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后汉书》列传·党锢列传

刘淑、李膺、杜密、刘祐、魏朗、夏馥、宗慈、巴肃、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张俭、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刘儒、贾彪、何颙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后天的习惯却让彼此差距变大。”这是说人喜好和厌恶的本质相同，但受到外界影响的途径不同。刻意约束自己，行为就不会放纵；被外物诱惑，志向就会动摇。所以圣人引导人端正心性，抑制放纵的行为，谨慎选择交往的人，节制自己的偏好。虽然人的性情、品行有千万种，质朴和文采的程度也不同，但要陶冶人心、改变风俗，方法是一致的。到了末世，风气浮薄虚伪，帝王的治国之道衰败缺失，可人们还是会借仁义之名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依靠道义来成就功业。言行符合道义，强横的人也会收敛气焰；一句话违背正道，连奴仆也会灰心失望。前代贤人的遗风，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春秋五霸的功业衰落之后，狡诈的手段开始兴起。强者靠打仗取胜称雄，弱者因狡诈拙劣而受辱。甚至有人献上半条计策就得到万金赏赐，提出一个主张就获得美玉嘉奖；有人从平民起家，最终当上手持玉珪的高官；有人脱下粗布衣服，一跃成为卿相。读书人纷纷修饰言辞、施展辩才，来谋求才能认可、获取利益，不用号召就像影子一样跟从。从此，人们对“好”的崇尚相互争夺，随时代变化而改变，这种风气无法挽留，它的弊端也无法挽回。

等到汉高祖起兵，武将们纷纷崛起，当时法令宽松，礼仪简化，还残留着战国四公子的豪侠遗风，人人都有凌驾于上级之上的心思。人们轻视死亡、看重义气，恩怨必定报复，政令在私人庭院中施行，权力转移到平民手中，行侠仗义的做法，成了当时的风俗。从汉武帝以后，朝廷崇尚儒学，精通经书、身怀技艺的人，到处聚集，甚至出现了石渠阁会议上的学术争论，以及结党同、攻击异己的说法，固守经文的儒生，在当时十分兴盛。到王莽专权行骗，最终篡夺皇位，忠诚正义的人，耻于为他做官，于是隐居在山林丘壑中，甘愿过着贫寒困苦的生活。虽然光武中兴，汉朝的德业重新兴盛，但人们还是注重保全自身、坚守道义，相互仰慕效仿，对做官或隐居的选择，在当时看得很重。到了桓帝、灵帝时期，君主昏庸、朝政混乱，国家大权落到宦官手中，读书人耻于和宦官为伍。所以平民百姓激昂愤慨，隐居的士人恣意议论朝政，于是他们宣扬名声，相互推崇，品评公卿大臣，衡量执政者的能力，刚直不阿的风气，在这时盛行起来。

君主喜好什么，臣下一定会做得更过分；要纠正偏差，就难免会超过正常限度，道理本就如此。像范滂、张俭这类人，心怀清正、痛恨邪恶，最终却陷入党锢之祸，不正是这样吗？

起初，桓帝还是蠡吾侯时，跟随甘陵人周福学习，等到他即位后，就提拔周福担任尚书。当时周福的同郡人、河南尹房植在朝中有名望，乡里人为此编了歌谣：“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靠师得官周仲进（周福）。”两家的宾客相互讥讽揣测，于是各自拉拢门徒，渐渐产生很深的矛盾。从此甘陵郡有了“南北部”的划分，关于“党人”的议论，也从这时开始了。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也把事务托付给功曹岑晊，两郡又编出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南阳宗资只签字。南阳太守岑公孝（岑晊），弘农成瑨闲坐着。”这些流言传到太学，太学里三万多名学生，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他们和李膺、陈蕃、王畅相互推崇敬重。太学里流传着这样的话：“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权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另外，渤海人公族进阶、扶风人魏齐卿，都敢说正直深刻的话，不回避豪强。从公卿以下的官员，没有不害怕他们批评的，都急忙登门拜访。

当时河内人张成擅长观察天象、预测吉凶，他推算出朝廷即将大赦，就教唆儿子杀人。李膺当时担任河南尹，督促手下逮捕了张成的儿子，不久后朝廷果然大赦，张成的儿子得以赦免。李膺更加愤怒，最终还是判定张成儿子的死罪，把他杀了。起初，张成凭借方术结交宦官，桓帝也常常向他询问占卜结果。张成的弟子牢修趁机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说他们供养太学里的游士，勾结各郡的学生门徒，相互奔走联络，结党营私，诽谤朝廷，扰乱风俗。于是桓帝震怒，向各郡国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