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林玉露》·甲编·卷二

周益公参大政，朱文公与刘子澄书云：“如今是大承气证，渠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尔。”呜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犹恨当国者不用大承气汤，况下于乾淳者乎！然历考往圣，如孔子相鲁，而下大承气汤，固是对证。大舜继尧，亦不免下大承气汤。信矣，文公之为名言也。益公初在后省，龙大渊、曾觌除阁门，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后入直翰林，觌以使事还，除节钺，人谓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词云：“八统驭民，敬故在尊贤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气汤也。

欧阳子曰：“隐公非摄也，使隐果摄，则《春秋》不称公。《春秋》称公，则隐公非摄，无疑也。”此论未然，《春秋》虽不书隐公居摄，而于两书仲子之事，自隐然可见。夫母以子贵，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将立，则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为而归其，鲁国何为而考其官？今也归而不嫌渎乱之讥，考官而加严事之礼，徒以桓之将为君也。桓将为君，则隐之摄着矣。或曰，隐摄则何以称公？东坡曰：“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故称公。史有谥，国有庙，《春秋》独得不称公乎？”此论亦未然，周公之摄也，诰命之际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尝自称王乎？窃意鲁史旧文，必蕾隐公摄位之实，去摄而书公，乃仲尼之特笔，一以耆隐之不当逊，一以着桓之不当立，二者皆非也。欧公论隐公、赵盾、许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为《春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