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三十卷

汉纪二十二孝成皇帝上之上建始元年(己丑、前32)

  汉纪二十二汉成帝建始元年(己丑,公元前32年)

  [1] 春,正月,乙丑,悼考庙灾。

  [1] 春季,正月,乙丑(初一),史皇孙刘进的祭庙发生火灾。

  [2] 石显迁长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显既失倚,离权,于是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懑不食,道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者,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

  [2] 石显调任长信中太仆,官秩为中二千石。石显已失去了靠山,又被调离中枢要职,于是丞相、御史上奏成帝,列数石显过去的罪恶。石显及其党羽牢梁、陈顺均被免官,石显与妻子儿女也被逐归原郡。石显忧郁愤懑,不进饮食,死在途中。那些因结交石显而得到官位的人,全部被罢黜。少府五鹿充宗被贬为玄菟郡太守,御史中丞伊嘉被谪调雁门都尉。

  司隶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知显等颛权擅势,大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于是衡惭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乃左迁尊为高陵令。然群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司隶校尉、涿郡人王尊上书弹劾:“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明知石显等专权擅势,作威作福,是海内祸害,却不及时奏报皇上,予以惩罚,反而百般谄媚,曲意奉承,攀附臣下,欺瞒主上,心怀邪恶,迷惑君王,丧失大臣辅政的原则,都为大逆不道!这些罪恶发生在大赦之前,尚可不究。然而,在大赦之后,匡衡、张谭指控石显时,不自责不忠之罪,反而故意宣扬突出先帝任用倾覆小人的失误。妄言什么‘文武百官畏惧石显,超过了皇上’。这种卑君尊臣的言论,是不该说的,有失大臣体统!”于是匡衡惭愧恐惧,脱掉官帽谢罪,缴还丞相、侯爵的印信、绶带。成帝因新即位,不愿伤害大臣,就下令贬王尊为高陵县令。可是百官中很多人都认为王尊之言有道理。匡衡沉默而心不自安,每逢遇到水旱天灾,都接连请求退休让位。而皇上则下诏安抚慰留,不批准他辞职。

  [3] 立故河间王元弟上群库令良为河间王。

  [3] 汉成帝封已故河间王刘元的弟弟、上郡库令刘良为河间王。

  [4] 有星勃于营室。

  [4] 有异星出现于营、室二星旁。

  [5] 赦天下。

  [5] 大赦天下。

  [6] 壬子,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夏,四月,黄雾四塞,诏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于是大将军凤惧,上书乞骸骨,辞职;上优诏不许。

  [6] 壬子(疑误),成帝封舅父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父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关内侯。夏季,四月,黄雾四起,遮天盖日。成帝下诏广泛地征求公卿大夫的意见,希望大臣们各谈因由,不得隐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都认为:“是阴气太盛,侵抑阳气的缘故。高祖曾立约:臣属非功臣不得封侯。如今太后诸弟全都无功而封侯,如此施恩外戚,是从未有先例的。因而上天为示警而显现异象。”大将军王凤闻奏恐惧,上书请求退休,辞去官职。成帝不准,下诏慰留。

  [7] 御史中丞东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及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诗》崐云:”民之失德,干糇以愆。‘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思。’方刺史奏

  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上嘉纳之。

  [7] 御史中丞、东海人薛宣上书说:“陛下至德仁厚,然而祥和之气仍然未通,阴阳不和,大概是因为官吏多实行苛政的缘故。被委派巡查地方的刺史,有人不遵循六条规则,随心所欲地行事,过多干预郡县行政。甚至开私门,听信谗言,来搜求吏民的过失。严辞呵责,对细微的过错也不放过;苛求吏民,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力所能及。郡县在压力的逼迫下,也不得不互相采取严厉苛刻的手段,流毒祸及百姓。因此,乡党邻里缺少和睦交往的欢悦,家族亲属也忘了血缘之间的亲情。互相帮助、周济急难的淳厚风俗衰落了,送往迎来的礼节也不再实行。人情不通,那么阴阳自然阻隔,和气不通,未必不是由此而引起!《诗经》说:”百姓失德,因小犯过。‘俚语说:“苛政之下无亲情,烦苦之中伤恩义。’陛下在刺史奏事时,应明确敕告他们,使他们明了本朝施政的切要所在。”成帝欣然采纳。

  [8] 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

  [8] 八月,清晨时,东方一上一下出现两个月亮。

  [9] 冬,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及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驹、龙马、石坛之属。

  [9] 冬季,十二月,汉成帝在长安南郊、北郊兴建祭天、祭地之所。下令撤除甘泉和汾阴两地的祭祀之所,以及甘泉泰紫坛的装饰、女子歌乐、鸾路、驹、龙马、石坛等。

  二年(庚寅、前31)

  二年(庚寅,公元前31年)

  [1] 春,正月,罢雍五及陈宝祠,皆从匡衡之请也。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郝奉效县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1] 春季、正月,撤除位于雍城的五帝祭坛及陈宝祠。这都是听从了匡衡建议的举动。辛巳(疑误),成帝初次到长安南郊祭天。赦免侍奉郊祀之县及在京师诸官府的保留鬓发的轻罪刑徒。减天下赋钱,原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现每一算减少四十钱。

  [2] 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2] 闰正月,成帝下令在渭城延陵亭兴建自己的陵墓。

  [3]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3] 三月,辛丑(十四日),成帝初次在长安北郊祭祀后土。

  [4] 丙午,立皇后许氏。后,车骑将军嘉之女也。元帝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太子。

  [4] 丙午(十九日),成帝立许氏为皇后。许后是车骑将军许嘉的女儿。汉元帝哀悼母亲恭哀后在位时间很短而惨遭霍氏毒手,因此特选许嘉之女婚配太子。

  [5] 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说王凤曰:“礼,一娶九女,所以广嗣重祖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后徕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适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适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声色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凤素重钦,故置之莫府,国家政谋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裨正阙失;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

  [5] 成帝从当太子时,就以好色出名。等到即位后,皇太后诏令挑选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劝王凤说:“按古礼,天子大婚,一次就娶九个女子,是为了让她们多生儿子,以对得起祖宗。其中有人死亡,虽空缺其位,也不再补充,为的是使君王保养长寿,也避免后宫争宠。因此皇后嫔妃有贞洁贤淑的德行,而子孙后裔就有圣贤之君。制度有严格的节制,君王就会有高寿之福。废弃而不采用这些古礼,君王就会沉湎于女色;沉湎于女色,就崐不会享有高寿。男子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仍未衰退;可是妇人到了四十岁,容貌便不同从前。以变丑了的容貌,去侍奉处在好色之心未衰年龄的君王,而不以古礼去约束克制,就不能挽救君王本来的好色,而后还要发生不正常的变化。发生不正常变化的结果是,正宫皇后自我猜疑,恐怕后位不稳,而庶妻宠妃产生夺嫡的野心。这正是晋献公被人指责采纳谗言,使申生无罪而蒙受冤死的原因。现在圣主还很年轻,没有嫡子,刚刚开始研习学问,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批评。将军身为辅政大臣,应该趁着本朝初期的隆盛,建立九妻制度。仔细选择德行高尚的仁义之家,物色品貌端庄的淑女,不一定要有声色技能。把这个制度定为万世不改之法。年轻人要戒色。《诗经。小卞》这首诗,就是讽刺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哀伤太子被放逐,使人听了十分寒心。请将军常以此为忧!”王凤将杜钦之言转告皇太后,太后认为九妻之制,汉朝没有前例。王凤不能自立法度,只是因循惯例而已。王凤一向器重杜钦,因此把他安置在幕府作官,国家的政治大计,常与他一起研究考虑。杜钦多次称赞推荐有名望的士人,使他们补救改正政治上的欠缺和失误。当世的善政,多出于杜钦的建议和筹划。

  [6] 夏,大旱。

  [6] 夏季,大旱。

  [7] 匈奴呼韩邪单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他阏氏子十馀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馀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贱,后世必乱。”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单于。复株累若单于以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7] 匈奴呼韩邪单于宠爱左伊秩訾的两位侄女。长女为颛渠阏氏,生二子:长子且莫车、幼子囊知牙斯。幼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子雕陶莫皋,次子且麋胥,二人都比且莫车年长。三子咸,四子乐,都比囊知牙斯年幼。此外还有其他阏氏所生的儿子十余人。颛渠阏氏的地位最高,长子且莫车也深受单于喜爱。呼韩邪病危将死,打算立且莫车为继承人。颛渠阏氏说:“匈奴内乱十余年,国家命脉象发丝一样勉强维持,依赖汉朝的力量,才重新转危为安。如今平定未久,人民畏惧战争。且莫车年少,不能令百姓心服归附,立他恐怕又会给国家带来危险。我与大阏氏是亲姐妹,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说:“且莫车虽年幼,但可由大臣们共同主持国事。如今舍弃高贵的嫡子,而立低贱的庶子,后世必然要发生内乱。”单于最后采纳了颛渠阏氏的建议,立雕陶莫皋为继承人,并立约,命令雕陶莫皋将来传位给弟弟且莫车。呼韩邪死,雕陶莫皋即位,称复株累若单于。他任命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按照匈奴的习俗,再娶王昭君为妻,生下二女:长女云公主,嫁匈奴贵族须卜氏;小女嫁匈奴贵族当于氏。

  三年(辛卯、前30)

  三年(辛卯,公元前30年)

  [1] 春,三月,赦天下徒。

  [1] 春季,三月,赦免天下囚犯。

  [2] 秋,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而凤大惭,自恨失言。

  [2] 秋季,关内大雨连绵四十余日。京师百姓惊恐相告,传言洪水就要来到。百姓纷纷奔逃,混乱中互相践踏,老弱呼号,长安城中大乱。成帝亲临前崐殿,召集公卿商议。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后跟皇上以及后宫嫔妃可以登上御船。命令官吏百姓登上长安城墙,以避洪水。”群臣都附合王凤的意见,只有左将军王商说:“自古以来,即令是无道的王朝,大水都没有淹没过城郭。如今政治和平,世上没有战争,上下相安,凭什么会有洪水一天内突然涌来?这一定是谣言!不应该下令让官吏百姓登城墙,那样会更增加百姓的惊恐。”成帝于是作罢。不久,长安城中逐渐平定下来,经查问,果然是谣言。成帝因而对王商固守不动的建议十分赞赏,多次称赞。而王凤则大感惭愧,自恨失言。

  [3] 上欲专委任王凤,八月,策免车骑将军许嘉,以特进侯就朝位。

  [3] 成帝打算把国家大事完全委托给王凤。八月,下策书免去车骑将军许嘉的官职,命他以特进侯的身分参加朝见。

  [4] 张谭坐选举不实,免。冬,十月,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

  [4] 张谭因举荐人才不真实而获罪,被免去官职。冬季,十月,擢升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

  [5]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杜钦及太常丞谷永上对,皆以为后宫女宠太盛,嫉妒专上,将害继嗣之咎。

  [5] 十二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当夜,未央宫殿中发生地震。成帝下诏,要求举荐贤良、方正和能直言规谏的人士。杜钦及太常丞谷永上书,都认为:“发生日食地震,都是因为后宫美女太盛,有人心怀嫉妒,使皇帝专宠自己。这样下去,将会有危害皇位继承人的灾祸。”

  [6] 越山崩。

  [6] 越发生山崩。

  [7] 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顷,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为庶人。

  [7] 丁丑(三十日),匡衡因多取封邑土地四百顷,及手下属官盗取所主管的财物价值十金以上而获罪,免官,贬为平民。

  四年(壬辰、前29)

  四年(壬辰,公元前29年)

  [1] 春,正月,癸卯,陨石于亳四,陨于肥累二。

  [1] 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六日),有四颗陨石在亳县坠落,有两颗陨石在肥累坠落。

  [2] 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

  [2] 撤销中书宦官。初次规定尚书定员为五人。

  [3] 三月,甲申,以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

  [3] 三月,甲申(初八),任用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

  [4] 夏,上悉召前所举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是时上委政王凤,议者多归咎焉。谷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乃曰:“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荤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无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属属,小心畏忌,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三者无毛发之辜,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暗昧之瞽说,归咎乎无辜,倚异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诚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爱,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得继嗣而已,母非有贱也。后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讫息!”杜钦亦仿此意。上皆以其书示后宫,擢永为光禄大夫。

  [4] 夏季,皇上把前些时候被举荐的直言之士,都召集到白虎殿,进行考试,回答皇帝的策问。此时,成帝把国家大事都委托给王凤,直言之士在回答策问时,很多人将天变归咎于王凤。谷永知道王凤正受信用,掌握权柄,想暗中投靠,于是上书说:“而今四方外族都已降服,均成为汉朝的臣属。北方没有匈奴荤粥、冒顿那样的祸害,南方也没有赵佗、吕嘉的发难,三边晏然,没有战争的警报。大的诸侯国食邑不过数县,由朝廷委派的官吏控制那里的权柄,使诸侯王不能有所作为,不会形成当年吴、楚、燕、梁等诸侯国尾大不掉的局势。文武百官互相交结制衡,与皇帝有亲戚关系的官员与没有亲戚关系的官员互相掺杂。皇亲国戚中有象申伯那样的忠臣,他们恭敬谨慎、小心翼翼,没崐有重合侯莽通、安阳侯上官桀、博陆侯霍禹那样的阴谋。以上三种人都没有丝毫的罪行,我担心陛下放过明显的错误,忽略天地的明显警告,听信愚昧盲目之言,归罪于无辜,把政事托附给不可靠的人,那将大失上天之心,是太不应该了。陛下如果能深思我的建议,抗拒沉溺之心,解除专宠之爱,振奋起阳刚之威,将天子之恩平均施布,使后宫各位嫔妃得以人人轮流侍奉君王。增添选纳能生男孩的妇人,不挑剔美丑,不在意曾否嫁过人,也不论年龄。照古法推算来说,陛下若能使身份微贱的人生下皇嗣,则反而为福。目的只是要得到皇位继承人,勿论其母的贵贱。后宫女史、使令中若有皇上中意的女子,也可选纳,广泛地求嗣于微贱者之中,遇上天保佑,生下皇子,皇太后的忧虑和烦恼,因得到安慰而解除,上帝的谴责和愤怒也会平息化解,后代繁衍,灾异自然消除。”杜钦也仿效谷永的意思上书。成帝把他们两人的奏书都拿给后宫看,擢升谷永为光禄大夫。

  [5] 夏,四月,雨雪。

  [5] 夏季,四月,降雪。

  [6] 秋,桃、李实。

  [6] 秋季,桃树、李树结果。

  [7] 大雨水十余日,河决东郡金堤。先是清河都尉冯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灭难明,屯氏河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许商行视,以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及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

  [7] 大雨连下十余日,黄河在东郡金堤决口。在此之前,清河郡都尉冯逡奏报说:“清河郡位于黄河下游,土壤松脆,容易崩塌。暂时没有发生大灾害,是由于屯氏河通畅,可以两河分流。如今屯氏河已经淤塞,灵鸣犊口也越来越不通畅,只有一条河,却要兼容数条河流的水量,虽然加高堤防,最终却无法使它顺畅宣泄,若有大雨,十日不停,河水必然满盈泛滥。夏禹时代的九河故道,如今既已湮没难寻,而屯氏河刚刚淤塞不久,容易疏通。再有,黄河与屯氏河分流的叉口处地势较高,实施分减水力的工程,施工起来也方便。可重新疏通屯氏河,以帮助黄河宣泄洪水,防备非常情况的发生。如果不预先修治,黄河一旦在北岸决口,将危害四、五郡;在南岸决口,将危害十余郡。事后再忧虑,就晚了!”成帝将冯逡的奏章交给丞相和御史去处理,他们奏请派遣博士许商去巡视那一地区。根据许商视察的结果,他们认为:“现在国家经费不足,可暂且不疏通。”三年后,黄河果然在馆陶及东郡金堤决口,洪水泛滥兖州、豫州以及平原郡、千乘郡、济南郡,共淹了四郡三十二县,十五万余顷土地变为泽国,水深的地方达三丈。冲毁官署驿站及民间房舍近四万所。

  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对方略疏阔,上切责其不忧职,自杀。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

  冬季,十一月,由于御史大夫尹忠的救灾方案疏漏而不切实际,成帝严厉斥责他不尽心职守,尹忠自杀。成帝派大司农非调调拨均平钱谷救济受淹各郡,又派两名谒者向河南以东地区征调船舶五百艘,从洪灌区中抢救灾民九万七千余人,把他们迁移到丘陵高地。

  [8] 壬戌,以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8] 壬戌(二十日),任命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9] 南山群盗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诏发兵千人逐捕,岁余不能禽。或说大将军凤,以“贼数百人在毂下,讨不能得,难以示四夷;独选贤京兆尹乃可。”于是凤荐故高陵令王尊,征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间,盗贼清;后拜为京兆尹。

  [9] 南山一带盗匪宗等数百人在地方作乱,使官吏百姓受害。成帝诏令发兵一千人剿捕,费时一年多,仍不能擒灭。有人向大将军王凤建议说:“盗匪数百人在天子脚下作乱,而讨伐不能奏效,难以向四边蛮族显示汉朝之威。崐只有选任贤明能干的京兆尹才行。”于是王凤推荐前高陵令王尊,征召入京任命为谏大夫,署理京辅都尉,代行京兆尹的职责。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盗匪肃清。而后正式擢升王尊为京兆尹。

  [10]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复奏:“射声校尉陈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覆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

  [10]成帝即位初期,丞相匡衡再次上奏说:“射声校尉陈汤,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出使西域,专门负责西域蛮夷事务,他不能持身以正,做部下的表率,反而盗取所没收的康居王国财物,并告诫下属官员说:”远在外域发生的事,不会核察追究。‘此事虽发生在大赦之前,但他已不适宜再担任官职。“陈汤获罪被免官。

  后汤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斩郅支,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后来,陈汤上书说:“康居王送来当人质的王子,并不是真王子。”然而经过查验,确实是真王子。陈汤被捕入狱,依罪应被处死。太中大夫谷永上书为陈汤辩护说:“我听说楚国因为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此坐不安席;赵国有廉颇和马服君赵奢,强大的秦国便不敢进犯井陉;近代汉朝有郅都、魏尚,匈奴则不敢从沙漠南下。因此可说,能征善战、克敌制胜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不可以不重视他们。这正是:君子听到战鼓之声,则思念将帅之臣。我看关内侯陈汤,从前击斩郅支单于,威震蛮夷各国,所向披靡,一直打到西海。自汉朝开国以来,在疆域之外作战的将领,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战功!如今,陈汤因报告失实而获罪,长期囚禁监狱,历时这么久仍不能结案,执掌刑法的官吏意欲致他死罪。从前,白起为秦国的大将,南伐楚,攻陷郢都;北击赵国,坑杀赵括降卒四十万,却因极微小的过失,在杜邮被赐死。秦国百姓怜惜他,无不流涕。而今陈汤亲执武器,席卷匈奴,喋血于万里之外。把战功呈献在皇家祖庙,向上帝禀告,天下武士无不思慕。他不过因为说错话而获罪,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罪恶。《周书》说:”记人之功,忘人之过,这才适合当人君。‘犬马对人有劳苦之功,死后尚且要用车帷伞盖将它们好好埋葬,作为回报,何况是国家的功臣呢!我恐怕陛下忽略了战鼓的声者,不领会《周书》的深意,忘记报答功臣的效劳,象对待平庸臣子那样对待陈汤,终于听从掌刑官吏的建议,将他处死,使百姓心中耿耿,有秦民那样的遗恨。这不是勉励大臣为国赴难效死的作法!“奏章上去后,天子下令释放陈汤,但剥夺爵位,贬为士伍。

  会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将军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陈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寒,病两臂不屈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雠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屈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壹决于汤。

  正好,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王国的军队围困,段会宗用驿马上书,请求成帝征发西域诸国军队,以及汉朝在敦煌的军队救援。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崐以及百官会议数天也作不出决定。王凤说:“陈汤富于谋略,又熟悉外国的情况,可以询问他。”成帝在宣室殿召见陈汤。陈汤在进攻郅支单于时,中了风寒,两臂不能屈伸,入见时,成帝下诏准许他不必跪拜,把段会宗的奏书拿给他看。陈汤回答说:“我认为这件事一定没什么可忧虑的。”成帝说:“你为什么这样讲?”陈汤说:“五个胡兵才能抵挡一名汉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刀剑不锋利,弓弩也不强。最近听说颇学得一些汉人制作兵器的技巧,然而仍是三个胡兵抵挡一个汉兵。再说,《兵法》上说:”客兵必须是守军人数的两倍,才能对敌。‘现在围困段会宗的敌兵人数不足以战胜他,请陛下不必忧虑!况且军队轻装日行五十里,重装备则日行三十里。现在段会宗打算征发西域诸国和敦煌的军队,部队行军需较长时间才能赶到,这成了所谓报仇之军,而不是救急之兵了。“成帝说:”那怎么办呢?围困一定可以解除吗?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解围?“陈汤知道乌孙之兵,不过是乌合之众,不能久攻,以经验推测,不过数日。因此回答说:”现在已经解围了!“又屈指计算日期,然后说:”不出五日,就会听到好消息。“过了四天,军书到,声称已经解围。大将军王凤上奏,要求任命陈汤为从事中郎。从此大将军幕府的大事,均由陈汤一人决定。

  河平元年(癸巳、前28)

  河平元年(癸巳,公元前28年)

  [1] 春,杜钦荐犍为王延世于王凤,使塞决河。凤以延世为河堤使者。延世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三月,诏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1] 春季,杜钦向王凤推荐犍为人王延世,让他负责堵塞黄河决口的工程。王凤任命王延世为河堤使者。王延世命人用竹子编成长四丈,九人合抱那么大的竹笼,里面装上小石头,用两条船夹着搬运,沉入决口处。三十六天后,河堤修好。三月,成帝下诏任命王延世为光禄大夫,官秩为中二千石,封为关内侯,赐黄金一百斤。

  [2]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诏公卿百僚陈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对曰:“四月交于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继嗣。”是时许皇后专宠,后宫希得进见,中外皆忧上无继嗣,故杜钦、谷永及向所对皆及之。上于是减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舆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遗赐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宁以前故事。

  [2] 夏季,四月,己亥晦(三十日),出现日食。成帝下诏要求公卿百官指陈过失,不得有所隐讳。又传命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上书说:“四月衔接五月,出现日食的月份与孝惠帝时相同,出现日食的日子与孝昭帝时相同,孝惠、孝昭二帝均无嗣,这种巧合,预示不利于继嗣。”此时成帝专宠许皇后,后宫其他美女很少有机会进见皇帝,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没有继承人而忧愁,所以杜钦、谷永以及刘向的上书都提及这个问题。成帝于是削减皇后椒房殿和妃嫔掖庭的开支,由各官署征调及制作的衣服用具、轿舆车马等,以及给皇后的亲属和众嫔妃的赏赐,与竟宁元年以前的旧例完全相同。

  皇后上书自陈,以为:“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纤微之间未必可同。若竟宁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家吏不晓,今壹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设妾欲作某屏风张於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诏书矣。此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等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当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诏读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约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

  皇后上书为自己辩解说:“时代不同,制度也不一样,有长有短,互相补充,只要不超出汉家的制度就行,细微之间不一定要求一致。比如元帝竟宁年之前与宣帝黄龙年之前,难道是一样的吗?主管后宫的官吏并不了解这个道理,如今一旦接受这样的诏书,将使我连摇手都不成了。比如我想做个屏风摆放在某个地方,他们就会说:”没有这种先例。‘我有所需要,他们不肯备办,就一定会拿诏书来限制我。这种办法实在不可行,请陛下明察!按照原先的规定,祖父母是用特牛&#0 ;&#0 ;一只牛来祭祀的,而我的祖父戴侯、敬侯都蒙恩准许用太牢�&#0 ;一牛一猪一羊祭祀。而今要一律依照旧例,两位祖父就只能用特牛祭祀了,请陛下哀怜!现在宫廷官吏刚刚接受诏书,宣读完毕,就径直来预先崐告诫我,让我知道,以后对宫廷财物不可再象对私家财物一样随意索取。这些规定的初始用意,就是要约束限制我,恐怕会失去人情常理。请陛下明察!“

  上于是采谷永、刘向所言灾异咎验皆在后宫之意以报之,且曰:“吏拘于法,亦安足过!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且财币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为华宠也。咎根不除,灾变相袭,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传》不云乎:”以约失之者鲜‘,审皇后欲从其奢与?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谦约为右,垂则列妾,使有法焉!“

  成帝于是将谷永、刘向奏章所说灾异责任全在后宫的意思,转告给皇后,并且说:“官吏按照法制行事,又怎么可以怪罪呢!要矫枉,就要过正,古今同理。况且节省钱财,改用特牛祭祀,对于皇后而言,正有助于发扬美德,为你博得更多的赞誉。如果不铲除祸根,灾变接连发生,祖宗的祭祀尚且不保,还谈什么你的祖父戴侯呢!经传上不是说:”俭约之人,犯过失的很少。‘皇后果真要追求奢侈吗?那我也该效法孝武皇帝了,这样的话,甘泉宫、建章宫可就要重新兴建了。不过,节俭的孝文皇帝才是我的老师。皇太后、皇后的待遇都有成文规定。假使皇太后在当年做皇后时,不能达到规定的标准,而你如今受到宠爱,又怎么可以超过她呢!皇后应当着意修德,以谦和节俭为上。这样才能做诸妃的榜样,使她们得以效法!“

  [3] 给事中平陵平当上言:“太上皇,汉之始祖,废其寝庙园,非是。”上亦以无继嗣,遂纳当言。秋,九月,复太上皇寝庙园。

  [3] 给事中、平陵人平当上奏说:“太上皇是汉王朝的始祖,废除他的祭庙墓园是不对的。”成帝也正在为没有继嗣而忧愁,就采纳了平当的建议。秋季,九月,恢复了太上皇的墓园、祭庙。

  [4] 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他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无辜,岂不哀哉!其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时有司不能广宣上意,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

  [4] 成帝下诏说:“如今,关于死刑的规定有千余条。律令繁多,有百余万言。条文之外的‘奇请’、‘他比’等附加条文,日益增多。即使专门研究和熟悉法律的官吏,都弄不清头绪,想让天下百姓都知晓,不是太难了吗!用这么繁琐的刑律,去对付善良的百姓,斩杀无辜之人,岂不可悲!主管机关应讨论减少死刑,及可以取消或省略的法令,使法律条文简明易懂。具体回奏!”当时主管官吏不能弘扬皇上的旨意,只是在细微枝节上,举出数件毫毛般的小事,以敷衍诏书而已。

  [5] 匈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

  [5] 匈奴单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来朝进贡,并参加元旦的朝贺大典。

  二年(甲午、前27)

  二年(甲午,公元前27年)

  [1] 春,伊邪莫演罢归,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归。”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屈体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以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责直;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诏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对奏,天子从之。遣中郎将王舜往问降状,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归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见汉使。

  [1] 春季,伊邪莫演朝贡完毕,回国前,自称想归降汉朝,说:“如果汉朝不接受我归降,我就自杀,我至死不敢回匈奴。”使者据实奏报。成帝让公卿讨论。有人说:“应该按照旧例,接受他归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则认为:“自汉王朝兴起以来,匈奴多次为害边疆,因此才设立黄金、爵位的赏赐,以优待归降者。如今单于低头称臣,匈奴成为中国北方的藩国,派遣使崐者朝贺进贡,没有二心。汉朝对待匈奴的政策,就应与过去不同。如今既然接受了单于朝贡的诚意,却又收纳他的反叛逃亡之臣,为了贪图得到一个人,而将失却一国之心;为了拥有一个有罪之臣,而与一位仰慕仁义的君王绝交。此外,还可作这样的假设;单于新即位,想依靠中国,但不知这样做的利害,暗中指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占卜吉凶。中国如果接受,便有亏道义,败坏美德,使单于同中国疏远,不与中国边疆的官员友好相处。或许是单于故意设下的反间计,想借此生仇,如果中国接纳他的归降,正好中了单于的计策,使匈奴可以把过错归到中国头上,从而理直气壮地责备我们。此事实在是边境安危的本源,是战争与和平的关键,不可以不慎重。我的意见,不如不接受,以显示我们光明磊落的信义,抑制欺诈的阴谋,安抚单于的归附亲善之心,这样才有利!”他们将此意见上奏,被采纳。派中郎将王舜去查问归降的情况,伊邪莫演说:“我有发狂的病,只是胡说罢了。”汉朝遣送他回国。回到匈奴后,他的官职仍和从前一样,但单于不再准许他会见汉朝的使者。

  [2] 夏,四月,楚国雨雹,大如釜。

  [2] 夏季,四月,楚国降下冰雹,大的如同饭锅。

  [3] 徙山阳王康为定陶王。

  [3] 改封山阳王刘康为定陶王。

  [4] 六月,上悉封诸舅:王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为河内苟宾妻,生子参;太后欲以田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4] 六月,成帝给他的舅父们全部封侯:王谭封为平阿侯;王商封为成都侯;王立封为红阳侯;王根封为曲阳侯;王逢时封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因此世人称他们为“五侯”。皇太后的母亲李氏,改嫁给河内人苟宾为妻,生子叫苟参。太后想比照田的先例封苟参为侯爵。成帝说:“封田,并不合正理!”只任命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5] 御史大夫张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拨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将所不及;虽拜为真,未有殊绝褒赏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为国家忧,无承用诏书意,”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杨辅,素与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画为此议,傅致奏文,浸润加诬,臣等窃痛伤。尊修身洁己,砥节首公,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爪牙之吏,折冲之臣。今一旦无辜制于仇人之手,伤于托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听,独掩怨雠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恶,无所陈冤诉罪。尊以京师废乱,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贼乱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矣。‘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死诛之罪也;’靖言庸违‘,放殛之刑也。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放于无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饰文深诋以诉无罪,亦宜有诛,以惩谗贼之口,绝诈欺之路。唯明主参详,使白黑分别!“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

  [5] 御史大夫张忠上奏,弹劾京兆尹王尊残暴傲慢。王尊获罪被免官,官

  吏百姓多称惋惜。湖县三老公乘兴等上书,为王尊辩护说:“王尊治理京师,清理繁难的事务,整顿混乱的局面,诛灭凶暴,禁止邪恶,这都是前所罕见的功绩,很多有名的郡太守都比不上。虽然被正式任命为京兆尹,却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奖赏。如今御史大夫指控王尊‘伤害阴阳,令国家忧愁,没有接受执行皇帝诏令的心意,如《书经》所说:”托言治理,实际上行为违拗;外表恭敬,实际上傲慢欺天。“’究其来源,这些攻击是出自御史丞杨辅。杨辅一向与王尊有私人怨恨,利用职权,策划这一指控,罗织罪名,写成弹劾的奏章,逐步对王尊加以诬陷,使我们十分痛心。王尊廉洁自爱,砥砺节操,一心为公。讥刺过失,不畏将相;诛除邪恶,不避豪强。消灭了难以制服的盗匪,解除了国家之忧,功勋卓著,忠于职守,维护了朝廷的威信,他实在是国家的锐利爪牙和御敌之臣。而今一旦无辜陷入仇人之手,被诬陷不实的奏文中伤,上不能以功赎罪,下不能在公堂上为自己辩冤,只能独自蒙受仇家的片面之辞的诬陷崐,背上共工那样的恶名,无处陈诉冤屈。王尊在京师秩序混乱、法令不行、盗匪蜂起之时,被推选为贤才,受到征召,担任重要官职。盗匪叛乱既已铲除,大奸巨猾也都伏罪,他却随即被指控奸佞狡猾而遭罢黜。同是一个王尊,三年之间,一会儿被称赞贤能,一会儿被指斥奸佞,岂不是太过份了!孔子说:”爱他时,要他活下去;恨他时,希望他死。这便是迷惑。‘孔子又说:“使如水般渗透的谗言无法奏效,那就可称得上是明智了。’请陛下下令让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审定王尊平素的行为!作为人臣,如果‘伤害阴阳’是诛杀之罪,‘托言治理,实际上行动违拗’,则应放逐诛杀。果真如御史奏章所指控,王尊就应伏诛示众,或流放蛮荒绝域,不能让他侥幸免刑。至于保荐王尊的人,则应获举荐不实之罪,不可原谅。假如查出奏章与事实不符,是在巧饰文字,着意诬蔑陷害无辜,也应对诬陷者予以处罚,以惩诫好进谗言的贼人之口,断绝欺诈之路。请求明主详细考虑,使黑白分明。”奏章呈上,成帝就又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

  [6] 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

  [6] 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先后起兵互相攻击。柯太守请求朝廷发兵讨伐兴等。朝廷会议时,发言的人认为路途太远,不可以动兵讨伐,于是派遣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持符节前往,劝说他们和解。兴等不听从命令,还用木头雕刻成汉朝官吏的形象,树立道旁,用箭射击。

  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蛮夷王侯轻易汉使,不惮国威,恐议者选,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旷一时,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智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谏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无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牙,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于是凤荐金城司马临邛陈立为柯太守。

  杜钦向大将军王凤献策说:“蛮夷王侯轻视汉使,不惧怕朝廷的权威,我担心参议这个问题的人胆小怯懦,仍然坚持和解之策。等太守觉察情况有变,呈报上来,则又要耽搁三个月的时间。蛮夷王侯利用这段时间,可以集结部众,宣布并完善他们的计划。蛮夷各国党羽众多,各不相容,定会互相残杀。他们自知罪恶已经铸成,便疯狂地进攻郡守尉,并远远地藏身于暑热毒草地区,即令军事家孙武、吴起为将,古代勇士孟贲、夏育为兵,也会如入火坑深潭,被烧焦淹没,智慧和勇敢都无处施展。而如果屯田戍守,费用将会大得无法计算。应当趁他们还未铸成大错,还没疑心朝廷会对他们进行讨伐,暗中命令邻近各郡守尉操练兵马。大司农预先征调军粮,储积在要害地点。遴选胜任的太守前往,在秋凉时节进兵,诛杀蛮夷王侯中特别横暴的人。倘若认为这是不毛之地,无用之民,那么圣王就不必因此而劳动中国,应撤销郡县,放弃当地的人民,与蛮夷王侯断交,不再来往。如果认为是先帝所建立的累世功业,不可毁坏,也应该趁变乱处在萌芽之时,及早扑灭。等到变乱已经形成,然后再劳师作战,则万民要蒙受战祸。”于是王凤推荐金城司马、临邛人陈立为柯太守。

  立至柯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无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

  陈立到达柯郡,下令给夜郎王兴,兴不从命。陈立请求朝廷准许他诛杀兴,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率领随从官吏数十人出巡属县,到达了夜郎王兴控制地区的且同亭,召兴面见。兴率数千部众来到且同亭,由数十位部落王陪同,进见陈立。陈立对他进行谴责,并乘机将他砍头。部落王们说:“将军诛杀这种悖逆无行的人,是为民除害,我们愿出去告知部众!”他们把兴的人头拿给部众看,部众全都放下武器投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十分震惊恐惧,于是献上粟米千斛及牛羊来慰劳官吏将士。陈立返回郡城。* 兴妻父翁指,与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厄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都尉万年曰:“兵久不决,费不可共。”引兵独进;败走,趋立营。立怒,叱戏下令格之。都尉复还战,立救之。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兴的岳父翁指,和他的儿子邪务,收集残兵,胁迫周围二十二村落谋反。到了冬季,陈立奏报朝廷,征募各部落夷人当兵,由他与都尉、长史分别率领,进攻翁指等。翁指据险为堡垒。陈立用奇兵切断了他的粮道,又施反间计引诱翁指的部众。都尉万年说:“大军迟迟不决战,军费粮草将无法供给。”于是独自率兵进攻翁指,败退而逃,奔向陈立的大营。陈立大怒,喝令部下将他打出。万年回军再战,陈立率军救援。当时天正大旱,陈立攻占水源,断敌水道。蛮夷部众一同斩杀翁指,手持人头出来投降。于是西夷平定。

  三年(乙未、前26)

  三年(乙未,公元前26年)

  [1] 春,正月,楚王嚣来朝。二月,乙亥,诏以嚣素行纯茂,特加显异,封其子勋为广戚侯。

  [1] 春季,正月,楚王刘嚣到长安朝见。二月,乙亥(十六日),成帝下诏,因刘嚣一向行为良好,特意给予特殊奖赏,封他的儿子刘勋为广戚侯。

  [2] 丙戌,犍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

  [2] 丙戌(疑误),犍为发生地震,引起山崩,壅塞了长江,使江水逆流。

  [3]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3] 秋季,八月,乙卯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4] 上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4] 成帝因为皇宫藏书有许多已经散失,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去搜求失传的书籍。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正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正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正占卜之书;侍医李柱国校正医药书。每一部书校正完毕,刘向就条列出它的篇目,写出内容摘要,呈报成帝。

  [5] 刘向以王氏权位太盛,而上方向《诗》、《书》古文,向乃因《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5] 刘向因外戚王氏权位太盛,而皇上现在正在留意《诗经》、《书经》等古书,就根据《尚书。洪范篇》,汇集自上古以来,历经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所有关于祥瑞、天灾、变异的记载,推测天象变迁的原因,联系比附人间的祸福,突出其占卜与应验,分门别类,各立条目,共十一篇,书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呈献成帝。成帝心里明白刘向忠心耿耿,是因为王凤兄弟权势太盛,才著作此书。然而他到底不能剥夺王氏的权柄。

  [6] 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与丞相史杨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复赐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繇六月。

  [6] 黄河再次在平原郡决口,洪水灌入济南、千乘,所造成的损失是建始年间洪灾的一半。朝廷再次派遣王延世跟丞相史杨焉,以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共同负责治理工程。六个月后,工程才完工。再次赏赐王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没有发给工钱的,都登记姓名在册,折合抵消徭戍六个月。

  四年(丙申、前25)

  四年(丙申,公元前25年)

  [1] 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

  [1] 春季,正月,匈奴单于来长安朝见。

  [2] 赦天下徒。

  [2] 赦免天下囚犯。

  [3]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3] 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4]琅邪太守杨肜与王凤连昏,其郡有灾害,丞相王商按问之。凤以为请,商不听,竟奏免肜,奏果寝不下。凤以是怨商,阴求其短,使频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乱,奴杀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为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凤固争,下其事司隶。太中大夫蜀郡张匡,素佞巧,复上书极言诋毁商。有司奏请召商诣诏狱,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险,制曰:“勿治!”凤固争之。夏,四月,壬寅,诏收商丞相印绶。商免相三日,发病,欧血薨,谥曰戾侯。而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有司奏请除国邑;有诏:“长子安嗣爵为乐昌侯。”

  [4] 琅邪太守杨肜与王凤是姻亲,琅邪郡发生灾害,由丞相王商查问此事,王凤为杨肜向王商说情,王商不听,竟上奏请求罢免杨肜的官职。奏章上去后,果然留中不下。王凤因此怨恨王商,秘密搜求他的短处,指使频阳人耿定上书弹劾王商说:“王商与他父亲身边的婢女通奸。他妹妹淫乱,奴仆把奸夫杀死,我怀疑奴仆杀人是王商教唆指使的。”天子认为,这些都是无法证明的暧昧过失,不足以构成大罪而伤害大臣。王凤则极力争辩,坚持把此事交付司隶查办。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一向险恶谄媚,也上书极力诋毁王商。主管官员上奏要求召王商到诏狱进行审讯。成帝一向器重王商,知道张匡的话多为阴险不实之词,于是批示说:“不许究治!”王凤仍坚持追究。夏季,四月,壬寅(二十日),成帝下诏,收缴王商的丞相印信、绶带。王商被免相三天后,发病,吐血而死。谥号为戾侯。而王商的子弟亲属担任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等官职的,全部被调出宫廷补任其他官职,不许留在给事、宿卫等可接近皇帝的位置上。主管官员还上奏,要求撤销王商的封地。成帝却下诏说:“王商长子王安继承爵位为乐昌侯。”

  [5] 上之为太子也。受《论语》于莲勺张禹,及即位,赐爵关内侯,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禹与王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上不许,抚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为丞相,封安昌侯。

  [5] 成帝当太子时,由莲勺人张禹教授《论语》,及至即位,赐张禹为关内侯,拜为诸吏、光禄大夫,官秩中二千石,兼任给事中,主管尚书事务。张禹与王凤共同主管尚书事务,张禹内心不自安,多次称病,上书请求退休,想退让避开王凤。成帝不准,反而待他愈加优厚。六月,丙戌(初五),成帝任命张禹为丞相,封安昌侯。

  [6] 庚戌,楚孝王嚣薨。

  [6] 庚戌(二十九日),楚孝王刘嚣去世。

  [7] 初,武帝通西域,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独不服,数剽杀汉使。久之,汉使者文忠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攻杀其王;立阴末赴为宾王。后军候赵德使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其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

  [7] 当初,汉武帝通西域,宾国自以为地处绝远,汉兵不能到达,因此只有宾一国不归顺汉朝,还多次劫杀汉使。很久以后,汉朝使者文忠与容屈国王的儿子阴末赴合谋攻杀了宾王,于是立阴末赴为宾王。后来,军候赵德出使宾国,与阴末赴失和,阴末赴用铁链把赵德锁起来,又诛杀汉副使及以下七十余人,然后派使者赴长安上书谢罪。孝元帝因宾远在域外,无法审核此案,就把使节放逐到县度,断绝与宾的来往。

  及帝即位,复遣使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王凤曰:“前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骄慢,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惬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今县度之厄,非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崐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坠,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敝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

  等到成帝即位后,宾王再次派遣使节到长安谢罪。汉朝打算派使者护送宾使节回国,作为答礼。杜钦劝王凤说:“从前,宾王阴末赴本是汉朝所立,后来却突然反叛,世上最大的恩德,莫过于使其拥有王位和人民;而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拘杀使者。阴末赴之所以不肯报恩,也不怕讨伐,是由于自知离中国遥远,汉兵无法到达。他有求于汉朝时,就卑辞谦恭;无求时,就骄横傲慢,始终无法使他降服。中国之所以交往厚待周边蛮夷,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因为疆土相邻,他们易于入境劫掠。如今县度的险阻,宾军队不能越过。他们即使仰慕归顺,对整个西域的安定也起不了太大作用;即令不归顺汉朝,

  也不能威胁西域诸国的安全。从前,宾王亲自冒犯汉朝使节,罪恶暴露在西域各国面前,中国因此断绝与其来往。如今他们宣称悔过来朝,但所派之人,不是国王的亲属和重要官员,奉献者全是从事商业的贱人,他们是想通商贸易,而以进贡为名,因此本朝烦劳使者护送他们到县度,恐怕不符合他们实际低微的身份,受了他们的欺骗。凡派使者护送客使,目的是保护他们不受盗匪伤害。自皮山国往南走,要经过四、五个不受汉朝管辖的王国。护送的汉军士兵有一百余名,入夜后轮班五次击打刁斗警戒守卫,仍然时常遭到劫掠。用驴子驮载口粮,须由沿途诸国供给食物,才能满足。有些王国又小又贫穷,无法供应食物;有些王国奸猾不肯供给。使者带着强大的汉朝的符节,在山谷之间忍受着饥饿的煎熬,乞讨无门,缺粮一二十天,人畜就会倒毙旷野,不得生还。沿途还要经过大头痛山、小头痛山、赤土坂、身热坂。走到这里,会让人浑身发烧,面无人色,头痛呕吐,驴畜也都如此。又有三池盘、石坂道,窄的地方只有一尺六、七寸宽,而长度却有三十里。山径旁是陡峭不测的深谷,马匹与行人互相扶持,用绳索前后牵引。走二千余里,才能到达县度。牲畜失足坠落,在离谷底还不到一半距离时,就已粉身碎骨;人坠落,便不能为他收殓尸体。艰难险阻,无法尽言。古代圣王将天下分为九州,又制定五服,是务求本国的强盛,而不管域外之事。如今派遣使者,奉天子之命,护送外族商贾,劳动众多中国官员士兵,跋涉危险艰难的路程,使所倚赖的中国人罢惫,去为无用的外族效劳,这不是长久之计。既然使者已经派定,可以护送到皮山国就回来。“于是王凤将杜钦的建议转告成帝,被成帝采纳。宾国实际上是贪图中国的赏赐,和想跟中国通商,它的使者数年来中国一次。

  阳朔元年(丁酉、前24)

  阳朔元年(丁酉,公元前24年)

  [1]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1] 春季,二月,丁未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2] 三月,赦天下徒。

  [2] 三月,赦免天下囚犯。

  [3] 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狱,死。

  [3] 冬季,京兆尹、泰山人王章被捕入狱,处死。

  时大将军凤用事,上谦让无所颛。左右尝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

  当时,大将军王凤掌握国家大权,成帝谦让软弱,没有实权。成帝身边的侍臣,曾向他推荐光禄大夫刘向的幼子刘歆,说他博学卓识有奇才。成帝召见刘歆,刘歆为他诵读诗赋。成帝非常喜欢他,想任命他为中常侍,命左右取来中常侍的衣冠,正准备行拜官礼时,左右侍从之人都说:“还没有让大将军知道。”成帝说:“这是小事,何必通报大将军!”左右之人叩头力争,于是成帝便告诉了王凤。王凤认为不可以,此事便作罢。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杜钦见凤专政泰重,戒之曰:“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崐徒得间其说!”凤不听。

  王氏子弟全都当上卿、大夫、侍中、诸曹,分别占据显官要职,达官显贵充满朝廷。杜钦见王凤过于专权,告诫他说:“我希望将军采取周公的谦恭谨慎态度,减少穰侯魏冉的威风,放弃武安侯田的贪欲,不要使范睢之流得以从中挑拨离间!”王凤不听。

  时上无继嗣,体常不平。定陶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他王,不以往事为纤介;留之京师,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他,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其后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国邸,旦夕侍上;上甚亲重之。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食,凤因言:“日食,阴盛之象。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

  这时,成帝没有继嗣,身体又常患病。定陶王刘康来朝见,太后与成帝禀承先帝的遗愿,待他十分优厚,给予的赏赐是其他诸侯王的十倍,对当初夺嫡之事,也不存丝毫芥蒂。成帝把他留在京师,不让他归国,还对他说:“我没有儿子,人命无常,不必避讳,一旦有别的变化,将再也看不见你了。你就长期留在京师,随侍在我身边吧!”后来,成帝病情渐渐减轻,刘康于是留居在封国驻京府邸,日夜进宫服侍成帝,成帝对他十分亲近看重。大将军王凤对刘康留居京师感到不方便,恰好发生日食,王凤就乘机说:“发生日食,是阴气过盛的征象。定陶王虽亲,按礼应当在自己的封国当藩王。如今留在京师侍奉天子,是不正常的,因此天现异象发出警告。陛下应遣送定陶王返回封国!”成帝无法违抗王凤,只好同意。刘康辞行,成帝和他相对流泪而别。

  王章素刚直敢言,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凤专权蔽主之过。”上召见章,延问以事。章对曰:“天道聪明,佑善而灾恶,以瑞应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议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致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专政者也。今闻大将军猥归日食之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阴侵阳,臣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壹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节随凤委曲;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身以忧死,众庶之。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以知其馀及他所不见者。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

  王章一向刚直敢言,他虽由王凤举荐,但不赞成王凤专权,不亲近依附王凤。他上密封奏书说:“发生日食,都应归咎于王凤专权,蒙蔽主上。”成帝召见王章,进一步询问。王章回答说:“上天行事,耳聪目明,保佑善良,惩罚邪恶,用祥瑞或灾异作为效验的征兆。如今陛下因为没有亲子,而召见亲近定陶王,这是为了承接宗庙,以国家为重,上顺天意,下安民心,这是正确的决定和善事,上天应当报以祥瑞,怎么会招致灾异!灾异的发生,是因为大臣专权的缘故。现在听说大将军错将日食的发生归咎于定陶王,建议遣送他回封国。假如是想使天子在上面孤立,而由他专擅朝政,以便实现私欲,那他就不是忠臣了。而且发生日食,是阴气侵抑阳气,应归咎于臣下专权而压抑君王。如今大小政事都由王凤决定,天子连手都没有举过一次,王凤不从内心反省自责,反而归咎于善良的人,把定陶王排挤到远方。而且王凤诬陷欺骗不忠之事,不止一件。前丞相、乐昌侯王商,本是先帝的亲戚,品行敦厚,威望很高,历任将相,是国家栋梁之臣。他坚持正义,不肯违心地屈膝追随王凤。最后被王凤用闺房阴私之事而致罪罢黜,忧伤而死,百姓都怜惜他。又如,王凤明知他小妾的妹妹张美人已嫁过人,按礼不适宜上配至尊的皇帝,王凤却托言张美人适宜生男孩,将她献入后宫,用不正当的手段为小妾的妹妹谋取私利。然而,听说到现在张美人也未曾怀孕。而且,即使是羌人、胡人,还要杀死头胎婴儿,以洗女人的肠肚,使未来所生之子血统纯正。何况是天子,怎能亲近已嫁过人的女子!以上所说的三件都是大事,是陛下亲眼所见到的,根据它们,崐足以推知其余和另外那些所看不到的事情。陛下不可让王凤长期主持国事,应让他退官回到府第,另选忠诚贤能的人代替他!”

  自凤之白罢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闻章言,天子感寤,纳之,谓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且唯贤知贤,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奏封事,荐信都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忠信质直,智谋有馀。上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名,方倚以代凤。章每召见,上辄辟左右。时太后从弟

  子侍中音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甚忧惧。杜钦令凤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乃优诏报凤,强起之;于是凤起视事。

  自从因王凤的弹劾,王商被罢黜,到后来遣送定陶王归国,成帝心里一直郁愤不平,此时听了王章的话,有所感触而醒悟,打算采纳他的建议。成帝对王章说:“若不是京兆尹直言,我听不到国家大计。况且只有贤能者才了解贤能者,请你试为朕找一位能够辅政的人。”于是王章再上密封奏书,举荐信都王刘兴的舅父、琅邪太守冯野王,说他忠诚正直,又富于谋略。成帝从当太子时,就多次听说冯野王的声名,于是准备依靠他代替王凤。王章每次进见,成帝都命左右随从退出。但当时太后堂弟之子、侍中王音独自窃听,全部了解王章谈话的内容,并报告了王凤。王凤听了甚为忧虑恐惧。杜钦劝王凤搬出大将军府,回到原来的侯府,上书请求辞职退休,措词十分哀痛。太后闻讯,为王凤流下眼泪,不肯进食。成帝从小就亲近倚靠王凤,不忍心罢黜他,就下诏优礼安抚,勉强他继续任职。于是王凤复行视事。

  上使尚书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章竟死狱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

  成帝让尚书弹劾王章,说:“王章明知冯野王先前因为是诸侯王的舅父,而外放补官,而却因私心,违制推荐,想让他在朝中任职,以阿谀攀附诸侯。又明知张美人已入宫侍奉皇帝,却狂妄地引述羌胡杀子肠的风俗,这不是所应说的话。”把王章交付司法官吏处理。廷尉罗织成大逆罪,认为:“把皇帝比做羌胡蛮族,想使皇上绝嗣,背叛天子,私心为定陶王打算。”王章终于死在狱中,妻子儿女流放到合浦。从此,公卿见到王凤,都侧目而视。

  冯野王惧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村钦奏记于凤曰:”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凤不听,竟免野王官。

  冯野王恐惧不自安,就得了疾病。病假满三个月后,成帝批准他带职养病,他就跟妻子回到故乡杜陵就医。大将军王凤暗示御史中丞弹劾他说:“冯野王被皇上赐准带职养病,却私自趁便拿着虎符越过郡界回家,犯了奉诏不敬之罪。”杜钦给王凤上书说:“官秩为二千石的官员得了病,被批准带职养病而就此回家的,有前例可援。法令中并没有不许离郡的条文。经传上说:”拿不准该不该赏赐的,姑且给予赏赐。‘目的在于广施恩德,勉励有功之人。还说:“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目的在于谨慎刑罚,免生差错。现在,不顾法令和前例,而以不敬的法条治罪,完全违背了‘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的古训。即使认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员管辖千里之地,负有军事上的重任,不应轻易离开辖郡,准备制定律条作为以后的法令,那么冯野王的罪过也在新的条文制定之前。刑罚和赏赐,关系国家的重大信誉,不可不慎重!”王凤不听,竟然罢免了冯野王的官职。

  时众庶多冤王章讥朝廷者,钦欲救其过,复说凤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师不晓,况於远方!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意,加天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凤白行其策焉。

  当时百姓大多认为王章冤枉而讽刺朝廷。杜钦为了挽救王凤的过错,再次崐劝王凤说:“京兆尹王章,被指控的罪状密不外传,连京师的人都不知道,何况远方的人呢!恐怕天下人不了解王章确实有罪,而以为他直言规谏才蒙祸下狱。这样的话,就会堵塞谏争的言路,有损宽容贤明的圣德。我认为,应该借王章这件事,命令举荐直言极谏之士,加上现有的郎、从官,也让他们尽量发表意见,使朝廷的言路比前加宽,以向四方显示,使天下都知道主上圣明,不会因直言而责罚臣下。若能如此,则流言便会消释,疑惑之心也会明白。”王凤

  将杜钦的意见报告成帝,并施行了他的建议。

  [4] 是岁,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冯翊。宣为郡,所至有声迹。宣子惠为彭城令,宣尝过其县,心知惠不能,不问以吏事。或问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职?”宣笑曰:“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众人传称,以宣言为然。

  [4] 本年,任用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冯翊。薛宣担任郡长官,所到之处有治绩政声。薛宣的儿子薛惠当彭城令,薛宣曾经过彭城,他心里清楚儿子没有才干,便不问他行政方面的事。有人问薛宣说:“你为何不指教、告诫儿子官吏的职责?”薛宣笑着说:“为吏之道,以法令为师,可向法令讨教而学会。至于能干不能干,自有天分,怎么能够学呢?”众人传播称赞他的这番话,认为他的见解正确。

  二年(戊戌、前23)

  二年(戊戌,公元前23年)

  [1] 春,三月,大赦天下。

  [1] 春季,三月,大赦天下。

  [2] 御史大夫张忠卒。

  [2] 御史大夫张忠去世。

  [3] 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于是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宾客满门,竞为之声誉。刘向谓陈汤曰:“今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遂上封事极谏曰:“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於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侯权,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弟,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圣思!”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

  将思之!“然终不能用其言。

  [3] 夏季,四月,丁卯(二十七日),任命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当时王氏家族的权势越来越盛,郡和封国的太守、国相及州刺史都出自王氏门下。五侯的弟弟们竞争奢华,行贿之人呈献的珍宝,从四面八方涌来。五侯全都通达人事,好士人,养贤才,倾财施予,互相攀比,以此为荣。宾客满门,崐竞相为王氏家族传播声誉。刘向对陈汤说:“如今灾异如此严重,而外戚权势日盛,发展下去,必然危害刘氏。我有幸是刘姓皇族的后裔,几代蒙受汉朝的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前后侍奉过三位天子。皇上因为我是先帝旧臣,每次进见,总以优礼待我。我若不说,还有谁应当说呢!”于是上密封奏书,极力劝谏成帝说:“我听说,君王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然而却常常出现危机;没有不希望国家长存的,然而却常常亡国。这是由于君王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手段。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政,没有不危害君王的。因此《书经》说:”臣子作威作福,就会危害家族,给国家带来凶险。‘孔子说:“皇家不能支配俸禄,政事都由大夫主持,’这是危亡的征兆啊!如今王氏一姓,乘坐红色车轮彩色车毂的华车的,就有二十三人。佩青色、紫色绶带,帽上有貂尾跟绣蝉的,充满朝廷,象鱼鳞一样排列左右。大将军主持国事,操持权柄,五侯骄傲奢侈,超过制度的规定,共同作威作福,肆意攻击诛杀大臣。品行卑鄙肮脏,却声称为治国效劳;身怀私心,却假托为公。依靠太后的尊位,凭借与皇帝的甥舅之亲,树立自己重大的权威。尚书、九卿、州牧、郡守全都出自王氏的门下,主管掌握国家中枢机要部门,结党营私。受他们夸奖的,得以拜官高升;被他们憎恨的,受到诛杀伤害。帮闲者帮他们宣传;掌权者为他们说话。排斥宗室,使刘氏皇族孤立、削弱,对皇族中有智慧才干的人,尤其非要进行诋毁不可,决不使他们得到提升,让他们同宗室的责任远远隔绝,不让他们在朝廷和宫中任职,生怕他们与自己分权。多次提起昭帝时发生的燕王、盖主之乱,使天子对宗室产生疑心,但却避讳吕氏、霍光等外戚擅权之事,不肯涉及。内心如管叔、蔡叔那样,反叛企图已经萌芽,外表却借用周公的言论。王氏兄弟占据重要位置,家族盘根错节,从上古至秦汉,外戚越分尊贵没有象王氏这样严重的。物忌太盛,太盛则必然会有非常的变异先行显现,成为预示其人将要衰微的征兆。孝昭帝时,泰山上忽然有大石矗立,上林苑枯倒的柳树复苏而起,接着昭帝驾崩,宣帝即位。而今王氏在济南的先祖坟墓,木柱生出枝叶,枝叶茂盛上出屋顶,根扎地中。这种异象,即使是大石起立,枯柳复活,也没有比这更明显了。根据事物的规律,两大势不共存。王氏与刘氏也不能并立。如果王氏家族有泰山那样的安稳,则皇上就有累卵那样的危险。陛下身为刘姓子孙,有守持宗庙的责任,而让国统转移到外戚手中,反使刘姓皇族降为卑贱的皂隶,陛下纵然不为自身打算,又怎样对待宗庙!妇人本应亲近夫家,而疏远父母家。今天的状况,也不是皇太后的福气。孝宣皇帝不把权柄交给舅父平昌侯,目的是为了保全他。因此,明智的人,造福于幸福还未形成之时,消灾于灾祸还未发生之前。陛下应公开下诏,作出有德于祖宗天下的决定,引进任用宗室为左右辅臣,亲近信任他们,采纳他们建议。罢黜疏远外戚,不把国家的权柄授予他们,全部罢免他们的官职,让他们回到府邸,以效法先帝的作法,厚待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才真正是太后的本意,外戚的福份。王氏可以永存,保持爵位和俸禄;刘氏可以长安,不失国家社稷。这正是褒美和睦内外亲属,使刘氏皇统子子孙孙绵延不绝的办法。如果不实行此策,春秋时田氏篡齐的事件会再次出现于今世,六卿必崛起于汉代,给后世子孙带来忧患 .事情已十分明显,请陛下留意三思。”奏章上去后,成帝召见刘向,为刘向的心意叹息悲伤。他对刘向说:“你暂时不必再说了,我会考虑的!”然而最终仍不能采用刘向的建议。

  [4] 秋,关东大水。

  [4] 秋季,关东大水泛滥成灾。

  [5]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5] 八月,甲申(疑误),定陶王刘康去世。

  [6] 是岁,徙信都王兴为中山王。

  [6] 本年,改封信都王刘兴为中山王。