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城录》卷一·靖康朝野佥言后序(陈规)·卷一·靖康朝野佥言后序(陈规)

靖康丙午，规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陆县事。丁未春正月，群盗王在等犯德安府。时郡将阙，规摄府事。贼来攻城，规在城上与贼语，问何因到此，贼言：“京城已为金破。”规独念：都城之大，壕堑深阔，城壁高厚，实龙渊虎垒，况禁旅卫士百万，虽金人乘我厄运，一时强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贼遁，遣人诣都城奏功还，乃知京城果为敌陷，徒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尔！又恨当时不得身在围城中，陪守御之士，以效绵薄。绍兴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复河南，规自祠宫被命知顺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会同僚，语及靖康之难。汝阴令云：“尝收东斋杂录一编，中有《靖康朝野佥言》，具载金人攻城始末。”规得之熟读，痛心疾首，不觉涕零。嗟乎！治乱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扬雄所谓“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难，若非人事之失，则天亦不得而为灾。规不揆至愚，窃观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与将吏官帅应敌捍御之失，虽既往不咎，然前车之覆，后车之戒，事有补于将来，不可不备论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为中国势弱，敌势方强，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殊不知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若不用兵，何术以壮中国之势，遏敌人之强？用之则,有强有弱，不用则终止于弱而已。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惟在用兵之人何如耳。

河东宣抚使统兵十七万以援太原，又招河东义勇、禁兵五万，共兵二十二万，皆败绩，致太原陷于敌。非兵不多，盖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万直行而前，先锋遇敌者有几？一不胜而却，与其后大兵皆却，宜乎不能援也！有识者观之，不待已败，而后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则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当时往援者将良得计，虽无兵二十二万，只十万亦可以必援。又无十万，只五万亦可以优为之援也。又不五万，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万为率，若止分为五十将，留十将护卫大将，兼备策应内外，三两将诣扼援兵前，广张兵势，牵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将分地深入敌境，绵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敌人用兵多少，便能尽害。以二十将周围行偏僻小路，寻求乡导，多遣远探，向前设伏，伺望敌人打粮出兵，多则退之，少即擒之。但绝其粮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贼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则人力并用。假令数将失利，其大兵必不至于一齐败衄，溃散为盗。京城之难，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

尼玛哈攻太原之寿阳，寿阳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残敌之众万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为守御之策者。《佥言》以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无死。寿阳之人，可谓善守，而不得谓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坚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规以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若已先策定险备，设使贼欲登城，纵令登城，已登即死；贼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内有数步之地，贼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于贼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安炮于封丘门外。大炮数百座，皆在门外，贼至不收，遂为金人所得，咸谓金人得攻城之具。规以为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资炮数百座，亦必无害，在于御炮之术善不善也。统制官辛康宗以贼去城远，止兵不得发箭。止之甚善。百姓鼓众击杀，此亦见其自乱，素治之术失也！

敌先采湿木编洞屋，以生牛皮盖其上戴之，令人运土木填壕，欲进攻城。守城人若得计，则城内先施大炮碎之。亦可用单梢炮，取远至二百五十步外者，制其首领用众之人。盖益州郡旧有朝廷所降守御册定格：单梢炮上等远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当时仓卒之际，此格用与不用？若人稍不究心，则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则二百七十步过之甚易。又以小炮御近众，其小炮每十人已上，不过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数十步。勿谓小炮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则四肢必折；中腰以上，则人必死。中马亦然。又况大炮每放一炮，小炮可放数炮。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圆为之。泥圆之利亦博，不独放时易得无穷，放去中人，人必死伤；不中，则泥圆为炮击破，不致反资敌用。若要摧毁攻械，则须用大炮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炮，盖欲摧坏城楼。守城者欲摧毁敌人攻械，大炮与小炮齐用。纵敌在城外伐大木为对楼、云梯、火车等攻城，可以破尽。金人广列垒石炮座，寻碑石、磨盘石、羊虎为炮，欲攻之。所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盖守御官一时失计耳。苟守御官得计，止令卒近女头墙坐立，城外炮来，高则于女头墙上过，低则打中女头墙，击破在外，无缘中人一卒，亦不至于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头墙稍加高厚，则愈加安堵。又须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长一丈、阔一丈上下、外直里斜、外密里稀洞子。外密处，以大麻绳横编，如荆竹笆相似，以备炮石众多，攻坏女头墙，即于两边连珠进洞子向前，以代女头。若此，则炮石纵大数多，未易损坏。间有损者，即逐旋抽换。假令只如此御捍，则炮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其无虞也。

敌以云梯、对楼攻东水门，其间御捍，有设重楼获胜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楼之上，愈招矢石。又攻东门守御官守具亦备，对楼、云梯至，每以木冲倒，仆死者无数。此亦奇策。然持冲木人与对楼上人相对，不免互伤，亦非全胜。金人填壕桥成，运对楼过壕攻城，城下列炮座二百余所，七梢炮、撒星炮、座石炮并发，又以强弩千余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御卒不能存立，然后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得城，则引众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炮大数多，矢石齐发，只前说女头墙次备以洞子，皆可隔尽矣。对楼登城，每一对楼果能载兵八十人，楼广不过二丈，当面立得几人？与守城人接战者，不过十数人而已。假令八十人尽用力，施设五对楼，止四百人。此外必无伏兵，亦无奇兵。楼高须及五丈，乘高而来，其迹亦自甚危。自履危地，来与城上立平地人接战，胜负人人可以自决。若守城者于此不胜，则交战于平田广野之地，不知其败若何？况对楼填平壕上，惟可以直进直退，必不能于城下横行。守人备御，不过止备对楼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对楼，所占地步数亦不多，不独接战可以必胜，纵兵上城，获全胜者，术亦多矣。不思则弗得也！

敌用云梯，止要登城。每座云梯，须十余人可以负荷到城，城上御之，亦难向前来。纵不御之，使敌倚城登梯上至城头，少不死者，何以致之？于女头墙里鹊台上，靠墙立排叉木，每空阔三四寸一根，通度枪刀向上，高出女头墙五六尺。敌至女头墙上，必为排叉木隔住，背后乘空，守御人于木空中施枪刀刺击，岂有刺击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鲜矣。

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对楼五座，盛矢石来城上，以竿冲倒三座，城上士卒争持草以焚之。对楼木多而草盛火炽，火乘南风，遂引烧城上楼子三座。对楼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敌人攻械来路，可以置而不问。焚者失也！纵不引烧城楼，止烧了敌人对楼，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与敌烧开再进攻械来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楼骨格，欲于旧处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敌必不容，矢石必倍。守御官若能用前说，造洞子于阙楼子处，两头连珠并进，不终日决可蔽合，权代女头墙，以隔矢石。矢石虽愈倍于前，亦必无害。次于烧了城楼处两头，横直深埋排叉木，以防敌急登。城上分甲兵两向攻打。城里从下斜筑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壕，离壕三五丈筑月城围之。使敌乘对楼到城，如不下对楼上城，却回则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内，无不死者。如此一挫，必罢攻退兵。乃守御之人失之，以致城陷，岂不痛哉！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然亦视人之能用与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虽能者，亦难施设。窃闻金人用炮攻城，守御人于城上亦尝用炮。城面地步不广，必然难安大炮，亦难容数多。虽有炮台，炮台地步亦不甚广。又炮才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炮来击。又城上炮亦在高处，自然招城外敌人用炮，可以直指而击之。以此观当时守御之人，其不能用炮也明矣。假令当时于城里脚下立炮，仍于每座炮前埋立小木为衣，敌人在外，不见立炮所在，虽有能用炮者，何由施设？或谓炮在城里，炮手不能见得城外事，无由取的。每一座炮，别用一人于城上，专管城里一座，外照物所在，里照炮梢，与外物相对，即令施放；少偏，则令炮手略少那脚；太偏，则就令拽炮人抬转炮座；放过，则令减人或用炮稍大者；不及，则令添人或用炮稍小者。照料得一炮打中后，炮少有不中。又城里立炮，可置数多。守御人用炮若止能如此，则攻城人用炮何能为也！

筑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头墙。女头中间立狗脚木一条，每两女头中挂搭篦篱。惟可以遮隔弓箭，于炮石则难以遮隔。若改作平头墙，不用篦篱，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空眼，与女头相似，亦甚济用。

或问何以备御城外脚下？自有马面墙，两边皆见城外脚下，于墙头之上，下害敌之物。当敌人初到城下，观其攻械，势恐难遏，宜便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阔里壕，去壕数丈，再筑里城一重。对旧城门，更不作门，却于新筑城下缘里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开门，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须于里壕垠上新城脚下缭绕行三二里，方始入门。若此，则假使敌善填壕，止不过填得里壕。若由门入城，须行新城脚下里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临敌，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敌人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门入城尚且不敢，则岂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为备，则敌兵虽多，攻械百种，诚可谈笑以待之矣。又况京师旧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势如金汤，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内，军兵百姓，金银粟帛，计以亿兆之数亦莫能尽。若令竭力修作，不独添筑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筑城壕数重，亦不劳而办。重城重壕既备，然后招敌人入城议事，彼若见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谚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皆此之谓也。

京城周围地约一百二十里，闻当时敌在城外，诸门多闭，有以土实者，止开三两门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闭生路，而为敌开其生路也。为守之计，不独大启诸门，仍于两门之间，更开三两门，使周围有门数十座，齐门于城内运土出入，填壕作路，使战兵出入，无至自碍。城上觇望敌人空隙，稍得便处，即遣兵击杀。或夜出兵，使敌在外所备处多，昼夜备战，无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创开城门，自运土填壕，欲为出兵计，则其在外填壕欲入之计，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创开城门出填壕者，非谓敌兵可欺，盖恃其自于城内设险已备，引敌入城，而敌必死耳。晋王浚遣都护王昌及鲜卑段疾陆眷、末柸等部五万之众，以讨石勒。诸将皆劝勒固守以疲寇，独张宾、孔苌以为可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余道。勒即以苌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屯北垒，勒候其阵未定，躬帅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苌突诸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丕，疾陆眷等众皆奔散。苌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谓善守城者也。后之守城者，何惮而不法欤？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为尽善。城上有敌楼，而敌人用大炮摧击；城高数丈，而敌人用天桥、鹅车、对楼、幔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敌人攻械之备，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贵乎仍旧，而人惮于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谓“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观之，虽利不至于百，功不至于十，然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也。为今之计，如敌楼者，不可仍旧制也。宜于马面上筑高厚墙，下留“品”字样方径及尺空眼，以备觇望及设施枪路。墙里近下，以细木盖一两架瓦棚，可令守御人避寒暑风雨。屋在墙里，比墙低下，则炮在外虽大而数多，施设千万，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桥，桥中作吊桥，暂时隔敌则可，若出兵则不能无碍。宜为实桥，则兵出入俱利。

城门宜迂回曲折，移向里百余步置。不独敌人矢石不入，其旧作门楼处，行入一步向里，便是敌人落于阱。何谓落阱？盖百步内两壁城上，下临敌人，应敌之具皆可设施。又于旧门前横筑护门墙，高丈余，两头遮过门三二丈。城门启闭，人马出入，壕外人皆不见，孰敢窥伺？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垠上，宜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墙脚下亦筑鹊台，高二三尺，阔四尺。鹊台上立羊马墙，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备觇望及通枪路。亦如大城上女头墙，墙里鹊台上栽埋排叉木，以备敌填平壕堑。及攻破羊马墙至城脚下，则敌于羊马墙内两边受敌，头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敌当一面，而守城人三面御之。羊马墙内兵，赖羊马墙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上下两城，相乘济用，使敌人虽破羊马墙而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城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马墙内所置之兵，正依城下寨以当伏兵，不知敌人以何术可解？若此，则既有羊马墙，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于大城上多设暗门，以备遣兵于羊马墙内出入。又羊马墙脚去大城脚止于二丈，不令太远者，虑大城上抛掷砖石，难过墙外，反害墙内人；又不令太近者，虑其太窄，难以回转长枪。又于大城里城脚下作深阔里壕，里壕上向里度地五七丈，可作来往路外，筑里城，排叉木，但多备下敌攻城应敌处。用此以设备，虽使敌人善攻，不足畏也！墨翟，宋大夫，善守御。公输般为云梯之械，将攻宋。墨子见之，乃解带为城，以褋为械，九设攻城之机，墨子九拒之。公输般攻械尽，墨子守有馀。公输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见攻械者，宜乎古人以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见敌人设一攻械，而无数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规尝闻《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为“兵者，诡也”，用无中形，诡诈为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然而有传之于家，而达之于远，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者，不可不先传也。嗟乎！靖康丙午，金人以儿戏之具攻城，守御者一时失计，遂致城拔。迄及一纪有余，而金人犹不思当时幸胜，尚以骄气相陵。规于未知金人攻城设炮之前，每见人云：“金人攻城，大炮对楼，势岂可当？”贵显言之，则怏然而不敢辩；众人言之，则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详，则岂可不尽曲折，剖其所见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人何能穷之？今止据金人攻城施设，略举捍御之策。至于尽精微，致敌杀敌之方，虽不惮于文繁，而有所谓真不可示人者，未之传也。又况虽欲传之，有不可得而传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区区管见，辄序于《佥言》之后。绍兴十年五月日陈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