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别志》·卷下

宝元初，元昊创立文法，故名吾祖，慢书始闻，朝廷为之忿然。张邓公为相，即议绝和问罪，时西边弛备已久，人不知兵，识者以为忧。吴春卿时为谏官，上言夷狄不识礼义，宜且勿与较，许其所求，彼将无词举动，然后阴勑边臣密修战备，使年岁间战守之计立，则元昊虽欲妄作，不能为深害矣。奏入，邓公笑曰：「人言吴舍人心风，果然。」既而和事一绝，元昊入寇，所至如入无人之境。后数年，力尽求和，岁增赂遗，仍改名「兀卒」，朝廷竟不问。世乃以春卿之言为然。

　　元昊既叛，陕西四路置帅。夏英公竦为总帅，居长安，不临边，精兵勇将留寘麾下，四路战守出入皆取决焉，既远不及事，而四路负败，罚终不及总帅。知制诰张公安道为谏官，言：「自古元帅无不身对敌，虽齐桓、晋文霸主，亦亲履行阵。至于将佐有败，元帅必任其责，诸葛亮为大将军，马谡之败，降右将军，此古今通义也。今夏竦端坐长安，未尝临敌，诸路失律，一皆不问，有总帅之名，而无总帅之实。乞据四路败事，加以责罚而罢总帅，使四路帅臣，自任战守之计，有事干它路者，递相关报，随宜救应，于事为便。」朝廷从之。英公降知别州，而四路各任其事，盖始于此。

　　元昊久叛，边兵屡屈，秦人困弊，而诸将耻于无功，莫敢言和戎者。虽夏人每入輙胜，而国小民贫，疾于点集，卤获之利不补所耗，而岁赐和市之利皆绝，一绢之直八九千钱，上下亦厌兵矣，而元昊悖慢已甚，亦难于款塞。张安道为谏官，乞因郊霈，许诸帅纳其自新之请，以安西界生灵，其言甚美。仁宗览之大喜，退见许公政府，公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岁，勅书即行之。自是边臣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获息肩。仁宗以至仁御物，而许公审于安危之计，不狥虚名，不贪小利，故谠言正论，闻则能用，虽遭元昊之变，而不失太平之业，有以也夫！

　　贾昌朝始作国子监直讲，孙奭判监。昌朝尝候奭，奭不出，使人以《唐．路随、韦处厚传》示之，曰：「读讫乃相见。」既见，奭曰：「知此意否？足下异日以儒术作相，正如此二人。」世谓奭能知人。然其名位则类矣，而邪正则未也。若止论贵贱，此但相师所能耳！　　庆历中，契丹使刘六符求和亲，贾昌朝馆伴，未有以拒之。先是，宗真之弟号大弟者用事，横于虏中，因信使尝通书币。仁宗使昌朝谓六符，欲因今使答之。六符辞曰：「此于太后甚善，然于本朝不便。」昌朝因曰：「即如此，欲以太子宗真之子。求和亲，皇帝岂安心乎？」六符不能答，自是和亲之议颇息。

　　元昊未顺，契丹要求无厌，范文正公以为忧，乞城京城以备狄。众惑其说，惟吕许公以为非，曰：「虽有契丹之虞，设备当在河北，柰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虏深入而独固一城，天下扰矣。」乃议建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备，识者韪之。

　　刘从德妻遂国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宝元中，出入内庭，或云得幸于上，外人无不知者。以此获罪，夺封，罢朝谒。久之，复得入。张公安道为谏官，虽以数论列，皆留中焉。富郑公时知制诰，制下复遂国封，郑公缴还词头，封命遂寝。唐制，惟给事中得封还诏书，中书舍人缴词头盖自郑公始。安道见吕许公，犹以非旧典，不乐。二公之不相喜，凡皆此类也。

　　庆历中，劫盗张海横行数路，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海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时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郑公在枢府，郑公议欲诛仲约以正法，范公欲宥之，争于上前。富公曰：「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不诛，郡县无复肯守者矣。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范公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财物，而免于杀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仁宗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