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志·卷四十八

漳河　滹沱河　御河　塘濼緣邊諸水　河北諸水　岷江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

　　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同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朝廷令以都水丞領淤田事於河上。

　　五月，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備，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逼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廂軍，剗刷都盡，而昉等仍乞於洺州調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為言。王安石為昉辨說甚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洺州黃秉推恩有差。

　　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為黃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都水監相度而已。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

　　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

　　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為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為便順。而屯田司懼填淤塘濼，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

　　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既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版橋，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權用船渡。」從之。

　　御河源出衞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為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猶多，不若開烏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糴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

　　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即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減差夫，而輟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副使。四年，命昉為都大提舉黃、御等河。

　　八年，昉與劉璯言：「衞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啟閉。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啟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

　　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

　　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檝，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栰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衞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儻謂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

　　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疏。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堤防，方議開置河口。況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

　　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

　　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牐，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

　　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榷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衞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牐，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檝，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栰六百二十五，而衞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渰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

　　然尚有大者，衞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牐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礬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牐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衞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栰，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牐而勿治，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

　　未幾，河果決衞州。

　　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堤防司言：「御河狹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為漲水所冒，亦或湮沒。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始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

　　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埧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

　　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為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彊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為樁木。

　　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淺深，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為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為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糧料淀、迴淀為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安軍為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州，合百世淀、黑羊淀、小蓮花淀為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女淀、勞淀為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為塘，衡廣二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鷄距泉、尚泉為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懋為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為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于塘。

　　天聖以後，相循而不廢，仍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兵將在，契丹來，云無所事塘。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為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亙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為兩歧，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

　　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為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為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請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為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鷄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敕平與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後劉平去真定，懷敏猶領屯田司。塘日益廣，至吞沒民田，蕩溺丘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懷敏奏立法依盜決堤防律。

　　景祐二年，懷敏知雄州，又請立木為水則，以限盈縮。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於石塚口導永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

　　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然之。

　　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

　　五年七月，初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契丹有詞。而楊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敏密奏曰：「前轉運使沈邈開七級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宗言閉五門幞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如此，不譴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口者，重責之。

　　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懷敏廣塘水，侵皇朝遠祖墳。近聞詔旨以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虧薄國體尤甚，物論駭嘆，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趙滋言：「屯田司當徐河間築堤斷水，塘堤具存，可覆視也。宜開水竇六十尺，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點刑獄張問言：「視八州軍塘，出土為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河溢，而民田無患。」亦施行焉。

　　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復汾州西河濼。濼舊在城東，圍四十里，歲旱以溉民田，雨以瀦水，又有蒲魚、茭芡之利，可給貧民。前轉運使王沿廢為田，人不以為便。至是，知雜御史劉述請復之。是歲，又遣程昉諭邊臣營治諸濼，以備守禦。

　　五年，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二百里，夏秋可徒涉，遇冬則冰合，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年之間，可限契丹。然後施力耕種，益出租賦，以助邊儲。」詔程昉察視利害以聞。

　　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王公設險守國，安石曰：「周官亦有掌固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為國，亦非計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他日，樞密院官言：「程昉放滹沱水，大懼填淤塘濼，失險固之利。」安石謂：「滹沱舊入邊吳淀，新入洪城淀，均塘濼也。何昔不言而今言乎？」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

　　六年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專興修樸樁口，增灌東塘淀濼。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濼，為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濼塞。程昉嘗請開琵琶灣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水絕御河，引西塘水灌之，故有是命。

　　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邊安撫司上制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請付邊郡屯田司。又言於沿邊軍城植柳蒔麻，以備邊用。並從之。

　　九年六月，高陽關言：「信安、乾寧塘濼，昨因不收獨流決口，至今乾涸。」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狹淺深，具圖本上。十年正月甲子，詔：「比修築河北破缺塘堤，收匱水勢。其信安軍等處因塘水減涸，退出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取之。」

　　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況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為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蓋功利近在目前而不為，良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撫使韓絳言：「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可瀦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為名。哲宗元祐中，大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濼為言，事見前篇。

　　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曰：「瀦水為塘，以備汎濫，留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玩，歲久隳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為險固之地。其後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自是堤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鷄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

　　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嘗敢由此路入，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歧溝、君子館敗衂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墯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營田之議遂寢。

　　淳化二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盧河，分為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彊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靜軍判官林伸、東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乃復遣劉璯、李直躬考實，而璯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

　　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為屯田，用實軍廩，且為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懋奏。

　　真宗咸平四年，如靜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閻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遼騎。」帝許之，獨鹽臺淀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壁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遼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洨河至趙州，有詔褒之。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章口復置海作務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日王師征討，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民與遼人往還，遼人嘗泛舟直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為非便，罷之。

　　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釃而為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鷄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溉廕。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為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

　　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為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嘉奬。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以限遼騎而已。

　　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陜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檝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

　　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劭農為先。熙寧元年六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堙沒，瀕江圩垾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二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宜城令朱紘，治平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田六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比陽縣。或云紘之木渠，繞山度溪以行水，數勤民而終無功。

　　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垾、堤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為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為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地勢汙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垾、堤防之類，以障水澇，或疏導溝洫、畎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條例司奏遣劉彝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焉。

　　祕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為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為非。

　　三年三月，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壞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為都水監。今每事稟於沈立、張鞏，何能辦集。」七月，帝聞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者為妄。八月，叔獻、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

　　九月戊申，遣殿中丞陳世修乘驛經度陳、潁州八丈溝故迹。初，世修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或續，迤邐東去，由潁及壽，綿亙三百五十餘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陂塘，導水行溝中，棊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為稻田，則其利百倍。」繪圖來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試，八丈溝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并水東下，大興水田。厥後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牐以限之，與昔不同。惟無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溝可復矣。」故先命世修相度。

　　四年三月，帝語侍臣：「中人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於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麵。」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旰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為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祿卿史炤言：「開修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修治陂堰，民已獲利，慮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水利，墾開荒梗，毋增稅。

　　五年二月，侯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於次年起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月，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刳河去疏土，築為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為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畎澮易治。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時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為土洞，以木為門，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迂闊少效。披坐前為兩浙提舉，開常州五瀉堰不當，法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乃自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王安石請捐常平息錢，助民興作，帝曰：「縱用內帑錢，亦何惜也。」

　　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槽，若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垙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水磑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贊善大夫蔡朦修永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石以為長利，湏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叔獻、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資序，周良孺與升一任，皆賞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晏等三百六十四戶言：「田沙鹹瘠薄，乞淤溉，候淤深一尺，計畝輸錢，以助興修。」詔與淤溉，勿輸錢。

　　十二月，河北提舉常平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帝以問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東轉運司各差官同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於是進呈。宗師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帝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如何爾？」安石曰：「今檢到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千餘頃，陛下以為不知，臣實未喻。」帝曰：「昉修漳河，漳河歲決；修滹沱，又無下尾。」安石力為辨說。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

　　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為民謝表，遣二吏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

　　七年正月，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土田，授本州司士參軍。八月甲戌，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潤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淤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夫役，乞加絀罰。」詔開封劾元檢計按覆官。丁未，同知諫院范百祿言：「向者都水監丞王孝先獻議，於同州朝邑縣界畎黃河，淤安昌等處鹻地。及放河水，而鹹地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縣長豐鄉永豐等十社千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蠲被水戶夏稅。是歲，知耀州閻充國募流民治漆水堤。

　　八年正月，程昉言：「開滹沱、胡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吏勞績，別為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米，募饑民修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礬山漲水甚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灌罷漕運再旬。」從之。深州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滹沱、胡盧兩河，又引永靜軍雙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為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請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堰引洮水並東山直北通下至北關，并自通遠軍熟羊砦導渭河至軍溉田。詔民憲經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

　　五月乙酉，右班殿直、幹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堤之間修築水塘，用碎甓築虛堤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從之。七月，江寧府上元縣主薄漢籍按：主薄當為主簿之誤韓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千餘頃，下司農覆實。九月癸未，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言：「陳留等八縣鹻地，可引黃、汴河水淤溉。」詔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侯叔獻言：「劉瑾相度淮南合興修水利，僅十萬餘頃，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修築圩垾。」

　　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礬山水，俗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璧谷水，嘗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之田，皆為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纘成水利圖經二卷，迨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臣權領都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為利極大。尚慮河東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天河淤溉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

　　十年六月，師孟、琬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磨勘年以賞之。九月，入內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北東、西路夏秋霖雨，諸河決溢，占壓民田。」詔委官開畎。

　　元豐元年二月，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私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許之。四月，詔：「闢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貼圩垾之類，民力不給者，許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體量安撫黃廉言：「梁山、張澤兩濼，十數年來淤澱，每歲汎浸近城民田，乞自張澤濼下流濬至濱州，可泄壅滯。」從之。十二月壬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為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為潤膩。」二年，導洛通汴。六月，罷沿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三年，知濰州楊采開白浪河。

　　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占田，在任官能為民溝畎疏導，退出良田百頃至千頃以上者，遞賞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知陳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鄧、西京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河、蔡河同入潁河，不能容受，故境內瀦為陂澤。今沙河合入潁河處，有古八丈溝，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洶湧，不能壅遏。」詔可。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赦書略曰：「熙寧、元豐中，諸路專置提舉官，兼領農田水利，應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修舉。近多因循廢弛，慮歲久日更隳壞，命典者以時檢舉推行。」

　　崇寧二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荒閑可耕，瘠鹵可腴，陸可為水，水可為陸，陂塘可修，灌溉可復，積潦可洩，圩垾可興，許民具陳利害。或官為借貸，或自備工力，或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奬，事功顯著，優與推恩。」從之。

　　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政令，詳立法之意，非徒為穿塞開導、修舉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為永康軍，漢史所謂秦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

　　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為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閒，夏潦洋溢，必有潰暴衡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而耕桑之利博矣。

　　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為三：曰外應，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于懷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濛陽，而達于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溉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溫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其大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豉彘，曰道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別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為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為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之趾，舊鑱石為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為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復湍暴，沙石填委，多成灘磧。歲暮水落，築隄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濬治，謂之「穿淘」。

　　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籍，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至灌溉頃畝、夫役工料及監臨官吏，皆注於籍，歲終計效，賞如格。政和四年，又因臣僚之請，檢計修作不能如式以致決壞者，罰亦如之。大觀二年七月，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灌，澇則疏導，故無水旱。然歲計修堰之費，敷調於民，工作之人，並緣為姦，濱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妄有檢計，大為工費，所剩坐贓論，入己準自盜法，許人告。」

　　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瀚。每春首，隨食水戶田畝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後經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暴水，衝損堰身。紹興二十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庚奏謂：「若全資水戶修理，農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人，併力修治，庶幾便民。」從之。

　　興元府山河堰灌溉甚廣，世傳為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上堰法，獲降敕書，刻石堰上。中興以來，戶口凋疏，堰事荒廢，累曾修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諸軍統制吳拱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復見古跡，並用水工準法修定。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昔之瘠薄，今為膏腴。四川宣撫王炎，表稱拱宣力最多，詔書褒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