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志·卷五

礼仪五

唐礼：四时各以孟月享太庙，每室用太牢，季冬蜡祭之后，以辰日腊享于太庙，用牲如时祭。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又时享之日，修七祀于太庙西门内之道南：司命，户以春，灶以夏；门，厉以秋，行以冬，中溜则于季夏迎气日祀之。若品物时新堪进御者，所司先送太常，与尚食相知，简择精好者，以滋味与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奉荐于太庙，不出神主。仲春荐冰，亦如之。

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贞观九年，高祖崩，将行迁祔之礼，太宗命有司详议庙制。谏议大夫硃子奢建议曰：

按汉丞相韦玄成奏立五庙，诸侯亦同五。刘子骏议开七祖，邦君降二。郑司农踵玄成之辙，王子雍扬国师之波，分涂并驱，各相师祖，咸玩共所习，好同恶异。遂令历代祧祀，多少参差，优劣去取，曾无画一。《传》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易》云“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岂非别嫌疑，慎微远，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无舛，所贵礼者，义在兹乎！若使天子诸侯，俱立五庙，便是贱可以同贵，臣可以滥主，名器无准，冠屦同归，礼亦异数，义将安设？《戴记》又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若天子五庙，才与子男相埒，以多为贵，何所表乎？愚以为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庙，一国之贵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庙，四海之尊也。降杀以两，礼之正焉。前史所谓“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义也。伏惟圣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严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庙，用崇大礼。若亲尽之外，有王业之所基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为始祖。倘无其例，请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虚位。将待七百之祚，递迁方处，庶上依晋、宋，傍惬人情。

于是八座奏曰：

臣闻揖让受终之后，革命创制之君，何尝不崇亲亲之义，笃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庙。自义乖阙里，学灭秦庭，儒雅既丧，经籍湮殄。虽两汉纂修绝业，魏、晋敦尚斯文，而宗庙制度，典章散逸，习所传而竞偏说，执浅见而起异端。自昔迄兹，多历年代，语其大略，两家而已。祖郑玄者则陈四庙之制，述王肃者则引七庙之文，贵贱混而莫辩，是非纷而不定。

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极，孺慕逾匹夫之志，制作穷圣人之道，诚宜定一代之宏规，为万世之彝则。臣奉述睿旨，讨论往载，纪七庙者实多，称四祖者盖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见。《春秋谷梁传》及《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尚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至于孙卿、孔安国、刘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宝之徒，或学推硕儒，或才称博物，商较今古，咸以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晋、宋、齐、梁，皆依斯义，立亲庙六，岂非有国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违群经之明文，从累代之疑议，背子雍之笃论，尊康成之旧学，则天子之礼，下逼于人臣，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谓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况复礼由人情，自非天坠，大孝莫重于尊亲，厚本莫先于严配。数尽四庙，非贵多之道；祀逮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义；德薄者流卑，实不易之令范。臣等参议，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庶承宗之道，兴于理定之辰；尊祖之义，成于孝治之日。

制从之。于是增修太庙，始崇祔弘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

二十三年，太宗崩，将行崇祔之礼，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言：“弘农府君庙应迭毁。谨按旧仪，汉丞相韦玄成以为毁主瘗埋。但万国宗飨，有所从来，一旦瘗埋，事不允惬。晋博士范宣意欲别立庙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瘗埋，颇叶情理，事无典故，亦未足依。又议者或言毁主藏于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谨准量，去祧之外，犹有坛墠，祈祷所及，窃谓合宜。今时庙制，与古不同，共基别室，西方为首。若在西夹之中，仍处尊位，祈祷则祭，未绝祗享，方诸旧仪，情实可安。弘农府君庙远亲杀，详据旧章，礼合迭毁。臣等参议，迁奉神主，藏于夹室，本情笃教，在理为弘。”从之。其年八月庚子，太宗文皇帝神主祔于太庙。

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祔于太庙中，始迁宣皇帝神主于夹室。垂拱四年正月，又于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京庙之仪。别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则天寻又令所司议立崇先庙室数，司礼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