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后汉书》列传·方术列传上

任文公、郭宪、许杨、高获、王乔、谢夷吾、杨由、李南、李郃、段翳、廖扶、折像、樊英

孔子说《周易》里有四种君子之道，其中一种是“占卜的人重视卦象的预兆”。所谓占卜，是古代帝王用来判断祸福、解决疑难，暗中借助神明的力量，进而预知未来事物的方法。至于那些推算阴阳变化、天象运行的学问，常常能在古代典籍中看到记载。但那些记载神异之事的文书、用玉版金绳装帧的秘籍，都锁在神明的府库中、封存在美玉筑成的祭坛上，普通人根本无法窥见。而像《河图》《洛书》上的文字、绘有龟龙图案的典籍、箕子流传的术法、师旷留下的书籍、谶纬候星的篇章、钤诀类的符书，这些都是用来探寻深奥隐秘的道理、验证人间世事的，偶尔还能听到一些相关的传闻。它们的分支还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等术法，通过观测云气、推究吉凶征兆来判断祥瑞与灾异，有时也能在实际中应验。不过这种学问幽深遥远、玄妙难懂，所以圣人不谈论怪异鬼神之事，也很少提及性命之理。有时会开启一些浅显的说法却抑制深层的本源，有时会用委婉的言辞来彰显其中的义理，这就如同《论语》中所说的“可以让百姓照着做，却不必让他们知道其中的缘由”。

汉朝从汉武帝开始就很喜好方术，天下身怀技艺、懂得道术的人，没有不带着竹简、拍着手，顺着时势前来投奔的。后来王莽假托符命篡夺皇位，到了光武帝时，更是特别相信谶纬之言，那些迎合时势的士人，都纷纷牵强附会、争相谈论这些东西。所以王梁、孙咸，因为名字符合图箓上的预言，就越级登上了三公的高位；郑兴、贾逵，因为附和谶纬而声名显达；桓谭、尹敏，因为反对谶纬而遭遇沉沦失败。从此之后，研习谶纬之学成为风气，人们崇尚奇异的文辞，看重特殊的术数，这类人在当时层出不穷。因此，那些学识渊博的儒者，对这种虚伪荒诞、不合常理的现象感到愤怒，纷纷慷慨上书，认为应当把谶纬之书收藏摒弃。司马迁也说：“看阴阳家的书籍，会让人变得拘谨而多有忌讳。”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事物往往有偏向之处，不可能没有缺陷。即便是所谓的大道，也可能存在同样的阻碍。就像《诗经》的局限在于容易让人变得愚钝，《尚书》的局限在于容易让人产生虚妄之说。那么术数的局限，难道会到扰乱世俗的地步吗？如果能做到温柔敦厚却不愚钝，这才是真正精通《诗经》的人；能做到通达事理、了解远古却不虚妄，这才是真正精通《尚书》的人；能做到深入研究术数、知晓变化却不扰乱世俗，这才是真正精通术数的人。所以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术是不会凭空施行的。”想来很多人迷失了术数的根本，取舍之间太过偏颇，甚至有不少人因为言行放荡、过于荒诞而偏离了正道。

东汉中期，张衡是阴阳术数方面的宗师，郎顗推算灾异征兆最为精密，此外还有不少著名的术数家。他们的弟子中也有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人，但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