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三部分·第一百九十六卷

唐纪十二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贞观十五年（辛丑、641）唐纪十二唐太宗贞观十五年（辛丑，公元641年）[1]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上嘉禄东赞善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然欲抚以厚恩，竟不从其志。

[1]春季，正月，甲戌（十二日），唐朝廷任命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太宗嘉许禄东赞善于应对，欲将琅邪公主的外孙女段氏嫁给他为妻，禄东赞推辞说：“臣在本国中自有妻子，是父母为我聘娶的，不能够抛弃。而且我们的赞普首领还未曾迎娶公主，陪臣我怎么敢先娶呢？”太宗更加赞赏他，然而想要以厚礼隆恩加以抚慰，他最后还是没有从命。

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慕中国衣服、仪卫之美，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服纨绮以见公主。其国人皆以赭涂面，公主恶之，赞普下令禁之；亦渐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国学，受《诗》、《书》。

丁丑（十五日），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旌节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吐蕃赞普非常高兴，见到李道宗，完全按婿礼行事，羡慕唐朝的服装和仪仗之美，将公主安置在特意营筑的城郭宫室之内，自己穿戴着精美的丝绸服装与公主见面。吐蕃人的脸上都涂着红褐色、公主感到厌恶，赞普便下令禁止涂面；并且逐渐改变其猜忌粗暴的本性，派遣本族子弟到长安国子学，学习《诗经》、《尚书》等典籍。

[2]乙亥，突厥侯利可汗始帅部落济河，建牙于故定襄城，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诏许之。

[2]乙亥（疑误），突厥俟利可汗开始率部落渡过黄河，在旧定襄城建牙帐，共有三万户，军队四万人，九万匹马，于是上奏言道：“我过分地蒙受恩宠，成为本部落的首领只希望子子孙孙为大唐效犬马之劳，守卫北面的大门。假如薛延陀侵犯逼近，请求允许我方家属进入长城以内。”太宗下诏应允。

[3]上将幸洛阳，命皇太子监国，留右仆射高士廉辅之。辛巳，行及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皆以大逆论。

[3]太宗将要巡幸洛阳，命皇太子留守监国，并留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辅佐太子。辛巳（十九日），太宗车辇到了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二人厌倦于行进之苦，希望太宗能因偶受惊吓而停止巡行，于是在夜里向太宗行宫射箭，有五枝箭射入寝宫庭院；事发后，二人均以十恶中的大逆罪被处死。

三月，戊辰，幸襄城宫，地既烦热，复多毒蛇；庚午，罢襄城宫，分赐百姓，免阎立德官。

三月，戊辰（初七），太宗巡幸襄城宫，当地天气燥热，又多毒蛇出没；庚午（初九），废除襄城宫的行宫地位，将它分赐给当地的百姓，并罢免了营建此宫的阎立德的官职。

[4]夏，四月，辛卯朔，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

[4]夏季，四月，辛卯朔（初一），太宗下诏宣布下一年二月份在泰山行封禅礼。

[5]上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书成，上之；才皆为之叙，质以经史。其叙《宅经》，以为：“近世巫觋妄分五姓，如张、王为商，武、庚为羽，似取谐韵；至于以柳为宫，以赵为角，又复不类。或同出一姓，分属宫商；或复姓数字，莫辨徵羽。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叙《禄命》，以为：“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按鲁庄公法应贫贱，又弱短陋，惟得长寿；秦始皇法无官爵，纵得禄，少奴婢，为人无始有终；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法无官爵；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唯宜长子，虽有次子，法当早夭；此皆禄命不验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以为：“《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盖以窀穸既终，永安体魄，而朝市迁变，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谋之龟筮。近岁或选年月，或相墓田，以为一事失所，祸及死生。按《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为士师而三黜，计其丘陇，未尝改移。而野俗无识，妖巫妄言，遂于擗捅之际，择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对吊客；或云同属忌于临圹，遂吉服不送其亲。伤教败礼，莫斯为甚！”术士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

[5]太宗认为近代以来的阴阳杂书讹误很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众多方术之士刊定其中可以通行的内容，共成四十卷。己酉（十九日），书修成，进呈太宗；吕才每本书都写有序，质证于经史书籍。他为《宅经》作序，认为：“近代以来巫觋阴阳之术，妄自划分姓氏以附会音律，譬如张、王姓为商，武、庚姓为羽，似乎是取其谐韵；至于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象是不伦不类。或者同出于一姓，却分属宫商二调；或者属于复姓的几个字，却不能分辨徵羽二调。这些都是不符合古代事例，也深乖义理的。”序《禄命》一篇认为：“福禄性命之书，说的多了总能说中，人们便相信它。然而长平之战，秦国坑杀赵国士兵四十五万人，没有听说他们都犯了三刑；汉光武帝时南阳人士多富贵，又哪里都是遇上六合的吉日。如今也有虽然同年同榜登第，却贵贱相差悬殊，共命运同胞兄弟却寿命长短有异。按命理说鲁庄公本来应该贫贱，又懦弱见识短，惟独得以长寿；秦始皇不应该有官爵，纵使得到食禄，也少有奴婢，为人没有起始而有终极；汉武帝、后魏孝文帝都是本不应有官爵；以宋武帝的禄与命来讲都是截路空亡，只对长子合宜，即使有次子，也应当早早夭折；这些都是福禄性命不征验的明显证明。”吕才为《葬》作序，认为：“《孝经》说：‘卜选阴宅墓地，然后再加以安葬’，这是因为人死后长夜漫漫，体魄永远安息，然而城邑集市不断变化，泉水与石块交互侵蚀，不可以预先知道，所以要谋求于龟筮占卜之类。近几年来丧葬选年月，或相土为墓，认为一件事偶有差失，便会累及死生的大问题。按照《周礼》的说法：天子、诸侯与士大夫的丧葬都有规定的月数，这说明古人不作年月的挑选。《春秋》写道：‘九月丁巳（九日），安葬鲁定公，赶上天下大雨，没有安葬，戊午（十日）太阳西斜，才将定公安葬。’这说明也不选择日期。郑国安葬简公，看墓的房子正好档在安葬的道上，拆毁它则可以早晨落葬，不拆它则要到中午才能落葬，子产决定不拆毁而葬，这是不选择时辰。古人安葬均在京城的北面，墓地有固定的地方，这便是不另外选择墓地。如今丧葬书上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