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广川人。
年轻时研读《春秋》，是景帝朝的博士。
他在帷幕内讲学诵读，由弟子传授给弟子，连续不断，以致诸多的“弟子”从来没有与这位师傅谋面。
他好多年不走进自家的园圃，而苦心孤诣地探究学问。
仪容举止，进退有节；违礼之事，从不染指，所以学人们都尊崇他，并引作楷模。
武帝即位不久，前后举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一百多人，只有仲舒对答过皇帝有关政治、经义的策问。
制书说“：朕承继先帝的极尊之位和完美之德，希望能传之数代，乃至千秋万载，因为任重而道远，所以夙兴夜寐，食不甘味，思虑着将很多的事情理出一个头绪，生怕出现缺漏过失。
于是广招四方豪杰之才，要求郡国、诸侯公正地选拔贤良、修洁、博习的人士，想听到这些人士的治国方略、最佳建议。
现在，你成了贤良中的第一个对策者，朕非常的高兴。
你必须认真构思，朕要亲自聆听、仔细提问的。
“听说五帝三王的治道，是改制作乐使天下融洽和谐，后世的当国者起而效法。
有虞氏的乐赶不上《韶》，周朝的乐则以《勺》为顶点。
圣王虽然早就去世了，但钟鼓管弦之声并没有衰竭，而大道微缺，乃至出现了桀纣的倒行逆施，从此开始，王道大坏。
在这五百年的时间里，执掌政权的国君，主管庶事的朝臣，都想效法先王，有所作为者比比皆是，却还是不能返还于正道之上，很快归于失败，原因何在？难道只是他们在执行中出现了差错而失掉了头绪？命运本来就是上天安排好了的，一定要推进到大衰大败之后，才可停止？啊！事必躬亲，晚睡早起，努力师从五帝三王，还将会是无补于世吗？三代接受天命，其符瑞还在吗？灾异的出现，根由何在？人的岁数，或长或短，这是众所周知之事，但此中的道理并非每个人都能讲解清楚。
追求令行而禁止，刑轻而奸息，百姓愉悦，政事宣昭，瑞兆兴而膏露降，百谷丰登，德被四海，延及草木，三光齐全，寒暑缓平，受天庇佑，得鬼神保护，德泽洋溢，漫流四方，施予民众。
“你明晓先圣们的功业，熟悉风习的变化，了解终始的顺序，授业讲学的时日已经很长很长了，应该清楚地向朕禀报。
条分缕析，有主有从，论之有理，引之有据。
朝臣之中的不正不直、不忠不勤、不敏不捷者，你也应当大胆报告，勿须担惊害怕，朕会给以严格保密的。
你要尽心尽意，不得隐瞒。
你的对策，我准备亲自览阅。”董仲舒对策道：“陛下发出德音，颁布诏令，想谋求天命和情性，这都是愚臣我不能提供的。
请允许臣引用《春秋》的观点，来考察前代的所作所为，来品评天人相与之事，很是感到可畏。
国家即将走向失败道路之时，上天便会降下灾害以示谴责警告，如果还不反省，上天又会抛出怪异以示提醒劝诫，若依然故我，伤损就会接踵而至。
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见到上天的仁爱和制止动乱的情感。
只要不是地道的亡国之君，上天是会想方设法给以扶持保护的，但主要的还是国君的强勉努力。
强勉于学问，那么闻见广博而智慧丰富；强勉于正道，那么德义日增而大有作为。
这全是立竿见影、速有成效的最佳措施。
《诗》说，‘夙夜不懈’，《书》称‘勤勉勤勉’———便是这个意思。
“道，是引导人君走向治的路，仁义礼乐则为治国的工具。
圣王虽然死去好久好久了，但国家还能安定数百年，究其原因，是礼乐教化在起作用。
王者在没有制礼作乐之前，采用的是有益于治国的先王之乐，用来教化百姓。
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所以国君在大治之后制乐，乐其德义的施行。
乐，能够改变民风，变化民俗；变革民风也很容易，教化民众也十分成功。
声音从和谐中发出而源本于情感，触及肌肤，深入骨髓。
即使王道微缺，但管弦之声是不会衰竭的。
有虞氏的国家短命，可乐颂遗风依然存在，所以就有了孔子在齐国聆听《韶》乐的记载。
没有哪位人君不想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但政乱国亡者却十分众多，是由于他们用错了人，走错了路，而导致了失败。
周朝衰败在幽王、厉王，不是天道要这样，是因为幽王、厉王不走正道。
到了宣王，思念先王们的功德，兴滞补弊，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致使周道复兴，诗人赞美，上天佑护，赐给贤佐，后世称颂，至今不停，此乃夙夜不懈认真行善的结果。
孔子说：‘人能把道廓大，不是用道来廓大人’———治乱兴废在人君自己，并非上天没有降命，是人君操作不慎而丧失了头绪。
“臣听说上天之所以让人君王天下，肯定有人力之外的因素，这便是受命的符瑞。
天下的民众纷纷归顺，就像回到父母身边一样，是上天赐予的瑞兆，也是人君的真诚所致。
《书》记载‘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中，火焰回返王居住的宫殿，而形成了火乌’，这大概就是受命之符兆。
周公说‘天照应，天照应’，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做伴’，这便是积善累德的成效。
到了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领民众，使得诸侯背叛，不断战争以争夺土地，丢弃德义教化而重视的只是刑罚。
刑罚不公，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集于下，必定是对人君的怨恨。
上下不和，那么阴阳失调妖孽祸灾便会一齐到来。
这就是灾异出现的缘由。
“臣听说命是上天的诏令，性是生命的本质，情是人类的欲望。
或夭或寿，或仁或鄙，经陶冶磨炼而形成，却还不能尽善尽美，依然还有治有乱，所以不可以整齐划一。
孔子说‘君子的德是风，小人的德为草，草被风一吹就会伏倒’，故尧舜行施德义而民众仁寿，桀纣行施暴虐而民众鄙夭。
上风化下，下追随上轮之，就如泥巴在钧轮之上，任凭造瓦的人加工和打磨；犹似铜锡在炉中，全靠冶炼的人浇灌和铸造。
‘一安抚百姓，百姓自会从远方来投靠；一动员百姓，百姓自会同心协力。’就是这个意思。
“臣谨按《春秋》之文，探求王道的开端，得力于正月。
正月之上为王，王之上为春。
春，上天的行为；正，人君的作为。
其大意是说，上承继老天的行为，下则用来端正自己的行动，正月乃王道的开端而已。
做人君的想要有所作为，当向上天乞求其开端。
天道的关键在阴阳。
阳为德，阴是刑；刑主杀戮而德主生存。
因此阳时常停留在大夏之中，以生育养长为己任；阴经常居滞于大冬之中，而聚积在空虚不用的地方。
看来，上天是用德而不太重用刑的。
上天命令阳出来实行布施并主持岁功，让阴隐伏着随时出来辅佐阳；阳得不到阴的帮助，就不能独立地成就岁。
卒以阳来成就岁，此为上天的意旨。
人君秉承天意来治国，故用德教而不施刑罚。
刑罚是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像阴不可以成为岁一样。
为政而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们是坚决反对的。
如果现在废黜先王的德教之官，只是使用执法之吏去治理民众，难道不是倚重刑罚吗？孔子说‘：不重教化而行诛杀称之为虐。’虐政用于下，而企图想让德教施行海内，是很难成功的。
“臣谨按《春秋》所讲的‘一元’之意，是说‘一’是万事万物的开始，‘元’为仁善中的大者、长者。
说‘一’是‘元’，表示大的开端而想端正根本。
《春秋》认真探究其根本，却是从贵出发的。
故为人君的，必须端正自己的思想行为才能振肃朝廷，朝廷端正百官才能端正，百官端正才可让万民端正，万民端正方能端正天下四方。
天下四方端正，远近就不敢不统一于正，那么，邪恶不正就无法侵犯端正了。
于是阴阳调和而风雨时至，群生一心而人口增殖，五谷丰登而草木茂盛———天地之间泽润流溢而大丰大收，四海之内闻听盛德之后扶老携幼前来投奔，各类幸福的事情，可招致吉祥，那么王道就是最好的王道了。
“孔子说：‘凤鸟不来，河不出图，我这一生恐怕是完了吧！’自悲可招来此物，但卑贱的地位是无法引来这些瑞物的。
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占据着能得瑞物的位置，执掌着可获瑞兆的权势，还有着获得符瑞的才干，行为高尚，皇恩浩荡；智慧丰富，心意美好；爱护百姓，喜好人才，可以说是位好天子。
可是天地间没有符应而美物祥瑞却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是由于教化未立、万民不正。
民众追逐利益，宛如水从高处流下，不用教化的堤防来阻挡他，就不会止息，因此教化建立而奸邪销声匿迹，是堤防坚固；教化废黜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抑制，是堤防崩坏。
古代的人君明晓此理，所以南面称王而天下大治，均是以教化为第一位。
设立大学在国都中施教，建立庠序在城邑内施教，用‘仁’来引导民众，以‘义’来砥砺百姓，让‘礼’来规范庶人。
这样一来，刑罚极轻却无人犯法，教化大行而风习嘉美。
“圣王继乱世之后，全部清除其劣迹，又重新振兴其教化。
教化彰明，风俗形成，子孙因袭，五六百年国家尚且兴盛。
进入周代的末世，大兴亡道，直至丧失天下。
秦踵其后，不仅没有革改，反而加重加深了：严禁文学，不准挟书，捐弃礼义而不得传授。
他们的想法是要彻底消灭先王之道，行使的是自恣简易之法，所以做天子只有十四年的功夫国家就破亡了。
自古到今，用乱来救治乱，而大失天下民心的，只有秦这个朝代。
秦的流毒影响，至今仍然没有消除，使得习俗薄恶，民众嚣顽，违法乱纪，没有那个朝代这般混乱的。
孔子说‘：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如今汉承秦后，好似朽木粪墙，虽然很想治理好它，但却是无从下手。
法令出而奸邪生，号令下而欺诈起，宛如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越抢救祸害越大。
臣私底下打个比喻，就像调治琴瑟，只有改弦更张，才可弹拨。
为政而不走旧道，有作为的必然会另走新路，这样才能大治。
当改弦更张之时而不改弦更张，虽有最好的乐工也不能调理；当另走新路之时而不走新路，虽有最好的臣僚也无法治理。
所以汉得天下以来，时常希望认真治理但到如今还没治理好，其失误之处是当另走新路之时而没走新路。
古人有这样的一句话：‘站立水边想吃鱼，不如回家去织网。’立国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了，很想把国家治理好，不如退下去重新开头。
重新开头便能够大治，大治的话灾害便会不断减少，福禄随之也会逐渐增加。
《诗》云‘：善于安民善用人，受到天赐福禄长。’为政而能安民，那肯定能够得到上天的赐福。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人君应当研习遵循。
五常齐备，就能得到上天庇佑，而享受鬼神的保护，恩德便会流布四方，施及天下百姓。”天子读罢他的对策极其惊叹，因此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制书说：“听说虞舜之时，游玩于岩郎之中，垂拱无为，但天下太平。
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之时都没有时间吃饭，国家治理得也不错。
那帝王之道，为什么不是一样的？为什么劳逸有如此区别？“节俭者是不会制作玄黄旌旗之饰的。
到周代的时候，设立两观，乘着玉路之车，使用红色的盾和玉做的戚把，六十四人的乐舞陈列庭中，赞颂声不断。
难道帝王之道意趣有异？有人说良玉不加雕琢，又说无文不能辅德，二者又不相同。
“殷人用五种刑罚来督察奸宄，损伤肌肤用来制止丑恶。
成王康王束之高阁，四十多年，天下无犯罪之人，牢狱因此空虚。
秦国效法殷人，处死者甚众，受刑者极多，朝廷空虚，实可悲痛！“啊！朕夙寤晨兴，思虑着仿效前帝王之法，维护祖辈的尊严，彰明他们的功业，根本在于努力农业选贤任能。
眼下朕亲自耕耘藉田以为农人之先，劝奖孝悌，尊崇有德，派出的使者接连不断，是为了慰问勤劳，抚恤孤独，竭尽了全力，在功德方面却没有多少收获。
现在阴阳错位，恶气充塞，群生少减，黎民不安，廉耻紊乱，贤与不肖难以判别，由于找不到内中真正的原因，所以尽力地延请特异之人，目的该能达到吧！时下待诏的大夫一百多人，有的说世务没有处理好，考察起来，与上古有差别，若照搬前人之法却很难施行，这岂不是惧怕文吏之法而束缚了手脚？将要使用异术，闻听殊道吗？你们都要大胆地发表意见，而且最好书写在策简之上，不要担心或顾忌朝中的大臣。
明确提出治国的方略，朕好同你们切磋探求，直至符合朕的心愿。”董仲舒对策道：“臣听说尧接受天命，以天下之忧为忧，而未尝以得位为欢乐，故能逐驱乱臣，广招贤圣，于是引来了舜、禹、稷、碔、咎陶。
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都能安仁乐义，各得其所，举止合礼，动作中道，故孔子说‘如果有受命的天子，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仁政方可成就’，就是这个意思。
尧在位七十多年，逊位给虞舜。
尧死，天下之人不顺从尧的儿子丹，却归附于舜。
舜知道这种形势难以扭转，乃即天子之位，提拔禹作相，依靠尧的辅佐，继成了大业，因此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
孔子说‘《韶》乐美极了，而且好极了’，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殷纣王时，逆天暴物，杀戮贤智，残害百姓。
伯夷、太公都是当时有名的贤人，埋名隐居却不做殷的臣民；官宦之人全奔亡逃窜，入于山林河海。
天下大乱，民众不安，因此百姓抛弃殷国而顺从了周朝。
文王顺天应命，师事贤圣，所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不约而同地聚集于朝廷。
恩爱施惠于万民，万民纷纷前来归服，所以太公起于海滨而做了三公。
在这个时候，假如纣还居于天子之位的话，尊卑也会混乱，百姓肯定逃亡，所以文王哀悼他们的悲苦而想将他们安定下来，于是太阳偏西也顾不上吃饭。
孔子撰作《春秋》，说是他遭遇的时代不好。
孔子说‘《武》乐美极了，却还不够好’，就是这个意思。
“臣听说制度文采玄黄的装饰，是用来判别尊卑，区别贵贱，劝赏有德的。
故《春秋》记载人君接受天命后最先要作的事，是改正朔，易服色，以符合上天的要求。
不过，宫室旌旗的制度，因为有法度就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孔子说‘：奢侈豪华就显得骄傲，省俭朴素就显得寒伧。’省俭并非圣人的制度。
臣听说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磨刻，这与达巷党人不学而知毫无差别。
当然口罗，常玉不琢，就不能显示光彩；君子不学，则无法成就德业。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是在年轻时让人努力学习，长成人后授予某种官职以测试才干，丰厚爵位俸禄以培养他们的品德，严厉刑罚来惩处他们的过失，于是民众熟悉礼义而耻于犯上。
武王施行大义，平定了残贼，周公制作礼乐用文雅辅助，以至成康盛世，牢狱空虚了四十多年。
这也是教化影响仁义的结果，不是伤筋动骨之法所能奏效的。
进入秦代，却不是这样。
师承申不害、商鞍之法而奉行韩非的学说，仇视帝王的治道，将贪婪推广到了全国，这不是用文德来教训天下。
责名而不求实，为善的人可能遭受刑罚，而犯罪者却不一定得到惩处。
故百官皆崇空言而不求实际，表面上看很是忠实于君王，内心里却时时刻刻在考虑着叛逆，造伪饰诈，见利忘义，秦还喜用残暴之吏，赋敛没有一定的限度，大肆搜刮，致使百姓散亡，无法定居本土而从事耕织之业，群盗蜂起。
结果是受刑者极多，死者接连不断，但奸邪却并未止息，这是邪恶风俗造成的影响。
因此孔子说：‘用政法来诱导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便是针对此而言的。
“如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没有不归服的。
广览兼听，集中了群下的智慧，囊括了天下的美好，德义昭昭，施于天下。
夜郎、康居，远在万里之外，因仰慕仁德而投奔中国，这是太平之势所致。
不过功还没有施加于民众身上，大概是王心没有浓厚的缘故。
曾子说‘：尊重那听说到的，自己就会高明起来；执行那正确的，事业便会光大起来。
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方面，而起作用的则是自己的意识而已。’但愿陛下采用臣子们的闻见，诚心诚意而身体力行，那么，便可以同三王媲美！“陛下亲手耕耘藉田作为农民的榜样，早起晚睡，忧劳万民，思念往古，而一心求贤。
这也是尧舜的用心，但却还没有收获，是由于士人们未砥砺其行。
平时不养士人而想求得贤人，就好像不琢玉石而企求文采。
故养士最大的要务，是要以太学为先；太学，贤士们入仕的必经之途，更是教化的根本所在。
如今用一郡一国的士人，却极少有应贤良之策者，是王道断绝的重要原因。
臣希望陛下能复兴太学，安置好的教师，用来供养天下的士人，多次考试策问，那么就可以获取英俊杰出之才。
现在的郡守、县令，是民众的师傅表率，他们的任务是继承传统、宣布教化；如果这些师傅表率不够贤明，那么主德就得不到传播，恩泽就没法推及民众。
如今的官吏在下既没有教训，或者不实行天子制定的法则，暴虐百姓，与奸人相互勾结，贫穷孤弱，怨声载道，流离失所，极不符合陛下的意旨。
是以阴阳错位，恶气充塞，群生少减，黎民不济，这都是长吏愚昧，而造成的恶果。
“这些长吏多由郎中、中郎中提拔，二千石的子弟被选举为郎吏，又加上家庭富裕，所以他们未必是贤才。
再说古所谓有功者，多以任官称职为等次，并非是以时间为标准。
故小材虽然任职时间很长久，但依旧是小官；贤才即使为官时间很短暂，但不妨碍做辅佐。
因此有关部门竭力尽智，一心治业而追求功绩。
如今却不是这样。
任职时间越长就越可得富贵，为官时间越久越可获高官，这样一来，廉耻互易，贤与不肖混杂，肯定收罗不到贤才。
臣私底下认为，应该让各个诸侯、郡守、二千石选择所治之地的贤士，每年各贡献两个人给朝廷做宿卫，以此考察大臣们的才能；贡献了贤士就给予奖赏，推举了不肖，就进行处罚。
这样一作，诸侯、二千石就会尽心于求贤，天下的士人便能够得到官位而效力国家。
如果求得了很多的贤才，那么三王的功业就很容易成就，尧舜的名声就能够追及。
不要将时间的长久作为功业，而应以才干为基础，量才而授官，视德而予爵，于是廉耻区分，贤与不肖不相杂混了。
敬请陛下赐给恩惠，宽恕臣的冒失，千万不要受臣表奏的束制，而能够吸取内中有用的东西，只有这样，臣就会大胆献上自己的愚见！”这时，天子再次策问。
制书说“：听说‘善言天命的人必定求证于人，善言古事的人必定检验于今’。
所以朕询问于天人之应，上尊唐虞，下悼桀纣，渐微渐灭渐明渐昌的道理，应该虚心给予研究。
现在你们明晓阴阳所以能够造化，而且熟悉先圣们的德业，但是文采还没有充分发挥，难道是当世之务迷惑了吗？条贯不一，统纪未终，岂非是朕的愚昧？闻见不广？三王的教化开端不同，但均有过失，有人说长久不改易的是道，难道在这方面也有差异吗？眼下你们已经著明了大道的终极，陈述了治和乱的开端，应该熟悉它研究它，考察它重复它。
《诗》不是这样说过吗？‘唉！你们君子们：不要常常图安息，神明听见了这些，会将最大的福禄赐给你。’朕准备亲自阅览，你们应该勉力呀！”董仲舒再次对策说：“臣听《论语》讲：‘有始有终者，只有圣人能够做到！’陛下今天施加恩宠，听取了为臣的意见，再下制策，重申其意，而尽宣圣德，臣禁不住叩头致谢。
前几次的上对，条贯未竟，统纪不终，辞不达意，旨趣不明，这是臣子孤陋寡闻的过失所致。
“制书说：‘善言天命的人必定求证于人，善言古事的人必定检验于今。’臣听说上天是万物的主宰，故包罗万象而没有丝毫不同，建造日月风雨以与其配合，历经阴阳寒暑以与其统一。
所以圣人效法上天而树立大道，也是泛爱天下而大公无私，布德施仁来富裕大道，设义立礼以引导民众。
春季由上天所创造，仁德为国君所喜爱；春季由上天所抚育，德义为国君所培养；霜冻是上天的肃杀，刑罚是国君的手段。
由此说来，天人之征兆，古今之治道。
孔子作《春秋》，上揣度天道，下质诸人情，参考古代，核查今日。
所以《春秋》讥讽的，是灾祸降临的；《春秋》所厌恶的，是怪异所出现的。
记载邦家的过失，兼述灾异的变化，依此便可以看到人们的所作所为。
美恶的由来，才能够与天地相通相应，这讲的是上天的一个方面。
古代的教训之官，致力于用德善育民，民众向善之后，天下的牢狱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今废止而不修复，便无法用来化民，因此民众抛弃仁义而追逐财利，于是犯法获罪者多。
一岁之中进入牢狱的有成千上万。
依此可见，古法不可不用，所以《春秋》对变更古法之事多行讥诮。
上天的令称之为命，命，只有圣人才会执行；质朴称之为性，性，只有教化才能养成；人欲称之为情，情，没有制度就无法节制。
因而人君恭谨地接受天命，以顺应其命令；认真地推行教化，以养成民众的性；端正法度，分别上下，以抑制其欲望。
修炼此三道，那么根本就牢固了。
人受命于上天，便会超然有异于群生，入门有父子兄弟之亲情，出门有君臣上下之友谊，聚会相遇，便有耆老长幼之次序；灿然有文相连接，欢然有恩相敬爱，这是人们最宝贵的。
生长的五谷是粮食，植种的桑麻是衣服，豢养的六畜是肉类，牛耕地马骑乘，圈养豹虎，是获得了上天的精灵，比物贵重。
所以孔子说‘：天地间的生命人最伟大。’明晓天性，知道自己比物高贵；知道自己比物尊崇，就会懂得仁义；懂得仁义，便会重视礼节；重视礼节，便能一心一意行走善道；安处善道，就可以高兴地依顺物理；依顺物理，就能够称得上君子。
所以孔子说：‘不了解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就是这个意思。
“制书说：‘上尊唐虞，下悼桀纣，渐微渐灭渐明渐昌的道理，应该虚心给予研究。’臣听说积少成多，聚小致大，所以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
因此尧从诸侯升位天子，舜从历山之中兴起，并不是一天时间就显著的，而是慢慢发展进步的结果。
言语从自己的口中道出，是无法收回去的；行动是由身体实行的，是没法遮掩住的。
言语行动，治国的基准，这便是君子能够感动天地的原因。
故能尽众小，则致高大；能慎至微，则致彰明。
《诗》云：‘只有文王，小心谨慎。’故尧兢兢业业日行其道，舜战战兢兢日致其孝，积善而名显，彰德而身荣，这就是渐明渐昌的道理。
积善于身，犹如自幼至壮，人们不大惊诧；积恶于身，就像烈火销膏，人们见怪不怪。
不明了情性不清楚流俗，谁人能够知晓？这也就是唐虞能够获得好名声，而桀纣被当作借鉴的主要原因。
善恶相从，如影响之随形声。
桀纣暴戾怠慢，所以谗臣并进，贤智隐伏，罪恶日显，朝纲日坏，还依然洋洋自得，以为日在中天，最终遭受陵夷而国家灭亡。
暴逆不仁，不是一天就要灭亡的，也是慢慢发展的，因此桀纣虽然无道，还在王位十多年，这便是渐微渐灭的道理。
“制书道：‘三王的教化开端不同，但均有过失，有人说长久不改易的是道，难道在这方面也有差异吗？’臣听说快乐而不淫乱、反复施行也不厌倦者称之为道；道者，万世不会出现弊端，出现弊端便是道的丧失。
先王之道一定有偏而不全之处，故政有不明而不能彻底施行，只得纠正偏颇以补救失误。
三王之道的开端不同，不是相反，拟将救溢扶衰，而所遇到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只有舜啊！’改正朔，变换衣服的颜色，是为了求得顺应天命；其余的则完全遵循尧道，还有什么好更改！因此人君只有改制之名，而无变道之实。
当然夏崇尚忠诚，殷崇尚恭敬，周崇尚文雅，人君所继承的、所补救的，应用上述措施。
孔子称：‘殷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沿用殷代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
那么，假定有继承周而当政的人，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此句话讲百王所用，都是夏商周的。
夏因袭于虞，却不讲所废除的、所增加的，其道是一致的，而崇尚是相同的。
道的本原来自于上天，上天不变，道也不会变。
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承而遵从一道，就没有弊端补救，故不讲夏世的减损增益。
依此可见，承继治世的其道也相同，承继乱世的其道就有了改变。
如今我汉因袭大乱之后，应该稍微减损周朝的文雅，还要采用夏代的忠诚。
“陛下拥有明德美道，怜悯世俗的菲薄，哀悼王道的不昭，故荐举贤良方正之士，议论考问，将要复兴仁义这种美德，显明帝王们的法制，建立太平之大道。
臣愚钝不肖，叙述听到的，诵读学过的，引用老师的言语，希望不要出现遗漏罢了。
如果是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虚实，当为大臣辅佐们的职掌，三公九卿的责任，臣仲舒是不具备资格的。
不过，臣私底下也有感觉奇异的地方。
古时的天下也就是当今的天下，如今的天下也就是古时的天下，同是天下，古时则为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下命令事情就能做好，不发禁令奸邪就可止息，吏中无坏人，民中无盗贼，牢狱空虚，德润草木，泽流四海，凤凰来朝，麒麟来游，用古量今，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是错误暴戾陵夷的结果？还是丧失了古代的大道？抑或是违反上天的意旨？尝试着稽考古代，返归上天，大概可以找出其中的原因吧？“上天所分配的、赐予的，赐予牙齿的则不分配角，分配给双翅的则只有两只脚，这便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获得小的的道理。
古代支付给官员的俸禄，不要求接受者去种地，去经商，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获得小的的道理，与上天的意旨相同。
那已经接受了大的，却还要得到小的，连上天也无法满足，何况是人啦！这乃是民众怨声不断，从不满足的根由。
身宠又有高位，家富还食厚禄，于是便凭借着高官厚禄，与天下的百姓争利，民众怎能听话！唤使着众多奴婢，豢养着不少牛羊，拼命地扩充田宅，增加产业，积蓄资产，一心于此而无止息，以此剥夺贫民，贫民因时时受到搜括，越发穷困了。
富人家奢侈羡溢，穷人家是穷急愁苦；穷急愁苦却得不到国家的救助，那么百姓就不乐生了；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便会连死都不怕，哪能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之所以众多但奸邪数不胜数的原因。
因此，食禄之家，只是食禄罢了，而不与下民争业，这样，利可平均，家给人足，这就是上天之理，也是太古之道，天子应当效法以为准制，大夫应该遵循以为行动。
公仪休为鲁之国相，回家后看见妻子在织布，十分恼怒而休掉了发妻；在家吃饭看见了菜盘中的葵，满脸不高兴地跑去拔掉了葵，说：‘我有国家支付的俸禄，怎么能够攫夺园夫红女的利益呢！’古时的贤人君子身居官位的全是如此，所以下面的百姓赞赏他们的行为而乐于听从他们的指教，民众廉洁却不贪婪。
当周室衰败之时，那些卿大夫们不急于行义却匆匆忙忙地去逐利，从此丧失了推让之风，则兴起了争田的诉讼。
这就引发了诗人的嫉恨和讥讽，说：‘又高又险的南山，大石堆积成冈峦，威风凛凛尹太师，十目所视万民瞻。’你好义，民众便会向往仁义而风俗大变；你好利，百姓便会邪恶放纵而风气大坏。
依此看来，天子、大夫，下边的民众都盯着你、效法你，远方的人则会引颈观望，准备投奔。
近处的人看着你效仿着你，远方的人观望着模仿着，怎么能够占居贤人的位置却做着庶人才可以做的事情！皇皇谋求财利时常忧愁匮乏的，是庶民的观点；皇皇谋求仁义时常担心教化民众的，是大夫的思想。
《易》云：‘背着东西，乘坐车子，会招徕盗贼。’乘着车子的，是君子的身份，背着挑着东西的，是小人的事情，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之位却做着小人的事情，肯定会招惹祸患的。
如果居于君子之位，干着君子的事务，就应该像公仪休那样。
若废其所行，那么便会无所作为了。
“《春秋》的大一统思想，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如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主张，旨意不同，所以上边不能一统；法制多次改变，下边不知道如何维护。
臣愚以为那不在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的学说，应该全部禁绝，设法废黜。
邪僻之说灭熄之后统纪就能一致，法度即可彰明，老百姓也就有了跟随的目标。”对策结束，天子拜仲舒为江都相，服事易王。
易王，是天子的兄长，所以一向骄横，喜好斗狠。
仲舒经常用礼义劝谏匡正，王也因此敬重他。
后来，王向仲舒提问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等策划伐吴之事，很快就灭掉了吴国。
孔子说殷世有三位仁人，寡人也认为越国有三个仁人。
桓公请管仲解决疑难，寡人也求您解决疑难啦！”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能够回答大王的提问。
但听说古时鲁君问柳下惠：‘我打算讨伐齐国，行吗？’柳下惠答：‘不行。’回家后面有忧色，自言自语道：‘我听说伐人之国不会向仁人征求意见的，国君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件事情？’只是问问而已，就使柳下惠感到了羞辱，何况是设诈去伐吴！依此推测，越国没有一个仁人。
所谓仁人，是端正其义却不谋求私利，显明其正道而不计较功劳，所以仲尼的门下，五尺的孩童是羞于提到五霸的，这是由于春秋五霸先行诈力而后施仁义。
如果行诈力也就罢了，所以就不值得在大君子的门下宣传称赞。
同其他诸侯相比，五霸还是贤明的，但与三王对照，就像武夫之石和和氏璧一样。”王听后，很是高兴，说“好”！仲舒治理王国，用《春秋》灾异的变化来推测阴阳错行的原由，若求雨，就堵塞阳，放纵阴；想止雨，就反其道而行之。
在王国中施行，总是随心所欲。
不久罢相，成了中大夫。
早些时候，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的大殿发生火灾，仲舒在家里推绎其意，草稿还没有呈送之时，主父偃来拜访，两人见了面。
由于主父偃的嫉妒，就将草稿偷走并上奏给了皇帝。
皇帝将此草稿出示给儒生们观看，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老师所为，认为极其愚笨。
因此仲舒被捕入狱，论罪应该处以死刑，但皇帝却赦免了他。
之后，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了。
仲舒为人廉洁正直。
这个时期正在打击四夷的骚扰，公孙弘研治《春秋》赶不上仲舒，但他阿徇世俗，获得了公卿的高位。
仲舒觉得公孙弘溜须拍马，所以公孙弘很是嫉恨。
胶西王也是天子的兄长，特别的放纵恣肆，多次将一些二千石的官员陷害死。
于是公孙弘就向皇上报告说“：只有董仲舒做胶西的相最合适。”胶西王早就听说仲舒是个大儒生，就很好地对待他，仲舒担心时间长了会出事，便托病辞官了。
两次做王国的相，侍奉骄横之主，正身以率下，多次上疏进谏劝告，在国中传播教令，均有好的治绩。
当辞官归家之后，从来不过问家事产业，只以读书著书为乐。
仲舒辞官在家，如果朝廷有大事，一定会派出使者或者廷尉张汤到他这里征求看法，他的看法都很合乎天子的要求。
武帝即位不久，魏其、武安侯为相，他们十分尊崇儒生。
所以，仲舒上书对策，推赞孔氏，抑黜百家，建立管理学校的官员，州郡举荐秀才孝廉，全是仲舒的建议主张。
年老，无疾而终于家。
后来其家迁居茂陵，子及孙辈均以学问深厚做过高官。
仲舒的著述，皆以发挥阐明经术的意旨为主，加上他的上疏、条奏等，共计一百二十三篇。
其评说《春秋》史事的得失，还有《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等，共几十篇，十多万字，均流传于后世———他认为这些篇章有利于当世，也有益于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