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政论》目录·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4月5日—4月7日）

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是故国即亡矣，苟国人之智，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则彼虽灭吾国，而不能灭吾权，阿尔兰之见并于英人是也。今英伦人应享利益，阿尔兰人无不均霑也。即吾民之智，不能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进者，则其权亦日进，印度是也。印度初属于英，印人只能为第六七等事业，其第五等以上事业，皆英人为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则五品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则总办、帮办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则第二等以下事业，皆印人所为矣。其智全塞者，则其权全亡，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红人，南洋之棕人是也。此数种者，只见其为奴为隶，为牛为马，日澌月削，数十年后，种类灭绝于天壤耳，更无可以自立之时矣。夫使印度当未亡之时，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则其蚤为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于今日，则其为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是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意至美矣，然于广之之道，则犹未尽也。学堂学生，只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为成也亦仅矣。而况此辈中西兼习，其教之也当厚植其根柢，养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后，不欲其出而与闻天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