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广川人。

  年轻时研读《春秋》,是景帝朝的博士。

  他在帷幕内讲学诵读,由弟子传授给弟子,连续不断,以致诸多的“弟子”从来没有与这位师傅谋面。

  他好多年不走进自家的园圃,而苦心孤诣地探究学问。

  仪容举止,进退有节;违礼之事,从不染指,所以学人们都尊崇他,并引作楷模。

  武帝即位不久,前后举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一百多人,只有仲舒对答过皇帝有关政治、经义的策问。

  制书说“:朕承继先帝的极尊之位和完美之德,希望能传之数代,乃至千秋万载,因为任重而道远,所以夙兴夜寐,食不甘味,思虑着将很多的事情理出一个头绪,生怕出现缺漏过失。

  于是广招四方豪杰之才,要求郡国、诸侯公正地选拔贤良、修洁、博习的人士,想听到这些人士的治国方略、最佳建议。

  现在,你成了贤良中的第一个对策者,朕非常的高兴。

  你必须认真构思,朕要亲自聆听、仔细提问的。

  “听说五帝三王的治道,是改制作乐使天下融洽和谐,后世的当国者起而效法。

  有虞氏的乐赶不上《韶》,周朝的乐则以《勺》为顶点。

  圣王虽然早就去世了,但钟鼓管弦之声并没有衰竭,而大道微缺,乃至出现了桀纣的倒行逆施,从此开始,王道大坏。

  在这五百年的时间里,执掌政权的国君,主管庶事的朝臣,都想效法先王,有所作为者比比皆是,却还是不能返还于正道之上,很快归于失败,原因何在?难道只是他们在执行中出现了差错而失掉了头绪?命运本来就是上天安排好了的,一定要推进到大衰大败之后,才可停止?啊!事必躬亲,晚睡早起,努力师从五帝三王,还将会是无补于世吗?三代接受天命,其符瑞还在吗?灾异的出现,根由何在?人的岁数,或长或短,这是众所周知之事,但此中的道理并非每个人都能讲解清楚。

  追求令行而禁止,刑轻而奸息,百姓愉悦,政事宣昭,瑞兆兴而膏露降,百谷丰登,德被四海,延及草木,三光齐全,寒暑缓平,受天庇佑,得鬼神保护,德泽洋溢,漫流四方,施予民众。

  “你明晓先圣们的功业,熟悉风习的变化,了解终始的顺序,授业讲学的时日已经很长很长了,应该清楚地向朕禀报。

  条分缕析,有主有从,论之有理,引之有据。

  朝臣之中的不正不直、不忠不勤、不敏不捷者,你也应当大胆报告,勿须担惊害怕,朕会给以严格保密的。

  你要尽心尽意,不得隐瞒。

  你的对策,我准备亲自览阅。”董仲舒对策道:“陛下发出德音,颁布诏令,想谋求天命和情性,这都是愚臣我不能提供的。

  请允许臣引用《春秋》的观点,来考察前代的所作所为,来品评天人相与之事,很是感到可畏。

  国家即将走向失败道路之时,上天便会降下灾害以示谴责警告,如果还不反省,上天又会抛出怪异以示提醒劝诫,若依然故我,伤损就会接踵而至。

  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见到上天的仁爱和制止动乱的情感。

  只要不是地道的亡国之君,上天是会想方设法给以扶持保护的,但主要的还是国君的强勉努力。

  强勉于学问,那么闻见广博而智慧丰富;强勉于正道,那么德义日增而大有作为。

  这全是立竿见影、速有成效的最佳措施。

  《诗》说,‘夙夜不懈’,《书》称‘勤勉勤勉’———便是这个意思。

  “道,是引导人君走向治的路,仁义礼乐则为治国的工具。

  圣王虽然死去好久好久了,但国家还能安定数百年,究其原因,是礼乐教化在起作用。

  王者在没有制礼作乐之前,采用的是有益于治国的先王之乐,用来教化百姓。

  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所以国君在大治之后制乐,乐其德义的施行。

  乐,能够改变民风,变化民俗;变革民风也很容易,教化民众也十分成功。

  声音从和谐中发出而源本于情感,触及肌肤,深入骨髓。

  即使王道微缺,但管弦之声是不会衰竭的。

  有虞氏的国家短命,可乐颂遗风依然存在,所以就有了孔子在齐国聆听《韶》乐的记载。

  没有哪位人君不想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但政乱国亡者却十分众多,是由于他们用错了人,走错了路,而导致了失败。

  周朝衰败在幽王、厉王,不是天道要这样,是因为幽王、厉王不走正道。

  到了宣王,思念先王们的功德,兴滞补弊,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致使周道复兴,诗人赞美,上天佑护,赐给贤佐,后世称颂,至今不停,此乃夙夜不懈认真行善的结果。

  孔子说:‘人能把道廓大,不是用道来廓大人’———治乱兴废在人君自己,并非上天没有降命,是人君操作不慎而丧失了头绪。

  “臣听说上天之所以让人君王天下,肯定有人力之外的因素,这便是受命的符瑞。

  天下的民众纷纷归顺,就像回到父母身边一样,是上天赐予的瑞兆,也是人君的真诚所致。

  《书》记载‘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中,火焰回返王居住的宫殿,而形成了火乌’,这大概就是受命之符兆。

  周公说‘天照应,天照应’,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做伴’,这便是积善累德的成效。

  到了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领民众,使得诸侯背叛,不断战争以争夺土地,丢弃德义教化而重视的只是刑罚。

  刑罚不公,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集于下,必定是对人君的怨恨。

  上下不和,那么阴阳失调妖孽祸灾便会一齐到来。

  这就是灾异出现的缘由。

  “臣听说命是上天的诏令,性是生命的本质,情是人类的欲望。

  或夭或寿,或仁或鄙,经陶冶磨炼而形成,却还不能尽善尽美,依然还有治有乱,所以不可以整齐划一。

  孔子说‘君子的德是风,小人的德为草,草被风一吹就会伏倒’,故尧舜行施德义而民众仁寿,桀纣行施暴虐而民众鄙夭。

  上风化下,下追随上轮之,就如泥巴在钧轮之上,任凭造瓦的人加工和打磨;犹似铜锡在炉中,全靠冶炼的人浇灌和铸造。

  ‘一安抚百姓,百姓自会从远方来投靠;一动员百姓,百姓自会同心协力。’就是这个意思。

  “臣谨按《春秋》之文,探求王道的开端,得力于正月。

  正月之上为王,王之上为春。

  春,上天的行为;正,人君的作为。

  其大意是说,上承继老天的行为,下则用来端正自己的行动,正月乃王道的开端而已。

  做人君的想要有所作为,当向上天乞求其开端。

  天道的关键在阴阳。

  阳为德,阴是刑;刑主杀戮而德主生存。

  因此阳时常停留在大夏之中,以生育养长为己任;阴经常居滞于大冬之中,而聚积在空虚不用的地方。

  看来,上天是用德而不太重用刑的。

  上天命令阳出来实行布施并主持岁功,让阴隐伏着随时出来辅佐阳;阳得不到阴的帮助,就不能独立地成就岁。

  卒以阳来成就岁,此为上天的意旨。

  人君秉承天意来治国,故用德教而不施刑罚。

  刑罚是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像阴不可以成为岁一样。

  为政而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们是坚决反对的。

  如果现在废黜先王的德教之官,只是使用执法之吏去治理民众,难道不是倚重刑罚吗?孔子说‘:不重教化而行诛杀称之为虐。’虐政用于下,而企图想让德教施行海内,是很难成功的。

  “臣谨按《春秋》所讲的‘一元’之意,是说‘一’是万事万物的开始,‘元’为仁善中的大者、长者。

  说‘一’是‘元’,表示大的开端而想端正根本。

  《春秋》认真探究其根本,却是从贵出发的。

  故为人君的,必须端正自己的思想行为才能振肃朝廷,朝廷端正百官才能端正,百官端正才可让万民端正,万民端正方能端正天下四方。

  天下四方端正,远近就不敢不统一于正,那么,邪恶不正就无法侵犯端正了。

  于是阴阳调和而风雨时至,群生一心而人口增殖,五谷丰登而草木茂盛———天地之间泽润流溢而大丰大收,四海之内闻听盛德之后扶老携幼前来投奔,各类幸福的事情,可招致吉祥,那么王道就是最好的王道了。

  “孔子说:‘凤鸟不来,河不出图,我这一生恐怕是完了吧!’自悲可招来此物,但卑贱的地位是无法引来这些瑞物的。

  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占据着能得瑞物的位置,执掌着可获瑞兆的权势,还有着获得符瑞的才干,行为高尚,皇恩浩荡;智慧丰富,心意美好;爱护百姓,喜好人才,可以说是位好天子。

  可是天地间没有符应而美物祥瑞却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是由于教化未立、万民不正。

  民众追逐利益,宛如水从高处流下,不用教化的堤防来阻挡他,就不会止息,因此教化建立而奸邪销声匿迹,是堤防坚固;教化废黜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抑制,是堤防崩坏。

  古代的人君明晓此理,所以南面称王而天下大治,均是以教化为第一位。

  设立大学在国都中施教,建立庠序在城邑内施教,用‘仁’来引导民众,以‘义’来砥砺百姓,让‘礼’来规范庶人。

  这样一来,刑罚极轻却无人犯法,教化大行而风习嘉美。

  “圣王继乱世之后,全部清除其劣迹,又重新振兴其教化。

  教化彰明,风俗形成,子孙因袭,五六百年国家尚且兴盛。

  进入周代的末世,大兴亡道,直至丧失天下。

  秦踵其后,不仅没有革改,反而加重加深了:严禁文学,不准挟书,捐弃礼义而不得传授。

  他们的想法是要彻底消灭先王之道,行使的是自恣简易之法,所以做天子只有十四年的功夫国家就破亡了。

  自古到今,用乱来救治乱,而大失天下民心的,只有秦这个朝代。

  秦的流毒影响,至今仍然没有消除,使得习俗薄恶,民众嚣顽,违法乱纪,没有那个朝代这般混乱的。

  孔子说‘: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如今汉承秦后,好似朽木粪墙,虽然很想治理好它,但却是无从下手。

  法令出而奸邪生,号令下而欺诈起,宛如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越抢救祸害越大。

  臣私底下打个比喻,就像调治琴瑟,只有改弦更张,才可弹拨。

  为政而不走旧道,有作为的必然会另走新路,这样才能大治。

  当改弦更张之时而不改弦更张,虽有最好的乐工也不能调理;当另走新路之时而不走新路,虽有最好的臣僚也无法治理。

  所以汉得天下以来,时常希望认真治理但到如今还没治理好,其失误之处是当另走新路之时而没走新路。

  古人有这样的一句话:‘站立水边想吃鱼,不如回家去织网。’立国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了,很想把国家治理好,不如退下去重新开头。

  重新开头便能够大治,大治的话灾害便会不断减少,福禄随之也会逐渐增加。

  《诗》云‘:善于安民善用人,受到天赐福禄长。’为政而能安民,那肯定能够得到上天的赐福。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人君应当研习遵循。

  五常齐备,就能得到上天庇佑,而享受鬼神的保护,恩德便会流布四方,施及天下百姓。”天子读罢他的对策极其惊叹,因此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制书说:“听说虞舜之时,游玩于岩郎之中,垂拱无为,但天下太平。

  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之时都没有时间吃饭,国家治理得也不错。

  那帝王之道,为什么不是一样的?为什么劳逸有如此区别?“节俭者是不会制作玄黄旌旗之饰的。

  到周代的时候,设立两观,乘着玉路之车,使用红色的盾和玉做的戚把,六十四人的乐舞陈列庭中,赞颂声不断。

  难道帝王之道意趣有异?有人说良玉不加雕琢,又说无文不能辅德,二者又不相同。

  “殷人用五种刑罚来督察奸宄,损伤肌肤用来制止丑恶。

  成王康王束之高阁,四十多年,天下无犯罪之人,牢狱因此空虚。

  秦国效法殷人,处死者甚众,受刑者极多,朝廷空虚,实可悲痛!“啊!朕夙寤晨兴,思虑着仿效前帝王之法,维护祖辈的尊严,彰明他们的功业,根本在于努力农业选贤任能。

  眼下朕亲自耕耘藉田以为农人之先,劝奖孝悌,尊崇有德,派出的使者接连不断,是为了慰问勤劳,抚恤孤独,竭尽了全力,在功德方面却没有多少收获。

  现在阴阳错位,恶气充塞,群生少减,黎民不安,廉耻紊乱,贤与不肖难以判别,由于找不到内中真正的原因,所以尽力地延请特异之人,目的该能达到吧!时下待诏的大夫一百多人,有的说世务没有处理好,考察起来,与上古有差别,若照搬前人之法却很难施行,这岂不是惧怕文吏之法而束缚了手脚?将要使用异术,闻听殊道吗?你们都要大胆地发表意见,而且最好书写在策简之上,不要担心或顾忌朝中的大臣。

  明确提出治国的方略,朕好同你们切磋探求,直至符合朕的心愿。”董仲舒对策道:“臣听说尧接受天命,以天下之忧为忧,而未尝以得位为欢乐,故能逐驱乱臣,广招贤圣,于是引来了舜、禹、稷、碔、咎陶。

  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都能安仁乐义,各得其所,举止合礼,动作中道,故孔子说‘如果有受命的天子,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仁政方可成就’,就是这个意思。

  尧在位七十多年,逊位给虞舜。

  尧死,天下之人不顺从尧的儿子丹,却归附于舜。

  舜知道这种形势难以扭转,乃即天子之位,提拔禹作相,依靠尧的辅佐,继成了大业,因此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

  孔子说‘《韶》乐美极了,而且好极了’,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殷纣王时,逆天暴物,杀戮贤智,残害百姓。

  伯夷、太公都是当时有名的贤人,埋名隐居却不做殷的臣民;官宦之人全奔亡逃窜,入于山林河海。

  天下大乱,民众不安,因此百姓抛弃殷国而顺从了周朝。

  文王顺天应命,师事贤圣,所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不约而同地聚集于朝廷。

  恩爱施惠于万民,万民纷纷前来归服,所以太公起于海滨而做了三公。

  在这个时候,假如纣还居于天子之位的话,尊卑也会混乱,百姓肯定逃亡,所以文王哀悼他们的悲苦而想将他们安定下来,于是太阳偏西也顾不上吃饭。

  孔子撰作《春秋》,说是他遭遇的时代不好。

  孔子说‘《武》乐美极了,却还不够好’,就是这个意思。

  “臣听说制度文采玄黄的装饰,是用来判别尊卑,区别贵贱,劝赏有德的。

  故《春秋》记载人君接受天命后最先要作的事,是改正朔,易服色,以符合上天的要求。

  不过,宫室旌旗的制度,因为有法度就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孔子说‘:奢侈豪华就显得骄傲,省俭朴素就显得寒伧。’省俭并非圣人的制度。

  臣听说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磨刻,这与达巷党人不学而知毫无差别。

  当然口罗,常玉不琢,就不能显示光彩;君子不学,则无法成就德业。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是在年轻时让人努力学习,长成人后授予某种官职以测试才干,丰厚爵位俸禄以培养他们的品德,严厉刑罚来惩处他们的过失,于是民众熟悉礼义而耻于犯上。

  武王施行大义,平定了残贼,周公制作礼乐用文雅辅助,以至成康盛世,牢狱空虚了四十多年。

  这也是教化影响仁义的结果,不是伤筋动骨之法所能奏效的。

  进入秦代,却不是这样。

  师承申不害、商鞍之法而奉行韩非的学说,仇视帝王的治道,将贪婪推广到了全国,这不是用文德来教训天下。

  责名而不求实,为善的人可能遭受刑罚,而犯罪者却不一定得到惩处。

  故百官皆崇空言而不求实际,表面上看很是忠实于君王,内心里却时时刻刻在考虑着叛逆,造伪饰诈,见利忘义,秦还喜用残暴之吏,赋敛没有一定的限度,大肆搜刮,致使百姓散亡,无法定居本土而从事耕织之业,群盗蜂起。

  结果是受刑者极多,死者接连不断,但奸邪却并未止息,这是邪恶风俗造成的影响。

  因此孔子说:‘用政法来诱导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便是针对此而言的。

  “如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没有不归服的。

  广览兼听,集中了群下的智慧,囊括了天下的美好,德义昭昭,施于天下。

  夜郎、康居,远在万里之外,因仰慕仁德而投奔中国,这是太平之势所致。

  不过功还没有施加于民众身上,大概是王心没有浓厚的缘故。

  曾子说‘:尊重那听说到的,自己就会高明起来;执行那正确的,事业便会光大起来。

  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方面,而起作用的则是自己的意识而已。’但愿陛下采用臣子们的闻见,诚心诚意而身体力行,那么,便可以同三王媲美!“陛下亲手耕耘藉田作为农民的榜样,早起晚睡,忧劳万民,思念往古,而一心求贤。

  这也是尧舜的用心,但却还没有收获,是由于士人们未砥砺其行。

  平时不养士人而想求得贤人,就好像不琢玉石而企求文采。

  故养士最大的要务,是要以太学为先;太学,贤士们入仕的必经之途,更是教化的根本所在。

  如今用一郡一国的士人,却极少有应贤良之策者,是王道断绝的重要原因。

  臣希望陛下能复兴太学,安置好的教师,用来供养天下的士人,多次考试策问,那么就可以获取英俊杰出之才。

  现在的郡守、县令,是民众的师傅表率,他们的任务是继承传统、宣布教化;如果这些师傅表率不够贤明,那么主德就得不到传播,恩泽就没法推及民众。

  如今的官吏在下既没有教训,或者不实行天子制定的法则,暴虐百姓,与奸人相互勾结,贫穷孤弱,怨声载道,流离失所,极不符合陛下的意旨。

  是以阴阳错位,恶气充塞,群生少减,黎民不济,这都是长吏愚昧,而造成的恶果。

  “这些长吏多由郎中、中郎中提拔,二千石的子弟被选举为郎吏,又加上家庭富裕,所以他们未必是贤才。

  再说古所谓有功者,多以任官称职为等次,并非是以时间为标准。

  故小材虽然任职时间很长久,但依旧是小官;贤才即使为官时间很短暂,但不妨碍做辅佐。

  因此有关部门竭力尽智,一心治业而追求功绩。

  如今却不是这样。

  任职时间越长就越可得富贵,为官时间越久越可获高官,这样一来,廉耻互易,贤与不肖混杂,肯定收罗不到贤才。

  臣私底下认为,应该让各个诸侯、郡守、二千石选择所治之地的贤士,每年各贡献两个人给朝廷做宿卫,以此考察大臣们的才能;贡献了贤士就给予奖赏,推举了不肖,就进行处罚。

  这样一作,诸侯、二千石就会尽心于求贤,天下的士人便能够得到官位而效力国家。

  如果求得了很多的贤才,那么三王的功业就很容易成就,尧舜的名声就能够追及。

  不要将时间的长久作为功业,而应以才干为基础,量才而授官,视德而予爵,于是廉耻区分,贤与不肖不相杂混了。

  敬请陛下赐给恩惠,宽恕臣的冒失,千万不要受臣表奏的束制,而能够吸取内中有用的东西,只有这样,臣就会大胆献上自己的愚见!”这时,天子再次策问。

  制书说“:听说‘善言天命的人必定求证于人,善言古事的人必定检验于今’。

  所以朕询问于天人之应,上尊唐虞,下悼桀纣,渐微渐灭渐明渐昌的道理,应该虚心给予研究。

  现在你们明晓阴阳所以能够造化,而且熟悉先圣们的德业,但是文采还没有充分发挥,难道是当世之务迷惑了吗?条贯不一,统纪未终,岂非是朕的愚昧?闻见不广?三王的教化开端不同,但均有过失,有人说长久不改易的是道,难道在这方面也有差异吗?眼下你们已经著明了大道的终极,陈述了治和乱的开端,应该熟悉它研究它,考察它重复它。

  《诗》不是这样说过吗?‘唉!你们君子们:不要常常图安息,神明听见了这些,会将最大的福禄赐给你。’朕准备亲自阅览,你们应该勉力呀!”董仲舒再次对策说:“臣听《论语》讲:‘有始有终者,只有圣人能够做到!’陛下今天施加恩宠,听取了为臣的意见,再下制策,重申其意,而尽宣圣德,臣禁不住叩头致谢。

  前几次的上对,条贯未竟,统纪不终,辞不达意,旨趣不明,这是臣子孤陋寡闻的过失所致。

  “制书说:‘善言天命的人必定求证于人,善言古事的人必定检验于今。’臣听说上天是万物的主宰,故包罗万象而没有丝毫不同,建造日月风雨以与其配合,历经阴阳寒暑以与其统一。

  所以圣人效法上天而树立大道,也是泛爱天下而大公无私,布德施仁来富裕大道,设义立礼以引导民众。

  春季由上天所创造,仁德为国君所喜爱;春季由上天所抚育,德义为国君所培养;霜冻是上天的肃杀,刑罚是国君的手段。

  由此说来,天人之征兆,古今之治道。

  孔子作《春秋》,上揣度天道,下质诸人情,参考古代,核查今日。

  所以《春秋》讥讽的,是灾祸降临的;《春秋》所厌恶的,是怪异所出现的。

  记载邦家的过失,兼述灾异的变化,依此便可以看到人们的所作所为。

  美恶的由来,才能够与天地相通相应,这讲的是上天的一个方面。

  古代的教训之官,致力于用德善育民,民众向善之后,天下的牢狱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今废止而不修复,便无法用来化民,因此民众抛弃仁义而追逐财利,于是犯法获罪者多。

  一岁之中进入牢狱的有成千上万。

  依此可见,古法不可不用,所以《春秋》对变更古法之事多行讥诮。

  上天的令称之为命,命,只有圣人才会执行;质朴称之为性,性,只有教化才能养成;人欲称之为情,情,没有制度就无法节制。

  因而人君恭谨地接受天命,以顺应其命令;认真地推行教化,以养成民众的性;端正法度,分别上下,以抑制其欲望。

  修炼此三道,那么根本就牢固了。

  人受命于上天,便会超然有异于群生,入门有父子兄弟之亲情,出门有君臣上下之友谊,聚会相遇,便有耆老长幼之次序;灿然有文相连接,欢然有恩相敬爱,这是人们最宝贵的。

  生长的五谷是粮食,植种的桑麻是衣服,豢养的六畜是肉类,牛耕地马骑乘,圈养豹虎,是获得了上天的精灵,比物贵重。

  所以孔子说‘:天地间的生命人最伟大。’明晓天性,知道自己比物高贵;知道自己比物尊崇,就会懂得仁义;懂得仁义,便会重视礼节;重视礼节,便能一心一意行走善道;安处善道,就可以高兴地依顺物理;依顺物理,就能够称得上君子。

  所以孔子说:‘不了解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就是这个意思。

  “制书说:‘上尊唐虞,下悼桀纣,渐微渐灭渐明渐昌的道理,应该虚心给予研究。’臣听说积少成多,聚小致大,所以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

  因此尧从诸侯升位天子,舜从历山之中兴起,并不是一天时间就显著的,而是慢慢发展进步的结果。

  言语从自己的口中道出,是无法收回去的;行动是由身体实行的,是没法遮掩住的。

  言语行动,治国的基准,这便是君子能够感动天地的原因。

  故能尽众小,则致高大;能慎至微,则致彰明。

  《诗》云:‘只有文王,小心谨慎。’故尧兢兢业业日行其道,舜战战兢兢日致其孝,积善而名显,彰德而身荣,这就是渐明渐昌的道理。

  积善于身,犹如自幼至壮,人们不大惊诧;积恶于身,就像烈火销膏,人们见怪不怪。

  不明了情性不清楚流俗,谁人能够知晓?这也就是唐虞能够获得好名声,而桀纣被当作借鉴的主要原因。

  善恶相从,如影响之随形声。

  桀纣暴戾怠慢,所以谗臣并进,贤智隐伏,罪恶日显,朝纲日坏,还依然洋洋自得,以为日在中天,最终遭受陵夷而国家灭亡。

  暴逆不仁,不是一天就要灭亡的,也是慢慢发展的,因此桀纣虽然无道,还在王位十多年,这便是渐微渐灭的道理。

  “制书道:‘三王的教化开端不同,但均有过失,有人说长久不改易的是道,难道在这方面也有差异吗?’臣听说快乐而不淫乱、反复施行也不厌倦者称之为道;道者,万世不会出现弊端,出现弊端便是道的丧失。

  先王之道一定有偏而不全之处,故政有不明而不能彻底施行,只得纠正偏颇以补救失误。

  三王之道的开端不同,不是相反,拟将救溢扶衰,而所遇到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只有舜啊!’改正朔,变换衣服的颜色,是为了求得顺应天命;其余的则完全遵循尧道,还有什么好更改!因此人君只有改制之名,而无变道之实。

  当然夏崇尚忠诚,殷崇尚恭敬,周崇尚文雅,人君所继承的、所补救的,应用上述措施。

  孔子称:‘殷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沿用殷代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

  那么,假定有继承周而当政的人,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此句话讲百王所用,都是夏商周的。

  夏因袭于虞,却不讲所废除的、所增加的,其道是一致的,而崇尚是相同的。

  道的本原来自于上天,上天不变,道也不会变。

  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承而遵从一道,就没有弊端补救,故不讲夏世的减损增益。

  依此可见,承继治世的其道也相同,承继乱世的其道就有了改变。

  如今我汉因袭大乱之后,应该稍微减损周朝的文雅,还要采用夏代的忠诚。

  “陛下拥有明德美道,怜悯世俗的菲薄,哀悼王道的不昭,故荐举贤良方正之士,议论考问,将要复兴仁义这种美德,显明帝王们的法制,建立太平之大道。

  臣愚钝不肖,叙述听到的,诵读学过的,引用老师的言语,希望不要出现遗漏罢了。

  如果是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虚实,当为大臣辅佐们的职掌,三公九卿的责任,臣仲舒是不具备资格的。

  不过,臣私底下也有感觉奇异的地方。

  古时的天下也就是当今的天下,如今的天下也就是古时的天下,同是天下,古时则为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下命令事情就能做好,不发禁令奸邪就可止息,吏中无坏人,民中无盗贼,牢狱空虚,德润草木,泽流四海,凤凰来朝,麒麟来游,用古量今,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是错误暴戾陵夷的结果?还是丧失了古代的大道?抑或是违反上天的意旨?尝试着稽考古代,返归上天,大概可以找出其中的原因吧?“上天所分配的、赐予的,赐予牙齿的则不分配角,分配给双翅的则只有两只脚,这便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获得小的的道理。

  古代支付给官员的俸禄,不要求接受者去种地,去经商,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获得小的的道理,与上天的意旨相同。

  那已经接受了大的,却还要得到小的,连上天也无法满足,何况是人啦!这乃是民众怨声不断,从不满足的根由。

  身宠又有高位,家富还食厚禄,于是便凭借着高官厚禄,与天下的百姓争利,民众怎能听话!唤使着众多奴婢,豢养着不少牛羊,拼命地扩充田宅,增加产业,积蓄资产,一心于此而无止息,以此剥夺贫民,贫民因时时受到搜括,越发穷困了。

  富人家奢侈羡溢,穷人家是穷急愁苦;穷急愁苦却得不到国家的救助,那么百姓就不乐生了;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便会连死都不怕,哪能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之所以众多但奸邪数不胜数的原因。

  因此,食禄之家,只是食禄罢了,而不与下民争业,这样,利可平均,家给人足,这就是上天之理,也是太古之道,天子应当效法以为准制,大夫应该遵循以为行动。

  公仪休为鲁之国相,回家后看见妻子在织布,十分恼怒而休掉了发妻;在家吃饭看见了菜盘中的葵,满脸不高兴地跑去拔掉了葵,说:‘我有国家支付的俸禄,怎么能够攫夺园夫红女的利益呢!’古时的贤人君子身居官位的全是如此,所以下面的百姓赞赏他们的行为而乐于听从他们的指教,民众廉洁却不贪婪。

  当周室衰败之时,那些卿大夫们不急于行义却匆匆忙忙地去逐利,从此丧失了推让之风,则兴起了争田的诉讼。

  这就引发了诗人的嫉恨和讥讽,说:‘又高又险的南山,大石堆积成冈峦,威风凛凛尹太师,十目所视万民瞻。’你好义,民众便会向往仁义而风俗大变;你好利,百姓便会邪恶放纵而风气大坏。

  依此看来,天子、大夫,下边的民众都盯着你、效法你,远方的人则会引颈观望,准备投奔。

  近处的人看着你效仿着你,远方的人观望着模仿着,怎么能够占居贤人的位置却做着庶人才可以做的事情!皇皇谋求财利时常忧愁匮乏的,是庶民的观点;皇皇谋求仁义时常担心教化民众的,是大夫的思想。

  《易》云:‘背着东西,乘坐车子,会招徕盗贼。’乘着车子的,是君子的身份,背着挑着东西的,是小人的事情,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之位却做着小人的事情,肯定会招惹祸患的。

  如果居于君子之位,干着君子的事务,就应该像公仪休那样。

  若废其所行,那么便会无所作为了。

  “《春秋》的大一统思想,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如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主张,旨意不同,所以上边不能一统;法制多次改变,下边不知道如何维护。

  臣愚以为那不在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的学说,应该全部禁绝,设法废黜。

  邪僻之说灭熄之后统纪就能一致,法度即可彰明,老百姓也就有了跟随的目标。”对策结束,天子拜仲舒为江都相,服事易王。

  易王,是天子的兄长,所以一向骄横,喜好斗狠。

  仲舒经常用礼义劝谏匡正,王也因此敬重他。

  后来,王向仲舒提问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等策划伐吴之事,很快就灭掉了吴国。

  孔子说殷世有三位仁人,寡人也认为越国有三个仁人。

  桓公请管仲解决疑难,寡人也求您解决疑难啦!”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能够回答大王的提问。

  但听说古时鲁君问柳下惠:‘我打算讨伐齐国,行吗?’柳下惠答:‘不行。’回家后面有忧色,自言自语道:‘我听说伐人之国不会向仁人征求意见的,国君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件事情?’只是问问而已,就使柳下惠感到了羞辱,何况是设诈去伐吴!依此推测,越国没有一个仁人。

  所谓仁人,是端正其义却不谋求私利,显明其正道而不计较功劳,所以仲尼的门下,五尺的孩童是羞于提到五霸的,这是由于春秋五霸先行诈力而后施仁义。

  如果行诈力也就罢了,所以就不值得在大君子的门下宣传称赞。

  同其他诸侯相比,五霸还是贤明的,但与三王对照,就像武夫之石和和氏璧一样。”王听后,很是高兴,说“好”!仲舒治理王国,用《春秋》灾异的变化来推测阴阳错行的原由,若求雨,就堵塞阳,放纵阴;想止雨,就反其道而行之。

  在王国中施行,总是随心所欲。

  不久罢相,成了中大夫。

  早些时候,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的大殿发生火灾,仲舒在家里推绎其意,草稿还没有呈送之时,主父偃来拜访,两人见了面。

  由于主父偃的嫉妒,就将草稿偷走并上奏给了皇帝。

  皇帝将此草稿出示给儒生们观看,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老师所为,认为极其愚笨。

  因此仲舒被捕入狱,论罪应该处以死刑,但皇帝却赦免了他。

  之后,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了。

  仲舒为人廉洁正直。

  这个时期正在打击四夷的骚扰,公孙弘研治《春秋》赶不上仲舒,但他阿徇世俗,获得了公卿的高位。

  仲舒觉得公孙弘溜须拍马,所以公孙弘很是嫉恨。

  胶西王也是天子的兄长,特别的放纵恣肆,多次将一些二千石的官员陷害死。

  于是公孙弘就向皇上报告说“:只有董仲舒做胶西的相最合适。”胶西王早就听说仲舒是个大儒生,就很好地对待他,仲舒担心时间长了会出事,便托病辞官了。

  两次做王国的相,侍奉骄横之主,正身以率下,多次上疏进谏劝告,在国中传播教令,均有好的治绩。

  当辞官归家之后,从来不过问家事产业,只以读书著书为乐。

  仲舒辞官在家,如果朝廷有大事,一定会派出使者或者廷尉张汤到他这里征求看法,他的看法都很合乎天子的要求。

  武帝即位不久,魏其、武安侯为相,他们十分尊崇儒生。

  所以,仲舒上书对策,推赞孔氏,抑黜百家,建立管理学校的官员,州郡举荐秀才孝廉,全是仲舒的建议主张。

  年老,无疾而终于家。

  后来其家迁居茂陵,子及孙辈均以学问深厚做过高官。

  仲舒的著述,皆以发挥阐明经术的意旨为主,加上他的上疏、条奏等,共计一百二十三篇。

  其评说《春秋》史事的得失,还有《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等,共几十篇,十多万字,均流传于后世———他认为这些篇章有利于当世,也有益于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