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野语》·卷十三

○汉改秦历始置闰

余尝考春秋置闰之异于前矣，后阅程氏《考古编》，谓汉初不独袭秦正朔，亦因秦历以十月为岁首，不置闰，当闰之岁，率归余于终为后九月，《汉纪》、《表》及《史记》，自高帝至文帝，其书后九月皆同，是未尝推时定闰也。至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为岁首，然犹历十四载，至征和二年，始于四月后书闰月，岂史失书耶？抑自此始置闰也。余因其说深疑之，精思其故，颇得其说焉。

盖闰月之不书者，亦偶以其时无可书之事耳。正如《春秋经》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纪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无可纪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无可纪之事也。鲁史纪事之法，大率如此，其余闰月亦然。观文公六年，《经》书闰月不告月，《春秋》书闰，方见于此。复以杜预《长历》考之，自隐至哀凡更三十余闰，至此方书，岂曰前乎此者，皆史失书，抑岂曰，自此始有闰也。今汉纪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汉元年、三年皆止于秋，太始元年则止于夏，皆以其后无事可纪，故不书耳。然则闰月不书，亦若是乎？盖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古历法也。若谓自此始置闰，则合自此后三岁、五岁，累累书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后元元年，当置闰而不书，自后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后书。其后当闰岁，又皆不书，是知不书者，偶无事耳。然则非史失书，亦非自此置闰也。虽然，此非余臆说也，复证以《史记·历书》，自太初更历以至征和也，如太初二年，天汉元年、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闰，则知余言似可信云。

○《纲目》误书

《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摘前辈以为能也。

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死者六十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矣。尹起莘乃为之说曰：“此朱子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挺与刃与政之说，固善矣，然其实则《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于从官死者尚六十人，则其余可知矣。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没其实哉！

又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阴王书弑。尹又为之说云：“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也，此书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隐帝立已数年，湘阴未成乎君，不应书法倒置如此，亦恐误书耳。

又隋开皇十七年，诏诸司论属官罪，听律外决杖。《纲目》条下云，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大理少卿赵绰固谏，上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帝乃释之。按《通鉴》，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舍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此乃绰欲令摩诃从坐，而帝特赦之耳，《纲目》误矣。

又《通鉴》贞观元年，杜淹荐邸怀道云：“亲见其谏炀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谏？”曰：“臣不居重任，知谏不从。”上曰：“知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显，何亦不谏？”曰：“臣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按此实责其知炀帝之不可谏，而犹立其朝耳。今《纲目》乃于上言世充拒谏，易其语曰：“然则何以立于其朝？”失其实矣。

又《纲目》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以后凡四条。按《通鉴》，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骊山云云；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当依《通鉴》作是岁为是。

又《纲目》书德宗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书氏。按《通鉴》，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鉴》所书，而逸其上文耳。

尹又谓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后，册讫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过也。

○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秦会之既主和，惧诸将不从命，于是诏三大将入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