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平定天下在于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这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会孝顺自己的父母，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老百姓就会尊重自己的兄长；当领导者体恤救济孤儿时，民众也会纷纷效仿，伸出援手。因此，品德高尚的人总是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他人，这就是所谓的“絜矩之道”。如果厌恶上司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司；如果厌恶在你前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后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后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前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右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左边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左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右边的人。这就叫做“絜矩之道”。《诗经》说：“使人心悦诚服的国君啊，是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喜欢的他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他也厌恶，这样的国君就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父母了。《诗经》说：“巍峨的南山啊，岩石耸立。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仰望你。”执政者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偏离正道，便会招致天下人的非议与讨伐。《诗经》说：“殷朝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还是能够与上天的要求相符的。请用殷朝作个借鉴吧，守住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段话深刻阐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民心所向，即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所以，品德高尚的人首先注重修养德行。唯有高尚的德行才能赢得人们的拥戴，有了人们的拥戴才能稳固地保有土地，而土地的丰饶则带来财富的积累，财富最终又回馈于民，服务于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德行是根基，财富只是其枝末。倘若本末倒置，将德行视为外在的装饰，却把财富看作内在的核心，那么统治者就可能会与民争利，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因此，明智的君王懂得，过度聚敛财富只会使民心离散，而慷慨地将财富散之于民，则能凝聚民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这就好比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如果你言语不和善、不讲道理，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你。同样地，如果财富来路不正，那么它最终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不明不白地流失。《康浩》说：“天命并非永恒不变。”这句话告诉我们，天命的眷顾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行善。只有持续行善，我们才能得到天命的保佑；而一旦背离善道，天命也会随之而去。《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善当作宝。”舅犯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亲朋当作宝。”《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他虽没有什么才能，但他心胸宽广，有容人的肚量。别人有才能，就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心悦诚服，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而是打心眼里赞赏。用这种人，是可以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的，是可以为他们造福的啊！相反，如果别人有才能，就妒嫉、厌恶；别人德才兼备，就阻拦、压制而排挤，无论如何容纳不下。用这种人，不仅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危险得很！”因此，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人流放到边疆去，而不让他们同居国中。这说明，有德的人爱憎分明。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灾难必定要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君子要有正确的原则：一定要通过忠诚信义去获得一切，而骄奢放纵便会失去一切。生产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得迅速，用得缓慢，这样国家财富就可以经常保持充足。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没有国库里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该再去计较养鸡、养猪的小利了。卿大夫家不养牛羊。拥有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这意思是说，国家不能以财利为利益的根本所在，而应以仁义为利益的根本。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者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他。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去处理国家大事的话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利为利益的根本而是以仁义为利益的根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