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

水心学案上（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全祖望补定）
水心学案表
叶适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别见《深宁学案》。）
（郑氏门人。）林处恭
（徐氏再传。）刘庄孙
（安定四传。）车若水（别见《南湖学案》。）
王象祖
王汶
丁希亮
方来
周南
孙之宏（从孙）嵘叟
林居安
赵汝铎
王植
滕宬
孟猷
孟导
邵持正
陈昂
（祖尧英。）
赵汝
夏庭简
王大受
邓传之
（附师曾丰。）
宋驹
王度
厉仲方
戴栩
孔元忠
（父道。）
袁聘儒
赵汝谈（别见《沧州诸儒学案》。）
叶绍翁
毛当时
张垓
周端朝（别见《岳麓诸儒学案》。）
陈埴（别为《木钟学案》。）
陈韡
戴许
蔡仍
吴子良（见下《篔门人》。）
陈亮（别为《龙川学案》。）
刘愚余嵘
项安世
陈景思（并见《晦翁学案》。）
尤
王绰
（并水心学侣）薛蒙
戴许（见上《水心门人》。）
蔡仍（见上《水心门人》。）
王汶（见上《水心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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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心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干、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闲，遂称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述《水心学案》。（梓材案：是卷原本并入《永嘉学案》，自谢山别为《水心学案》。）
◆郑氏门人（季节再传。）
忠定叶水心先生适
叶适，字正则，永嘉人。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授平江节度推官。召为太学正。由秘书郎出知蕲州。入为尚书左选郎官。赞赵忠定定内禅，迁国子司业。力求补外。赵公贬，先生亦降两官，奉祠。起为湖南转运判官，知泉州。召入权兵部侍郎，丁忧。服除，权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罢，夺职。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谥忠定。（梓材案：以上系梨洲原本，以下则谢山所补也，今合为一传。）
开禧用兵之说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当淳熙时，屡以大仇未复为言，至是谓韩侂冑曰：「是未可易言也。请先择濒淮沿汉数十州郡，牢作家计。州以万家为率，国家大捐缗钱二千万，为之立庐舍，具牛种，置器仗，耕织之外，课习战射。计一州有二万人胜兵，三数年闲，家计完实，事艺精熟，二十万人，声势联合，心力齐同，敌虽百万，不敢轻挠。如其送死，则长弓劲矢，倚堑以待。当是时，我不渝约，挑彼先动，因其际会，河南可复。既复之后，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气壮志强，实力足恃，虽无大战，敌自消缩，况谋因力运，虽大战亦无难。此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者也。」侂冑意方锐，不听。先生上札子曰：「我朝系积弱之后。宣和之际，以关、陜骁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来，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与抗者。其后有大仪、顺昌、柘皋之捷，始得定和。完颜亮自殒，始得以敌国并立，则绍兴、隆兴之际，疑若可尽用其力，以报女真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为强，作东南幸安之气，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诚宜深谋熟虑，百前而不慑，不宜一却而不收，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或谓敌已衰弱，有天变，有外患，怵轻勇试进之计，用麤武直上之策，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求宣和之所不能，为绍兴、隆兴之所不敢，此至险至危事也。愿陛下先定其论。论定而后修实政，行实德，变弱为强，诚无艰者。所谓『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以修实政』者：：臣伏渡江之后，非不欲固守两淮、襄、汉，而敌人冲突无常，势不暇及。既议和，则收兵撤戍，有定约，又不敢谋，故淮、汉千余里，常荡然不自保。今虽分兵就边，稍图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来。是时淮、汉守备不全，仓猝不过移治，而专倚大军迎敌，胜负不可知。要必扼江后止，如此则往者未足以系西此之望，而来者已足以摇东南之心，万一摇动，将何赖焉！故臣欲经营濒淮沿汉诸郡，各做家计，牢实自守，敌虽拥众而至，阻于坚城，披此策应，首尾相接，藩墙御捍，堂奥不动，然后进取之计可言，此所谓实政之一也。四处御前大兵，国家倚以为命，岁费缗钱数千
万，米斛数百万，东南事力尽矣！譬如亭子，所赖四楹，一楹有阙，累及三陲，无独全者。其闲统副将校，人马器甲，营伍队陈，进战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晓夕用心，事事理会，若其人未当，则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审之重之。此兵几三十万，未望一可当十，十可当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汉能守，此兵能战，数年之内，制敌有余，此实政之二也。图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极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责也，积安之久，素所不习，耳闻目见，茫然生疏。然天子亦非无知意才力愿得自效者。若淮、汉千里，果能固守，四处大军，果能精练，四方之才，使之观事揆策，自能习熟，易脆腐而为坚强，劲敌在前，行者思奋，此实政之三也。至于号令赏罚，黜虚崇实，条目甚烦，然总是三者，则其余可次第举矣。所谓『行实德』者：臣窃观仁宗、英宗号极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敌，盖以增兵既多，经费困乏，宁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钱，所在充满，绍圣、元符闲，拓地进筑，而敛不及民，熙宁旧人，矜伐其美。然陈瓘讥切，曾布以为转天下之积，耗之西边，邦本自此拨矣。于是蔡京变茶盐法，括商贾所得千百万，内穷奢侈，外炽兵革，宣和之后，方腊甫平，理伤残之地，则七邑始立，燕、云乍复，急新边之用，而免夫又兴。自是以来，羽檄交警，增取东南之赋，遂至八千万缗。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加赋本以就事，赋既加而事愈散，然则英主身济非常之业，岂以财之多少为拘。近者诏书期于名实不欺，用度有纪，式宽民力，永底阜康，两浙盐丁，既尽免矣，而国用置司，偶当警饬武备之际，外人疑将复取，臣以为必不至是。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一切会计而总核之，理固当然，然国家之体，当先论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蠹国审矣！今经总制月轮、青苗、折估等钱，虽稍已减损，犹患太重，和买、折帛之类，民闲至用一半以上轮纳贪吏，展转科折，民穷极矣！以此自保，尚无善后之计，况欲规恢，宜有大赉之泽！伏乞诏国用司详议：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定所出，和气融浃，小民自活，实政与实德交修，所以能累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也。改弱以就强，孰大于是﹖」盖先生之意，在修边而不急于开边，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节用减赋，以宽民力。时以为迂缓，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诏，先生力辞。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汉闲，俱大败，或不战溃。先生叹曰：「所谓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两淮。先生上状枢府，言「濠、盱、楚、庐、安、丰和扬七郡之民，冻饿疾疫而死，被敌驱掠而去，或散为盗贼者不论，其奔迸求活者，尚三十万家，皇皇无所归宿，无以处之，则地为弃地，而国谁与守！设今岁边报复急，此三十万家者，且尽丧其生。春秋、战国之时，画国而守，大为城邑，小为壁垒，百里之国，皆有边面，南、北、六朝，人在战地者，各有堡坞，得自为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区，无有捍蔽者。一旦胡尘猝起，星飞云散，莫能自保，生聚荡然。故某昨于营度规恢之初，谓未须便动，且当于边淮先募弓弩手，耕极边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汉，东尽楚、泗，列屋而居，使边面牢实，敌人不得踰越。今事已无及！长、淮之险，与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杰，借其声势，縻以小职，济其急难。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将凭城郭，诸使总号令，敌虽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后设伏以诱其进，纵兵以扰其归。此谋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敌」。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讨论防江事宜，诸将各呈故事，曰葺治战舰，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钉设暗桩，曰开掘沟堑，皆数里而屯，计步而守。先生深忧之曰：「恐皆不足赖也。夫此数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摇，敌兵一至，皆弃之走，谁与力拒！」已而复传金人南下，淮民渡江亿万，所在震动。一日，有两骑伪效金装，跃马江岸，皆相传曰：「敌至矣！」渡舟斫缆离岸，橹楫失措，争济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书至官，皆手颤不能出语。先生叹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径渡，真非难事，而逆亮之不得济而殒者，幸也。」乃用门下士滕宬计，捐重赏，募勇士，别渡江北，劫其营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闲，凡十数往返，俘馘踵至，士气稍奋，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师之在江中者，终无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终苦无所驻足。先生相度形势，谓「石跋足以蔽釆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东阳，下蜀西护历阳，东连仪真」，乃修其故坞，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敌若窥江，则堡坞足制其后，舟师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风而走，虽登岸击逐，亦有接应。若攻堡坞，则舟师之在江中者，以强弩前救之。若舍堡坞而攻和、滁等城，则堡坞分出其前后以袭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层耳。」由此而北，豪杰团结山水为寨者四十有七。此时官司之力，无缘周遍，事稍有绪，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败。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营劫寨之策，宣司初不敢行，先生为备陈南人唯长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证之，强而后可。宣司犹深忧以为生事，先生笑曰：「敌实不能战也﹖所以胜我，由于此闲之自为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时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为不必，但请力修堡坞以自固，乃徐为进取之渐。而韩侂冑死，朝事又一变。许及之、雷孝友本韩党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会侂冑起兵端，并以此追削辛弃疾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庙堂，竟莫能明其本末，盖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门家居，绝不自辩也，尝叹息曰：「女真崛起暴强，据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复为，天祚盛极将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盖其先见如此。（修。云濠案：谢山《学案札记》：「先生着有《习学记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遗》一卷，《别集》十六卷，《制科进卷》九卷，《外禀》六卷，《荀杨问答》。」）
祖望谨案：许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当时无以为然者。自方始据之以诋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论学有所异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说以毁之。《宋史》亦不复白其诬。予续修《学案》，始别为立传，而特详具其事迹以明之。
总述讲学大旨（因苑育序《正蒙》，遂述此篇。）道始于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
《易传》虽有包牺、神农、黄帝在尧之前，而《书》不载，称「若稽古帝尧」而已。
「命义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载尤详。尧敬天至矣！历而象之，使人事与天行不差。若夫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则不许也。
次舜，「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在浚玑玉衡，以齐七政」。
舜之知天，不过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齐，则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赞舜，始有大知执两端用中之论。孟子尤多，皆推称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洪范》者，武王问以天，箕子亦对以天，故曰「不畀鲧《洪范》九畴」，「乃锡禹《洪范》九畴」。明水有逆顺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叹治有兴废也。前世以为龙马负《图》，自天而降，《洛书》九畴，亦自然之文，其说怪诬，甚至有先天后天之说，今不取。
次陶，训人德以补天德，观天道以开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陶始。
禹以才难得、人难知为忧，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礼赏罚，本诸天意，禹相与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其言性盖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始终惟一。」又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
汤自言：「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呜呼！尧、舜。禹、陶、汤、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谨案：学统似不应遗傅说。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
雝雝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备道尽理如此。岂特文王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夫鸟至于高，鱼趋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举轻以明重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难知而难求也，故自「允恭克让」，以至「主善协一」，皆尽己而无所察于物也，皆有伦而非无声臭也。今颠倒文义，指其至妙以示人。后世冥惑于性命之理，盖自是始，不可谓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该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不可违越。
次孔子，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搜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着《彖》、《象》。
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予考详，始明其不然。
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案：《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语，岂有不获闻者，故以为罕邪﹖
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孔子，圣贤统纪，既得之矣。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所从矣。夫谓之传者，岂必曰授之亲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后车从者之盛，故曰：「处己过」。孔子亦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
自是而往，争言千载绝学矣！《易》不知何人所作，虽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为之着《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
案：佛在西南数万里外，未尝以其学求胜于中国。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圣贤在上，犹反手，恶在校是非，角胜负哉！
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谓「此书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岂非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乎」﹖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邪﹖其果至是而复传邪﹖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则不习而已矣！
案：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灭，非断灭；其觉，非觉知；其所谓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谓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与浮屠辩，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则离之以自异，然不知其所谓而强言之，则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则其词类浮屠，故略发之而已。昔列御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风」，又言「至诚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则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无际无极，皆其身所亲历，足所亲履，目习见而耳习闻也」。以为世外坏特广博之论，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传》「天地絪缊」，「通昼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盖若是也」。誉之者以自同，毁之者以自异。嘻，末矣！（以上谢山补。）
水心习学记言
舜言精一而不详，伊尹言一德详矣。至孔子于道及学，始皆言「一以贯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将有时而隐。孔子不必待其人与治也。道者，自古以为微眇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悉难统。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万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余，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身殁而遂隐也。然予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尽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之，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之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测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近世以曾子为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尝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案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不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传也，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称「天之未丧斯文」为己之责，独颜渊谓「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余无见焉。夫托孤寄命，虽曰必全其节，任重道远，可惜止于其身。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为能传，而予以为不能，予岂与曾子辩哉！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者，学者之患也。
案：《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貌言亦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终非有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相成之道废矣！
皇极言淫朋比德，则民有罪焉。下无好德，而上之福则不锡焉。王义王路，以我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盖待于民者已狭，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犹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则夏、商之季，俗坏民薄，而尧、舜、禹、汤之道已不可复反乎﹖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无乃异是与﹖盖亦有不得已者与﹖然则成、康之后，遂为杂霸，不复古人之万一者，其兆见矣。九畴于古无见也，禹称九功，或者几近之。
儒者争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贡、助、彻之异，而其实不过十一。夫以司徒教养其民，起居饮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无不与偕，则取之虽或不止于十一，固非为过也。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则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胜其过矣，亦岂得为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止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世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岂得以孟子貉道之言为断邪！
《曲礼》中三百余条，人情物理，的然不违。余篇如此要切言语，可并集为上下篇，使初学者由之而入。岂惟初入，固当终身守而不畔。盖一言行，则有一事之益，如鉴像，不得相离也。古人治仪，因仪以知事。曾子所谓笾豆之事，今《仪礼》所遗与《周官》戴氏杂记者是也。然孔子教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盖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为所贵者「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事而已，是则度数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礼因以废矣。故予以为，一贯之语，虽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数折旋既已无复可考，则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后其道庶几可存。若他无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则厚者以株守为固，而薄者以捷出为伪矣。
案：经传诸书，往往因事该理，多前后断绝，或彼此不相顾，而《大学》自心意及身，发明功用，至于国家天下，贯穿通彻，本末全具，故程氏指为学者趋诣简捷之地。近世讲习尤详，其闲极有当论者。《尧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为自明其德。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条目，略皆依仿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为《大学》之要，在诚意正心之先，最合审辨。《乐记》言「知诱于外」、「好恶无节于内」、「物至而人化」，知与物皆天理之害也。予固以为非。此篇言诚意必先致知，则知者心意之师，非害也。若是则物宜何从﹖以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绝之邪﹖以为物备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则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虽为《大学》之书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案：此篇心未正当正，意未诚当诚，知未至当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门耳，未至于能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诗》曰：「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为未能穷理，而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谓为《大学》之书者，自不能明，故疑误后学尔。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不论有物无物。「喜怒哀乐之未发」，非无物；「发而皆中节」，非有物。三章真学者趋诣简捷之地也，其它未有继者。今欲以《大学》之语继之，当由致知为始，更不论知以上有物无物，物为是，物为非，格为绝，格为通也。若是则所知灵悟，心意端一，虽未至于趋诣简捷之地，而身与家国天下之理贯穿通彻，比于诸书之言，先后断绝，彼此不相顾者，功用之相去远矣。坐一物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家国天下之理窒滞而不闳，方为学者之患，非予所敢从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谨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则《大学》头脑，原始「致知」，「格物」即「知止」之义，「知止」即求「至善」之地，故至「能虑」，而后「能得」也。
《干》「以自强不息」，《坤》「以厚德载物」，《屯》「以经纶」，《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饮食宴乐」，《讼》「以作事谋始」，《师》「以容民畜众」，《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俭德避难」，《同人》「以类族辨物」，《大有》「以遏恶扬善，」《谦》「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随》「以向晦入宴」息，《虫》「以振民育德」，《临》「以教思无穷，容保民疆」，《贲》「以明庶政，敢折狱」，《大畜》「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颐》「以慎言语，节饮食」，《大过》「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坎》「以常德行，习教事」，《咸》「以虚受人」，《恒》「以立不易方」，《遯》「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大庄》「以非礼勿履」，《晋》「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泣众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睽》「以同而异」，《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过宥罪」，《损》「以惩忿窒欲」，《益》「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夬》「以施禄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劳民劝相」，《革》「以治历明时」，《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惧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渐》「以居贤德善俗」，《归妹》「以永终知敝」，《丰》「以折狱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巽》「以申命行事」，《兑》「以朋友讲习」，《节》「以制度数议德行」，《中孚》「以议狱缓死」，《小过》「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既济》「以思患豫防」，《未济》「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应事，致治消患之正条目也。孔子与弟子分别君子小人甚详，而正条目于《易》乃着明之，又当于其闲，择其尤简直切近者。
祖望谨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条，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说。夫力则当用，而端无事于他求也，求诸此，足矣！
祖望谨案：水心又曰：「颜、曾而下，讫于思、孟，所名义理，千端万绪，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简而切确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于《论语》无所见，然《彖》、《象》辞意劲厉，截然着明，正与孔氏者，妄也。
《大传》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尧、舜至文、武，君臣相与造治成德，虽不为疏以致败，亦无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论杂霸战国之事可也，去帝王远矣。
祖望谨案：此论最是。
《易》以《彖》释卦，皆即其画之刚柔逆顺往来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无所谓思为、寂然不动、不疾不行之说。予尝患浮屠氏之学至中国，而中国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学能与中国相乱，而中国之人实自乱之。今传之言《易》如此，何以责夫异端！
「天一地二」一节，此言阴阳奇耦可也，以为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传之所无，而学者以异说佐之。
孔子《彖辞》，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
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诗》、《书》何尝有此义﹖从之则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比》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然则崇高富贵必如是而后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汉矣。
祖望谨案：车玉峰谓水心此言太过，予谓水心以富贵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义。
既谓包牺始作八卦，神农、尧、舜续而成之，又谓《易》兴于中古，当殷之未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时，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浅鄙。
《书》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非孔氏加损，其闲《书序》，旧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书》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叙三德，乃视世厚薄，而称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权强陵上之俗已成，纣虽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尝用也，秦、汉乃卒用之。
皇极虽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党偏已扇，虚伪已张，廉耻已丧，欲救于末流甚难。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节日坏，是时帝王之道，非降为刑名法卫不止，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过于汤矣。武庚弗从而灭。周公无所寄之，然后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后世谓犬牙相制为盘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贵家旧族，终顽不率，周公方为之营洛，迁以自近而化诲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盖与禹、益同意。不随世变而迁，惟圣贤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丧而后即阼，古人之达礼也。成王当弥留之际，被冕凭几，以其子托诸臣，召公及群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报诰之，何忽以位为重，而为是衰末之举与﹖呜呼！纣、武庚之时，变故烦矣。管、蔡流言，成王疑虑，道将丧矣。周、召恐惧，师保协心，卒能复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自力，大延群臣，还以周、召训己者而训之，是可为难矣。是故召、毕变礼，传命于康，仪物粲然，四方风动，为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陈矣。然而人材日陋，世变日下，皆依势倚法之类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为畏，非畏其顽，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纪而后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观《毕命》而成、康之道备矣。
《诗》三百，皆史官先所釆定也，不因孔子而后删。
诗不当以正、变分，要以归于正。
《七月》之诗，以家计通国服，以民力为君奉，自后世言之，不过日用之麤事，非人纪之大伦也，而周公直以为王业，此论治道者所当深体也。《洪范》曰：「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无逸》曰：「先知稼穑之艰难。」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此诗乃《无逸》之义疏，协居之条目也。后世弃而不讲，其讲之者，亦自笑其迂浅而无用，乃以势力威力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可不惧哉！
祖望谨案：末句似已甚，然要异乎同甫矣。
厉王后，天下不复有号令。宣王咏歌，皆封建征伐、搜狩宫室之事，其一时作起，观听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泽厚，本根有托，敬保元子，绸缪室居，则未可谓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传而坏，读《诗》者徒乐其辞，而不察其事，则治道失之远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远，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祸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迁，而后世相传，转为自安之卫，殆于诬德矣。
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揜前闻，一归孔氏，后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当孔子时，鲁、卫旧家，往往变坏，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而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盖失之。故曰《诗》、《书》不因孔氏而后删。
《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自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着明，然终不的言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予疑非所著，或隐者之辞也。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后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今且当以《周礼》二言为证，庶学者无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统。
祖望谨案：此永嘉以经制言学之大旨。
《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是则民伪者，天之属也，民情者，地之属也。伪者，动作文为辞让度数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节也。子产言「人生始化曰魄」，阳曰魂』」而儒者因谓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易传》又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后世皆以魂知为阳，体魄为阴。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则魂知者固阴德也，体魄固阳德也。伪不可见，而能匿情，故为阴。情可见，而能灭伪，故为阳。礼乐兼防，而中和兼得，则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笃论也。若后世之师者，教人抑情以徇伪，礼不能中，乐不能和，则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谨案：此节说得有病。
《檀弓》肤率于义礼，而謇缩于文辞。
孔子时，圣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统，故所述皆四代之旧。至孟子时，所欲行于当世，，与孔子已稍异。不惟孟子，虽孔子复出，亦不得同矣。然则治后世之天下，而求无失于古人之意，盖必有说，非区区陈所能干也。
以曾子问礼及《杂记》诸礼与《仪礼》考之，益知其所谓「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者，盖曾子之所厌而不讲也。虽然，笾豆，数也，数所以出义也。古称孔子与其徒未尝不习礼，虽逆旅苃舍不忘，是时礼文犹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将弃之矣。贯而为一，孔子之所守也。执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惧也。
大小行人、司仪，所以亲待诸侯邦国之礼，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孔子谓管仲身不由礼，则礼不能行于天下，故谓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详，因亦并废管仲。
诸侯之国，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齐、晋、鲁、卫、陈、蔡、宋、郑，皆自五百里以下，谓必百里者，妄说也。
祖望谨案：水心欲主张《周礼》以非孟子。
观《经解》所言，当时读书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难以责后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厘析，《六艺》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圣贤之统可合。自子思、孟子犹有所憾，则《经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后学缘此堕处不少。
礼非玉帛所云，而终不可以难玉帛。乐非钟鼓所云，而终不可以舍钟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献、酬酢不必谓之礼，而以言而履之为礼，以缀兆、羽钥、钟鼓不必谓之乐，而以行而乐之为乐，是则离玉帛，舍钟鼓，而寄之以礼乐之虚名，天下无复礼乐矣。
《书》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谓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盖物与人生于天地之闲，同谓之命，若降衷，则人固独得之矣。降命而人独受，则遗物，若与物同受命，则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书》又称「若有恒性」，即「率性之谓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恒性」，而不可以言率性。盖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当然者。若人而有恒，则可以为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当然也，而以意之所谓当然者率之，则道离于性而非率也。《书》又称「克绥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谓教」也。然可以言绥，而不可以言修。盖民若其恒性，而君能绥之，无加损焉尔。修则有所损益，而道非其真，则教者强民以从己矣。
祖望谨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极称之，而不满于此三句。慎独为入德之方。
《书》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之统纪体用卓然，百圣所同，而《中庸》显示开明，尤为精的。盖于未发之际，能见其未发，则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将发之际，能使其发而皆中节，则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则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万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颜相授最切，其后惟此言能继之。
师之过，商之不及，皆知者、贤者也。其有过、不及者，质之偏，学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则安取﹖道之不明与不行，岂愚、不肖致之哉！今将号于天下曰：「知者过，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贤者过，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则欲道之行与明，必处知愚贤不肖之闲邪﹖任道者﹖贤知之责也。安其质而流于偏，故道废，尽其性而归于中，故道兴，愚不肖何为哉！
祖望谨案：此说是。
饮食知味，自为一章，犹足以教世。若系之此下，是以贤知愚不肖同为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子思。
「素贫贱，行乎贫贱」，可也。「素富贵，行乎富贵」，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尽其义也。
「知致而意诚」者，不期诚而诚也。「意诚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谨案：此说亦未尽。盖开截分段固非，而此说则太直。
所谓《大学》者，以其学而大成，异于《小学》，处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国平天下也。然其书开截笺解，彼此不相顾，而贯穿通彻之义终不明。学者又章分句晰，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可惜也。
纪侯见灭，《公羊》以为百世可以复雠，妄也。就如其言，哀公虽纪侯所谮，而周所诛，是并雠周也，《春秋》又从而贤之乎！
管仲仗信秉礼，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诸生又别为阴谋之书，申、商、韩非之术并兴。
琴张、宗鲁事，知孔子所为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颜、闵、二冉为所同。外此虽曾子知道，亦未能尽其义，子路之流不论也。
祖望谨案：未必尽然。琴张事正从性分来。
齐桓、管仲但为情欲不制，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功，喜怒用师，无不殄厥愠、不陨厥问之德，至于贪土地、自封殖、行诈谋、逞威虐如晋文者，盖皆无之，宜孔子以为「正而不谲」，「如其仁」也。
驩兜等虽奸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污尧躬，居大位，而不能去，盖传习之误。
「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遂围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国无一日不在兵，其兵无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穷于战■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盖自是以后，世道当别论，前志不复可接续也。
「喜怒以类者鲜」，庶几哉！不迁怒之学矣。
分谤，后世所称以为美，然以伪为德，世道愈失。
「赤舄几几」，圣人之道也。临深履薄，贤者之事也。
穆姜所称四德，古人说《易》有此论，其义狭，不足以当《干》，孔子推明其义，乃《干》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传》，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战国所为仁义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抶筑者，不受德，与却克分谤，意同义异。盖自君言之，则当先君后民；自民言之，则当先公后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禄不在不朽之数，然古亦未有无功德而世其禄者，学者要当德义为无挟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归，不从崔、庆歃，从容去就之际，然要为有走作处，而亦不足以则折乱臣贼子之奸心。
蘧伯玉「不闻君出，敢闻其入」二语，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自此而坏，后世则不然。
子产相郑，若止是施政子民，亦非难事。大要国体不立，如既坏之室，扶东补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旧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张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难，故有思始成终如农有畔之论。
郑作丘赋，当由人多于地。若无故重敛，亦子产所不为也。然君子以变古为难，须更有商量，子产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郑铸刑书，子产于扶补倾坏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变古处，先王之政，遂不可复。治道固不能不与时迁移，然亦有清静宁民，可以坐消四国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为是纷纷，此老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并废其初也。
以晏子答齐侯问疾及梁丘据和、同二义考之，古人听言者，要是自己切近处，易有所觉，故进言者苟有动悟，则于政事反之不难。后世人主，本身去义理甚远，人臣止能就事开说，至其身过，则不复敢向迩，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陈，犹是援证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淡无执捉处，景公便深省解，然则非独晏子能言之功也。盖春秋以前，据君位利势者，与战国、秦、汉以后不同，君臣之闲，差不甚远，无隆尊绝卑之异，其身之喜怒哀乐，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则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后世用之，其验殊少，反被迂拙之诮，曾不如就事开说者，犹能得其一二也。呜呼！君德不同若此，欲尽为臣之义，岂易言哉。
成鱄说《文王》诗与马、郑何远！所谓经生陋儒，非独秦火后有之也。
吴「始用子胥之谋」。孟子谓「服上刑」者，此之类也。
夫差虚内事外，轻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灭越以求霸。使越可灭，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亩而料民，战国之风气已开。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诵，得非新进骤起，以旦夕成功，旧人前辈所不与邪﹖故太子晋以与幽、厉同称，学者所当知。
《齐语》载管仲相齐，细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
「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晋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惧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然则晋《乘》、楚《梼杌》，当时战国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从谏，其谏者，不加怒也。
祖望谨案：泄冶则以此死，亦未必尽然。水心特以之勉后之君耳。
左史倚相举卫武公语，当是时，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聪明寄之佛、老，为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庄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则荣。」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荣，仁之报也，而不能必高与荣。必高，是不可下也；必荣，是不可枯也。是以利诱人使为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谨案：孟子特以诱人为仁，然水心论却极正。
《国语》非左氏所为。
志学至「从心所为」限节者，非所以为进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后世言之，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者，学而不思之类也；穿穴性命，空虚自喜者，思而不学之类也。士不越此二途。
体孔子之言仁，要须有用力处。「克己复礼」，「为仁由己」，其具体也。「出门如宾，使民如祭」，其操术也。「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又术之降杀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无不在仁，庶可矣。
「见其过而内自讼」，足以入德矣。人能见其善而内自誉耳。
「不迁怒，不贰过」，以是为颜子之所独能，而凡孔氏之门，皆轻愠频复之流与﹖是孔子诬天下以无人也。盖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学，而一世之人，常区区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内而不获，如搰泥而扬其波也。呜呼！必若是则惟颜子耳。
天下之事变虽无穷，天下之义理固有止，故后世患不能述而无所为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学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则道终以不明。
徙义犹迁怒也，义则必徙以就之，怒则不迁以就之，其机一也。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学，则以其学为道之病。
言勇至「不惧」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无惧矣。然必兼仁与知，故「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虽伊、吕不能易。不然，则以独勇为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云富贵之说，《诗》、《书》所未有，盖是时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谨案：《书》则无之，《诗》则已有之矣。
百圣之归，非心之同者不能会。众言之长，非知之至者不能识。故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识之，又着于《大畜》之《象》。
礼教至周而大备。道盛仁熟之士，周已揖让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据，外不失人，内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礼之废，而欲其复行也。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礼则以其质成，无礼则以其质坏。人非下愚，未有无可成之质，使皆一于礼，则病尽而材全。
「克复为仁」，举全体以告颜渊也，孔子未尝以全体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颜渊曷为能受之﹖能问其目故也。全体因目而后明。
世谓孔子语曾子「一贯」，曾子唯之，不复重问，以为心悟神领，不在口耳。岂有是哉！「一贯」之指，因子贡而麤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说齐、梁之君，几得政于齐。问答十数章，大抵逆来顺往，无问其所从，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后止，故孟子自谓：「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闲，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夫指心术之公私于一二语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远，迷复得路，涣然昭苏，宜若不待尧、舜、禹、汤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当是时，去孔子虽止百余年，然齐、韩、赵、魏皆已改物，鲁、卫旧俗沦坏不反，天下尽变，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顾，但言「以齐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发，岂遂破长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艰」，伊尹「一德」，周公「无逸」，圣贤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机括，后之儒者无不益加讨论，而格心之功既终不验，反手之治亦复艰兴，可为永叹。
尧、舜，君道也，孔子难言之。其推以与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后喻之，明非不可为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风俗渐坏，齐、晋以盟会相统帅。及田氏、六卿吞灭，非复成周之旧，遂大坏而不可收，戎夷之横猾不是过也。当时往往以为人性自应如此。告子谓「性犹杞柳，义犹桮桊」，犹是言其可以矫揉而善，尚不为恶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虽论者或以为有善有不善，或以为无善无不善，或直以为恶，而人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紾夺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几绝复续，不以毫厘秒忽之未备为限断也。予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仅善字所能宏通。通世学者，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则无见善之效，大则无作圣之功，所谓性者，姑以备论习之一焉而已。
许行言「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虽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间乎﹖孟子力陈尧、舜、禹、稷所以经营天下，至谓其「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词气峻截，不可婴拂。使见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语，又当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疑皆执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饿死于首阳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与乡人处」，则无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无乱亡之择，则曷为不度其君﹖案《书》，伊尹去亳适夏，武王观政之比，而传者以为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为「与乡人处不忍去」，则诬辱已甚。夫孟子之称伊尹不几于所谓狂，伯夷不几于所谓狷，而柳下惠疑若乡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记「孔子从老」事，礼家儒者所传也。司马迁记孔子见老，叹其犹龙；关尹强之著书，与《庄子》合。是为黄、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词也。使果为周藏史，尝教孔子以故记，虽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说，则今所著者，岂无绪言一二辨晰于其闲﹖而故为岩居川游、素隐特出之语，何邪﹖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妄人讹而合之耳。自伏羲以来，渐有文字，《三坟》、《五典》今不传，大抵多言变化惝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尧、舜、禹、以至周、孔，损削弗称。（云濠案：《习学记言》此下有「管子尚权谋，子华子言仁义，其人老子并时，或相先后，亦皆与道德之意相首尾」数语，应补入。）老子之学，固昔人之常，至其能尽去谬悠不经之谈，而精于事物之情伪，执其机要以御时变，则他人之书固莫能及。盖老子虽为虚无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验，远不过有无之变，近不过好恶之情，而其术备矣。其徒列御寇、庄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极人物之化，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宁、程、马，于其指归，终不能识，上则渎天，下则欺人。
凡人心实而腹虚，骨弱而志强，其有欲于物者势也，能使反之，则其无欲于物者亦势也。圣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顺道节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为抑遏泯绝之，使不至于乱。
予固谓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验，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则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详于《易》，即其运行交接之着明者，自画而推，逆顺取之，其察至于能见天地之心，而其麤亦能通吉凶之变，后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为窥测，而其说辄累变不同。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阴阳，阴阳成四时，杀此生彼，岂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则是不以干统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夫飘风骤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发达，起于二气之争，至于过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为「振民育德」，「赦过宥罪」，而区区血气之■，何敢拟于其闲﹖盖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伦如此。夫有天地与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后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圣贤，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则又忘之，曰「天道其犹张弓」，则是天常以机示物，而未尝法道之虚一无为也。然则从古圣贤者畏天敬天，而从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劳谦君子有终」，而「万民服」，盖以功与人而己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为而已。
盖老子之微言纔十数章，其有见于道者，以盈为冲，以有为无，以柔为刚，以弱为强而已。然谓尧、舜、三代之圣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尽废之，而以其说行天下。呜呼！使其为藏史之老，则执异学以乱王道，罪不胜诛矣。使其非，而处士山人乘王道衰阙之际，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无所考，学者放而绝之可也，柰何俛首以听，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则学而不尽其统，与不学同。
子华子：「太初实生三气：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异哉！盖古之言道、，《三坟》、《八索》旧闻记，往往皆然，故问者有「风轮谁转，三三六六，谁究谁使」之语，明其为常所传习也。案浮屠在异域，而风水诸轮相与执持，上至有顶，其说尤怪。《洪范》九畴，箕子言天所锡，一为五行，即是书所谓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离」，未尝如是书所谓「独斡中气，生生万物，新新不穷」者。经籍乖异，无所统一，转相诞惑，而不能正。后世学者，幸《六经》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纯备，道之会宗，可以日用而无疑矣，柰何反为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转相夸授，自贻蔽蒙﹖皆由于《大传》、《文言》诸杂说之乱《易》，是以学者纷纷至此。
祖望谨案：陈振孙深以水心之笃信子华子为诮，水心亦自尝云：「子华子书甚古，而文与今人近，则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条。亦言其驳而终不以为伪，则蔽也。
《家语》载季氏用田赋详于《左氏》，因叹唐人自天宝一时仓猝，不知以田养兵，而以税养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国策》：「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势，至是始成。古今固无人臣自贤以贬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无自毁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乱者。夏禹有训，君臣克艰而已。谈客妄论，能使人心术下移。
范台举觞，鲁君择言四事。自伯禽以来，惟僖公称贤，犹未能及此言也。鲁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贤如此而不能兴其国，岂流传之误邪﹖抑偪侧于暴强之闲，而不足自立邪﹖
唐雎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当然，进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论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义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来，人心渐失，然犹有义理之余；至于战国，人心无复存矣。先物而流，造势为倾，蕝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机，皆背心离性而行者也，故其祸至于使天下尽亡而后已。自汉及今，学者复求于人心之所止，则有道矣。然其质者不能论世观变，则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顺德轧行，则挠而从之矣，故有以《战国策》为奇书者。
羲、黄为文字之始，而孔子断自尧、舜，盖亦不起自孔子也。禹、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颛不远，所称道德广大，皆独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岂夸祢而忘祖哉！以为神灵不常，非人道之始，阙不敢论，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陈之，君止尧、舜，臣止禹、陶，而羲、黄、后、牧之伦不与焉。史迁未造圣人之深旨，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驯者而着之，然既数千年，所言不可信，审矣。
项籍「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学兵法。上世教法尽废，而亡命草野之人出为雄强。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无今古。至学之则不然，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古今并策，道可复兴，圣人之志也。卓然谓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晓然见后世可为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难，不可不审也。
《天官书》，星文，占验家所存，方术所眩，晏子、子产之所不道。
《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汉高帝始行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缗之令，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夺之以自利﹖何名为抑﹖
周人崇尚报应，史迁所称唐、虞之际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陈氏篡盗，亦曰舜所致，则是不复论天德也。孔、孟之论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则虽势位消歇，而道德自存，迁所未知。
王莽时通知锺律者，所言声数、度量、权衡，无不傅合于《易》。又传伶伦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马迁言「六律为万事根本」，汉人之论因之。《书》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数同为一物，未尝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赞《易》，无以八卦合度、量、权衡之文。羲、和之法不可见，司马迁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刘歆又推《春秋》与《易》参合为一书。案尧、舜时《易》道未备，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历法盖不起于律，《易》亦不兼历数。以今逆古，皆无用之虚词。
人主以有德王，无德亡。至驺衍妄造五德胜克，孔、孟之徒未尝言也。
「阴阳之精，本在地而上发于天」，后世天文术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玑，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已。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
经星之传，远自尧、舜，其时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验家固无其文也。《左氏》载祸福，其后始争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古圣贤所不道。
刘向为《五行传》，归于劘切当世。然《洪范》之说，由此隳裂。
箕子陈《洪范》，曰天所以锡禹，今寻《典》、《谟》，不载被锡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独明其所传于后，以是为三代之秘文，此后世学者之虚论也。禹以六府、三事为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即五行，三事则庶政群事也。戒之董之，福极之分也。九功九畴，名异而实同也。禹言略，箕言详，天之所锡，非有甚异不可知，盖劝武王修禹旧法，乃学者以为秘传，迷妄臆测相与串习。以吾一身视听言貌之正否，而验之于外物，则雨、旸、寒、燠皆为之应，任人之责，而当天之心，出治之效，无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牵引已事往证，分剔附着，而使《洪范》经世之成法，降为灾异阴阳之书，可为痛哭。
汉武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仲舒前以灾异禁之，后以勉强开之。所禁者为难信无用之迂说，所开者为可喜旋至之立效，则尧、舜、禹、汤之所为兢惕畏慎者终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羡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将豢而深之，岂能治哉！
以乐论治可也，求治而以乐为先，钟鼓管弦之存，何救于德之败乎﹖而仲舒亦以乐为先，躬行之实废矣。又终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讳也。
汉武动民于干戈，习俗于奸诈，仲舒虽能泛然讽导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内。
居君子位，为庶人行，诚后世通患。然师友议论以此自责则可，以此教人主、责士大夫则不可。盖人主当化小人以有耻，不当疑君子以无耻也。疑君子以无耻，则人才扫地，不可振矣。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
凡正言之理无不具，而隐显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为经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后人所以为文也。若夫穷虑殚词，以无为有，自处于妄而后反之正，此违于经而谬于文，《上林》、《大人》诸赋是也。
汉世以术数操纵为吏，赵广汉尤为民所称。强家巨姓，盗夺纵横，自古皆有，必待有以胜之而后能使小民得职，则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陈，皆无用矣。若后世吏术不明，妄以廉明自许，但欲其下重足敛迹而善恶颠倒者，又广汉之徒所不为。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独向，察众人之所共疑。」可谓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学饰吏事，心诚好之，而本质克治不尽。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过不专在人主也。
郑玄虽曰「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然不过能折衷众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见圣贤藩墙！
锺离意《疏》：「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鹿鸣》之诗必言燕乐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后天气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难。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内，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虽春秋时尚然。及苏、张资揣摩之学，韩、彭起飘扬之思，张骞、陈汤凿空外国，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开西域，其后愈降，分内者枯竭不继，如济水之绝，分外者诞漫不，如幻人之奏，俱无用矣。
乐恢诮杜安「干人主以窥踰」，孟子所谓龙断、穿窬者也。孟子以后至西汉，未有达此理者。西汉末，节士始渐知之。王良之友所谓「屑屑不惮烦」，所以成东汉之俗。
仲长统二诗，放弃规检，以适己情，自是风雅坏，而建安、黄初之体出。
崔实《政论》绝无义，其大意不过病季世宽弛，欲以威刑肃之，不知乱亡之证不在此。
黄叔度为后世颜子。观孔子所以许颜子者，皆言其学，不专以质。汉人不知学，而叔度以质为道，遂使老、庄之说与孔、颜并行。
以善形恶，自是义理中偏侧之累，故孟子谓「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东汉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胜天下之不肖，宜其累发而累挫也。
吴佑、延笃，进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愿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处，则寡怨而远罪矣。如佑与笃，未尝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乱世，率是道也。
党锢之祸，实由太学，盖是时诸生三万余矣。唐、虞、三代之为学，其君皆圣贤，以身所行，与士相长，取材任官，又与相治。后世不然，如贾、董之流，尚不知人主当自化，而徒欲立学以化人，如明帝始终以学为重，然褊察无宏裕之益，其意谓不迁怒、不贰过，惟用之诸生而已，此知劝学而不知明义之过也。况翟酺、左雄，止要盖千百闲好屋，使四方游士自来自去，于人主好尚，国家教养，了无干涉，师门徒者踵陋习，希辟召者养虚声，贤否相蒙，名实相冒，激成大难，皆太学为之。至鸿都，以词赋小技掩盖经术，不逞趋利者争从之，士心益蠹，而汉亡矣。群聚天下学者，使之极盛，而人主庸騃，视为赘疣身外之物，其势固必至此。故予以为，群萃州处，非管仲语。若人主不自为学，徒设学以教之，欣厌不同，忿心欻起，小则为然明之毁，大则为东汉之禁。
彭城王据《玺书》：「『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古人垂诰乃至于此。」「常虑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则德明矣。开心所以为塞者而通之，则心夷矣。慎行所以为尤者而修之，则行全矣。」此作诏者，非能解释义理，而言与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谓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末世所谓度内者，皆愚儒；所谓度外者，皆群不逞。安得度内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从杨阜、高堂隆之谏节减宫室，而欲传苏林、秦静之业课试学者，缓其实而急其华，汉武帝误之也。
亨国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广狭。孙权残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司马德操谓：「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自末世，揣时变者负算略，语世事者极纵横，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废焉。德操所谓俊杰，幸有亮在，然犹未免于纵横。法正之流，勿数可也。
诸葛亮、庞统以诈取刘璋，所谓识时务者欤﹖如此俊杰，比之古人，更当吉蠲以荐明德。
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当更有事。
「司马徽釆桑树上坐，庞统树下共语，自画至夜」。微行懿筐之闲，乃有王霸之略，足以乐而忘忧，贫贱诚不能为士累也。
「晋永宁元年，自正月至闰月，五星互经天」。当是时，天下之乱固大。然《左传》叔兴既占齐、鲁、宋事无不验，又言「君失问，吉凶由人」。盖先王旧学，天不胜人，叔兴尚有闻也。然自此占验终胜，而人道不立，故予以为五星互经天，虽变异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复，犹不当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职，君之所得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为，必以归于君，此古今通义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复戒舜而终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尽欲以其职委禹，禹戒以亦自听览，无专畀臣下，安于纵逸也。然陶以为，「元首丛脞，股肱惰，万事堕」，则是君终不当自为也。靖郭君劝齐宣王：「五官之政，日听数览。」既而厌之，靖郭君由是得专齐权。夫六卿各自以职倡九牧，相犹无所司，而况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己不能久，又以与人，君相之职兼失矣。始皇程书决事，盖不足论。汉高、惠事尽出萧、曹、文、景虽稍自亲，然陈平犹谓「有主者」，则是时公卿各自分职，丞相至欲斩邓通、错，尚循古义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项文士，中我相应以分外朝之势。及赵禹、张汤更进，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职涣然离异，君所欲为，不复以命相，相一切听其君所为矣。其后尚书权益重，领录出宰相上。魏初，别置秘书，仍典尚书所奏，寻改中书。刘放、孙资、倾动中外，侍中给事黄门，通掌门下，最为禁密。则尚书更是外朝，而中书门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后又有内尚书，由外达尚，转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内决，人主之职，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损，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职任甚简，故学者多云冢宰即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长，职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谧能道自分界中言语，非耀文华者所能至。
销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学者尤其弛备。然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销兵节次也。则销兵未必非，视其君思治进德何如耳。不然，后世忘战者岂少邪！
李暠言：「经史道德如釆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此语当记。然所谓勤者，非渔猎搜取、课劳计获而后能也。
晋有正始微言，胜会韵士，至于江左，虽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学者未宜略也。
伊尹谓「肇修人纪」，后世虽不足议此，然周之诸侯，大者秦、楚，小者鲁、卫，传世数十。盖其为国，尚皆有本末，更仆迭起，而维持制服之具与之并行，所以久而犹存，不止富贵自身也。李斯首破坏此事，君臣俱得富贵，然亦相随而亡。西汉虽皆李斯余本，但时作一二，有所凭借，故享国麤久，此后无有知者。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恐未必能及。其余君臣上下，自富贵娱乐，一身之外，更无他说，以致国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约叙祓除事，约固非知经。然近世学者以浴沂舞雩为知道一大节目，意料浮想，遂为师传，执虚承误，无与进德，则其陋有甚于昔之传注者。
「欲者性之烦浊，气之熏蒸」，「虽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犹火含烟，桂怀蠹，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文士中颜延之颇存义理。
西南夷、诃罗、阿罗单、婆达、师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与佛书之行于中国者不异。然则今释氏诸书，是其国俗之常文，中国人不晓，相崇尚以为经耳。微言妙义与夫鬼神之贯通，诚无闲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浅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谓「未闻变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当时贵之，预在此学者不为凡流，则是犹能以人守学。后世以性命之学为至贵，而其人不足以守学，百余年闲，视玄愈下矣。
张融《自序》言：「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言诚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尽人职，必以圣人为师，师圣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见己之所当得者。若随世见闻，转相师习，枝缠叶绕，不能自脱，锢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戒诸子以儒家、道家、释氏「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自南北分裂，学者以周、孔与佛并行，其言乘异，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学已出于汉，则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区种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复何在。然则如韩愈知识，乃是数百年而一有，豪杰之士，何其难也！
中国之学，自不当变于夷。既变而从之，而又以其道贬之，颠倒流转，不复自知。
祖望谨案：此盖指当时之染于禅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谓「真师正在于此」。古者师无误，师即心也，心即师也。非师无心，非心无师。以《左氏》考之，周衰设学而教者，师已有误，故其义理渐差。及至后世，积众师之误，以成一家之学，学者惟师之信而心不复求。遵明此语，殆千载所未发。虽然，师误犹可改，心误不可为，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为陷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礼陆法和，盖畏冥祸。予尝论世人舍仁义忠信常道而趋于神怪，必谓亡可为存，败可为成，然神怪终坐视成败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闲，而亡果能存，败果能成，必仁义忠信常道而后可。盖人力之所能为，决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数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极原本，追配《雅》、《颂》，只是驰骋于末流，无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乐毅、萧何、诸葛亮、王猛、苏绰。亮地势不足自立，猛无坚凝之功，而绰由晋以后，南北判离，弃华从戎，至是自北而南，变夷为夏，使孔子复出，微管之叹不付余人矣。六条平实无华，自董仲舒，萧望之、刘向、崔寔、王符、仲长统之流，皆论治道，而无一言之几。然则，如绰者亦未易也。
乐逊陈时宜五条，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虽大要不过强兵，亦其国是所定，立论常向上一着，故逊辈能言之。
侯气之术，「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气即应，或中下旬气始应，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纔飞少许」。夫气之必应，灰之必飞，阴阳之情，天地之理当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尽齐者，人道之厚薄，时政之宽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贵于和阴阳，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议，而不知身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规讽，而未极理事之精，彼技术者，焉能测之﹖叩之愈急，其说愈谬。
天地阴阳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窥测。
昔之言月者，谓「其形圆，其质清，日光照之则见其明，日光所不照则谓之魄」。后人相承，遂谓「月无光，因日有光」。月果无光，安能与日并明﹖万物无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则光夺，为日所临，则奄而不明。数术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异。
自战国、秦、汉已言天子气。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气。有气而无德，将为不祥，以祸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宝志、陶弘景，号达者，陆法和已下矣，然皆验。予谓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迹象数之末，竟堕术士之口，若圣人御世，彼恶得而谶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齐。子产铸刑书，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汉以后，稍号平时者，法无不宽，其君之薄德者，无不苛。则叔向所云「不为刑辟」，固非高远不切之论也。世道之衰，虽缘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样子，不敢转，如子产者是也。
「河出《图》，洛出《书》」，孔子之前已有此论，而其后遂有谶纬之说，起于畏天，而成于诬天。学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虽焚纤，而妄称祥瑞，又甚于谶。
立言非专为文，言之支流派别散而为文，则言已亡，言亡而大义息矣。欧阳公乃通以后世文字为言，而以立言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为言矣。
祖望谨案：此说与温公语异而同。
为国不患无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灭，材虽多，不能救。
《儒林》称「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华，或穷枝叶，」此甚不然。英华即枝叶也。使其是，则溯枝叶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后知言，知言则无章句。近世虽无章句之陋，其所以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与昔日章句无异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虽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义言之，只谓之反，今乃美其名曰「义兵」！唐人义之可也，后世亦从而义之，可乎﹖范氏谓「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独创业不正，无以示后。夫济世拨乱，必不志于利。今朝为匹夫，暮为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禅，不受九锡，范氏谓其「虽不能如三代，而优于魏、晋」，此亦后世大议论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视其德，天下虽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谓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群盗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炀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夺而不惭，是又在魏、晋下。
尧、舜、三代之统既绝，不得不推汉、唐，然其德固难论，而功亦未易言也。汤、武不忍桀、纣之乱，起而灭之、犹以不免用兵有惭德，谓之功则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复旧物，犹是一理。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犹可以为功乎﹖今但当论其得志后不至于淫荒暴虐，可与为百姓之主刑赏足矣。若便说向汤、武，大义一差，无所准程，万世之大患也。
长孙无忌、褚遂良转导无法，方武氏从感业寺再入，不能引礼廷诤以绝其萌，至于夺嫡，然后言其托体先帝，将何及也！
李德裕论韦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说，其言「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从令者死」，令之严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又却不以为证据。若不顺民心，遽从而杀之，可乎﹖制置职业，虽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议，然须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议，岂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许，后人亦以其自许者许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义以率下，若姿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许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奸昏者一日而有余。世之贤者，不自量而欲以岁月售功，其君与一时之人亦皆以岁月责之，所以有谤而无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诚知此，惟不求用为庶几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门族相高」。案孟子称故国世臣，人材之用，必常与其国其民之命相关，治乱兴亡所从出，故叔向以栾、却降在皁隶，忧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虑国，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饰进取为门户计，如汉韦、平之流，此叔孙豹所谓「世禄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为李德裕秖校台阁仪范、班行准则而已。
孔子系《易》，辞不及数，惟《大传》称「大衍之数」，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数。五行之物，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而谓其生成之数必有次第，盖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传》以《易》之分揲象之，盖《易》亦有起法也。《大传》本以《易》象历，而一行反以为历本于《易》。夫论《易》及数，非孔氏本旨，而谓历由《易》起！揠道以从数，执数以害道，最当先论。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说以要省胜去离。汉初尝用之，虽化中国为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坏灭为旨，行其道必亡，虽亡不悔，盖本说然也。梁武不晓，用之，当身而失；唐宪、懿又出其下，直谓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诃陵国治太子，与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所以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至秦，既已大败，而后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哀哉！
议论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术始。
孔子讲道无内外，学则内外交相明。荀子言学数有终，义则须臾不可离，全是于陋儒专门上立见识，又隆礼而贬《诗》、《书》，此最为入道之害。扬雄言「学，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与专门者校浅深耳。古人固无以教人为下者，雄习见后世陋儒专门，莫知所以学，而徒守其师传之妄以教人，以为能胜此而兼行者则上矣。近世又偏堕太甚，谓独自内出，不由外入，往往以为一念之功，圣贤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荀卿所言诸子，苟操无类之说，其是非不足计，乃列攻群辩，至于子思、孟轲，并遭诋斥，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与仲尼并称。安有与仲尼齐圣，独为荀卿所私，而他书无见者﹖非妄则姑假立名字以自况耳。
谓「无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谓闇」，案穆王命太仆、左右侍御、仆从「无以便嬖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强本而节用，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天不能祸」。夫古人备是三者矣，其不贫、不病、不祸则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圣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灭天也。
「全其天功，则天地官而万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古圣人曰「则天」，曰「顺帝之则」，未尝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荀卿谓天子如天帝，如大神，盖与秦皇自称曰「朕」意同。
「礼者，养也，刍豢五味以养口」等语，则礼者，欲而已矣。
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盖辩士索隐之流多论心，而孟、荀为甚。
孔子未尝以辞明道，内之所安则为仁，外之所明则为学，学即《六经》也，至于内外不得异称者，于道其庶几矣。子思之流，始以辞明道，辞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辞也，则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专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辞而辩胜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辩士之锋，怒目裂眦，极口切齿，先王大道，至此散薄，无复淳完。或者反谓其才高力强，易于有行。学者苟知辞辩之未足以尽道，而能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贤圣之统，散可复完，薄可复淳矣。不然，断港绝潢，争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农已分，法久而坏，齐民云布，孰可征发！以畏动之意，求愿从之名，虽至百万，无不用寡。且井田丘乘，所以人人为兵者，天子不过千里，诸侯不过百里，其势无独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为兵，不复任养兵之责，则圣人固所不为；若以天下奉一君，而养兵至于百万，独任其责而不能供，则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县者，兵须地着，给田力耕；（是一说。）千里之内，番上宿卫，已有诸御前兵，不可轻改，因其地分募，乐耕者以渐归本；（是一说。）边关捍御，尽须耕作，人自为战，（是一说。）三说参用，由募还农，大费既省，守可以固，战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徇空谈而忘实用矣。
竭天下以养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横敛，有加不已。
立节而不辨义，下者为利，高者为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论国忌日设僧斋，百官行香，事无经据」。诏「以近代皈依释、老，有异皇王之术，习俗因循，并宜停罢」。此开成四年也。唐世礼文，不为知礼者所许，然如此等事犹能厘正，不若后世定着不刊，以为臣子恭顺报效之节无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荡尽，奈何犹用授田时法税之﹖后世谓杨炎两税变古，全不究始末。
桑弘羊与刘晏无异。所可怒者，晏以用兵故兴利，不得已耳。史家无识，妄立论。
孔父、仇牧死，晏婴不死，以恕扬雄则非矣。
以位当卦，以卦当日，出于汉人。若夫节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祸福死生至《玄》而益详，盖农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趋舍者。扬雄为孔氏之学，将经纬大道，奈何俛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书，司马迁不能辨，而刘向父子与雄尤笃信之。
汉人皆由赋入，扬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谓「孔氏之门用赋，则贾谊升堂，司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转关捩处，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谨案：董仲舒、刘向亦不由赋入。
雄所谓「遐言」，为《太玄》发也。以言为学，孔子没后事。
「君子避碍则通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碍而我通之，未尝自碍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山林处士，妄意窥测，借以自名，而后世信之为申、韩之先驱，鞅、斯之初觉。
秦、汉书，孔、孟之论未行，学士以管子之书为教，视《六经》无有也。贾谊短世，错杀死，是书不极其用。
留令罪死之论，处士无故创奇语，后人遂倚为口实。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顺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开其所知，后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谆悉，终于无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设，所以为民，非为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杀之者乎﹖数术家闇于先王之大义，私其国以自与，以为命令，特为我发，而操制之术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无所不用。孔子赞《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诰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是数术家以令为令，而孔子以不令为令也。数术家以言而不违为兴国，而孔子以言而不违为亡国也。不以《易》、《论语》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为主，而申、商之祸无时可息也。
「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疽之药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雠，法者毋赦民之父母」。当时论不可赦如此，岂如司马迁所记陶朱公子之类，或者君臣之闲售私以长恶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而鲁肆大眚，无贬词，此有国旧典也。处士发语偏陂，遂与帝王之道离绝。刘备谓「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闲，言治道未尝及赦」！汉以后为此等见识不为无助。
「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君门远于万里」。然矣！古之圣贤，所以昭明大德，荡涤疑阻，《周官》一书，通达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数术家猜虑积心，忿忮形色，左右前后，无非蔽欺，钩巨设而告密用，群情惴惴，所以来谗贼而长作伪。
所以为《管子》者，在《三匡》二卷，杂乱重复，叙事颇与《左氏》不异。而《国语》又削除其杂，复以就简。知此书之出在《左氏》后，《国语》成在此书后。
「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案孟子称「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论之已详。然则执心既甚，形质块然，视听废而不行。盖辩士之言心也，其为心之害大矣。《洪范》「思曰睿，睿作圣」，各守身之一职，与视听同谓之圣者，以其经纬乎道德仁义之理，流通于事物变化之用，畅沦浃，卷舒不穷而已。恶有守独失类，超忽惝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刑事，管子之语不如《左氏》所言，予尝谓《左氏》中管仲语，已降古人数十等，盖不复见「葛伯仇饷」，「朕哉自亳」，「有罪无罪，惟我在」之风矣。然侯伯救灾讨罪，所引文王之诗正合礼体，亦未可遽引汤、武责之。今辨士之词，又降《左氏》数十等，使人君任法为道，要始于管子，其说以为佚乐驰聘宫中之欢，无所禁圉，利身便形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尧及黄帝皆然，浅鄙无稽，遂成战国亡秦之祸。
为管氏书者，变诈百出不穷，其盛在于盐铁，其用着于宝龟，畜泄废居，豪夺商贾，至于决瓁、洛之水，沐路旁之树，倾鲁、梁之绨，搜荆楚之鹿，戏词误论，今不举者众矣，独盐铁为后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垢万世。案其书，计食盐之人，月为钱三十，中岁之彀，粜不十钱，而月食谷四石，是粜谷市盐，其费略不甚远，虽今之贵盐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是时衰微苛敛，始有禁榷，晏子忧之，而齐卒以此亡。然则岂管仲所行，而齐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责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不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者，无甚于《轻重》诸篇。
《左氏》无孙武。同时伍员、宰嚭一一诠次，乃独不及武邪﹖详味《孙子》，与《管子》、《六韬》、《越语》相出入，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
穰苴、孙武，皆辩士妄相标指，无事实。穰苴斩宠臣，孙武戮爱姬，所谓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陈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无道，匹夫贱人以意言兵，行陈部伍，无复常经，其流及上，而为国者顾听命焉，岂小故邪﹖
「兵，诡道也」。案子罕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今「诡道」二字于兵外立义，遂为千古不刊之说。古人之言兵者尽废矣。禹、汤、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诡道也。孙子不学，所知者，诡而已。
孙子尽用兵之害，而于守与不战持之最坚，学者未之详。
祖望谨案：此可以见水心非浪用兵者也。
扬雄不喜孙、吴，而曰「不有《司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马也。
吴起较孙子却近。
祖望谨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谓吴不如孙。」
《司马法》多不成语。「夏赏而不罚，殷罚而不赏」，尤不成语。
司马迁谓「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即此法邪﹖抑别有指也﹖穰苴事，予固言其非。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迁之所云闳廓深远纔如此，悲夫！」
《六韬》阴谲狭陋。
《龙韬》以后四十三篇，似为《孙子》义疏。其书言避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其《励军）所言，又本于吴起。然庄周亦称九征，则真以为太公所言，岂足据哉！
《周官》：「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所贵于礼者，谓能有所别异，而军礼独言同。《三略》所云「将礼」，不可谓不得古人之意。晋侯登有莘之墟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不知当时所言礼指何事。后世不言礼，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终朝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荐贾以为「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吊死哀丧，同士卒甘苦，则又以为恩而不复言礼矣。夫礼者，将之本；威者，将之末；恩者，威之余也。
祖望谨案：以恩为威之余，尚未圆，然大意甚佳。
《尉缭子》「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而孙子「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视尉缭此论，何其狭也。
李靖谓陈法必黄帝所制，太公缮之，管仲复修之，诸葛亮八陈即握奇法，此皆山林隐约夸望相承。《周官》司马搜、苗、狝、狩，其陈即战陈，当时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广，晋之毁车，虽临时，或乱常制，终不能变大法，乃后世以为奇术。《握奇》遂为秘文。前人未尝学《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学者已学《周官》，乃相与别画陈法无休时，可叹矣！
自战国以来，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诸葛亮非驱市人之比，所以其国不劳，其兵不困，虽败而可战。夫教者，岂八陈、六花之谓﹖特其色别耳。抚循安集，上下相应，使皆晓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犹在其家室也。然则孙子之术，李靖与太宗所讲，正亮所弃也。《庄》、《列》诸书，向前多少聪明豪杰之士，向渠虀瓮里淹杀，可怜！可怜！
文中子说经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虽不背驰，而模榻形似，无卓特见识，此为大病。至于房、魏礼乐，或信或疑，要是浅者，未足论也。
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文辞者所能知也。《诗》既亡，后世存其礼可也。韩愈便谓古人未肯多让，或者不知量乎！
（梓材谨案：谢山所补，以下有四条，移入《庐陵学案》一条，移入《百源学案》三条。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礼害之也。
（梓材谨案：以下有五条，移入《泰山学案》一条，，移入《伊川学案》一条，移入《范吕诸儒》一条，移入《华阳学案》一条，移入《吕范诸儒》一条。）
古者赋禄制田，其权在上，贫贱富贵无大踰越，而为之宗以维之，故长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亲雍睦之教可行。后世崛起自致，贫贱富贵各极其欲，荣悴异门，交相为病，于是贤者谢宗以自远，不肖者挟长以行私，盖■阋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贵而贤者也，富而义者也，非是二者，而拥虚器以临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贵而贤，富而义，则上礼异之，命为其宗，爵不必亲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贫者可共也。施舍赒惠，族人依倚，特为宗主，无犯义，无干刑，相趋于实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梓材谨案：以下一条移入《蜀学略》。）
使知义理者常为主司，学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时，虽因今之时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虽累变其法，而学者之趋向亦终不能一。
王曾中第，以为「平生之志，不在温饱」。欧阳修执政，以为「惟不求而得，与既得而不患失」，然予病其侵寻于官职矣，而东莱吕氏嫌予此论太高，自天下治体大变，虽君子无策以振起之。贤愚同轨，邪正并辙，苟免其身，而复以其弊遗后人，则虽不思得，不患失，而卒与庸众同归于温饱者无异。呜呼！此有志者之所当深思也。（以上谢山补。）
祖望谨案：论果太高，然有益于学者。
（梓材谨案：以下七条，移入《庐陵学案》四条，移入《百源学案》一条，移入《明道学案》一条，移入《东莱学案》一条。）
宗羲案：黄溍言「叶正则推郑景望、周恭叔以达于程氏，若与吕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凡所论述，无一合于吕氏。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勿与焉」。盖直目水心为文士。以余论之，水心异识超旷，不暇梯级，谓「洙泗所讲，前世帝王之典籍赖以存，开物成务之伦纪赖以着」；「《易》、《彖》、《象》，夫子亲笔也，《十翼》则讹矣」；「《诗》、《书》，义理所聚也，《中庸》、《大学》则后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参也鲁」，「以孟子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则于本统离矣」。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所言不无过高，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论矣。
百家谨案：《习学记言》存于今者，《序目》而已。内说经共十四卷：《易》四卷，《书》一卷，《诗》一卷，《周礼》、《仪礼》合一卷，《礼记》一卷，《春秋》一卷，《左氏传》二卷，《国语》一卷，《孟子》一卷，若《记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见矣！是书前有山阴孙之宏序，叶氏门人。（梓材案：此条录自朱氏《经义考》，盖系《学案》原本，而竹垞录之者。竹垞尝寓吾郡二老阁，与郑南溪称后二老，故得见《学案》原■。又案：是书凡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鉴》四卷，合为五十卷，名《习学记言序目》，非别有全书也。）
（云濠谨案：陈直斋《书录解题》谓《习学记言》五十卷：「大抵务为新奇，无所蹈袭，其文刻削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然如梨洲及谢山所录，又何尝不纯明正大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