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二部分·第一百七十六卷
陈纪十长城公下至德二年（甲辰、584）陈纪十陈长城公至德二年（甲辰，公元584年）[1]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
[1]春季，正月，甲子（初一），出现日食。
[2]己巳，隋主享太庙；辛未，祀南郊。
[2]己巳（初六），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辛未（初八），隋文帝在长安城南郊祭天。
[3]壬申，梁主入朝于隋，服通天冠、绛纱袍，北面受郊劳。及入见于大兴殿，隋主服通天冠、绛纱袍，梁主服远游冠、朝服，君臣并拜。赐缣万匹，珍玩称是。
[3]壬申（初九），后梁国主亲自到长安朝见隋天子，头戴通天冠，身穿深红色的纱袍，在郊外受到迎接时面北而立。等进入新都，在大兴殿朝见隋文帝时，隋文帝戴通天冠，穿绛红色纱袍；后梁国主改戴远游冠，穿朝服，君臣互拜。隋文帝又赏赐后梁国主缣万匹及相当于万匹缣价值的大量珍宝。
[4]隋前华州刺史张宾、仪同三司刘晖等造《甲子元历》成，奏之。壬辰，诏颁新历。
[4]隋朝前任华州刺史张宾、仪同三司刘晖等人修成《甲子元历》，进呈给隋文帝。壬辰（二十九日），文帝下诏令颁布新的历书。
[5]癸巳，大赦。
[5]癸巳（疑误），陈朝大赦天下。
[6]二月，乙巳，隋主饯梁主于灞上。
[6]二月，乙巳（十三日），隋文帝在灞上设宴为后梁国主饯行。
[7]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口降隋。
[7]突厥苏尼部落男女一万多口归降隋朝。
[8]庚戌，隋主如陇州。
[8]庚戌（十八日），隋文帝驾幸陇州。
[9]突厥达头可汗请降于隋。
[9]突厥达头可汗请求降附隋朝。
[10]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右仆射。
[10]夏季，四月，庚子（初九），隋朝任命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尚书右仆射。
[11]隋上大将军贺娄子干发五州兵击吐谷浑，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
[11]隋朝上大将军贺娄子干调发河西凉、甘、瓜、鄯、廓五州的军队攻打吐谷浑，斩杀吐谷浑部落男女一万多口，历时二十天才班师还军。
帝以陇西频被寇掠，而俗不设村坞，命子干勒民为堡，仍营田积谷。子干上书曰：“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自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帝从之。
隋文帝由于陇西一带经常遭到外族侵犯虏掠，而民间从来不建立永久性居住、具有防御能力的村坞，于是命令贺娄子干强制百姓建造城堡，并屯田积粮。贺娄子干上书说：“陇右、河西地区地旷民稀，边疆不安定，不可到处耕作。我近来发现一些屯田地区，虽然收获不多，但费用开支却很大，白白浪费了许多人力，最终还会遭到入侵者的蹂躏毁坏。因此，凡是疏远的屯田之所，请求全部废掉。只是陇右地区的老百姓一向从事畜牧业，如果强迫他们屯聚而居崐，会更加惊恐不安。只要能多建立镇、戍等军事要塞和负责望、传达军情的烽火台、堠堡，使其络绎相望，虽然百姓分散居住，也一定能确保他们安居乐业。”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以子干晓习边事，丁巳，以为榆关总管。
隋文帝由于贺娄子干熟悉边疆事务，丁巳（二十六日），任命他为榆关总管。
[12]五月，以吏部尚书江总为仆射。
[12]五月，南陈朝廷任命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
[13]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
[13]隋文帝因为渭河多沙，河水深浅不固定，漕运的丁役深以为苦，六月，壬子（二十二日），下诏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率领民工开凿渠道，引渭水，自新都大兴城向东直到潼关，共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以利漕运和通商，关内都依赖它。
[14]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骑常侍谢泉等聘于隋。
[14]秋季，七月，丙寅（初六），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谢泉等人出使隋朝。
[15]八月，壬寅，隋邓恭公窦炽卒。
[15]八月，壬寅（十三日），隋朝邓恭公窦炽去世。
[16]乙卯，将军夏侯苗请降于隋，隋主以通和，不纳。
[16]乙卯（二十六日），陈朝将军夏侯苗请求归降隋朝，隋文帝因为与陈朝交好，不予接纳。
[17]九月，甲戌，隋主以关中饥，行如洛阳。
[17]九月，甲戍（十五日），隋文帝由于关内出现饥荒，驾幸洛阳。
[18]隋主不喜词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赵郡李谔亦以当时属文，体尚轻薄，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草，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今朝廷虽有是诏，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躬仁孝之行者，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工轻薄之艺者，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刺史、县令未遵风教。请普加采察，送台推劾。”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干进，无复廉耻，乞明加罪黜，以惩风轨。”诏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四方。
[18]隋文帝不喜好文章用词华丽，诏令天下公私文书都要写得符合实际情况。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的文章奏表浮华艳丽，隋文帝把他交付有关部门治罪。治书侍御史赵郡人李谔也因为当时人们撰写文章，文风崇尚轻薄浮华，而上书说：“以前曹魏的三位君主撰写文章崇尚文词优美华丽，忽略治理万民的大道，喜好雕琢词句的小技。下面纷纷起而仿效，遂成一种社会风尚。到了江东晋、齐、梁朝，这种文风的危害达到了极点。人们热衷于追求一的新奇，竞逐一字的巧妙。文章连篇累牍，不过是刻划了月升露落的景致；作品积案盈箱，也只是描写了风起云飘的情形。世俗以此而互相标榜，朝廷据此来选拔官吏。以擅长雕虫小技求取功名利禄的道路既然已经开通，人们偏爱华丽崇尚轻浮的文风越发厉害。因此，不论是乡闾孩童，还是王公子弟，不是首先学习实用知识而是首先学习如何做五言诗；对于羲皇、虞舜、夏禹的典籍，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不再关心，未曾入耳。把虚诞放纵当作洒脱高雅，把缘情体物当作功勋劳绩，把有德的硕儒看作古朴迂腐之人，把工于词赋之士当成君子大人。所以文笔日益繁盛，而政治日益动乱。这都是由于统治者抛弃了上古圣贤制定的法式、规则，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