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二部分·第一百九十二卷
唐纪八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丙戌、626）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1]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征温颜博还朝。
[1]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韩州刺史封同人诈乘驿马入朝切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上尝言：“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2]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2]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3]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
[3]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4]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士。
[4]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5]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5]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6]诏追封故太子建成为息王，谥曰隐；齐王元吉为剌王，以礼改葬。葬日，上哭之于宜秋门，甚哀。魏徵、王表请陪送至墓所，上许之，命宫府旧僚皆送葬。
[6]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7]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为太子，生八年矣。
[7]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8]庚辰，初定功臣实封有差。
[8]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9]初，萧荐封德彝于上皇，上皇以为中书令。及上即位，为左仆射，德彝为右仆射。议事已定，德彝数反于上前，由是有隙。时房玄龄、杜如晦新用事，皆疏而亲德彝，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辞指寥落，由是忤旨。会与陈叔达忿争于上前，庚辰，、叔达皆坐不敬，免官。
[9]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10]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10]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11]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余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11]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12]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12]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13]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许。
[13]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14]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14]太宗对大臣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
上厉精图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徵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以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一。
太宗励精求治，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固执己见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纩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15]上召傅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为吾祸。然凡有天变，卿宜尽言皆如此，勿以前事为惩也。”上尝谓奕曰：“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可独不悟其理？”对曰：“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上颇然之。
[15]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太宗颇以为然。
[16]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16]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17]是岁，进皇子长沙郡王恪为汉王、宜阳郡王为楚王。
[17]这一年，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升为楚王。
[18]新罗、百济、高丽三国有宿仇，迭相攻击；上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往谕指，三国皆上表谢罪。
[18]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世代结怨，相互攻伐，战事连绵，太宗派遣国子监助教朱子奢前去传达圣意，劝他们讲和，三国都上表谢罪。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贞观元年（丁亥、627）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1]春，正月，乙酉，改元。
[1]春季，正月，乙酉（初一），改年号。
[2]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陈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2]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太宗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磕头道歉。
[3]己亥，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3]己亥（十五日），唐朝廷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
[4]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宽绞刑五十条为断右趾，上犹嫌其惨，曰：“肉刑废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改为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诏从之。
[4]太宗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太宗仍嫌其苛刻，说道：“肉刑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应当用其他刑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为加服劳役的流放，流放到三千里外，刑期三年。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5]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5]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6]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6]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奏“诸司文案恐有稽失，请令御史就司检校。”上以问封德彝，对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果有愆违，御史自应纠举；若遍历诸司，搜括疵，太为烦碎。”淹默然。上问淹：“何故不复论执？”对曰：“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上悦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道：“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说：“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杜淹回答说：“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讲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
[7]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事觉，上曰：“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犹惜其有功，不之罪，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7]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8]辛丑，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
[8]辛丑（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洲反叛朝廷。
艺之初入朝也，恃功骄倨，秦王左右至其营，艺无故殴之。上皇怒，收艺系狱，既而释之。上即位，艺内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谓艺曰：“王贵色已发！”劝之反。艺乃诈称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驰出谒之，艺入据豳州。诏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为行军总管以讨之。赵慈皓闻官军将至，密与统军杨岌图之，事泄，艺囚慈皓。岌在城外觉变，勒兵攻之，艺众溃，弃妻子，将奔突厥。至乌氏，左右斩之，传首长安。弟寿，为利州都督，亦坐诛。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时，居功自傲，秦王李世民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高祖皇帝大怒，将李艺关进牢里，不久又释放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邪恶的巫师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您已然面呈贵相！”劝他反叛。李艺于是假称奉皇帝密诏，带兵前来朝廷。李艺带领兵马到豳州城下，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迎接，李艺入城占据了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官兵即将到来，便秘密与统军杨岌商议谋取李艺，事情败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笈在城外觉察到变化，便率兵攻城，李艺手下兵将溃逃，李艺抛下妻子儿女，准备投奔突厥，到了乌氏城，身边的人将他杀掉，送首级回长安。李艺弟李寿，官做利州都督，也受牵连被处斩。
[9]初，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
[9]起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唐兴起后相继归附，高祖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由此州县的数目，大大超过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太宗认为官多民少，想革除弊端。二月，下令州县大加合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10]三月，癸巳，皇后帅内外命妇亲蚕。
[10]三月，癸巳（初十），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
[11]闰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11]闰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12]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12]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13]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性粗暴，左右百余人，皆无赖子弟，侵暴百姓；又与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异志，上遣中书令宇文士及驰驿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惧，谋劫幼良入北虏，又欲杀士及据有河西。复有告其谋者，夏，四月，癸巳，赐幼良死。
[13]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14]五月，苑君璋帅众来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马邑，杀高满政，退保恒安。其众皆中国人，多弃君璋来降。君璋惧，亦降，请捍北边以赎罪，上皇许之。君璋请约契，上皇使雁门人元普赐之金券。颉利可汗复遣人招之，君璋犹豫未决，恒安人郭子威说君障以“恒安地险城坚，突厥方强，且当倚之以观变，未可束手于人。”君璋乃执元普送突厥，复与之合，数与突厥入寇。至是，见颉利政乱，知其不足恃，遂帅众来降。上以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14]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了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帝国。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15]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15]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16]六月，辛巳，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16]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17]壬辰，复以太子少师萧为左仆射。
[17]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为尚书左仆射。
[18]戊申，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谢不及。
[18]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钦服不已。
[19]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19]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20]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欲用为宰相者数矣。文德皇后固请曰：“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吕、霍、上官，可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听，卒用之。
[20]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21]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国人始不悦。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疏突厥，胡人贪冒，多反覆，兵革岁动；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请击之，上以问萧、长孙无忌曰：“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请击之。无忌对曰：“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上乃止。
[21]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萧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22]上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言：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于是始有封建之议。
[22]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23]黄门侍郎王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寝而不言。上闻之，八月，戊戌，出士廉为安州大都督。
[23]黄门侍郎王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24]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24]九月，庚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25]辛酉，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豫朝政。他官参豫政事自此始。
[25]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淹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上问其行能，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时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即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26]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谋叛，道死。
[26]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
君廓在州，骄纵多不法，征入朝。长史李玄道，房玄龄从甥也，凭君廓附书。君廓私发之，不识草书，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杀驿吏而逃，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27]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久未入朝，诸州奏称盎反，前后以十数；上命将军蔺等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徵谏曰：“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上曰：“告者道路不绝，何云反状未成？”对曰：“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今告者已数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上乃罢兵。冬，十月，乙酉，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赐徵绢五百匹。
[27]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28]十二月，壬午，左仆射萧坐事免。
[28]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
[29]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谋反，伏诛。
[29]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
孝常因入朝，留京师，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谋以宿卫兵作乱。安业，皇后之异母兄也，嗜酒无赖；父晟卒，弟无忌及后并幼，安业斥还舅氏。及上即位，后不以旧怨为意，恩礼甚厚。及反事觉，后涕泣为之固请曰：“安业罪诚当万死。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所为，恐亦为圣朝之累。”由是得减死，流州。
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州。
[30]或告右丞魏徵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徵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赐绢五百匹。
[30]有人告发右丞魏徵偏袒他的亲属，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徵不留下办事的表态，远远地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去责问魏徵，而且说道：“从今以后，应留下办事的表态。”有一天，魏徵上朝，对太宗说：“我听说君主与臣下一体，应彼此竭诚相待。如果上下都追求留下办事的表态，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我不敢接受这个诏令。”太宗吃惊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拜了两拜道：“我很荣幸能为陛下做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太宗的神情、风采英武刚毅，众位大臣进见他时，皆手足失措。太宗知道后，每次见人上朝奏事，都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之言。曾对公卿说：“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一定要借助于镜子；君主想自己知道过错，必然要善待忠正耿直的大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大臣阿谀逢迎，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岂能独自保全！像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以求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世基等也难免一死。望你们以此为戒，每件事都有得失，希望不惜畅所欲言！”
[31]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31]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旧兵，应全部任命为武官，加入皇宫警卫部队。太宗对他说：“朕视天下为一家，只选用贤才，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你这个想法，并不是让朕的恩德广被于天下。”
[32]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欲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32]太宗对公卿说：“从前大禹凿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谤之言，是因为与民利益攸关的缘故。秦始皇营造宫室而百姓怨声载道、图谋反叛，是因为秦始皇损民以利己的缘故。奇珍异宝，本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假如放纵自己不止，那么国家就会立刻面临危亡。朕想要营造一个宫殿，材料已经齐备，有鉴于秦的灭亡，便停止了这项工程。亲王公卿以下，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想法。”从此二十年间，风俗质朴淳厚，穿着不用锦绣，官府与百姓均很富足。
[33]上谓黄门侍郎王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33]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朝中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以相互监督检查，中书省起草诏令制敕如有差误，则门下省当予纠驳指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往来辩论，务求准确恰当，放弃个人见解从善如流，又有什么不好呢？近来有人护己之短，于是产生仇怨隔阂，有的为了避开私人恩怨，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造成万民的灾患，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在那时，均自认为有智慧，祸患殃及不到自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庭与国家俱亡，虽然这中间偶有某个人得以幸免，也要被舆论所针砭，永远难以磨灭。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34]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34]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的商人得到一粒宝珠，用刀割开身上的肉，将宝珠藏在里面，有这么回事吗？”大臣答道：“有这回事。”太宗说：“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爱珍珠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官吏受贿贪赃依法受刑，和帝王追求奢华而遭致国家灭亡，这与胡族商人的可笑有什么区别呢？”魏徵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的人非常健忘，搬家而忘记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严重的，夏桀、商纣均贪恋身外之物而忘记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太宗说：“对。朕与你们应当同心合力，相互辅助，以免被后人耻笑。”
[35]青州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诏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师覆按之。仁师至，悉脱去底械，与饮食汤沐，宽慰之，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还报，敕使将往决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深为足下忧之。”仁师曰：“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知其冤而不为伸邪！万一暗短，误有所纵，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伏伽惭而退。及敕使至，更讯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无枉滥，请速就死。”无一人异辞者。
[35]青州有人谋反，州县官员逮捕其同伙，致使牢狱中人满为患。诏令殿中侍御史、安喜人崔仁师前去覆查。崔仁师到了青州，命令卸去囚犯的枷具，给他们饮食、让他们沐浴，加以宽慰，只将其首犯十余人定罪，其他人都释放。崔仁师回朝禀报，太宗又派人前往叛决。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您平反了很多人，依人之常情谁不贪生，只恐怕这些首犯见同伙免罪释放，不肯甘心，我深为您忧虑。”崔仁师说：“凡定罪断案应当以公正宽恕为根本，怎么可以自己为了逃避责任，明知其冤枉而不为他们申诉呢！万一判断不准，放错了人，我宁愿以自己一人换取十个囚犯的生命。”孙伏伽羞惭地退下。等到太宗派的人到了当地，重新审讯犯人，他们都说：“崔公公正宽仁，断案没有冤枉，请求立刻处死我们。”没有一人有二话的。
[36]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跸，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未几，以伏伽为谏仪大夫。
[36]太宗喜好骑马射箭，孙伏伽苦谏道：“天子居住则要有九重门，出行则要警戒开道，这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而是为国家百姓考虑。陛下喜好亲自骑马射箭以便让亲近的侍臣们高兴，这是年轻做亲王时的所做所为，而不是今日贵为天子应做的事。既不能靠此来保养圣体，又不能用它来为后代做典范，我认为陛下不应如此。”太宗十分高兴。没几天，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37]隋世选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罢，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观城刘林甫奏四时听选，随阙注拟，人以为便。
[37]隋朝选拔官员，每年十一月候选者聚集京城，到次年春天结束，人们苦于期限过短。到此时，吏部侍郎观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四季都可选官，根据空阙随时补充，人们颇以为便。
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至是尽省之，勒赴省选，集者七千余人，林甫随才铨叙，各得其所，时人称之。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动乱之后，都不愿意做官，政府官员人数不够。尚书省下文让各州派人赴选，州府及皇帝特使常用赤色文牒直接委任官吏。到此时全都废止。勒令他们都到尚书省候选，聚集有七千余人，刘林甫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当时人十分称赞。太宗以为关中地区米价贵，开始分一部分人在洛州参加铨选。
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而不在于人多。”命令房玄龄裁并削减，只留下文武官员总计六百四十三人。
[38]隋秘书监晋陵刘子翼，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常称：“刘四虽复骂人，人终不恨。”是岁，有诏征之，辞以母老，不至。
[38]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翼，学问人品俱佳，性格刚正直爽，朋友有过失，常常当面指责。李百药常说：“刘四虽然总是骂人，人们却不恨他。”这一年，有诏令征召他入朝，以母亲年迈为由，辞谢不去。
[39]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为侍御史。
[39]县县令裴仁轨，私下役使看门人，太宗大怒，要处斩他。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劝谏道：“法律，是陛下与天下百姓共有的，并非陛下独有之物。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处以极刑，我担心人们将无所适从。”太宗高兴，免除裴仁轨死罪，任命李乾为侍御史。
[40]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
[40]太宗曾说及关中与关东人，认为有所不同。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下奏道：“天子以四海为一家，不应当有东、西的差别，恐怕会让人觉得您狭隘。”太宗欣赏他的话，给他丰厚的赏赐。从此每当朝廷有大事，都让他参与谋议。
[41]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皆居碛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薛延陀于诸部为最强。
[41]起初，突厥族已经强大，敕勒各部落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均居住在漠北地区，风欲习惯大致与突厥相同。薛延陀在各部落中实力最强。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方强，敕勒诸部皆臣之。曷萨那征税无度，诸部皆怨。曷萨那诛其渠帅百余人，敕勒相帅叛之，共推契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匮可汗兵复振，薛延陀、契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大的时候，敕勒各部都向他称臣。曷萨那横征暴敛，敕勒各部均有怨言。曷萨那诛杀他们的首领一百多人，导致敕勒各部相继叛离，一致推举契部的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于山北。又推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北。等到西突厥射匮可汗的部队重新兴盛起来，薛延陀、契二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再次称臣。
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男帅部落七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帅叛之。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将十万骑讨之，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与战于马鬣山，大破之。欲谷设走，菩萨追至天山，部众多为所虏，回纥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设，颉利不能制。
回纥等六部聚居在郁督军山的，东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落七万多户，依附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政治混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继反叛。颉利可汗派他的侄子欲谷设统领十万骑兵讨伐，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迎战于马鬣山，大败欲谷设。欲谷设仓遑奔逃，菩萨追到天山，俘虏其大部，回纥从此兴盛。薛延陀又乘机击败突厥四个设的军队，颉利可汗无法控制。
颉利益衰，国人离散。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颉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猎，实设备焉。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颉利可汗日益衰败，百姓纷纷离散。正赶上天下大雪，雪深达数尺，羊、马多冻死，百姓饥寒交迫，颉利可汗担心大唐帝国乘突厥衰败进兵，于是带领兵马到朔州边境，扬言要会猎，实际上是防备唐朝。鸿胪寺卿郑元出使突厥还朝，对太宗说：“戎狄族的兴衰隆替，专以羊马的情状作为征候。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先兆，不会超过三年。”太宗颇以为然。众大臣都劝说太宗乘此机会袭击突厥，太宗说：“刚刚与人家订盟却要背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人的灾祸，这是不仁义；乘人之危来取胜，这不是勇武的行为。即使突厥的各部落都叛离，牲畜所剩无几，朕还是不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然后讨伐他们。”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迎公主。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迎唐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过。”统叶护患之，未成婚。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李道立来到长安，献上一万钉宝钿金带、五千匹马，以迎娶唐公主。颉利可汗不希望大唐与统叶护和亲，几次派兵侵扰，又派人对统叶护说：“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深为忧虑，最后没有成婚。
二年（戊子、628）
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1]春，正月，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乃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
[1]春季，正月，辛亥（初三），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离职。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各有所闻而不说，则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视无忌如亲子一般，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长孙无忌自己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一再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尽力为他请求，太宗于是准许离职，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
[2]置六司侍郎，副六尚书；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2]设置六司侍郎，为六司尚书的副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3]癸丑，吐谷浑寇岷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
[3]癸丑（初五），吐谷浑入侵岷州，都督李道彦将其击退。
[4]丁巳，徙汉王恪为蜀王，卫王泰为越王，楚王为燕王。
[4]丁巳（初九），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卫王李泰为越王，楚王李为燕王。
[5]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5]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道：“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偏听偏信，就是暗。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所以共工、鲧、兜不能掩匿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则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上谓黄门侍郎王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准许赈济百姓，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寻找食物，等到了文帝末年，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依仗着富足的粮食，奢侈无度，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了，其他多余的又有何用呢！”
[6]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6]二月，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人们都说君主至为尊贵，无所畏惧。朕则并非如此，上怕皇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魏徵说：“这的确是达到治世的要旨，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终，那就好了。”
[7]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7]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再如高为隋朝丞相，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本，隋朝的兴亡，与高休戚相关。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8]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8]三月，戊寅朔（疑误），出现日食。
[9]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
[9]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以尽量减除冤案。随即带囚犯走过，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毕竟官衔不低，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不必带来殿前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10]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
[10]关内地区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旱、蝗灾害，因此大赦天下。诏令大略说道：“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毫不吝惜。”不久旱区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11]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
[11]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尸骨遍野，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
[12]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12]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奚、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派突利讨伐，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单枪匹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并鞭笞他，突利从此怨恨颉利，暗中想背叛颉利。颉利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不给，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司马刘兰成图之，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5]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16]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6]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7]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18]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18]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19]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
[19]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20]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20]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