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 集部二十三
○别集类二十三
△《岘泉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宇初撰。宇初字子璿，贵溪人，张道陵四十三世孙，洪武十年袭掌道教，永乐八年卒。《明史·方技传》附见其父《正常传》中，称其建文时尝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又称其尝受道法於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互相诋讦。其人品颇不纯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观。其中若《太极释》、《先天图论》、《河图原辨》、《荀子辨》、《阴符经》诸篇，皆有合於儒者之言。《问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尝以云师、风伯荒怪之说张大其教。以视诵周、孔之书而混淆儒、墨之界者，实转为胜之。韩愈《送浮屠文畅序》称：“人有儒名而墨行者，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有墨名而儒行者，问其名则非，校其行则是。”然则若宇初者，其言既合於理，宁可以异端之故，并斥其文乎？朱彝尊《明诗综》称其集二十卷，诗居其半，王绅为之序。此本皆所作杂文，惟末附歌行数十首。卷首虽载《绅序》，而二十卷之旧已不复存，盖又掇拾重编之本矣。
△《唐愚士诗》·二卷、附《会稽怀古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唐之淳撰。之淳字愚士，亦以字行，山阴人，肃之子也。建文初，诏词臣修《鉴戒录》，方孝孺荐之，授翰林院侍读，与孝孺同领书局，卒於官。《明史·文苑传》附载《王行传》中。徐祯卿《翦胜野闻》载明太祖以布囊贮之淳，夜越宫墙入便殿，点窜十王册文一事。其事荒诞不经，殆委巷小人因之淳文思敏捷，造是妄语。张芹《遗忠录》称：“洪武中有荐之者，谢不就，曹国公李景隆俾其子师焉。征行四方皆与俱，历燕、蓟、秦、周，览前代遗迹，援笔而赋，凌轹一时。”考《明史·李文忠传》，景隆以洪武十九年袭封曹国公，不载其北征事。惟《冯胜传》载洪武二十年与傅友德、蓝玉、赵庸等北征，常茂、李景隆、邓镇皆从。是年岁在丁卯，与集中《寓宁轩记》所载洪武丁卯相合，当即其时也。是集仅其丁卯、戊辰二年所作，似非完本。又诗文相间成编，而总题曰“诗”，亦非体例，疑当日杂录手稿，存此一帙，后人因钞传之，故编次丛杂如此欤。其诗虽未经简汰，金砾并存，而气格质实，无元季纤秾之习。其塞外诸作，山川物产，尤足以资考核。《会稽怀古诗》一卷，乃其少作。凡五言古诗三十首，题下各有小序，仿阮阅、曾极、张尧同之例。其中如舜庙不取地志耕象之说、禹庙不取禹穴藏书之说，皆为有识。此卷本於集外别行，然篇页寥寥，今缀於集后。末附长洲戴冠和诗三十首。大抵凑泊成篇，不及之淳原唱。以旧本所有，姑亦并存焉。
△《继志斋集》·十二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绅撰。绅字仲缙，义乌人，待制祎之仲子。《明史》附见《祎传》，称：“祎死时，绅年十三。事母兄尽孝友。长博学，受业於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献王聘绅，待以客礼。绅启王往云南求父遗骸，不获，述《滇南痛哭记》以归。建文帝时，用荐召为国子博士，预修《太祖实录》，献《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二章，卒於官。”王泌《东朝记》以为成祖召入翰林，编摩《太祖实录》者，误也。其集冠以《铙歌》十二首，即建文初所献；次为赋二篇；次为古今体诗及诸杂文；末为《附录》一卷。绅，名父之子，又师承有自，其文演迤丰蔚，不失家法，诗亦有陶、韦风致，无元季纤秾之习，在洪武、建文之时，卓然自为一家，不但行谊之高也。名其斋曰“继志”，可谓无忝所生矣。
△《练中丞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练子宁撰。子宁名安，以字行，号松月居士，新淦人。洪武乙丑进士。建文时官左副都御史，燕兵入，殉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当燕王篡立之初，诬建文诸臣为奸党，禁其文字甚严。弘治中，王佐始辑其遗文，名曰《金川玉屑》。故徐泰《诗说》有“金川练子宁《玉屑》无多，为世所宝之”语。此本乃泰和郭子章重编，附以《遗事》一卷，其裔孙绮复增辑之。黄溥《简籍遗闻》尝记集中可疑者三事：一曰《送花状元归娶诗》，谓洪武辛亥至建文庚辰，状元但有吴伯宗、丁显、任亨泰、许观、张信、陈安阝、胡靖七人，无所谓状元花纶。纶乃洪武十七年浙江乡试第二人，不应有奉诏归娶事。一曰《故耆老理庭黄公墓志》，谓子宁及第在洪武十八年，此志后题洪武丙辰三月之吉，乃洪武九年，不应结衔称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一曰《集后杂考》，引叶盛《水东日记》载长乐郑氏有手卷，练子宁赋，张显宗跋，称显宗状元及第，洪武时亦无此状元。其言颇核。盖子宁一代伟人，人争依托，因而影撰者有之，然终不以伪废其真也。
△《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方孝孺撰。孝孺有《杂诫》，已著录。是集凡杂著八卷，书三卷，序三卷，记三卷，题跋一卷，赞一卷，祭文、诔、哀辞一卷，行状、传一卷，碑、表、志一卷，古体诗一卷，近体诗一卷。史称孝孺殉节后，文禁甚严。其门人王稔藏其遗稿，宣德后始稍传播，故其中阙文脱简颇多。原本凡三十卷，《拾遗》十卷，乃黄孔昭、谢铎所编。此本并为二十四卷，则正德中顾璘守台州时所重刊也。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於东坡、龙川之间。盖其志在於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於笔墨之间。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志高气锐，而词锋浩然，足以发之。然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周去唐、虞仅千年，《周礼》一书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求六官改制定礼。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