在时即位，能够治理好国家吗？依臣之见，陛下也不可能。
这些王，虽然名义上称臣，但实际上自以为是皇上的兄弟而不论君臣之义，无不处心积虑想称帝自为天子。
他们擅自拜官封爵，赦免死罪，甚至僭越使用天子的仪仗车马，使朝廷的法令不能推行。
有像厉王那样无法无天的，连诏令都不肯听，召他们进京岂会来么？就是来了，又安能依法治其罪！动一个亲戚，其余的都环目而视群起而攻，陛下的臣子虽然忠勇有如冯敬的人，但恐怕刚一开口，匕首便已捅进了他的胸膛。
陛下虽然贤明，又有谁来帮助治理呢？所以说疏者为王必然危险，亲者为王必然叛乱，这已为事实所证明。
异姓王恃势妄动的，所幸朝廷已战胜了他们，但并没有改变制度铲除祸根。
同姓王步其后尘而动，既然也被验证，但其势力却原封未动。
祸患之变乱，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
贤明之帝处在这种形势下，都不可能得到安宁，后世将如何是好？“有个名坦的屠夫一天肢解十二头牛，而且其刀刃锋芒不钝，因为他无论剖开、剥离和分割，都是按肌理而解。
至于髋髀等大骨之处，便非用斤斧不可。
仁义和恩泽，可比为人主的芒刀，权势与法制，则是人主的斤斧。
而今诸侯王都是些如髋髀一样的大骨头，放下斤斧不用，而想施用芒刀，臣认为不缺便会折断。
对淮南、济北二王为什么不施以仁义恩泽而予以诛杀呢？是因为形势不允许。
“臣总结以前的事实，大抵势力强的先行反叛。
楚王淮阴侯最强，便最先反；韩信倚仗匈奴接着反，贯高得到赵的资助，则又反；陈..兵力最精，则又反；彭越役使梁民，则又反；黥布役使淮南民，则又反；卢绾力量最弱，所以最后反。
长沙王只不过二万五千户，功少而最能保全，势弱而对朝廷最忠，并不只是其性情与那些人不同，也是形势之使然。
假使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拥据数十城为王，到如今已灭亡了也未可知；让韩信、彭越之辈只是列为彻侯，到如今仍然存在也说不定。
所以说天下之大计是可以推测的。
希望诸王都忠于朝廷，则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希望臣子们不遭菹醢之刑，则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希望天下能得治安，不如多封诸侯而减少其势力。
力少则容易用礼义约束，国小则对朝廷不起邪心。
使国家的形势像身体指挥臂膀，臂膀指挥手指一样，莫不随心所欲。
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争先恐后向天子效命。
即使是普通小民，也能看到他们已安分守法。
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圣明。
割地分封应定下制度，下令将齐、赵、楚等国各分为若干小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按继统各受祖宗的份地，直到其地分完为止，至于燕、梁等其他诸侯国也应如此。
其份地多而其子孙少的，先分为几国空缺放置着，待其子孙出生后，让他就国为君。
凡诸侯之地因犯罪而没入汉室的，都用来作为列侯国邑和封其子孙的补偿之数。
这样做，一寸之地、一人之众的利益，天子都没有得到，只不过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和大治，因而天下都知道陛下的清廉。
分地制度一定，宗室子孙无需考虑不被封王，在下无反叛之心，在上无诛伐之意，因而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仁爱。
只要法制确立不受侵犯，诏令颁行而无违抗，像贯高、利几之徒的奸谋就无以产生，像柴奇、开章之辈的诡计就无以萌发。
小民日趋驯服善良，大臣越发恭谨顺从，因而天下都知道陛下的礼义。
那样，即使继天子之位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天下也照样太平，甚至以遗腹子继位，天下也不会动乱。
一朝实现大治，后世称颂圣明，动此一点其他便可迎刃而解，陛下为何畏难而久不下此决心呢？“今天下形势正如患了肿足之病，小腿几乎粗如腰，指头几乎粗如大腿，平时不可屈伸，如遇一、二个指头抽搐，则全身疼痛无可奈何。
今天失去机会不予医治，必然成为锢疾，以后即使有扁鹊一样的良医，也不能治了。
天下之病并不只是足肿，还苦于脚掌扭转。
楚元王之子，是陛下的堂弟，现在的楚王是陛下堂弟之子。
齐悼惠王是陛下亲兄之子，现在的齐王是兄子之子。
亲近的抑或无份地可封以安天下，疏远的抑或控制了大权以逼天子，所以臣说不只是足肿，而是苦于脚扭。
臣可为之痛哭的，正是这个病啊！“天下形势又恰如倒悬之状，做天子的，理当为天下之首，为什么呢？因他在上。
蛮夷之人，则为天下之足，为什么呢？因其在下。
而今匈奴倨傲无礼侵掠边境，大不敬之极，是天下最大的祸害，而朝廷每年却送给它金银丝锦彩帛。
征召号令夷狄，是主上掌握的权柄；向天子进贡，是臣下的礼数。
足反而在上，头反而在下，如此倒悬，而不能解救，还能说国中有人么？非但倒悬而已，而且又像得了痹症和痱症一样，痹者半身麻木，痱者一方剧痛。
现在西部、北部边郡，虽有高爵之位也不能轻易免除徭役，自五尺以上孩童都要备战戍守，侦察哨兵了望烽火昼夜不眠，将士们披着甲胄而卧，这就是臣说一方有病的原因。
臣能医治此病，而陛下不让医治，可为流涕者此为其一。
“陛下为何忍受得了以皇帝之尊号甘为戎人之诸侯，气势上既已低下屈辱，而祸患并未因此停息，长此以往如何是好！为陛下出谋划策的人都认为只有如此，真令人不可理解，太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具了。
依臣估算匈奴的人口不会超过汉朝的一个大县，以天下之大被一县之众所困，太叫主事的人羞愧了。
陛下何不试以臣担任属国之官以主持匈奴之事？按臣的计策行事，定将绞索套上单于脖子而制其死命，定将叛徒中行说捉回来用鞭子抽其背，定使匈奴部众唯皇上之命是听。
但是今天不去攻凶猛的敌人却去围猎野猪，不去缉捕叛徒而去猎捕野兔，玩于小的娱乐而不顾国家的大患，这正是国之不安的根源所在。
皇上的恩德应可施之远方，军威应可加之远方，而今只数百里之外威令即不能传播，可为流涕者此为其二。
“现在民间买奴婢的人，给奴婢穿刺绣的衣服、丝作的鞋子，鞋子还用名贵的‘偏诸’裹边。
这都是古代天子、后妃的服饰，并且只在入庙祭典时穿，平时宴会时都不穿。
而今天竟然能给奴婢穿用。
用白纱为面，有薄纨为里，用‘偏诸’作缏，绣上彩纹，是古代天子之服，而今的富商大贾却在接待宾客之所用它来装饰墙壁。
古时奉养一帝一后，需其节俭才负担得起，而今平民之屋墙上都挂着帝王之服，下贱的倡优奴婢都穿上帝后之服，但天下财尽之家，绝不会没有。
况且，以皇帝之身只穿着厚绨，而富民墙上却披着文绣；皇后只以‘偏诸’缀衣领，而平民的奴婢却用‘偏诸’裹鞋边，这正是臣所说的错乱啊！一百人劳作不能供给一人穿衣，想天下无人受冻，怎能实现呢？一人耕作，供十人吃喝，想天下无人挨饿，是决不可能的。
饥寒对于民众有着切肤之痛，想使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也是不可能的。
国家已经穷困，盗贼将起只在早晚，然而为陛下献计的还说：‘天下太平，不可动摇。’真是好说大话。
风气已到了大不敬，已到了无尊卑等差，已到了犯上作乱的地步，而进言献计者还在说‘无为而治’，可为长叹息者这是其一。
“商鞅遗弃礼义，抛掉仁爱，鼓励人们专心于进取之道，推行了二年，秦国风气日益败坏。
由此秦国富足人家的儿子长成便要分家，贫苦人家的儿子长成便出为赘婿。
儿子借给父亲农具用用，脸上都要露出恩赐之色；母亲拿儿子的箕帚用了，马上会遭到白眼相责。
女人竟然当着舅兄之面给孩子喂奶，无礼之甚。
嫂姑一不高兴，便反唇相讥。
各人只爱其子又贪嗜财利就跟禽兽差不多了。
不过当人们同心并力于战场上时，还可说是为了吞并六国、统一天下。
但大功告成之后，却始终不知应恢复廉耻之心、仁义之道，让兼并之法、进取之业进一步发展，导致天下大坏，出现人多的压迫人少的，聪明的欺骗愚蠢的，勇武的威吓怯懦的，强壮的侵凌衰弱的局面，其混乱达到了极点。
因而大贤大德的高祖出世，威震海内，以德行服膺天下。
以前为秦所有的，现在都转而归汉了。
不过，其遗风余俗，尚未得到改正。
今天人们互相竞赛侈靡，不要制度，不要礼义，不要廉耻，一天比一天厉害，一年比一年加剧。
人们只是追逐利益，而不顾行为的善恶，为利甚至有杀父杀兄的。
盗贼不但割下人家的门帘，连宗庙的神器也敢偷窃，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剽劫钱物。
有个官吏矫诏伪造文书盗出国库上十万石粟、六百余万钱，竟乘坐驿车大摇大摆穿行郡国，这真是见利忘义之尤。
然而，大臣们只是把上报文书、不误期会看成急务，而对世风日下，人心败坏，竟安然不以为怪，以至熟视无睹，认为是势所必然。
说起来，要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转意向往仁义，也不是这些俗吏所能办得到的。
俗吏所能做的，只在笔刀筐箧上，而不知大局不识大体。
但陛下也不以此为忧，臣不禁为陛下深感哀伤。
“建立君臣，分别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序，这并非上天的规定，而是人间的创设。
人之所以要创设这些，是因为不设君臣则不能立国，不定上下则势成僵局，不修礼仪则人心败坏。
《管子》上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管仲是个愚人，他说的话倒罢了，但管仲是懂得治体的，他的话难道不令人心寒吗？秦灭掉了四维，致使君臣之间乖张错乱，六亲之间造祸相戮，奸人并起万民叛离，只十三年，其社稷便化成了丘墟。
今天四维仍然未能齐备，因此奸人存侥幸之望，而众心也疑惑不定。
如今应规定纲常之制，使君有君德，臣有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有相应之礼，使奸人无隙可趁，而群臣共为忠信，皇上也不必猜疑惶惑。
这个大业奠定，世世可致太平，而且后人只需坚持循行即可。
如果不定此纲常之制，就好比渡江河丢掉了缆锚浆揖，一到江心遇上风波，船必然要倾覆。
臣可为长叹息者此为其二。
“夏为天子，传了十余世，被殷取代。
殷为天子，传二十余世，被周取代。
周为天子，传三十余世，被秦取代。
秦为天子，二世而亡。
人情事理并没有相去甚远，为何夏商周三代之君有道而传世久长，而秦却无道而暴亡呢？其原因是可探求的。
古代之王，太子刚出生，必举行典礼，派壮士背负着他，由专门的官员给他沐浴，穿戴礼服冠冕，带到南郊之外，表示引荐给上天。
凡过宫阙则须下地，过宗庙则须趋拜，以示孝子之道。
因而古代之王从婴儿起就开始受教。
过去周成王年幼尚在襁褓之中，就定下了以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
所谓保，即保其身体；傅，即辅其德行；师，即教其知识经验，这就是三公的职责。
由此又为太子设置了三少，都是由上大夫担任，称为少保、少傅、少师，并与太子居于一处。
因要使太子从孩提就有卓识，所以三公、三少必须通晓孝道仁德礼义并善于以道传习，要驱逐邪人，不使他接触坏的行为。
于是，挑选的都是天下高洁端正之士，自身孝悌、知识渊博而又有道术者才能作为太子的卫翼，让其出入于太子居处。
因而太子一生下来便见正事、听正言、行正道，在其前后左右的都是正人。
长期与正人在一起，自身就不能不正，好比生长在齐国就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长期与不正之人在一起，就只能为不正，好比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语一样。
所以说要有选择地养成他的某种嗜好，只有经过授业，才能有所尝试；有选择地培养其某种兴趣，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有所发展。
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即指此。
等到太子将近成年，渐知男女之事，便送其入学。
所谓学，即与所学有关的官舍所在。
《学礼》记载：‘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学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
此五学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揖于下矣。’等到太子弱冠成人，免去保、傅的严厉管束，则又有了记录过失的史官，直言极谏的太宰，进言劝善的就站在旗下，讥讽恶事的就写在木上，有要事面谏的就击鼓上殿。
还有盲史以诗歌、乐工以箴言相谏，卿大夫出谋划策，士人传达民间的呼声。
这样，习以为常智慧日增，所以虽每被切磋，但绝无可耻之事；长期潜移默化于心，所以其行为之合乎圣道就像出自天性。
此外，三代之礼还有：春季朝拜早晨的太阳，秋季膜拜傍晚的月亮，以此表明对上天的敬畏；天子在春秋两季入学，请国中三老上坐，亲执酒浆相赠馈，以此提倡孝道；出行时车上要配以鸾和之铃，慢步时配以《采齐》之乐，疾走时配以《肆夏》之乐，以此明示行为规范有度；对于禽兽，见过其生则不食其死，闻过其声则不食其肉，因此要远离厨房，以此表示恩德所及之广，也表明有仁爱之心。
“三代之所以长久，是因其辅翼太子有这种种方法。
到秦时就不同了，秦的风气本来就不重视谦让，所崇尚的是相互攻讦告发；本来就不重视礼仪，所崇尚的只是刑罚。
让赵高作胡亥的太傅，所教的都是讼狱之事，所学的不是斩首劓鼻，便是如何夷人三族。
因此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就用箭射人取乐，他把直谏的忠言说成是诽谤，把深思之远见说成是妖言，把杀人看成像割茅草一样。
难道是胡亥的本性特别凶残么？不是，是因为教给他的东西都不是正当的道理。
“谚语说：‘不学怎样做官，只看已成之事。’又说：‘前车覆，后车诫。’三代之所以长久，其以往之事是可知的，然而却不肯照着做，这是不效法圣贤之智的表现。
秦代之所以急速灭亡，其前车之迹是可见的，然而却不规避，这是后车又将颠覆的征兆。
存亡之变化，治乱之转机，其关键就在于此。
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一人；太子的好坏，在于及早教育和慎选身边之人，趁其心性未滥而提前施教，则良好的习性易于养成；开启其智慧确定其学业的方向，则在于教育的方法和内容；至于其行为习惯，则在于左右之人的影响。
如匈奴、南粤之人，生下来时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不相异，等到长大成人，经几次翻译语言也不能相通，如到一起，宁死也不愿与对方为伍，这都是教育使然。
所以臣认为太子慎选左右及早教谕是最急迫之事。
教育有方而且左右之人正直，那么太子就正，太子正则天下才会安定。
《尚书》有言：‘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啊！“普通人的智力，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而不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
礼约束人们于事发之前，而法则惩处于事发之后，因此法的作用人们容易见到，而礼的作用则难以察知。
用奖赏来劝善，用刑罚以惩恶，古代先王以此执政，政权坚如金石；以此发布命令，信用有如四季；以此主持公道，无私有如天地。
岂能反其道而行之？用礼治国者，重视杜绝恶习于未萌之时，而开始教育于幼小之时，使民众不自觉地逐渐近善而远恶。
孔子说‘：听讼，我与人差不多，但我能先以德义感化人，使其无讼！’作为人主所考虑的最重要莫过于先决定政策上的取舍；取舍的准则决定于内，而安危的处置即可应付于外。
安不是一天可实现的，危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都是由小而大逐渐形成的，不可不予明察。
人主的积习，在于其取舍。
取礼义治国的，积重礼义；取刑罚治国的，积重刑罚。
刑罚积重则人民怨恨背离，礼义积重则人民平和亲近。
历代君主想人民向善的愿望大都一致，而如何使人民向善的途径则不同。
有的以德教相开导，有的以法令相驱使。
以德教开导者，德教谐和而民气安乐；以法令驱使者，法令苛重而民风哀伤。
而哀乐正是与祸福交相感应的。
秦王与汤武一样，也想尊宗庙，安子孙，然而汤武的德行宏大且不断扩充，传位六七百年而不失，而秦王治天下，仅十余年就大败。
这没有其他奥妙，只是在决定取舍上汤武慎重而秦王不慎重。
天下，好比一个大器物。
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全之处它就安全，放在危险之处它就危险。
天下的情形与器物一样，在于天子把它放在何处。
汤武把天下放在仁义礼乐之上，便德泽洽和，禽兽草木无不丰饶，盛德遍及周边四夷，推及子孙数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闻的。
秦王将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下，德义恩泽一无所有，而怨恨之毒充满人间，百姓憎恶它就像仇敌一样，大祸差点就降到自己头上，子孙竟被诛灭殆尽，这也是天下人所共见的。
谁是谁非何等鲜明，功效后果何其应验！人们常说‘：听言之道，在于必以事实相参看，则发言之人不敢妄言。’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陛下为何不援引殷、周、秦的故事来看一看呢？“人主之尊好比殿堂，群臣好比台阶，黎民好比土地。
因而台阶等级越多，宫墙离地就越远，则殿堂越高；没有台阶等级，墙离地就越近，殿堂就低。
堂太高则难于攀附，太低则容易凌驾，理所当然。
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等级，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各级官吏，层层相延以至平民，等级分明，皆为天子所加，所以天子之尊不可企及。
有句谚语说‘要打老鼠却又怕打坏了器物’是个很好的比喻。
老鼠靠近器物，尚且顾忌而不打，恐怕伤及器物，何况对于亲近主上的贵臣呢？用廉耻节礼约束君子，因而有赐死而无诛戮的耻辱。
黥面劓鼻之刑不施及大夫，是因为他们离主上不远。
礼规定，人君所乘之马不得察看其齿数，践踏其食草者应予惩罚；见到君主所用几杖要起立，碰上君主乘坐的车要下拜，进入宫殿正门便要碎步疾走，君主所宠之臣即或有过错，也不对其本人施加刑戮之罪，这都是因为尊君的缘故。
这就是主上用以预先远离不敬之人，而对大臣优礼有加以砺其志节。
而今自王侯三公等亲贵，都是天子应和颜悦色予以优礼的，即古代天子称之为伯父、伯舅之人，然而把他们与黎民百姓一样绳之以黥、劓、..、刖、笞、骂，弃市之法，那不是像殿堂失去了台阶一样吗？被杀被辱者不是过于迫于天子么？如果不行廉耻，大臣无以掌握重权，大官不是有像罪徒皂隶一样的无耻之心么？秦二世被定重罪杀于望夷宫之事，即源于秦制投鼠不忌器之风习。
“臣听说，鞋子虽新不宜放在枕上，帽子虽破不能用于垫鞋。
曾在贵宠之位的人，天子曾和颜悦色优礼有加，吏民曾俯首伏拜敬畏不已，现今有了罪过，皇上下令废黜他也行，斥退了也行，赐他死也行，诛灭他也行；但如将其束缚，用长绳牵着，送到司寇衙门，编入一般罪徒，任由司寇小吏鞭打詈骂，恐怕让黎民百姓看见不是好事。
卑贱者将知尊贵者既有一旦之刑，心想我也可以如此对他，这不是让天下学习礼义，懂得尊尊贵贵之理的做法。
天子所曾宠贵，万民所曾敬畏之人，死便死了，岂能如此舍弃礼义让卑贱者污辱他么？“豫让曾服侍中行的君主，智伯讨伐中行将其灭掉后，他转而服侍智伯。
到赵灭智伯时，豫让却熏面毁容，吞炭坏声，定要报答智伯，赵王五次起用他而不任。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中行之君待我像一般人一样，我也就同一般人一样对他；智伯以国士礼遇待我，我当然像国士一样报答他。’这同一个豫让，以前叛君事仇，行如猪狗；以后又坚持气节，尽忠报主，具有烈士之风。
这都是人主使然。
所以主上待其大臣如犬马，大臣也就以犬马自为；待其如待罪徒，他也就以罪徒自为，愚钝无耻，丧志无节。
没有廉耻之心，又不自尊自重，凡有利益便去，一有机会就夺。
主上一旦失败，就乘机予以谋篡；主上遇到灾难，则只求自己苟免而袖手旁观；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不惜出卖主上。
这种人对于主上有何用处？在下的群臣极其多，在上的人主只有一个，主上之生命财产完全托附于群臣，如果群下都是无耻之徒，苟安之辈，则是人主的最大病痛。
所以古代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以此来砥砺宠臣的志节。
古代大臣犯有不廉之罪的，不叫做不廉，而说成‘..簋不饰’；犯有污秽淫乱之罪的，不叫做污秽，而说成‘帷薄不修’；犯有疲软不胜任之罪的，不叫做疲软，而说成‘下官不职’。
如此，亲贵大臣有其特定的罪名，就好比不加斥责但正色称呼一样，实际上是加以迁就并为其隐讳。
大臣犯罪如在大谴大责范围之内，听到责问便穿上丧服，放置一盆水和剑，在请罪之室里自刭，不需主上派人绑缚而去。
如罪在中等，听到主上之命便自己吊死，主上无需派人绞其颈项。
如属罪大恶极，听到主上之命便应北面朝拜，然后跪着自裁，用不着主上派人按住其头颅行刑。
并说‘：作为大夫你自己犯下了罪过，我对你可是待之以礼啊！’越是待之以礼，群臣越是自重；顾其廉耻礼义以待其臣，而臣下不以气节回报其君的人，就真不是人类了。
等到教化而成风俗，那么，为人臣者就会念主忘身，忧国忘家，为公忘私，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只与礼义同在。
教化达到上乘，那么父兄之臣便能真正为宗庙而死，法度之臣真正为社稷而死，辅翼之臣真正为君上而死，守土之臣真正为城敦边疆而死。
所以，所谓圣人拥有金城之说，即是以物来比拟人的志节。
他既能为我死，我当然能与他同生；他既能为我亡，我当然能与他俱存；他既能为我不避危难，我当然能与他共享平安。
有顾德行而忘私利，守节操而仗义气之臣下，就可以托付不须制御之权柄，可以寄托尚未成人之遗孤。
砥砺廉耻奉行礼义以致如此，对主上有什么损失呢！而当今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长期沿袭无阶无级之法，所以臣可为长叹息者正在于此。”当时绛侯周勃被罢相回其封国，有人告发他谋反，被逮捕囚禁在长安狱中，不久释放，又恢复了他的爵位封邑，因而，贾谊正是为此而讽谏文帝。
文帝深深为其所感，从此注意涵养臣下志节。
此后凡大臣有罪，都赐其自杀，再不受刑辱。
到武帝时，从宁成开始才又恢复下狱。
当初，文帝是以代王的身份入京即位，后来将代国分成了两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小儿子刘胜则封为梁王。
以后又将代王刘武迁徙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完全恢复了原来代的地盘。
几年以后，梁王刘胜死了，没有儿子。
贾谊又上疏说：“陛下倘若不定制度，依如今之势，只不过能传一二世而已。
现在诸侯王尚且已恣意妄为难于制服，等它广植党羽强大起来，汉朝之法就无法施行了。
今陛下可作为藩卫、皇太子可作为依恃的，仅有淮阳、代两国。
而代北边紧挨匈奴，与强敌为邻，能保全自己就不错了。
而淮阳和大诸侯相比，仅如脸上的一颗黑痣，只能被大国所吞食，而全然没有防御之力。
方今之世，权柄握于陛下手中，封一国立儿子为王却只配被别国所吞食，难道能算是良策吗？人主行事本与布衣不同。
布衣之人，积点小德赚点小钱，能自立于乡党之中足矣，人主则非使天下安定，社稷稳固不可。
高皇帝瓜分天下封功臣为王，反叛者却像刺猬毛一样竖起，认识到异姓王不行，才翦除了那些不义诸侯而虚悬其国，另择良日，在洛阳上东门外将诸皇子尽立为王，这样天下才安。
所以大人物不能被小节所拘，才能成就大事业。
“今淮南之地远离京师数千里，中间隔着两个诸侯国，虽属于汉室但悬如飞地，其吏民往来长安服徭役，走到中途衣服就破了，为置衣物耗尽了家资，其他诸多费用也和这个相当。
淮南苦于属汉而非常想有一个王去治理，其罪犯逃往相邻诸侯国的也不少。
这种状况不能长久下去。
按臣之愚计，希望将淮南之地划归淮阳，而为梁王立一后嗣，再割淮阳北二三座县城加上东郡划归梁国；这样还不行的话，可将代王迁都睢阳。
梁以新妻阝为起点北靠黄河，淮阳包着陈国南接长江，这样，即使大诸侯有起异心的，胆子再大也不敢谋取，梁足以与齐、赵抗衡，淮阳足以抗吴、楚侵犯，陛下即可高枕无忧，再无山东之虑了，这可说是二世的大利。
当今安然无事，是因诸侯王都还年少，数年之后，陛下再看看吧！以前，秦日思夜想苦心劳力解除了六国的祸乱，而今陛下在力制天下、颐指气使之时，却高抬贵手重新酿成六国之祸，实在难以说是明智的。
只求本朝无事而苟且，种下祸根乱源，熟视无睹而不定下治安之策，那么万年之后，如传位于老母弱子，必将使其不得安宁，这就不能称为仁爱。
臣听说圣明之主欲发言必先问其臣，所以才能让为人臣者得以尽其愚忠。
唯请陛下裁择。”文帝于是采纳贾谊之策，徙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北以泰山为界，西至高阳，拥有大县四十余城。
又徙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以抚淮南之民。
当时还把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都封为列侯。
贾谊知道文帝必将复其王位，便上书进谏说“：臣担心陛下不久将把淮南诸子封为王，而不会与臣等反复计议。
淮南厉王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其罪？陛下降恩将他赦免迁徙，他自己患病而死，天下有谁认为他不该死？今天如尊罪人之子为王，恰好表明厉王无罪被汉枉杀。
这几个儿子长大，岂能忘记他们的父亲？从前白公胜为父报仇的对象，就是自己的亲祖父、伯父和叔父。
白公胜作乱，并不是想要夺取王位，而只是要发泄仇恨，亲手剖开仇人之胸而后快，与仇人一起灭亡而不惜。
淮南之地虽小，黥布却曾据此反叛，汉室能灭黥布得以保存实为天幸。
如封仇人之子为王，等于送给他危害汉室的本钱，这不是高明之策。
虽说将淮南一分为四，但四个儿子是一条心。
送给他们民众，让他们积聚财富，他们即使不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明目张胆起兵报仇，恐怕也会派像专诸、荆轲之徒到宫中来行刺，这真可谓借给敌人兵力、给老虎添上翅膀。
希望陛下再三斟酌。”梁王刘胜从马上摔下死后，贾谊忧伤，自责未尽到傅的责任，经常哭泣，一年多后也死去了。
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四年后，齐文王去世，没有儿子，文帝想起贾谊之言，于是将齐分为六国，立悼惠王的六个儿子为王；又把淮南王刘喜迁到城阳，而将淮南分为三国，立厉王的三个儿子为王。
十年之后，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仅三年，吴、楚、赵和四个齐王就联合起兵，向西进攻京师，被梁王所阻，才得以破灭叛军。
到武帝时，被封为王的淮南厉王的儿子有两国也因谋反被诛。
武帝即位初年，贾谊的两个孙子被荐举入朝，后官至郡守。
其中贾嘉最好学，可算是继承了家业。
班固评论：刘向曾说：“贾谊探讨三代与秦治乱的道理，其论甚为宏美，对国体之通达，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未必超过他很多。
假使当时予以重用，其功德教化必然隆盛。
但为庸臣所害未能得志，真是可悲可惜。”回想文帝躬行俭约以倡导移风易俗，贾谊的主张大体上还是被采纳了。
至于想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服色为上黄，牺牲以五数，以及出仕诸侯国，采用五饵三表的方法以羁縻单于等，其治术确实也显得粗疏。
贾谊天年早逝，位虽不至公卿，但还不算是怀才不遇。
他的著述共有五十八篇，现只选择了其中切近世事的几篇放在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