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林玉露》·丙编·卷五

自文籍既生，学者固不可不读书。子路有何必读书之说，夫子斥之。至于学《诗》学《易》学《礼》，与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说，拳拳为其子及门人言之，晚而归鲁，删定系作，其功至贤于尧舜。则后之欲学圣人者，舍书则何以哉！然是时词章之名未立，科举之法未行，士之读书者，上则取之以抚世酬物，又次则取之以博识多闻，下至苏秦之刺股读书，专为揣摩游说之计，固已陋矣。然亦视书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后世之甚者也。盖至于今，士非尧、舜、文王、周、孔不谈，非《语》、《孟》、《中庸》、《大学》不观，言必称周、程、张、朱，学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后所未有也，可谓盛矣。然豪杰之士不出，礼义之俗不成，士风日陋于一日，人才岁衰于一岁，而学校之所讲，逢掖之所谈，几有若屠儿之礼佛，娼家之读礼者，是可叹也。昔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子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对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亲庭，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